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醫院，我發現莉薩已經被轉到一般護理病房，便鬆了口氣。我在她病房——這回是單人間——的門廊裡停下腳步，輕輕吹了聲口哨。“嘿！”我對她說，“還化了點妝，你打理得可真快。”“瞧你說的……不過我做了個決定。”她今天下午的聲音聽起來有力多了。“我要了這問完全屬於我的地方。”我走過去傾下身，吻了吻她的嘴。她也吻了我，完全不像傷病員的吻。她頭發梳得很整齊，眼圈也淡淡地描過了。我能嗅到她發際的野花香味，一邊舔著沾在我嘴唇上她唇膏的味道。“再也不用繃帶了。”我說。“頭上的傷蒙著很薄的傷口貼，你得撥開我的頭發才能看得見。”她拍拍胸口。“傷口也藏起來了。要看，你得解開我的——”“行啦行啦，”我對她說，“有了九九藏書網它才沒讓我不顧你還躺在病床上就朝你身上撲過來，沒讓事情變得更厲害啦。”我朝自己褲子前部瞥了一眼。“我是說更讓人為難。”“彆說了，”她說道，“我感覺好多了，可一笑胸口還是痛。”可她一提起湯普森案，疼痛就沒有了。“普勒，我們不能放手，現在不能放……肯定不能放。”“我完全同意。”她睜圓了眼睛。“等等。我可是準備和你辯論一場的。”我碰了碰她的手。“莉薩，你出了事。還有那個想殺你的混蛋。”“一出院我們就開始。”我暗暗咬緊牙關。我最近以來的所作所為似乎都是在欺騙她。“當然啦，”我說，“你一出去我們就開始。”回到車上，我拿起自己的手機。布羅德斯基手嶝裡有了這樣一件謀殺案，此時一定在辦公室裡。他刹真在那裡。我告訴他我需要什麼，還告訴他他現在枷正式成為我的成員了。他不滿地哼了一聲，然後答則應一有發現就向我報告。也許是我想像中的，不過他的聲音聽起來不那麼生氣了。幾乎有點真誠。戰馬隊的比賽星期日下午四點開始。我感到很慶幸，在穹頂屋半圓形起居室裡坐等警長查到我必須得到的電話號碼以鎖定羅伯特·貝內特時，我總算有點事情可做。可第一節之後，我就不那麼慶幸了：聖迭戈隊兩次失球，一次被對方攔截，使海鷹隊領先了十二分。等海鷹隊把領先擴大到十五分時，就更沒有什麼幸運好說了。我當然不指望戰馬隊能大大贏上一場扭轉局麵，可他們總得打起精神至少彆輸六分以上吧，不然的話我那一千塊和去年輸掉的錢一起全扔進下水道了。比賽在一點一點進行，我的希望也在一點一點地破滅。還剩一分半鐘，聖迭戈隊一記定位球，把比分差距縮小到八分。然後他們又一個三分出局把西雅圖人擋住了，當我意識到將發生什麼情況，胃都開始痛了。還剩三十秒，戰馬隊處於很容易得定位球的位置，可這又有什麼用呢？我需要的就是一個定位球，但聖迭戈隊彆無選擇，隻能奮力來一次底線觸地得兩分。隻能遠距離射門，觸地幾乎不可能，還想多得幾分就根本沒希望了。在全場一片喧鬨聲中，兩次底線傳球失敗，我徹底破產了。我呆呆地盯著屏幕。狗屎。我伸手去拿遙控器，電話鈴聲把我打斷了。“什麼都沒發現，”布羅德斯基警長告訴我。“反正還沒有消息，不過我讓全縣各處的眼線注意發現情況。”我向他道了謝，掛上電話。我又看了看賽後評論，然後關了電視。心裡暗想，真是越來越荒唐。先是戰馬隊，這又來了警長。怎麼能每一次都他媽的輸呢？第二天淩晨四點差一刻時，布羅德斯基又打來電話。我半睡半醒，過了幾秒鐘才聽明白他的意思。“我要對你說的是這麼回事，”他說道，“我的一個眼線剛打來電話。他在95號州際公路上挨家查汽車旅館。最後到了一個叫‘卡車休息所’的地方，那裡能加油，有吃有住，二十四小時營業。他問了那裡的夜班經理。經理在登記卡裡找羅伯特·貝內特的名字，沒找到。據眼線描繪，那人的鼻子斷了鼻梁，但還是沒結果。經理出去找來了在夜裡加油的孩子。我的人問了他一些常規問題。‘他媽的，沒錯，’那孩子告訴他。‘他媽的，沒錯，我記得那斷了鼻梁的家夥。他用的是自助服務，然後要我給他洗車窗。我對他說那違反規定，他對我說要是我不照他說的乾，他就用加油管揍我的屁股。’”“‘那兩隻混賬眼睛，’這孩子對我的人說，‘空空的盯著我看……我忍不住要看他的鼻子。’”我眼睛一亮。“這孩子有他的名字嗎？”“那家夥付的現金。”“那車呢？有車的登記嗎？”“灰色的大砸包車，他隻能肯定這麼多，彆的不行了。”“媽的。”“蒙克，我還沒說完呢。”“警長求你了，這麼早的時候就彆玩把戲了。你乾嗎不直截了當告訴我你到底發現了什麼？”“錄像帶。加油泵那裡裝著數碼攝像機。為的是拍下不付錢的家夥。”“你看見什麼了？”“我看見了那個到我辦公室來的自稱是特工羅伯特·貝內特的家夥。我看見了那輛灰色麵包車……還有車牌號。”突然間我全醒了，一股熟悉的衝動在全身湧過。“查出來是誰？”我問。他讀著從機動車管理局傳來的打印件。我拚命跟上他的速度把內容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