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則天》還沒有開始寫作之前，似乎就已經被傳媒炒作。記者們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為這個題材把幾位作家和一位電影導演以及未來的那部曆史大片聯係了起來。那是1993年的5月，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問我是否願意和張藝謀合作，寫一部關於武則天的，那朋友還說，他們是相信我有駕馭這個女人的能力的。我說我要考慮。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涉獵過曆史，而武則天又是一個如此驚天動地的女人。我覺得這是挑戰。挑戰給我以刺激。於是我簽了約。記得我在寫作之前曾充滿了一種興奮。從5月到7月，我翻閱了大量關於武則天的曆史資料。當我覺得其實我已經可以動手寫作了，但是我沒有。7月，當那個“流火”的夏季降臨，我又開始了追尋女皇蹤跡的旅程。從洛陽，到長安，凡是這個女人曾駐足過的地方。那些景物依舊的山山水水後來成為了背景。那一次實地考察很重要，特彆是埋葬著女皇的浩大乾陵中那塊高高聳起的無字碑給了我很多的激動和寫作的感覺。然後，在7月18日的那個清晨，我突然醒來，我覺得我終於可以用我的心靈、智性，和我的筆去觸摸那個偉大的女人了。我儘心竭力。然而，畢竟曆史之於我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用今天的筆去駕馭那些塵封的往事似乎並不是輕鬆的事。儘管我們有我們的方式，但曆史是理性的。那些最最基本的曆史事實不容違背，所以我們必得要鑽進故紙堆。我們要弄清楚曆史人物的複雜關係以及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要了解當時的政治製度、文化意識、人文景觀、風土民俗，以及服飾的特點，建築的風格等等。繁瑣考證會扼殺想象，但我們又不能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去研究那大量的文獻。隻有當這一切終於被我們翔實地占有後，似乎才談得上我們的方式。我們的方式是建立在堅實而博大—的曆史基礎上的，有了這個基礎，我們也才能真正地隨心所欲，遊刃有奈。所以，寫作曆史其實很難。我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寫作《武則天》。我想當我得知了曆史我便可以駕馭曆史，並且有了我的對曆史的觀點和我的對人物及其命運的解釋。我不想在重塑曆史的時候重陷曆史的泥潭。我必須擺脫那種貌似正統公允的男權曆史的圈套。為什麼古人的論斷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應當擁有一種批判的意識革新的精神，曆史也許才會閃出新的光彩。這可能是大逆不道，但我卻隻能如此選擇自己的方式。我的方式使我在創作中充滿了激情。最最令我興奮的是曆史的話題所帶給我的無限創造的空間。我可以在講述著一個十分古老的故事時，充滿了想象力地去探討一種人性的可能性、心靈的可能性，以及曆史人物生存選擇的可能性。一個多麼博大的可以讓人性舞蹈的空間。在曆史所提供的僵硬的脈絡中，填充進鮮活的生命；在一千餘年前遺留下來的沒有呼吸的骨骼中，填充進我們今天依然可感可觸的血和肉。這就是我們的方式，讓武則天穿越遙遠的空間，來到今天。於是，從1993年酷夏，到那個年度蕭瑟的秋天，當滿街的冷風將落葉卷起枯黃旋渦的時候，我完成了《武則天》。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部好的作品。寫作中的那眾多曆史的禁忌多少束縛了我對她的感覺。我隻是儘力從一個女人的角度去詮釋她，從她為才人為帝妻為人母又為女皇這幾重角色來開展她心靈的掙紮。有天命也有人性；有凶惡狠毒，也有深深的創痛。我完成了她。那一次寫作的遺憾是，我終筆於女皇的登基。一個62歲的女人高高地站在則天門上，向天下宣布她終於成為了天下的君王。在如此輝煌頂尖的位置上，結束對一個做了女皇的女人的描述，我原以為是最最明智的。於是我結束了她，掩去了62歲之後十五年的歲月，掩去了她的白發蒼蒼和最後在上陽宮孤獨死去的那無限悲涼的經曆。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像武瞾這般世間絕無僅有的女人，62年的描述終究不能窮儘她轟轟烈烈的一生，而在她最後的日子裡，還有著怎樣的驚心動魄，怎樣的鏤骨銘心，或者是怎樣地舉步維艱、跌宕起伏、蒼涼悲壯，而這些，也是此世間所絕無僅有的。當初我結束《武則天》是用“附記”的形式來作為女皇登基之後15年生涯的一個備忘。然而備忘僅隻是一個簡單的交待，並不能真正將這不平凡的歲月栩栩如生。於是，我決意將“附記”推衍開來寫就了“終篇”，使之與“上篇”、“中篇”、“下篇”彙合起來，形成整部的構架。應當說，每一“篇”都是這個非凡女人的一段生命之河流，也是這位千秋帝王的奮鬥之裡程，所以我用《女皇》重新命名這部曆史。“終篇”是一個女皇帝的霸業輝煌和一個老女人的悲涼之歿。儘管女皇沒有死於非命，但還是在她年老體衰，再無還手之力的時候，被自己的兒子趕出了洛陽的皇宮。當生命垂危，她的政治的使命也就完結了。她終於失去了權杖——她一生的最愛。當女皇昔日華麗的車輦載著奄奄一息的她緩緩離開宮城的時候，那是種怎樣的悲壯與淒愴？當我寫完了女皇在上陽宮的荒寒中怎樣無悔無憾地死去，我知道，我終於以我的方式完成了她，我不再遺憾。從1993年5月，到1997年5月，漫漫40萬字，曆時整整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