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儘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裡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底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製，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製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采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製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乾，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 national sus ），就頓成泡影了。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製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隻是個‘沉默的多數’（ silent majority ）。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 wisdom ）和機運（ ce ）。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隻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鬨的少數’（ a quarreling minority ）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蠟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鬨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 magid ）。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采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製和科舉製），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輩子，直到臨終之時，在病榻之上還要慨歎‘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並苦口婆心地囑咐：‘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見‘總理遺囑’原文”在孫文主義的各種著作裡，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對本黨同誌的談話和通訊中，中山都不斷地慨歎他底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其所以然者，實在是黨員們知識水平太低。要實行項新的政治體製，先得有認識這項體製的知識，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孫公也隨之創出了他底‘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來。“詳見中山著述中的‘孫文學說’；參見拙著‘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等篇，載‘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兩章。此篇從略。”我們讀近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學論學，孫公這套頗有原始性的‘反傳統’學說（我國儒家的傳統學說是強調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實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書特書的。可是比他年輕而調皮的胡適，後來曾調侃他說，‘知難行亦不易’“胡撰此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權論集’”。胡適此言雖屬戲語，但是那也是從實踐經驗中所總結出來的概念啊。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項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采行美國製，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十足單純的哲學上知和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雲的台灣政壇，當道的風雲人物，不能說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裡又真像美國呢？相反的，今日表現在台灣的議會裡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真是血濃於水。筆者附注：在中國傳統思想史裡麵，從孔墨老莊，到程朱陸王有關‘知’和‘行’的問題，原是一樁爛仗打不完的哲學官司。近代中國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於唯物論的學者們，把西方底‘認識論’（ Epistemology ）那套洋東西搬到中國來，再把它一分為二，搞出個唯心、唯物兩人宗派來相互詆罵，官司就愈來愈複雜了。近代有名的鄉建派教育家、我的鄉前輩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於相信王陽明（唯心主義）‘知行合一’之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隻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曆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裡叫做‘客觀實在’（ Objee Reality ）。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隻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麼打扮，她就怎麼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裡麵，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 ）；曆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製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隻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 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 ）。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隻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曆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曆史上的‘必然’。