要是評選其思想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外國人，恐怕不是馬克思，而是達爾文。從小孩到老人，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承認進化論的生存法則，都能朗朗說出“發展才是硬道理，落後就要挨打”這樣的句子。達爾文一生沒有踏足過中國，他的學說在自己的祖國甚至受到抵製和懷疑，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喜歡他？那麼輕易地就接受了他？漢學家浦嘉瑉寫了《中國與達爾文》這本書來回答以上的問題。達爾文學說進入中國是在晚清，當時，中華文明在堅船利炮的轟隆聲中，突兀地、被迫地進入世界近代化語境，開始了第一次全麵的自我懷疑。儒家樂觀主義忽然無法自圓其說，天變了，道自然也要跟著變。那個時代最精英的頭腦開始選擇出國留學。晚清留學生急切地想要把學習到的西方思想，作為艱難時世的聖經引入中國，可他們對“真經”的認識，多多少少會由於這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而導致偏差。嚴複把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為《天演論》，引入中國。嚴格說起來，嚴複的老師，並非達爾文，而是社會學家斯賓塞。斯賓塞在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認為進化是一個普遍的過程，他認為人有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劣等種族應該在競爭中被淘汰。嚴複讀到斯賓塞的著作，頓時覺得找到了中國落後的原因，就是因為缺乏“物競”而導致的積貧積弱。中國自古不喜“爭”，嚴複就發覺必須鬥爭，如果舊製度在鬥爭中失敗，那麼就說明它本身是落後的，該被淘汰。在翻譯《天演論》的過程中，嚴複不自覺地在其中加入了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私貨”，又背叛了斯賓塞反對政府乾預，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原旨。對達爾文學說最大的異化，來自梁啟超。梁啟超是《天演論》的第一批讀者，他對其中的學說大感驚奇和興奮，他首先把《物種起源》中關於物競天擇的理論，簡單理解成為了種族理論，在《時務報》中寫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唯黃之與白，殆不甚遠。”隨著梁啟超慢慢接受了種族優劣的學說，他又開始進一步反對“天賦人權”的說法，在《現今世界大勢論》中，梁啟超闡述天下隻有強者有“權利”，無平權，把“絕對強者邏輯”強調到了極致。隨著梁啟超等人對達爾文學說的推崇，諸如楊度“金鐵主義”的學說也開始在中國深入人心。所謂“金”就是黃金，“鐵”就是鐵炮。這些愈發加深了對“強者為王”這一理念的強調。事實上，中國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是沒有反思。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後幾個月，孫中山講話中說：“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然而，這種反思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1917年，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達爾文學說和馬克思學說殊途同歸，都是認為“競爭”（馬克思所說的“鬥爭”）在社會變化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曆史是前進的，新的推翻舊的，凡是新的，必然是進步的——共產黨在馬克思學說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論基礎，才能如此理直氣壯地喊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浦嘉瑉認為，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就這樣，達爾文在中國的傳播，以一步步加劇異化的過程，構成了中國人現在的價值觀：“誰贏就跟誰”“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綜合實力的競爭”。力量取代了道德，成為了社會權威的標杆，達爾文花了極短的時間就改變了中國。附記：這篇文章是為《中國與達爾文》一書所作的書評。書很厚，但是非常有意思。作者浦嘉瑉研究了達爾文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過程，尤其是原典被翻譯者嚴複“夾帶私貨”地做了改動，其後又被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異化，然後，變成了如今中國幾乎人人接受的真理。作者認為被異化的達爾文學說，是此後革命派行動的思想來源，也為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傳播鋪平了道路。博爾赫斯有一篇晦澀的，叫做《〈吉訶德〉的作者彼埃爾·梅納德》，的主人公梅納德是一位當代作家，他認為《堂吉訶德》“起初是一本有趣的書，現在卻成了表現愛國的精神、文法的傲慢、奢侈的豪華版的工具”。於是，他花了漫長的日日夜夜，去重寫一本早已存在的書。他對原作進行了看似毫無改動、實則差之千裡的修改。梅納德是一個虛構的人物，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麵對一些早已接受的常識時能否做到毫無質疑？《道德經》的作者是誰？《禮記》到底寫於何時？《論語》的內容哪些屬於孔子，哪些是後人添上的？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我們篤信不移的典籍全是虛構的？或者，至少是被扭曲改寫過多遍的？我們奉為神明的，其實是無數個偽經製造者。這種可能性，讓我覺得可怖的同時，也覺得異常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