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交子的並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張詠，也不是宋廷中任何能臣乾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眾。曆史即使未能記全他們的名字，但從來沒有忘記過——光芒誕生於巴蜀，這塊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創造的交子，帶來的不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亦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深藏於樂山大佛中的韋皋寶藏被發掘後，成都知府張詠將其中的一半交給了徐沛，讓他繼續率人完成楊柳青的遺願，救濟災民，幫助貧苦百姓改行自立等。另一半除了一小部分被用來購買物資支援北方前線外，其餘連同物資儘數解往汴京，財物價值近千萬兩白銀，數目不菲。張詠雖用財寶如數支付了成都首富王昌懿的賒欠，但卻沒有資助交子的擴大發行。而成都交子又平地生出另一場大風波來——西夏張檁、張杉兄妹運送了大批物資到川中，換得了麵值三十萬的交子。王昌懿為了表示對老友的重視，特彆令工匠林劍加印了這批新交子。不想新交子與以往成都交子不同，上麵被印了暗記。邊關官民事先已得到通知，拒收有暗記的交子，張氏兄妹意圖以交子在邊關換取西夏急需生活物資和鐵錢的計劃遂告破滅。消息傳到蜀地，王昌懿驚愕異常。了解緣由後，他才知道上了知府張詠的當——當日張詠勸服工匠林劍重回交子鋪時，便交給他一項秘密任務，暗中留意異常情況，若交子鋪突然印發大麵額交子，便要立即稟報。因為有林劍做內應，張詠一開始就知道張氏兄妹以物資換取三十萬交子之事，他有意壓下範度控告王昌懿勾結西夏人一案，就是要讓張氏兄妹將那批沒用的交子帶出蜀地。對於王昌懿而言，從經濟上來講，他沒有任何損失，張詠取出韋皋寶藏後，即如數支付了購買物資的費用，但王氏卻損失了商人及交子最重要的東西——信用。交子本身沒有價值，也不具有儲藏價值，僅僅是一種信用貨幣，信用是其核心，一旦交子喪失了信用，它就是一疊廢紙。張氏兄妹用大批物資換走了完全不能使用的交子，這筆賬，終究要記到他王昌懿的頭上。經此打擊後，王昌懿一蹶不振，將交子鋪和王記事務委托給了同行打理，自己就此退出商界。此後，再也沒有人見過他。有傳聞稱，這位昔日的成都首富跟同門任介一起重新回去少年求學的地方玉壘山隱居，同行的還有郭震、景倩及郭氏的侄子、侄女。玉壘七子中，隻有李畋一人步入仕途。他一直跟在張詠身邊，成為其得意門生兼幕僚。另一才子孫辟則熱心於地方教育，將舊藏書樓改作了學堂，大有所成，名重一方。成都知府張詠從川中運往汴京的大批財物解決了宋廷軍費軍資的燃眉之急，然遼國皇帝遼聖宗與母親蕭太後禦駕親征，遼軍兵鋒極銳，勢不可當，目下已到澶州（澶州：今河南濮陽。澶州西有湖名澶淵，因而澶州也稱澶淵郡。）城下。如此，不光黃河以北大片領土陷入遼軍之手，僅隔一河的都城開封也暴露在遼軍鐵騎的威脅之下。宋軍告急的文書一日之內五至，京師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亂不已。唯獨剛剛走馬上任的宰相寇準平靜如常，還將告急的文書都扣下來，不讓宋真宗趙恒知道。趙恒聽到風聲後質問寇準，寇準便將一堆急報都拿出來。趙恒一見這麼多急報，立即慌了手腳，忙問該怎麼辦。寇準不緊不慢地道：“陛下是想儘快解決此事呢，還是想慢慢來？”趙恒當然是想儘快解決。寇準乘勢道：“陛下要退遼兵，不過五天時間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準則乘機提出要趙恒率軍親征。自古以來，皇帝禦駕親征非同小可，但到了宋朝卻有所不同。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出身行伍，當上皇帝後猶自南征北討，可以說是以武為生。其後是宋太宗趙光義，宋太宗小兄長十二歲，早在大宋立國前，便已是一員猛將，一手策劃了陳橋兵變。當上皇帝後，宋太宗雄風不減，親自率軍討平了北漢，雖然在與遼國的對壘中屢次大敗，自己也挨了遼人兩箭，但畢竟也是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彆於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質變化的，是從趙恒開始，他長於深宮婦人和宦官之手，從來沒有見習過兵仗，對打仗有著本能的畏懼。而鑒於宋太宗趙光義之前有對遼軍作戰慘敗的教訓，宋真宗趙恒一直都有畏遼如虎的心理，現在突然聽到宰相寇準提出要禦駕親征，立即麵帶難色，站起來就要回內宮。寇準連忙上前攔住，力勸趙恒不要動搖。趙恒性格軟弱，一時難以拉下麵子，便勉強同意第二天朝議親征一事。第二天，朝堂上爆發了激烈的爭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張皇帝親征，甚至還力勸趙恒做遷都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主張遷都金陵。