這個曆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冶時代’在將來中國曆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曆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麼一個曆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囿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采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製？或是兼采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a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製’（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製度的出現，曆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曆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曆史家隻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隻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隻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曆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曆史家可以預測的，曆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曆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隻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製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煉成鋼，慢慢地錘煉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製、封建製、郡縣製，都是根據機運（ 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蕩，慢慢地磨煉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製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磨煉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鑒，不可不慎也。關於近代中國曆史的轉型，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說過多少遍了。此處還要囉囉嗦嗦說個不停，何也？其原因蓋有二端：第一便是，曆史哲學離開曆史事實便是空話。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裡，雖已說了一些‘轉型’的理論，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這個帝製‘轉’向民冶的分水嶺。我們在敘述這段曆史的時候，最好能把上述這套理論，再適時提出，與史實配合來討論一番，好讓讀者評之，看看是否有若乾道理存乎其間。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作者雖固陋，然平生讀聖賢書，聞善言則拜也。第二，曆史事實如果沒個足以解釋它的曆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隻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但是曆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菩提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曆史發展的史實，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釋相關的曆史。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家（如劉知幾），所謂史識（史釋）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寫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這一概念化的過程，那就失去我們寫曆史的意義了。上麵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哲學’，無非是想闡明袁世凱為何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起皇帝來？皇帝未做成，而又失敗得那麼窩囊？不特此也，孫中山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這個時代，也不再搞甚麼代議政府了，他堅持要毀黨造黨，由他自己來做個具有絕對專製權力的黨魁。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凡此我們都需要點哲學來輔助說明之。而中山搞獨裁和老袁做皇帝這故事，也最足闡釋這項理論，故不憚煩而一再申述之也。筆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紀末期，治民國通史，自信最大，也確是一時權威的學派，莫過於已故漢學大師費正清所領導的劍橋派所編撰的‘劍橋中國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 ）了。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專論‘中華民國’的兩厚冊，所犯就是這個毛病。費氏和他所領導的班子，也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一樣，以西學士的一偏之見，強加於中國。至於近代中國史便是一部，一轉百轉的，需時兩百年始能完工的，社會政治轉型史，則非費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劍橋史所費的功力不為不大；財力不為不多，然全書評頭論足，因小失大，終未升堂入室也。袁老四先做總統做得很起勁，並發誓要帝製永不再現於中國。何以口沫未乾，立刻就違誓要做皇帝呢？這雖然是他個人野心的終於現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說），其實他也是經過一整年的親身經驗，確實也體會到，共和國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這雖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實。他對共和國體的確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這固然是他自己糊塗，那也是他身邊一些頗負時譽的策士，在全國充滿民怨民憤的氣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這也是事實。試問那時的中國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憤’些啥子呢？很簡單——日子過不下去嘛！本來嘛，如今韃虜既經驅除；民國也已建立，大家想過點美國式的好日子嘛。“筆者附注：抗戰後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實上呢？民國卻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軍閥、小黨人鬨得烏煙瘴氣。