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紀的庾信，是古體時代最後一位大詩人。他本來在梁朝為官，後來羈留北朝，終身不得南還。現在的人承認他的傑出，但在唐初，他給看成“詞賦之罪人”。勉強說他好的，也認為他到北方後受了些風霜曆練，這才華實相扶，而以前的詩文，儘是鄭衛之音。杜甫是為庾信力辯的第一個大人物，但也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的身後名，和一種主流觀念有關。唐人認為文章是用來載道、明道的，如果不包含些大道理，就等於沒道理，假如文字再好看些，便成靡靡之音，可以導致亡國（持此論者顯然相信靡靡之音比正音的影響力大）。古人想不明白為什麼王朝一個接一個地倒掉，他們琢磨出的原因，有些有道理的，也有些不著邊際的，女人禍水論是一個，文學亡國論是另一個。此外便是南北之爭。庾信的時代，北方的文化比南方落後。當年晉室南渡，帶走一大批士人。中原為五胡所據，河洛關中，儘淪左衽。從民族融合方麵說，這是好事，但在文化上，要恢複舊觀，尚須時日。庾信剛到北方時，人問他北地文士如何，他說隻一兩個人還湊和，其餘不過是“驢鳴犬吠，聒耳而已”。不僅他這麼說，北方文人，也常南瞻而自失。北魏人以擁有溫子升為榮，說他一個人就可頡頏南方顏延之和謝靈運，再加上沈約和任昉。——話雖然說得驕傲，其實沒底氣，還是在以南方文學為準繩。魏收和邢邵，是溫子升之外最出色的兩個北方著作家，但他們互相攻擊，邢邵說魏收偷竊任昉，魏收說邢邵“常於沈約集中做賊”。中國人口和賦稅的重心南移，是宋以後才發生的，一直到明清，才有黃河不可恃，漕運倒關乎民生，甚至有俗諺雲“黃河是敗家子，運河是聚寶盆”的事。本來，直到秦漢，社會發展程度一直以北方為高，北方又以河南為最發達，所謂“豫州人士半天下”。孫策以淮泗人的身份建立政權於東吳，是一個重要的融合。至永康亂後，中原衣冠南渡，遂成空前的南北交流。因為關乎利益和風俗，當時的人，對這種融合，並不都能以平常心待之。司馬越到了南方，人地兩生，全靠顧榮的接引，才立得住腳。後來便有一位丘靈鞠說：我真想刨了顧榮的墳，江南本來多好啊，顧榮忽然引來這些“傖”輩，死有餘罪。——“傖”是那時南方人罵北方人的話，北方人則呼南人為“貉”。陸機當了大都督，一個小都督竟敢罵他為“貉奴”，因為北方人的勢力大。晉室雖然倉皇而至，後來也竟反客為主。所以一些本地人不高興，要罵顧榮。這種不高興也發生在北方。在庾信時代，從北方南遷的僑姓，都自認為南人。但隨著北朝的軍事勝利，南方的人才又回流，如北周攻下荊襄之地，江陵人士多徙關中，隋朝滅陳，南人更是大規模北遷，楊廣一個人便收羅學士逾萬人，其中大多是南士。南士受到重視，北方的文士，自然不高興。隋代的王通，是當時北方最大的著作家，他把南人罵了個遍。他說謝靈運和沈約都是小人，鮑照、江淹為狷，吳筠、孔稚珪為狂，謝莊、王融格調纖病，徐陵、庾信誇誇其談，謝朓淺薄，江總詭譎。——總之沒好人了。庾信是南方文風的集大成者，自然要成北矢之的。王通代表著隋唐之際北方文士的態度。政治上的勝利者，自然不願低下文化的頭顱。北方文人批評南方文學情勝於理，文過於質，進而把南方的政治失敗，歸因於這種文學的腐化作用（勝利者經常以為自己在每一方麵都勝利了）。注重風格的文學是壞的，而壞的文學可以亡國，——很不幸，這種觀念成為主流，生存至今。相反的議論，我隻記得錢鐘書曾說庾信早年的文章最好，至於流落北地後的詩文，慷慨之意雖然好，文字卻無足稱了。梁簡文帝曾說，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後人反是。自唐以後，聖道沒見到弘揚多少，國祚沒見到延壽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無趣了。喜歡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詩，又逃詩入詞，逃詞入曲，又逃到，最後裡也全是大道，這時人們方心滿意足，吮大拇指而發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