另一僉樞密院事陳堯叟是川蜀人，極力主張遷都成都。王欽若字定國，自小聰穎過人，讀書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經為開封某門客作有一屏聯：“龍帶晚煙歸洞府，雁拖和色過衡陽。”一時廣為傳誦，聲名鵲起。宋太宗趙光義率軍進兵太原的時候，王欽若作《平晉賦論》進獻，時年十八歲。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欽若進士及第。據說他在殿試中考了第一，也就頭名狀元，但他欣喜若狂之下，與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許載縱情狂飲，袒腹失禮，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試，王欽若就此丟了狀元。其人文才過人，宋朝四大部書之一《冊府元龜》便是他與楊億等主持修纂。王氏亦是大宋立國以來第一個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頸部長有一肉瘤，時人稱其為“癭相”。陳堯叟字唐夫，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狀元，時年二十九歲。宋太宗召見時，見其人體貌英偉，器宇軒昂，舉止得體，很是高興，問左右道：“這個年輕人是誰的兒子？”有人回答說：“是樓煩縣縣令陳省華的兒子。”宋太宗於是召陳省華進京陛見，任其為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時任命陳省華、陳堯叟父子為秘書丞，並賜緋袍以示恩寵。秘書丞雖然官職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樣的官，受同樣的賞賜，卻是曠代殊榮，被傳為一時佳話。陳堯叟曾任廣南西路轉運使。當時嶺南風氣未開化，人們信巫，有病不服藥，而是禱神祛災。陳堯叟移風易俗，將《集驗方》醫書刻於石上，立於驛站，使之廣泛傳播。嶺南炎熱，當地人不會打井，飲水隻靠河水或是下雨時的積水，陳堯叟教嶺南人植樹鑿井，因而深得當地人擁戴。王欽若和陳堯叟均是當世有才之人，尤其是陳堯叟，也曾經造福一方，有著極好的名聲，但才氣與品德、為人與氣節往往不是一回事。這兩人都是副宰相級彆官員，名列執政，堂堂中樞大臣，竟然公然主張不戰而逃，足見大宋朝野上下對遼軍的畏懼心理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新任宰相寇準勃然大怒，當著王欽若、陳堯叟的麵道：“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殺也。”聲色俱厲地要求將主張遷都的人斬首，逃跑派大臣氣焰這才暫時被遏製住。寇準再一次提出要趙恒領兵親征，大聲告道：“隻要皇帝親征，人心振奮，文武大臣協作團結一致，遼軍自可退去。遼軍來攻，我們可出奇計騷擾，打亂其進攻計劃；也可以堅守不出，使遼軍疲憊不堪，再乘機打擊。這樣就可穩操勝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則人心動搖，遼軍乘勢深入，大宋江山還能保得住嗎？”寇準的意見得到了另一宰相畢士安及禁軍最高統帥高瓊的支持。趙恒內心實在很不情願，但此時形勢逼人，朝堂上主張親征的一派占了上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勉強同意親征，但卻遲遲不肯動身。臨出發前，寇準奏請命參知政事王欽若出鎮河北大名，因王氏富有心機，多智謀，擅權變，寇準生怕他留在京師會再想出什麼主意阻撓趙恒親征，因此搶先下手，搬去了一塊絆腳石。朝廷中的主遷派失去了核心人物，宋真宗親征終得以成行，但寇準卻由此與王欽若結下了深仇大恨。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趙恒以雍王趙元份為東京留守，率軍禦駕親征。然而，滿朝文武對此戰都沒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準的宰相畢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隨駕北征。宋軍正式開拔後，遼軍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從前方飛來。宋軍更是聽說遼國太後蕭燕燕不顧年過半百，戎裝上陣，親自擂鼓助威，遼軍士氣極旺，以致大軍剛動，便開始軍心動搖。跟隨趙恒親征大臣中又有人乘機提出應該遷都金陵。趙恒優柔寡斷，本來就勉強出征，現在更是猶豫，想打退堂鼓，於是召寇準商議。寇準堅決反對道：“現在大敵壓境，四方危急，陛下隻可進尺，不可退寸。進則士氣備增，退則萬眾瓦解。到時遼軍必然乘勢來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遼軍的俘虜。”