鬨得民國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裡，我們曾提到宋教仁對民國政府的劇烈抨擊。細玩其言，可說句句中肯。但是這個政府惡劣。社會崩潰的形成，是誰之過歟？帳不能都記在老袁一個人的頭上。政黨和政客各為私利，鬨得紛紛攘攘，也太不成話（請看八十年後的台灣政壇）。因此那時全國輿論似有共識（ national sus ）：共和政體不合國情。見上篇所選當時各報的專欄報導。”當時不但袁世凱這麼想；孫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認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複帝製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孫公則認為共和搞下下去了，應由我老孫來個人獨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們，發動全國人民來‘盲從領袖’，由俺老孫來‘慎施命令’嗎？“參見筆者論孫前文及下節”試問在近代中國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論是俄國的沙皇，德皇的凱薩，回教國的蘇丹，中國的光緒……）和搞個人獨裁（且看：列寧、墨索裡尼、希特勒、史達林，和我們的蔣、毛、鄧，以及北韓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兩製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事實上，根據當時美國憲法學權威，那位書呆子古德諾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的觀察“下章再詳述之”，後者卻遠不如前者。何也？因為前者至少解決了‘繼承（接班）問題’（ succession Problem ）：父死子繼嘛；兄終弟及嘛。根據千年傳統，依樣畫葫蘆，哪個混帳的叛徒、反革命，敢說半個不字？可是，後者的問題就大了。列寧、史達林死後的故事甭說了。就看看我們的蔣、毛二公嘛。他兩位大獨裁者，無冕之皇，一個為著傳子，一個為著傳妻，也是費儘心機吧？經國算是僥幸過關了；江娘娘就不幸的坐牢了。這都是立竿見影，大獨裁者，解決不了接班問題的實例。筆者附注：在中國當代史上，‘捉江青’這幕傳奇，想一般讀者都有興趣吧。這兒不妨順便說說，與讀者共賞之。據捉江青的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回憶說，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晚八時，他奉汪東興之命執行此項任務時，他隻帶領了書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和幾個警衛，大家連一支手槍也沒有帶。江青那時住在中南海，張耀祠走到江住處時，向門口的衛兵點點頭就進去了。這時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閒坐。她見張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張乃對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總稱之為‘江青同誌’，這一回忽然沒有‘同誌’兩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對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據張耀祠說，江青聽罷，一言不發，隻怒目而視，並沒有如傳說中所言，‘大哭大鬨’和‘在地上打滾’。江青沉默了一會，才慢慢站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張乃吩咐江青的司機備章，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建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駛往不遠的地方，把江青關入中南海某處的地下室……。“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全鑒’，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頁五一二零，選自‘葉永烈采訪手記’。”在我國五千年國史上，若論‘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說的：‘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阿毛）。’我們教中國通史的教師，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隊，卻也沒個開國之君，一旦龍馭上賓，屍骨未寒，遺孀老太後就被關起來‘隔離審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萬人頭落地；可是一旦翹辮子，則連個孤孀老婆也保護不了。真是惡有惡報，丟人現眼。兩相對照，何以如此呢？這就是古德諾教授的理論了：原來，‘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遠不如‘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為優也“詳見下章”。君不見，慈禧、光緒一死，三歲的溥儀都可接班，而風平浪靜。再看看鄧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鄧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場，便知古顧問之言不虛也。撫今思昔，能不令人擔心？世紀末回看世紀初，北京問題如舊也。悲夫。朋友，你說袁世凱下流，要做皇帝。其實在政治學理上，他所搞的還是高一級的‘寡頭政治’（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呢。後來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還是低一級‘寡頭政治’（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呢。但是低一級的往往一搞數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級的，隻能搞八十三天，卻‘遺臭萬年’。何也？朋友，‘轉型論’在此地就有所解釋了。原來‘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做皇帝），是屬於轉型之前的形態，它本身便是一種‘定型’。如今在這十年一變的，洪峰急流的三峽裡，你要逆流而行，麵向過去，要恢複前一期的秦皇漢武的定型，這就叫‘反動’（ reaary ）了，在社會發展中作反動派，則觸礁滅頂，不敗何待？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了。搞列寧、蔣介石、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就不然了。它雖是個比傳統帝製還不如的寡頭政治，但它畢竟是個現時代的產品，是帝製轉民治的中途現象。它不是個一成不變的定型；相反的，它隻是個流動的、權力遞減的‘轉型體製’（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個‘不可或缺的惡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見蔣毛二公的權力，是超過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權力漸減。蔣經國和鄧小平，就隻能算半個皇帝了。經國一死，李登輝就隻能做民選的總統了（可惜隻是個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懷異誌）。