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史邁利獨自坐在他的頭等車廂裡回想這一切時，他有著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是把望遠鏡倒過來看比爾·海頓。他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儘管一路上酒吧間都是開著的。在車過國王十字架車站的時候，他對比爾·海頓有一種喜歡的懷戀的感覺，甚至是尊敬的感覺，畢竟，比爾·海頓是一個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這種看法說了出來。但是喬治·史邁利覺得這種簡單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他越是考慮比爾·海頓的零亂的自述，越是覺得這個人充滿矛盾。他開始把比爾·海頓看成是報上那種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識分子，莫斯科是他們的天然的聖地。他對自己說：“莫斯科是比爾師法的模範。他需要一個解決曆史和經濟問題的周密的答案。”他又覺得這太乾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歡的那種人的性格，“比爾是個浪漫派，是個虛榮者。他要儕身於先進的行列，引導群眾走出黑暗。”這時他記起了肯特鎮那個姑娘的客廳裡那些沒有完成的畫：難以辨認，過分做作，沒有希望。他也記起了比爾的專製的父親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覺得比爾信奉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彌補他做藝術家的不足，是因為他沒有慈愛的童年。到了後來，這種理論是不是再起作用，當然無關緊要了。比爾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麼使他不能脫身。喬治·史邁利認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習慣問題，他仿佛又看到比爾躺在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邊電唱機上放著音樂。比爾也是喜歡那樣的，對此，喬治·史邁利從來沒有懷疑過。站在一個秘密舞台的中央，讓大家你爭我鬥，他又是主人公，又是劇作家，合二而一。唉，沒有問題，比爾喜歡那樣。喬治·史邁利聳一聳肩，把這些想法都撇在一邊，仍象過去一樣對人類行為動機的標準答案一點也不相信，相反，卻相信有那麼一個俄羅斯娃娃，打開來裡麵又是一個娃娃，再打開來裡麵又是一個。在所有活著的人中，大概隻有卡拉看到過比爾·海頓身上最後的一個小娃娃了。比爾是什麼時候給他招募去的，怎麼招募去的？他在牛津時代的右翼立場是一種偽裝，還是罪惡，倒反而是卡拉把他從這罪惡中拯救出來？去問卡拉吧：可惜我沒有問他。去問吉姆吧：我永遠不會。英吉利東９9ｌｉｂ?部的景色在車窗外麵飛逝而過，卡拉的毫不退讓的臉代替了比爾·海頓的歪在一邊的麵孔。“但是你有一個軟肋：安恩。沒有幻想的人的最後一個幻想。他認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彆的事情上也就無法保持頭腦清醒了。”幻想？這真是卡拉對愛情的稱呼嗎？比爾對愛情的稱呼嗎？“到了，”車上的乘務員大聲說道，也許已是第二次了，“準備下車吧，您不是到格林斯貝嗎？”“不，不，我到伊明翰。”這時他記起了孟德爾的話，於是下了車到站台上。看不見有出租車，因此他到售票處去打聽後，走過一個空蕩蕩的前院，到了一塊“在此排隊”的綠色招牌的地方。他希望她會來接他，但是也可能她沒有收到他的電報。唉，聖誕節前的郵局，誰能怪他們呢？他不知道她聽到比爾的消息時會怎麼想，但是他想起了康沃爾懸崖上她的嚇怕的臉，這他才明白，那時比爾在她的心中早已死了。她已經感覺到他手腳冰冷，猜到了是什麼緣故。幻想？他重複地自言自語。沒有幻想？天氣刺骨地冷；他真希望她的那個倒黴的情人另外給她找個暖和的地方。他後悔沒有從樓梯下的鞋櫃裡把她的毛靴帶來。他記起了那本格林美爾斯豪森，仍忘在馬丁台爾的俱樂部裡。這時他看到了她，她的那輛邋裡邋遢的汽車在一條標著“隻準公共汽車通行”的車道上向他直衝過來，安恩在車中看著另外一邊。他看到她下了車，車上的指示燈仍在閃著光，她就走到車站去問訊打聽：身材修長，步法輕捷，貌如天仙，基本上是彆的男人的女人。在那個學期剩下的時間裡，在比爾·羅奇的眼中，吉姆·普萊多的行為舉止就象他父親離開以後他母親的那個樣子。他花很多時間在一些小事情上，比如為學校演戲布置燈光，用繩子修補橄欖球網，上法語課時細心糾正小錯誤。但是大事情，比如散步和單獨打高爾夫球，卻完全放棄了，晚上深居簡出，不到村裡去。最糟的是比爾·羅奇在他冷不防的時候發現他眼光空虛呆滯，在班上丟三落四，甚至忘記給記成績。比爾·羅奇得提醒他每周交上去。為了幫助他，比爾·羅奇承擔了照明時的滅燈工作。因此在排練時吉姆要給他一個特彆信號。隻給比爾一人，不給彆人。在要燈光淡出的時候，他要把手舉一下。不過慢慢地吉姆似乎好一些了。隨著他母親死訊的影子逐漸淡薄，他的眼光清晰起來了，精神也好了。到演出那天晚上，他神情愉快，為比爾·羅奇所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在演出後又累又高興地回到大樓裡去的時候，他大聲說：“喂，大胖，你這個傻蛋，你的雨衣呢，你沒有見到在下雨嗎？”他聽見他向一位來看戲的家長說：“他的真名叫比爾，我們倆是同時候到這裡來的。”比爾·羅奇終於相信，那手槍到底是個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