握有兵權的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支持寇準的意見。趙恒不得已，隻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繼續北行。當時的黃河尚未改道，流經澶州，河道將澶州一分為二，分為南城和北城。趙恒車駕到達澶州時，遼大軍已經抵達北城附近。趙恒遙遙望見黃河對岸煙塵滾滾，顯見戰事激烈異常，心中膽怯，不敢過河，隻願意駐紮在安全係數較高的南城。寇準認為澶州北城將士正在浴血奮戰，皇帝親臨，會極大地鼓舞士氣，於是力請趙恒渡河，大聲激勵：“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寇準所提出的“取威決勝”相當有道理，趙恒卻很不情願，隻是公然拒絕宰相的提議無異於表明自己怕死，隻好默不作聲。寇準看見皇帝這副樣子，自然明白過來，於是跑出去找主帥高瓊，試探問道：“太尉深受國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報答嗎？”高瓊也是個血性漢子，當即慷慨回答道：“我身為軍人，願意以死殉國。”寇準與高瓊仔細商議一番後，再一起去見趙恒。趙恒才剛剛緩了口氣，一見寇準又來了，立即頭都大了。他已經料到寇準要繼續遊說他渡河，是以一開始就在心理上處於弱勢。果然，寇準張口便道：“陛下如果認為我剛才必須要渡河的話不足憑信，可以問問高瓊。”趙恒還來不及回答，高瓊便道：“寇相公的話不無道理。陛下千萬不要考慮遷都江南，隨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師，他們不會拋棄家中老小隨陛下隻身逃往江南的。”又上前請求皇帝立即動身渡河。趙恒進退兩難，乾脆不表態。樞密院事馮拯在一旁斥責高瓊對宋真宗魯莽無禮。高瓊祖父原是遼國重臣，出使南唐時被殺，高瓊本人在中原長大，年輕時曾淪為盜賊，後因武功出眾得到趙光義賞識，由此起家。已年過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馮拯這幫不懂軍事的文人，當即憤怒地駁斥道：“你馮拯隻因為會寫文章，官做到兩府大臣。眼下敵兵向我挑釁，我勸皇上出征，你卻責備我無禮。你有本事，為何不寫一首詩使敵人撤退呢？”馮拯無話可說，宋真宗則繼續一言不發。高瓊當機立斷，命令兵士把趙恒的車駕轉向北城行進。到了黃河渡河口浮橋處，趙恒又下令停下來。高瓊不敢對皇帝無禮，便親手執鐵錘擊打駕駛禦車的輦夫的後背，終迫使趙恒車駕渡過了黃河。儘管車駕中的趙恒本人心驚膽寒，然當大宋皇帝的黃龍旗在澶州北城樓上一出現，城下宋軍與百姓立即齊呼萬歲，歡聲雷動，聲聞數十裡。宋軍因而氣勢倍增。當時遼軍圍攻澶州，遼國蕭太後親自上陣擂鼓助威，遼軍無不激動振奮，奮發向前，宋軍看見遼軍的聲勢，不戰而寒。可以說，趙恒親臨北城，從根本上扭轉了宋軍的士氣。趙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視後，仍堅持回到南城行宮。但宰相寇準就此留在北城，負責指揮作戰。趙恒回到南城後，儘管有黃河天險，但還是不放心，數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視寇準的舉動。而寇準竟然與知製誥楊億在北城城樓上喝酒下棋，“歌謔歡呼”，泰然自若，十分鎮定。寇準如此表現，顯然是胸有成竹。趙恒欣喜道：“寇準整暇到這樣子，我還憂慮什麼呢？”總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實這是寇準知道趙恒心中不安，為了安定皇帝和軍心，故意而為之。果然，“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恰在這個時候，留守東京的雍王趙元份（趙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是曆史上頗為有名的“妻管嚴”。趙元份娶崇儀使李漢斌之女，婚後關係平常。李氏“悍妒慘酷”，宮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多有因此而致死者。而皇帝給趙元份妻妾的賞賜，李氏以正妻身份獨占。不僅如此，王府大小事務都是由李氏做主。趙元份生病臥床，王府上下竟然無人過問。宋真宗親臨探視，發現沒有一個人在趙元份床邊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宮人為趙元份煮湯熬藥。儘管李氏如此惡劣，宋真宗憤怒至極，也沒有處置她，這自然是因為趙元份極力維護李氏的緣故。而趙元份對一個悍婦如此容忍，也可謂是咄咄怪事了。趙元份莫名死後，李氏毫不悲傷，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號，逐其出王府。趙元份的孫子趙宗實就是後來的宋英宗。）突然暴病而亡，趙恒於是借此機會回駕京師，將前線抗遼的軍事大權全部交給寇準。就在宋真宗趙恒離開澶州後不久，宋威虎軍頭張瑰用威力驚人的床子弩射殺了遼軍先鋒蕭撻凜（蕭撻凜：蕭太後族兄弟，遼國名將，曾擒獲宋名將楊業，楊業絕食自殺而死。