再看看大陸上，鄧、江之間的‘權力漸減’，也是很則顯的。繼江者誰？吾不知也。但是繼起者獨裁權力之加快滑坡，則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國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實現於中國，或將在下一世紀中葉之後乎？……曆史家不是預言家；但是曆史家應該是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是會根據社會發展的現象，尤其是轉型末期的社會發展的現象，而加以推論的。這一推論在民國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曆史家便發現民國初年的社會和政治上所發生的現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質諸高明，是耶？非耶？把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大勢，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談談民國初年的政治史了。請先從袁世凱說起：袁世凱自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義之機運而東山再起之後，為著他個人的權位，至此，可說已搖身三變。第一，從他複職至清帝溥儀退位的三個月期間，他對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養寇自重’的被動的守勢。但是對滿族親貴，則采取極有技巧的絕對主動，以達其逼宮篡位的目的。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孫當選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之後，直至二次革命之爆發的一整年時間，由於對現代的政黨政治無經驗，袁也是采取觀望的被動姿態以待勢。在此期間，革命黨人的氣焰甚高，黃興、蔡元培等不但說服了國務總理唐紹儀和趙秉鈞都加入了國民黨，（改組前叫同盟會），他們甚至也邀請袁世凱宣誓入黨，以示天下，這個新朝代是國民黨的朝代；袁也隻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間，政權實質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給外界的印象，卻有被黨人推來推去，無能為力之感。加以此時一般小政客、小黨人、小軍頭在北京議會之內，和地方各省之間也橫行無忌，紛擾不停，血流不止。他們大半也是當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繼續爭權奪位而已。如山東的胡瑛、張廣建之爭；安徽孫毓筠、黎宗嶽，和貴州的唐繼堯、楊藎誠之爭。都是刀槍齊動。你死我活，民無噍類的。而這些爭權奪利的革命者，往往也隻是一些痞仔，為社會所不齒。例如山東都督胡瑛，即有‘雙槍將’的諢名。蓋胡君的手槍和煙槍，皆不可一日或缺也。這些官僚軍閥肆無忌憚，弄得民國不如大清，而舉世騷然，而中央政府，亦無如之何。因而全國人民，包括一般知識分子，和億萬農工群眾，都人心思治。在他們的心目之中，袁大總統反而變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無不希望他能發揮權力，撥亂反正，重建官箴，恢複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間，孫中山先生反而變成了黨人的代表，形成社會不安的亂源之一。因此，中山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二次獨立’（當時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頗招物議，由於沒有群眾基礎，而敗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孫正式決裂之後，袁對付民國時代的黨人政客的本領，也大有進步了。他不但以槍殺張振武而籠絡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寧漢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學會了後來毛澤東‘三寶’之一的打統戰。不但把‘敵人（孫文）的敵人’，如保皇派的梁啟超都統了過去；也把敵人的朋友和朋黨，如蔡鍔，也統了過去“見上篇”。他也知道孫文雖是國民黨的名譽理事長，但是孫文卻控製不了國民黨。因此二次獨立亂平之後，袁就對人不對黨而發出拘捕孫文、黃興、陳其美等‘亂黨’的通緝令。說他們煽動叛亂，破壞統一，和貪贓枉法。後一條是專指孫文所主持的‘全國鐵路總公司’而發的。因為孫文這位鐵路總公司總理的月薪是三萬元，而鐵路一寸未建，其他帳目也糾纏不清，報銷不了，弄得孫總理百口莫辯。但是袁世凱對孫公所領導的國民黨，卻無半句抨擊之辭。因為這時他還隻是個‘臨時大總統’，他還要依靠國會投票轉正，做正式大總統呢。國民黨這時是國會中的多數黨，沒有國民黨議員舉手投票，他這個側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這時國會之內，國民黨籍的議員，對袁氏追捕孫文的通緝令，亦初無異辭，其後並照樣票選袁氏為正式大總統。等到袁氏當選之後，這些從龍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後話。掉轉頭來，再看看失敗了的孫中山先生，在搞些什麼？在二次革命於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發動之後，孫公本擬南返廣州坐鎮，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馬尾時，得訊廣州已敗，乃由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暗助，繞道台北，潛往日本。“中山過台北時曾住禦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國父史跡紀念館所在地。”時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許接納中國‘叛黨’，所幸中山在日關係眾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孫公終能在日定居。在日本定居之後，中山痛定思痛，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實在是由於革命成功，革命黨銷的緣故。自從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之後，蛇龍混雜，紀律全無。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凱，則這個顢頇無能的國民黨，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後，席未暇暖，就開始搞起這項毀黨造黨的工作來了。說到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那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言難儘的大題目。在大陸上它一直就‘改組’、‘整理’、‘革新’的搞個不停。退保台灣之後，還不是在繼續‘改造’。如今閩南幫當權了，李主席大搞修憲、廢省、精省……，還不是另一種的‘改造’，哪裡說得完呢？今日新黨諸公還不是老國民黨員嗎？隻因搞不過地頭蛇的閩南幫，還不是毀黨造黨，才搞出個新黨來？這次孫總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國民黨改造成個新黨，叫做‘中華革命黨’。它是個無條件擁護一個獨裁領袖的極權政黨（ atotal-power party ）。當孫公發動組織此一政黨時，那些後來才出現的，和它性質相同的政黨，甚麼法西斯、褐衫黨、納粹黨、共產黨、列寧——史達林黨……都還沒有正式出現呢？