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故事。山陰澹生堂是明代非常有名的藏書樓。遭逢明亡的大變，主人祁彪佳投水，兩個兒子一個流放寧古塔，一個也很快就死了。家境敗落，不能儘保其書，到了康熙五年，乃有第一次散書。這個消息被黃宗羲知道了。他沒有那麼多錢，便邀來呂留良。呂留良出了幾千金，黃宗羲則拿出攢下的束修，二人湊在一起，來買祁家所出的這一批書。二人到祁家挑書。呂留良出資多，得書自然也多，有三千多本；黃宗羲買到兩百多部，但部部挑的是善本好書。呂留良看到黃宗羲把最好的書都挑走了，心裡很不痛快，在回來的路上，便讓仆人從黃宗羲那裡偷了兩部書，算是出口悶氣。黃、呂自順治十七年訂交，一向親密。呂留良敬重黃宗羲，請他來家裡坐館，黃宗羲回餘姚時，呂往往親送到杭州，贈以盤纏。黃宗羲也很看得上呂留良，曾有“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硯即吾硯”的詩句。兩人都以遺民自任，所謂同誌，怎麼會為幾本書鬨到不可開交呢？據說是黃宗羲先動怒的。他寫了封譴責信，題曰“與呂用晦書”，寄給幾位朋友看，偏沒寄給呂留良。呂留良知道有這樣一封罵他的文字，卻不能儘知裡邊的話，隻好向壞裡猜想。兩人因澹生堂書一事齟齬，又加上另外一些事件（如劉宗周遺書事，高鬥魁墓誌銘事），終至徹底反目。君子絕交，亦出惡言。隨著怨恨越來越深，背後的謾罵也越來越刻薄。黃宗羲自訂的文集，提也不提呂留良，除了稱之為“書賈”——呂留良靠選政謀生，在南京賣書。黃宗羲輕蔑地說他是時文選手，所事乃紙尾之學。他曾做《七怪》一文，裡邊說“今之學者，學罵者也……所謂牆外悍婦，聲飛灰滅，為豬嘶狗嗥者也”，指的便是呂留良。呂留良則把“悖亂”、“謬學”、“銅臭”、“貢諛”、“奴顏”這些評語送給他的老朋友。兩人的門生也彼此對壘，你罵我，我罵你，延續了許多年。若說黃呂反目隻為了幾本書，那也太小瞧這兩位才人了。二人抵牾的根源，除學派之爭外，說到底，還是政治態度問題。黃宗羲是遺民，這不用說，呂留良本來入了科場，在清朝做過十多年秀才的，結識了黃宗羲等人後，做起了“思想遺民”。但他的態度，比黃宗羲要激烈得多，屬於堅定的不合作主義者。黃宗羲一生的經曆極為豐富，到了晚年，已經激烈不下去了。他不是個沉迷於幻想的人，把世事看得清清楚楚，所指望的人心，終不可恃，所期待的異變，一個也沒發生，倒是滿人穩坐著江山，看那樣子，還要接著坐下去。老百姓是要吃飯的，而士人也蕨葳難飽，一隊隊地“夷齊下首陽”了。作為曆史學家，黃宗羲知道，秦亡於自己的虐政而非三戶之楚，元亡於饑民而非遺民。他晚年的思路，已不局於家國之恨，伸向了天下之憂。在實際中，黃宗羲采取了妥協的方針。他自己是不出仕的，但和朝中貴人多有私下的來往。他不參加明史館，但派了學生萬斯同去。他起初稱滿人為九*九*藏*書*網夷虜，後來——在某些場合——竟稱起“王師”來。他辯解說：我得吃飯，還得吃藥，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發生人際關係，就連陶淵明，不肯屈身異代，也不曾拒絕江州刺史贈的酒、始安太守送的錢啊。對呂留良來說，黃宗羲是從蛟龍變成了蝌蚪。澹生堂事正發生在呂留良退出科場那一年，正當他一變而為激烈的反滿者的時候。他自己靠選書大可過活，用不著應酬不喜歡的人。隻與說得來的相往還，情緒越釀越強烈。對黃宗羲操守的責斥，也隻是心事的寄托吧，隻是罵得太難聽了些——他聽說黃宗羲在某官員家課館，氣得寫了一大疊諷刺詩，譏黃為“新巢喜得依王謝，千門萬房總不貧”，還畫像雲“頓首複頓首，尻高肩壓肘”。——至此，兩人的關係已無可挽回了，儘管後來黃宗羲做過一次努力。他派兒子百家持書信和詩扇來修好，呂留良冷冷地回答：“知君自定千年業，哪許餘人妄勘磨。”這裡麵的是是非非，辛辛苦苦，從古到今到以後，知味者自能品嘗得出。隻是歎後世人的風度，不及當年的嵇阮山向，亦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