床子弩即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聯裝兩張弓或三張弓，利用多弓的合力發射箭矢，勁力遠勝於單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稱為“床子弩手”。張弩時，床子弩手用粗壯的繩索把弩弦扣連在絞車上，搖轉絞車，張開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時，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錘猛擊扳機，把箭射向遠方。北宋的《武經總要》載有多種多弓床弩，其中最為強勁的三弓床弩又稱“八牛弩”，需百餘人絞軸張弦，箭矢“木乾鐵翎”世稱“一槍三劍箭”，大概狀如標槍，三片鐵翎就像三把劍一樣。床弩也可發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釘在城牆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緣而上。宋太祖開寶年間，魏丕曾對床弩作了改進，射程又大為提高，“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這是古代射遠武器所達到的射程最高紀錄之一。），極大地動搖了遼軍軍心。此時遼軍孤軍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給線長，糧草不濟，已經無力持久。加上遼軍先鋒蕭撻凜被射死對士氣影響極大，於是蕭太後下令暫緩攻城。而宋軍方麵，由於宋真宗禦駕親征，士氣高漲，集中在澶州附近的軍民，多達幾十萬人。局勢明顯對宋軍有利，宋真宗卻沒有抗敵的決心。早在他離開京師的時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遼軍大營與遼太後蕭燕燕議和。隻是因為當時戰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達遼營。而當宋遼兩軍在澶州對壘之時，曹利用一直謀求往返於兩軍之間。蕭燕燕見遼軍處境不利，擔心腹背受敵，便開始謀求議和，派宋降將王繼忠與曹利用聯係。寇準堅決反對議和，主張乘勢出兵，收複失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宋軍將領寧邊軍都部署楊延昭為名將楊業之子，也堅決主戰，上疏提出乘遼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襲擊之，以奪取幽燕數州。但由於宋真宗傾心於議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協派氣焰極為囂張。這些人聯合起來，攻擊寇準擁兵自重，甚至說他圖謀不軌。宋軍主帥高瓊的遼人身世也被翻了出來。寇準和高瓊在這幫人的毀謗下，被迫放棄了主戰的主張。在遼軍大將殞命、兵勢受挫、宋軍已經明顯占據優勢的情況下，宋遼兩國的和談就此開始——遼軍提出的議和條件是要宋朝“歸還”後周世宗柴榮北伐奪得的“關南之地”。這顯然是獅子大張口，因為燕雲十六州本來就是中國的土地，收複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兩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計，而遼國竟然反客為主，儼然以主人自居，可謂極大的笑話。但由此卻可以看出遼太後蕭燕燕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風度，當此宋軍已經明顯占有上風的局麵下，她卻能把握住趙恒軟弱無能、企盼和談的弱點，漫天要價，提出割地為盟。宋方的條件則要軟弱得多。隻要遼國退兵，宋朝願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給遼國一定數量的銀、絹作為補償，但不肯答應領土要求，畢竟太失麵子。談判在兩軍對峙中進行。蕭燕燕十分懂得見好就收，最終按宋方的條件達成了協議。剩下的問題就是每年給遼國銀絹的數量。曹利用就此請示宋真宗趙恒。趙恒道：“必不得已，二百萬也可。”意思是說，隻要不割地、能講和，遼國就是索取百萬錢財，也可以答應。當時宋廷得到川中張詠支持，財力極為充裕，而宋廷往年歲收入折算成銀絹，大約有幾千萬，宋真宗認為可以承擔“歲幣”之數百萬，以此來換取和平。曹利用承旨後，剛從皇帝行宮出來，就被一直守候在門外的寇準攔住。寇準問明情況後，警告曹利用道：“雖然有聖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應所給銀絹不得超過三十萬。否則，你一回來我就要砍你的頭！”曹利用後來成為風光一時的權臣，跟另一權臣丁謂聯合起來，與寇準一派大搞黨爭，不過當時還未見顯赫，隻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吏，被寇準一嚇，立即悚然而驚，喏喏應命而去。