所以我們孫國父在現代極權思想上，也有他底曆史地位呢。政治學家們可能不承認中華革命黨是個極權政黨，因為它的黨章說明革命是分三個‘時期’進行的，軍政、訓政時期之後，還是要回到憲政時期的。其實近代世界史上的極權政黨，無不如此啊。上述各黨，哪一個黨章不是如此說的呢？共產黨最後目標是個無階級的大同社會，那更是牛皮衝天呢。隻是沒一個例外，大獨裁者，都隻能停滯在軍事獨裁階段，而與之偕亡，再也無法前進就是了。外國的經驗姑且不談，中國後來者的經驗就很明顯嘛。蔣公連個軍政時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陸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隻是完成了他的軍政時期，統一了大陸（還缺個台灣），也就無法再前進一步了。所以孫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國民黨的軍政時期，他就是毛澤東了；他如搞獨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個蔣介石了。孫公幸運的是，搞獨裁剛開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孫中山了。所以就史論史，筆者曾為孫國父慶賀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則在中華民族史上，他不是蔣介石，就是毛澤東，哪能做孫中山呢？這就是轉型期英雄的悲劇嘛。等到我們要談到國共之彆，儒法之鬥，和極權民主之爭時，再細論之。這兒隻能三言兩語把曇花一現的‘中華革命黨’交代一下。因為它是袁世凱時代的產物。不交代一下，在那個時代，雖至聖大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要搞個人獨裁，我們就很難了解袁世凱為啥要做皇帝了。還有那位美國書呆子古德諾，何以背了那麼大的中國黑鍋，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難平反了。根據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現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家中時，他就開始組織這個新黨了“見‘國父年譜’所引誓約原件和黨員名冊等曆史文獻。最早日期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於中華革命黨是個什麼樣的政黨呢？這兒我們隻能長話短說。第一，人事和組織都還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進行；第三，黨中所有的高級乾部不由選舉產生，而中黨魁直接指派；第四，黨員分成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級；而所有黨員‘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遠遵守’“載黨章第七條”。因此每一黨員入黨時，皆須各立誓約，加蓋指模，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見一零二號蔣誌清（介石）誓約原件。此件簽於上海，時間為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筆誤。筆者曾見此原件。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國民賞黨史會出版之‘革命文獻’第五輯卷首之原件複印圖片。”孫公是基督徒，對洋習慣極為重視，因此對此一打指模，宣誓服從黨魁，看得天經地義，絲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黨魁，也照樣宣誓立約，隻是把服從黨魁改為‘統率同誌’；把‘服從命令’改為‘慎施命令’而已。“見同上六四一號誓約，此件孫公親書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據當時亦親自參預此事的居正，事後回憶，其時同誌中，即有人對打指模。服從個人的一些儀式，略有異議，而孫公則寸土不讓。居正‘猶憶其言如左’：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誌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誌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僅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誌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麵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誌。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見‘革命文獻’，五，頁八零～八三。”同時孫公對打指模一事，也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絲毫更動。那時在一旁觀禮的青年居正，不禁感歎說：‘總理意誌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我們試讀上述有關中華革命黨的文獻，對這一政黨極權的性質，應無可懷疑了。有人或許認為國父一代聖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獨裁起來，其結果一定大異於歐洲之列寧、史達林，更不同於墨索裡尼與希特勒也。縱是後來的蔣、毛二公，亦何能望孫公之項背哉？你能相信，國父會搞軍統、中統那一類的特務政治嗎？你會相信，國父會搞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毛記惡政嗎？這可能都是事實，正因為國父是聖賢，他不會搞‘自古帝王多無賴’的那種無賴勾當，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敗了一輩子。但是話說回頭，孫公革命如果如願的成功了，我們又怎能擔保他不采用後來蔣、毛二公之政策哉？轉型期中，形勢比人強，有許多必需的惡政（ necessary evils ），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覺的發展出來的啊。所幸，還是不幸，此時國民黨要員星散。滯留日本者，除陳其美、戴季陶、居正、張人傑、鈕永建等數人之外，實寥寥無幾。其他主要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黨汪精衛，都對寡頭政治沒胃口，而聞風遠逸，甚或罷工、杯葛，使孫公這個新黨始終未搞成氣候，最後開了一次成立大會，和若乾次小行動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中山在此棲棲遑遑期間，想不到政壇失意，卻情場得意。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誤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東京竟然和比他年輕二十六歲的美女宋慶齡結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雖是老夫少妻，而情愛甚篤，對失意的孫公，實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對後來國共兩黨政局的影響，都至深且钜，對此我們也不妨略說幾句。前篇已言之，在孫公出任臨時大總統期間，慶齡的大姐藹齡曾是孫總統的英文‘女秘書’。就筆者所知，藹齡可能是轉型期中國，女秘書這項行業的老祖宗了。在那風氣閉塞的時代，亦見孫大總統之‘摩登’也。迨孫公亡命日本時，藹齡仍隨侍在側。