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給謝希孟的詩寫序，中有一句說她“不幸為女子”，如果給女性主義者讀到，歐公又要有麻煩了。但歐陽修並非失言，隻是在說實話。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黴，而若論倒大黴，正是從宋朝開始。宋代理學家對社會生活的乾預能力，強而且深遠。——早期的理學三巨頭中，程頤不用說，有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在；張載曾作《女戒》，第一句話便是“婦道之常，順唯厥正”；周敦頤則說治國的根本在於治家，而“家人離，必起於婦人”，也就是說，要使天下太平，必須從軟柿子開始捏。在北宋，事情還來不及像後來那麼糟。改嫁和財產繼承的權力，尚有些保障，而社會的風尚，也還開通。宋代多才女，說明著一些事情，因為在古代，讀書寫詩是社會處境的一種標誌。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處境就不錯，她們都寫詩，他夫人會寫“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他妹妹會寫“草草杯盞供君笑，昏昏燈火話平生”，他女兒會寫“極目江山千古恨，依前和淚看黃花”，他侄女會寫“不緣燕子穿簾幙，春來春去哪得知”。王安石是開明的人，他的兒子精神有些問題，和妻子天天吵架，王安石便給兒媳另尋了個人家，安排她改嫁。宋代有兩個謝希孟。一位是前麵提到的女詩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這位男謝希孟有些意思，曾說“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大概是賈寶玉的先聲。但這種話隻好算是憤激之言，不足以證明其真實的立場。另一位出言憤激的，是本篇主角，晚清的汪士鐸。這是個怪脾氣的學者。他的狷急狂傲，本來也普通，但他死後，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記》，終於把大家嚇了一跳。《乙丙日記》對女性所發的議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汪士鐸認為女人數量太多，是世亂之由。所以他的主張之一竟是——“推廣溺女”。他甚至要立賞金，來鼓勵溺女。家有兩女，賦稅加倍。而窮人家，乾脆不允許生養女兒。汪士鐸並沒有瘋。他身後的名聲，也不是瘋子所能冀求的。——現在，好多人說他是“中國的馬爾薩斯”呢。他還對女性的長壽忿忿不平。他說男子理該活到六十歲，活到五十歲，隻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氣，八十曰壽，九十曰祥，百年曰大慶。而女性呢？活到二十歲，就是正壽，三十曰“甚”——已經活得太久了。接下來，四十曰變，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妖怪。在對汪士鐸憤怒之前，不妨再看看他對身邊女性的實際感情。汪士鐸幼年家貧，他的母親自然辛苦得很。他曾回憶母親在夏天，常吃放壞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膚龜裂如碎瓷，一生勞瘁，“此士鐸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嗚呼奈之何哉”。主張“家有兩女倍其賦”的汪士鐸自己倒生過五個女兒。他的長女淑芹，在洪楊之亂中投水死，年二十八歲，已經活過了汪所論的二十歲“正壽”。然而，“雖曰正命，然自為人父者，思之則不能不為悲也”。他最鐘愛的二女兒淑蘋，嫁的人家不好，隻活到二十二歲，實死於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記裡頗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幾日，故不接來。知其以後之難，故祝其死也，聞其信，言柴米俱難，故每食輒淚下，無事則為之思，自己無能才拙，身後寡妻猶難顧，如何顧寡女？”二女兒死後，他撰的《仲女哀辭》，最為慘痛。“愛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鐸對女兒的感受。對女兒的愛憐，對社會和自己的厭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於弱者，不能救之於生，竟祝其死。同情心會演變成殘忍，固非人情之常，但也不是絕無僅有。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鐸的第一個妻子老實溫順，有時汪士鐸不講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鐸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時，家裡的日子比先前好過些了，但要省錢給女兒辦嫁妝，舍不得求醫問藥，遂至不起。汪士鐸多年後才說：“此餘之深悔者也。”因為無子，汪士鐸續娶了一位年輕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麵，都是前任的反麵。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鐸嘴上吵不過，手上打不過，隻好偷偷在文字中泄忿，說她種種凶悍，“尋死拚命，多言長舌”，會裝病裝哭裝喘不過氣，動不動就打人摔東西。乃詛咒她“死於淩遲之國法”，或“死於拚命之騙人”。憎恨汪士鐸的人或許要會說“惡人自有惡人磨”了。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記》中一些可駭的主張。不過，汪士鐸的人口主張，終究不是什麼嚴肅的社會理論。他看到了人口問題，但他的學術背景，使他沒有可能提出建設性的主張，隻好故為狂怪之言，聊泄心頭之悶。他是個極端的例子，其實，古代士大夫對女性的態度，沒有一人是不藏書網矛盾的。汪士鐸有兩句詩，很可玩味：“生女必強撼，生男必狡詐。”我讀過的憤世之言，當屬這兩句最尖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