經過談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萬銀絹談成。宋遼雙方訂立了和約，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澶淵之盟規定：一、遼宋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宋尊遼聖宗生母蕭太後為叔母，後世仍以世以齒論。二、雙方撤兵，以白溝河（白溝河：今河北巨馬河。）為國界。雙方各守現有疆界，不得侵軼，並互不接納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三、宋方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稱為“歲幣”，至雄州交割。四、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大宋立國之初，趙匡胤曾豪奪川中財富，並專建封椿庫，放大言道：“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儘矣。”然傾一生，也未能在與遼國爭戰中占到任何便宜。到了其侄宋真宗手中，更是發展到了以銀帛進貢敵人以屈辱求和的地步。好笑的是，和議達成後，宋真宗趙恒詢問談判結果，曹利用伸出三個指頭。趙恒誤以為給了遼國三百萬，大吃一驚，說：“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認為談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勉強安慰自己道：“三百萬就三百萬吧。”後來趙恒弄清了隻給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合計數才三十萬，不到宋年財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於早先的估計，不禁大喜過望，重重獎賞了曹利用，甚至寫詩與群臣唱和，以此來慶祝（澶淵之盟是中國曆史上的著名事件，對整個北宋王朝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曆史”（蔣複璁語）。一方麵，這是一個在宋軍占有優勢的局麵下簽訂的屈辱性條約；另一方麵，這個屈辱性的條約卻給宋遼邊境帶來了長達百年的和平，極大地促進了兩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宋真宗剛剛即位的時候，為了應付北方強大的遼國，以及西北與黨項的戰爭，大肆擴軍，招募禁軍至五十餘萬人，加上地方上的鄉兵，號稱養兵一百萬，數目相當龐大。澶淵之盟後，宋真宗立即著手裁減軍隊，遣散老弱殘兵，精減編製，如取消富有戰鬥力的河東效順一軍，龍騎軍原有十二個指揮，減為六個指揮等。不僅如此，宋真宗為了表示友好的誠意，還將同遼國接壤的地名作了改變：改威虜軍為廣倌軍、靜戍軍為安肅軍、破虜軍為信安軍、平戍軍為保定軍、寧邊軍為永定軍、定遠軍為永靜軍、定羌軍為保德軍、平虜城為肅寧軍。澶淵之盟以後，遼、宋長期保持友好往來，宋朝在雄州、霸州（霸州：今河北霸縣。安肅軍：今河北徐水。廣信軍：今河北徐水東。朔州：今山西朔縣。）、安肅軍、廣信軍，遼在新城、朔州，分彆置榷場，進行雙邊貿易，邊境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加強。宋遼雙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喪事等，都互派使者來往，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北宋末年，時間長達百年之久（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春，宋朝與西夏正處於交戰時期，遼國遼興宗想乘機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蕭特末和翰林學士劉六符帶著國書到宋朝，明目張膽地索取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西南）以南十縣之地（即後周世宗柴榮北伐契丹時奪回的領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銳騎兵雲集在幽、薊（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區）一帶，聲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興師南下。當時趙宋“守內虛外”的積習已深，加上宋軍與西夏交戰屢戰屢敗，宋仁宗早已經厭倦，一心想找機會和解，如今契丹乘機索要關南之地，宋仁宗更是應接不暇。朝議時，宰相呂夷簡認為遼國名為要地，不過是想多要歲幣而已，提議主動增加歲幣，來換取契丹關南之地的條件。