不久藹齡因與孔祥熙結婚而去職，乃改介剛自美國學成歸來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慶齡剛抵日本，行裝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來（此故事是宋慶齡晚年親口告訴史諾夫人的）。一位黃花少女，抵擋不了一位老總統的求愛，她也就私許終身了。（且看四十八歲的柯林頓大總統，和二十一歲的陸文斯基姑娘的情史，真是無獨有偶。）可是當她返滬稟告父母時，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屬，海枯石爛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潛返日本，投入孫郎懷抱；梨花海棠，也是當年哄傳國際的韻事。當孫宋的婚事為頭山滿所聞時，頭山不免大驚說：‘不是要同姐姐結婚嗎？怎麼換了個妹妹呢？’“見頭山滿晚年談話”關於孫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記載，都不算稀罕。當年的‘革命老同誌’口述尤多。這些老人家，一般對慶齡的婦德，都甚有好評。筆者親聞者，即有黃沈亦雲夫人等數家之多。眾口一辭也。後來抗戰期間，毛澤東和藍蘋同居時，一般共產黨的老同誌對江青（毛替他改的名字）都沒有好感。遠在皖南的項英竟電毛指摘，毛公覆電說：‘學習孫中山’（這話是江青自己說出的），項亦無辭以對。這可能是孫宋畸戀，很少有的負麵影響了……。他們這兩樁婚姻，對我們國族的命運都曾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故順便記錄之，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曆史嘛。筆者附注：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時代，曾批評我國傳統史學為帝主家譜。筆者如今寫出上列故事，讀者之中，可能也會說是帝王家譜之一例。可是梁說此語，是在我們文化轉型的啟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我國史學是源出於‘譜牒之學’，早見於甲骨。此後在我們國家強於社會的封建和帝製時代，譜史合一原是個必然現象。耶教的舊約，回教的可蘭經，還不是從家譜開始？，中國傳統史學是獨步全球的，西方的現代文學史，未超過三百年。梁氏對中西比較史學初未經心，始有此啟蒙期的嘩眾之言。筆者曾有專簡試評之。有暇當補述之也。現在再看看老袁在平定‘二次獨立’之後，又在搞些甚麼新花樣。從政治的權術上講，孫公的‘二次革命’，對老袁實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機。何也？因為老袁雖從孫公處取得了總統大位，他並沒有真正的統一了中國，上章已略述之。那時由於傳統地方政府中的回避製度，被徹底的破壞了，全國各省差不多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隻有靠舉債度日。而上下兩院的國會，在國民黨多數的控製之中，對外債又嘖有煩言，把袁老四弄得捉襟見肘，有誌難伸。在這些地方軍頭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說便是國民黨所掌握的粵、贛、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對其他諸省就不難傳檄而定了。天降良機，中山竟號召三省獨立，就給予中央以削藩的機會了。二次革命既敗，對袁來說是收複了半獨立的三個重要省份。他次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獨立時，意存觀望的動搖分子了。湖南的譚延闓浙江的朱瑞、雲南的蔡鍔等都被以不同軟硬的借口，解除了兵權，這隻是殺雞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鎮武漢核心的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像威鎮東南、虎踞金陵的張勳，小猴王像折寨山西的閻錫山，像自稱‘綠林大學畢業的’奉天（遼寧）張作霖和被調回雲南的唐繼堯等人，在大總統的恩威兼施之下，戰戰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懷異誌了。其中最為強而有力，也是最難削掉，而非削不可的大‘藩鎮’莫過於‘麵存忠厚，內具機心’（胡漢民的評語）的黎元洪了。但是袁公托中山之福，總算把黎菩薩請到北京‘軟禁’起來了。所以中山所領導的二次革命，對袁氏獨裁權力之增漲，實大有功焉……。事實上，在一部近現代中國史裡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之前，真正統一的中國，實在隻有在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統治下那兩個年頭呢！除此之外，大陸就再也沒有統一過啊。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著棋，便是自我扶正，從臨時大總統晉升為正式大總統。原來在宋教仁還健在的孫袁蜜月期間，國會之內關於總統和憲法的問題，早已有了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先製憲，後選舉。他們認為沒有憲法，哪來總統呢？另一派則主張先選舉，後製憲。他們的理由是，製憲百年大計也，不妨慢慢來，而選舉總統，則是當務之急。困為民國成立一年了，我們還沒個球籍呢（且引一句毛公名言），列強至今還在觀望，沒有承認我們這個革命政權。我們連個總統都沒有，何能要求列強的承認呢？兩派原來都有理，隻是二次革命後，袁氏權力陡增，他就堅持先選舉，後製憲了。果然在他當選之後，英、法、俄、德、義諸列強都紛紛承認中國的新政權了。原來早在孫文期間，國會根據‘臨時約法’已組織下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來起草憲法，，另組有‘憲法會議’，來審查研究有關製憲的一切事務。現在在袁氏壓力之下，兩會乃尾巴搖狗，暫把憲法放下，而集中力量來草擬一個憲法附件的‘總統選舉法’，經上下兩院三讀通過之後，乃由憲法會議於十月四日公布施行。兩日之後，國會乃依法開總統選舉會選舉正式總統了。斯時國會之內仍有若乾反袁分子，不滿於袁之操縱國會，而杯葛選舉，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獲得當選票數。袁黨大驚，乃臨時由首都警察廳及其他地方機關，發動街頭遊民和流氓、地痞、乞丐，湊成一個非法的‘公民團’數千人，將國會團團圍住，議員隻許進不許出，不選出總統，誓不解圍。在此壓力下，果然袁公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街頭鞭炮齊鳴，皆大歡喜，如此掩耳盜鈴，代議政府也就不可複問矣……。不過在八十年後，世紀交替的今天，再試一回顧，將貨比貨，這幕醜劇，還不算太醜，因為民初國會還算是個獨立的立法機關，自有其個性與尊嚴。把它和國共兩黨後來的‘橡皮圖章’，所謂‘國大’、‘人大’者，選舉時，動不動就‘一致通過’，‘全票當選’，街頭群眾歡，萬歲之聲不絕於耳。今昔相比，前者卻頗有足多者。所以轉型三峽中的水流，並不是永遠向前的。它往往是進三丈，退兩丈，而不停的打其漩渦，這也是避免不了的現象吧。未足深責也。袁公那時真正有興趣的隻是正位作大總統，他怕的且名不正，則言不順也。一旦正位之後，他就不願作繭自縛，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了。在當時的國會中，既然是先選舉，後製憲，如今既選舉矣，則製憲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他們其後還是努力研製一部詳儘的憲法草案來，這便是近代中國憲法史中的第一部憲法草案，所謂‘天壇憲法’是也。可是此時的袁大總統，不管是天壇、地壇，對他都沒有興趣了。因此，這部‘天壇憲法’（全名是‘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雖經國會於民二（一九一三）十月三讀通過，終成一張廢紙。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這部新憲法對他的約束，遠大於舊約法。他既然是舊約法還有效的期間選出的正式大總統，與其受新憲法的約束，倒不如把舊約法按己意‘增修’，以為過渡，迨其政權穩定了，再按己意‘製憲’不晚也。袁本是一個舊官僚，但他畢竟是個智商很高的政客，受了兩年現代政黨政治的磨煉，搞起新的寡頭政治來，作法自便，出手也頗為不俗。的步驟便是從頭來起。首先組織個禦用的造法團體，把民元的老約法加以‘修正’，造出個完全適合他自己絕對?９９ｌｉｂ.權威底‘新約法’來，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袁是個在朝的總統，其實他和在野的黨魁孫中山搞絕對權威的想法，實在是殊途同歸，一個銅元的兩麵。隻是中山在野，心有餘而力不足；袁氏在朝，他就不顧一切，將獨裁進行到底了。袁、孫兩公，為什麼都要搞個人獨裁呢？此非偶然也，轉型的階段在作邪而已。大位既正之後，袁氏奔向極權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國民黨，徹底鎮壓‘亂黨暴徒’。這在後來的國共的政權裡，便叫做‘鎮壓反革命’。以顛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凱的確殺了不少國民黨，雖然他殺人的規模，較諸國共兩黨後來的互殺與自殺，那是小巫見大巫了。長話短說，袁氏正位之後，首先大肆捕殺地上地下的國民黨員，一時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議的，殺國民黨最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黨所擁護而變成開國元勳的‘忠厚長者’，有菩薩之稱的黎元洪。當年武昌起義，擁黎最力的‘首義三武’（張振武、蔣翊武、孫武），竟有二武被他殺掉。前章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殘殺了張振武，現在再讓我們看看，他怎樣又把蔣翊武殺掉：蔣翊武（一八八五～一九一三），湖南澧縣人，是清末轉型期中千萬個愛國熱血知識青年中的一員。幼年在常德讀小學時，就鬨革命，被開除學籍，逃往上海，入中國公學就讀，曾與胡適同學，加入‘競業學會’，共同創立‘競業旬報’（胡一度主編），並加入同盟會，其後又在日本進軍校，回武昌加入新軍作學兵，秘密組織搞地下革命的‘文學社’為社長，與孫武所主持的‘共進會’密切合作。武昌起義就是這兩個會秘密發動的，翊武為民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後來他們自覺太年輕，號召力不夠，才把個‘忠厚長者’的黎菩薩硬拖出來作頭頭，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輝事業。迨黎假手袁氏而殺掉張振武時，翊武已官拜中將加上將銜，自然也是個閒差。二次革命之初譚延闡在湖南宣布獨立時，乃委翊武為一個空頭的‘鄂豫招撫使’，迨獨立失敗，譚氏取消獨立時，翊武反被告密為‘畏罪潛逃’，終在潛逃中途的全州為北軍桂林鎮守使陳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訊，乃立電袁氏強調說：‘不予迅誅，終為後患’，袁乃電陳令‘就地槍決’。陳以袁電示翊武，武讀電神色自若，次日，陳鎮守使且設盛宴款待，宴畢，蔣乃坐上鎮守使的官轎，由陳氏恭陪，同赴桂林麗澤門外之刑場。出署時，衛兵舉槍敬禮，翊武亦舉手答禮，至刑場後，翊武曾向在場觀眾作最後講演，辭畢，遂‘端坐紅氈上，從容就義焉’，時年二十八歲。古人雲，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翊武固不愧男兒。“見‘父年譜’轉載姚跨鯉著‘蔣翊武傳’，及諸種民國名人傳記與隨筆。一說行刑士兵不忍開槍，乃由監刑官以手槍擊死。抗戰期間，長沙大火之後，酆悌（一九零三～一九三八）因案被殺時，情況亦頗相似，轉型期的曆史悲劇，不忍卒述也。”二次獨立實在是出諸少數人的意氣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總在萬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萬骨枯，從何說起呢？袁世凱和黎元洪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月十日，就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副總統之後，時未期月，袁就在十一月四日發布解散國民黨令，凡屬國民黨的中央地方一切機關‘限令到三日之內，一律勒令解散’。至於隸屬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則一律迫繳議員證書與徽章，兩日之內，被追繳者達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時國會中所謂‘八百羅漢’的議員，總數不過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個羅漢失去了議員資格，議會便失去能夠開議的法定人數（ quorum ），整個國會就癱瘓了。會內附屬的一切小組委員會，尤其是憲法會議和憲法起草委員會，自然也就自動停擺了。“見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政府公報’，原文數千字，征引廣泛。所指亂黨，除汪精衛之外，幾乎所有前同盟會高乾，一網打儘，靡有孑遺也。此電全文複印於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五零一～五零九。”時未逾月，袁再度於民國三年元月十日發布解散國會文告數千言，這個美國模式的中華民國國會，就壽終正寢了。“見同上，頁五一一～五一六。”袁世凱總算是把民元的老國會弄垮了，但他並不是要當個沒有國會的總統，相反的他要毀會造會，製造個獨裁者禦用的國會做橡皮圖章，來隨時待命使用。做了兩整年議會政治的學徒，他也學會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來，順理成章；說起道理來，也其言甚辯。他之所以廢棄上述的‘天壇憲法’，理由是他這個人總統是根據民元的‘臨時約法’選出來的，如今這個新的憲法草案和他這個總統，在法理上抵觸太多。例如他是根據‘總統製’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總統，天壇憲法則是個‘內閣製’的憲法。總統乎？內閣乎？如采納了天壇憲法，則將來勢必‘修憲’。與其修尚未經采用之新憲法，何如增修已經采用了兩年的老約法乎？其言甚辯，甚辯。須知袁此時在政黨政治中已非吳下阿蒙，他已有個極為精明的智囊，像楊度那樣，胡適所謂‘了不起的人物’，強辯足以飾非，他們幫老袁辯論，縱是當時世界級的權威學者，也要讓他三分，這是個純法理、純學術的辯論和探討，縱時至今日，也是寫不儘的。限於篇幅，可惜在曆史上不能撈過界，作更詳儘的交代。賢明的讀者但知其在法學（ sce of juris-prudence ）上不可小視足矣。“這兒附帶說句常識，在今日西方學製裡， JSD 才是正牌的大狗頭； JD 隻是碩士也。”袁這個‘廚房內閣’（ kit et ）要替他設計怎樣‘增修約法’，就得有個像民元那樣的各省代表會啊！真是無巧不成書，這時那個號稱‘第一流’的‘熊內閣’，為著要搞‘體製改革’（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正在籌備召集一個所謂‘行政會議’，這一下拉到黃牛當馬騎，就被袁大總統‘卯’上了。熊內閣是怎麼回事呢？原來袁大總統在削平‘三藩’之後，一時威望衝天，為配合這個新時勢，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時無兩，這樣由進步黨組成的熊希齡‘第一流內閣’就應運而生了。