於是生性軟弱的宋仁宗不顧恥辱，屈服於契丹訛詐，派使者富弼出使遼國。最終，以每歲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宋遼雙方“通好如故”。遼國此後不再提歸還關南十縣之地的要求，但澶淵之盟中所定歲幣一律稱“納”，宋朝有些大臣計較“納”字是否妥當，但宋仁宗采納了晏殊的建議，允許稱“納”，同時聲明所增加的歲幣是關南十縣之地的賦稅收入。一個“納”字，徹底意味著宋朝喪失了與遼國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還不僅僅是多納了二十萬繒金那麼簡單，“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認為當時契丹不過是虛聲恫嚇，並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呂夷簡“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遼宋不曾兵戎相見，邊境安定，時人評論道：“遼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但在中國曆史上，澶淵之盟卻始終是個有爭議的命題。遼國在不占有任何優勢的情況下，反而從中大大獲益。對於宋廷而言，澶淵之盟是帶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從法律上承認了燕雲十六州屬於遼國，又開“歲幣”之濫觴。宋真宗趙恒也因而成為“歲幣”的始作俑者，開宋朝以“歲幣”求和的先例，直接導致此後兩宋之積弱，使宋朝繁榮的局麵江河日下。宋遼結盟的消息傳到成都後，張詠感歎道：“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張詠；至如澶淵一擲，張詠不敢為也。”對寇準迫使宋真宗禦駕親征的膽識魄力欽佩不已。然對寇準而言，卻是個人悲劇的開始。澶州之盟簽訂之初，宋真宗趙恒認為南北停戰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準的功勞，因此加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待其甚厚。寇準功蓋群僚，有目共睹。後來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詩中讚揚過寇準：“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但早先與寇準結仇的王欽若一直想方設法地排擠寇準，一天退朝後，王欽若故意留下，在趙恒麵前攻擊寇準道：“寇準逼著陛下親征，將陛下當作‘孤注一擲’，訂立‘城下之盟’。這不是勝利，是君王的恥辱，怎麼還能說寇準對社稷有功呢？”又說：“時議有謂，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這話相當震撼，宋真宗當時沒有表態，但此後對寇準的疑忌加重。寇準逐漸失寵。不久，宰相畢士安病逝，寇準失去強有力的同盟。寇準少年富貴，性喜奢侈，又好飲美酒，趙恒借機以“過求虛榮，無大臣禮”等罪名，罷免了寇準的相位，出知陝州，改任寇準同科進士王旦做宰相。此時，寇準當上宰相不過一年多時間。寇準改知天雄軍後，剛好遇到遼國使者路過。遼國使者故意問道：“相公德高望重，為什麼不在中書省做官，卻來到天雄軍呢？”寇準被說中痛處，卻回答得相當巧妙：“如今朝中無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職。皇上認為天雄軍是北門鎖匙，非我寇準執掌不可。”這話回擊得無懈可擊，由此也可見寇準相當自負。寇準罷相的邸報送到成都時，張詠正在吃飯，邊吃邊讀，讀完便伏案慟哭許久，哭止又彈指許久，彈完又繼續大罵王欽若。他與寇準是至交好友，又有重名在朝，料想寇準一倒，必然會牽連自己，必須得設法自保。當晚，張詠邀請當地多名大富戶到官署賭博。他從袖子中拋出骰子，神技驚人，贏了在座所有人，用所得巨款大買田宅。之後多有此類自汙行為，王欽若一黨聽聞後，由此放過了張詠。然張詠在陳州任上病重後，仍於病中上疏，稱王欽若與另一權臣丁謂是賊臣，不誅死二賊，無以謝罪於天下百姓。與大宋周旋多年的黨項人李繼遷終於死去。他不聽心腹謀士張浦勸阻，在與吐蕃六穀部酋長潘羅支爭奪河西之地時，遭受伏兵襲擊，大敗而歸。李繼遷本人的左眼球被箭射破，敗退回靈州後不久，便與他的老對手宋太宗趙光義一樣，因箭傷發作死去，時年四十一歲。臨終時，李繼遷一再囑咐兒子李德明主動上表歸順大宋，並且叮囑道：“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這自然是臥薪嘗膽、韜光養晦之計，因為此時黨項的實力實在無法與宋朝進行長期對抗，之前連年的戰爭，已經使人畜大量減少，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資，黨項軍民已完全陷入了困境。李德明遵從了父親的遺言，數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貢，表示願意歸順，但卻開出了種種條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準，於是封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享內地節度使俸祿，並賜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絕了送子弟到宋朝為人質的要求，也沒有任何承諾，僅僅寫了一張誓表，表示臣服宋朝。李繼遷死的這一年，他的孫子李元昊還不滿周歲，這一年也剛好是宋廷與遼國簽訂澶州之盟的年頭。這個一開始以黨項的民族英雄出現在曆史舞台上、令宋廷無比頭疼的黨項人死後，對宋朝的威脅並沒有就此解除。伴隨著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黨項逐漸成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這是後話。雖則最早發行交子的王昌懿受挫後離開了成都，但交子的故事還在繼續。張詠第二次知蜀時，已萌生將十六家發行的私交子收歸國有的想法，然由於寇準意外被貶出朝，他本人亦失去朝廷支持，不久即調離成都，官交子一事遂不了了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薛田任益州路轉運使，到任了解民間私交子的發行狀況後，即上書朝廷，請求將交子發行權收歸國有，但這一建議很長時間都未申報到朝廷。這一年，剛好是張詠去世之年。蜀民聞之，皆罷市號坳。又將張詠遺像置於天慶觀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天禧四年（1020年），寇瑊任成都知府。因私交子所產生的民間訴訟激增，寇瑊不堪忍受，上書請求朝廷取締並禁止私交子發行。因不久後宋真宗去世，奏疏耽擱了下來。宋仁宗即位後，太後劉娥聽政，命薛田代寇瑊知益州，並與益州轉運使張若穀共度交子利害。薛田報道：“廢交子不複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認為如果廢除交子，對蜀地的商業貿易極為不利，但私交子問題很多，建議由朝廷設置交子務，禁止民眾私印交子。宋廷接報後，經過討論，最終予以批準。薛田於是派兵查封了十六家交子鋪，銷毀了印版及印章，私交子正式宣告倒閉。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十一月，宋廷正式在成都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官交子發行初期，形製流程完全仿照成都十六家所發行的私交子，麵額依然是臨時填寫，加蓋本州州印，後來才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首屆官交子以本錢三十六萬貫為準備金，發行一百二十六萬貫（紙幣在流通中的購買力受流通量的限製，如果流通的紙幣數量大於商品交換中的實際需要量，紙幣就會貶值，因而所以發行量是紙幣的關鍵。紙幣根據其信用種類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隨時可兌換的紙幣，如之前的私交子；另一種是不兌換的紙幣，如宋徽宗時的錢引。這種紙幣是國家強製流通的，有國家信用支持。前一種紙幣因為有金屬貨幣的準備量，發生貶值的可能性較小。但後一種由於沒有準備金，國家靠信用發行，不受金屬貨幣準備量的限製，在流通中僅僅是個介質，因而容易貶值。宋代紙幣發行，經曆了可兌換紙幣和不兌換紙幣兩個階段。）。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交子由此堂而皇之地成為川陝四路的法定貨幣，與鐵錢相權而行。交子的出現和流通開辟了貨幣史的新紀元，對後世的貨幣製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到南宋時，紙幣會子已成為幣製的中心，與金屬貨幣同時在全國流通。北方金國也仿照南宋會子，設機構經營製造紙幣。曆史仿佛一棵大樹，樹冠上開滿了光鮮亮麗的花朵，好比那些顯赫於時代的帝王將相。然真正滋養大樹的，卻是泥土下的樹根，恰如那些不被矚目的平凡民眾。發明交子的並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張詠，也不是宋廷中任何一位能臣乾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眾。曆史即使未能記全他們的名字，但從來沒有忘記過——交子的光芒誕生於巴蜀，這塊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創造的交子，帶來的不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亦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