前篇已言之，民國新成，政黨數百，而最後打入國會者，隻有三大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掌國會議席三分之二以上，與國民黨抗衡的第二大黨則是進步黨，進步黨則是原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並而成，成員多是清末頗負時譽的保皇派、君憲派的新人物如張謇狀元、熊希齡進士、梁啟超舉人，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與前任的‘暗殺黨’趙秉鈞不可同日而語也。因此縱是同盟會中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孫、黃、汪、胡、蔡、吳等人，對他們也英雄識英雄，頗具敬意與好感。袁世凱在趕走國民黨之後，而起用這批新人，縱是國民黨人也承認老熊的內閣是‘第一流內閣’。筆者附注：寫到這兒，不禁想起青年期所見所聞的一則趣事。一九三五年某日，我在上海報刊上讀到一則新聞：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和金陵女大畢業的海倫（ Helen ）毛彥文女士結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為爭取新娘歡心，竟為她‘割須棄袍’。婚禮進行中，新夫婦梨花海棠，表現得恩愛無比。據說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醜’，雲雲，當時曾擲報大笑。想不到六十年後，麵對螢光幕著書，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開滑鼠，笑歎不已也。阿熊這時在搞啥‘體製改革’？啊，那可說不完呢！熊進士當年才四十三歲（小中山四歲），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風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負之時。這時政敵（國民黨）已敗下陣去，進步黨人才濟濟。（老實說今日台灣的‘民進黨’裡的小把戲們，和他們那些狀元、進士不能比呢！為今之計，我倒希望民進黨中的有野心的中年領袖們，多多讀點文史哲方麵的書，尤其是我們的 cssics ，聖賢之書，孟子所謂養養氣，學學那也不做‘中國人’的李光耀。專門搞些小 politics ，打打架、吃吃飯、喊喊口號，算不得政治家呢！向外看，看看羅斯福、邱吉爾那種氣魄；向內看，看看我們的孫中山、胡適之，那種 tial 的泱泱之風。朋友，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就很不錯了。在一個芝麻綠豆的小島上拳打腳踢，惡心死人呢！）老熊要做的體製改革，可多呢！第一，為防製藩鎮（台灣今日也是個大藩鎮），他要裁軍廢督；第二，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貫徹中央政令，他要虛省設道，實行省道縣，地方三級製（再比較比較李總統的廢省設計，和老K當年要劃東三省為九省）。道，就是滿清的府，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提高道尹的權力，把宋楚瑜架空，是謂之‘虛省製’。當時那個猿-熊配，為何要架空宋楚瑜呢？目前則不妨問問李登輝總統。但是在老的猿-熊配中又是啥回事？下章如有篇幅，再多加敘述，此處就暫缺吧。總之，老熊要搞體製改革，就要召集個各省代表會，他為之定名曰‘行政會議’，並於二年十一月五日電令各省與蒙藏地方，派遣代表來京參加會議。可是老猿拉到黃牛當馬騎，乃改其名曰‘政治會議’，就利用它來搞對他自己需要更急迫的事務了。袁之需要蓋有兩端。一為緩衝他解散國會後國內和國外的政治和輿論上的壓力；其二便是乘機籌備他自己將來可以直接掌握的禦用國會，並乘機‘增修約法’，甚至搞出一部欽定憲法來。同月二十六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蔡鍔、寶熙、馬良、楊度、趙惟熙八人正式組成機構加以推動。稍後並特派李經羲為政治會議議長，加派張國淦為副議長（張是黎元洪的心腹）。十二月十五日，政治會議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開幕了……。這是袁的智囊團（ Thind Tank ）替他設計的禦用國會的第一步，也是後來推著他逐漸進入‘新華宮’的第一步。“見同上‘政府公報’”但是這個政治會議雖擁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則隻是個谘詢機構，是個‘廚房內閣’的擴大。它負責研究出許多政策，提供政府采納施行。當然同時也可以為總統和政府分謗。它所建議的政策，如停止國會議員之職務（把國會徹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議會和各種地方自治機構等等，政府都欣然采納施行，無待細述。至於‘增修約法’一條，那就改變了國家根本大法，影響深遠了。應稍加解釋。擇要言之，他們建議另外建立一個‘約法會議’作為國家的立法機關，並草擬一件‘約法會議組織條例草案’供政府采納。政府乃據此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實行。一個擁有會員五十七人的‘約法會議’，乃於三月十八日正式開幕，以孫毓筠、施愚為正副議長，在政府的協助之下，一部完全適合袁大總統意誌的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就於五月一日公布了。根據這個新的‘根本大法’，國家立法機關采一院製，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完成組織之前，由新建立的‘參政院’代行職權。簡言之，袁世凱這個參政院的組織和性質，和國民黨當年的‘國民參政會’，和現在中共的‘人民政協’是大同小異的，你說它是‘花瓶’，無人能夠否認，你說他沒有政治作用，它也確有一定的政治作用。隻是袁氏這個政協，卻代行了一個短期的立法權。除了袁大總統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擬訂了數十種，一般國家所需要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國籍法、著作權法等等，都是國民政府時代同樣法律的藍本，對近年來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至於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總統選舉法，那就是助紂為虐了。今且抄錄一段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二十九日，參政院修正通過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以見其要。第一條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以上，並住居國內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第二條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第三條每屆行大總統選舉時，大總統代表民意依第一條所定，謹推薦有被選舉為大總統資格者三人。前項被推薦者之姓名，由大總統先期敬謹親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密儲金匱於大總統府特設尊藏金匱石室尊藏之。前項金匱之管鑰大總統及參政院院長、國務卿分掌之，非奉大總統之命令，不得開啟。根據這個選舉法，袁大總統不特享有終身職，死後傳妻傳子，悉聽尊便。蔣、毛二公，讀史至此，對項城公，該多麼羨慕啊！尤其是毛主席費了那麼大的氣力，搞大事問江青，誰知江娘娘竟被張耀祠那小子，輕輕鬆鬆抓了起來，主席地下有知，豈不要把玻璃棺材踢破了。話說回頭，袁大總統有此傳妻傳子的終身職，應該心滿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為著十萬元訂製的一襲龍袍，甘冒個人生命之險，偏要在三峽裡逆水行舟，而終遭滅頂，豈不可悲可歎？下篇再談談他底黃粱一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