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人行道上，目送汽車消失在黑暗中。我口袋裡除了房間鑰匙，還有一把研究所邊門的鑰匙，以及在任何時間進入圖書館的磁卡。我覺得離睡覺的時間尚早，便在昏黃的路燈下朝研究所走去。街上一片空曠；隻在天文台街上看到一家印度餐館窗後有一些動靜：兩名服務員正把椅子翻到桌上，一個裹著紗麗的女子正在拉窗簾。聖吉爾斯街上也空無一人，但研究所有幾間辦公室還亮著燈，停車場裡停著兩輛車。我知道有些數學家隻在晚上工作，也有人經常回來查看某個長期項目的進展情況。我上樓來到圖書館；燈都亮著，進去的時候，聽到有人在書架間悄悄走動的腳步聲。我走到數學史部分，用手指點著瀏覽書脊上的標題。有本書從其他書中稍稍突了出來，好像有人剛翻閱過，但把它放回去時沒有太注意。書擠得很緊，我得用兩隻手才能把它拽出來。封麵上的圖案是一座金字塔，上麵的十個點都被火苗籠罩著。書名《畢達哥拉斯學派》就在火焰邊上一點點。湊近看，那些點其實是些小小的、剃光的頭，像是從頭頂上方向下看的僧人腦袋。所以，這些火焰也許並非隱約象征了幾何學所激發起來的如火激隋，而是專門暗指毀滅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那場可怕大火（參見後文第162頁注②。）。我走到一張書桌前，在燈下打開書，剛翻了兩頁就看到了。它一直就在那裡，形式絕對簡單。那是最古老、最基本的數學概念，甚至尚未褪去神秘主義的色彩。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說裡，數字代表了神性力量的基本原則。圓圈就是1，表示完美的個體、單元，萬事萬物的開端，封閉而完整地存在於它自身的線條之內。2，是複合的象征，是所有矛盾和二元性，所有生育的象征。它由兩個圓形相交構成，中間呈橢圓形，好比有一顆杏仁被包含在中央，它曾被叫做Vesica Piscis，即魚鰾。3，三個一組，是兩個頂點間的連接點，是為差彆帶來秩序與和諧的可能性。是一個完整體係中將道德和不道德統一起來的精神。而且，1是一個點，2是連接兩點的直線，3是三角形，同時也構成一個平麵。1，2，3。原來，序列就是自然數的排序。我翻過一頁，想看看對應4的符號。它是由十個點組成的四元體圖案，就是我在封麵上看到的有十個點的金字塔，畢達哥拉斯學派神聖的徽章和形象。那十個點是1加上2，加上3，再加上4的和。它們代表了物質和四元素。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所有數學就歸結於這個符號，它同時代表了三維空間和天體問的音樂，並且孕育了幾個世紀後斐波那契（斐波那契（Fibonacci，約1170-1250），意大利數學家。）才偶然發現的組合數和窮其畢生發現的倍數的萌芽。我再次聽到了腳步聲，而且更近了。我抬眼看去，驚奇地發現是波多洛夫，我辦公室裡的俄羅斯同事。他繞過最後一個書架，看到我在書桌前，便帶著好奇的微笑走過來。奇怪的是，他在這裡看起來很不一樣，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自在，我能想象他喜歡在夜裡成為圖書館主人的感覺。他手裡拿了支煙，先在玻璃桌麵上輕輕嗑了嗑，然後點上火。“是啊，”他說，“我晚上來這裡就是為了能安安靜靜地抽煙。”他衝我友好地苦笑，並且翻過書封麵看書名。他沒刮胡子，目光堅毅明亮。“哦，是《畢達哥拉斯學派》……這肯定跟你在辦公室黑板上畫的那些符號有關吧？圓圈，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畢達哥拉斯學派開頭的象征數字，對吧？”他想了片刻，好像在證實自己記憶力似的背誦起來：“第三個是三角，第四個是由十個點組成的四元體。”我看著他，覺得很驚訝。我發現這個看到我在黑板上研究那兩個符號的波多洛夫根本就沒想過這會涉及到其他的事，以為就是某個奇圈的數學問題。很顯然，他對幾起案件一無所知，而且當時他完全可以從自己的桌子前站出來，為我畫出接下來的序列符號。“這是阿瑟·塞爾登布置給你的題目嗎？”他問我，“就是從他那兒，我第一次聽說了這幾個符號，那是在他一次關於費馬最後定理的研討會講座上說的。當然，你知道，費馬最後的定理隻是對這個學派保守得最嚴格的秘密——畢達哥拉斯三元組問題——的延伸。”“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問，“肯定不會是最近吧。”“不是，不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他說，“依我看，這麼多年了，塞爾登都已經不記得我了。當然啦，他那時已經是偉大的塞爾登，我隻不過是舉辦那次研討會的俄羅斯小城裡一個默默無聞的研究生。我給他帶去了我對費馬定理的研究成果——那是我當時一直在研究的課題一我還請他把我的論文帶給劍橋大學數論領域的研究團體，但他們顯然都忙得沒空看。不過，也不是都沒看，”他說，“有一個塞爾登的學生看了，並且糾正了我英文拚寫和表達上的錯誤，然後就用他的名字發表了。於是他因為對十年來為證明費馬最後定理而作出的最重要貢獻，而獲得了菲爾茨獎（菲爾茨獎（Fields Medal）被認為是國際數學界的諾貝爾獎，每四年頒發一次，每次獲獎者不超過四人。獲獎者年齡不超過四十歲。）。正是借助這些研究成果，現在懷爾斯離最終證明費馬大定理就隻差一步了。我後來給塞爾登寫信，他回信說我的研究裡有一個錯誤，他的學生把它改正了。”他乾澀地笑了笑，並朝上用力吐了一口煙。“我惟一的錯誤，”他說，“就是我不是英國人。”我真希望能夠讓他馬上閉嘴。正如上次在大學公園裡散步那樣，我再次覺得，我馬上就要看到什麼了，如果我現在獨處，也許那個我上次沒有把握住的難題會迎刃而解。我站起身，嘀咕了一個含糊的借口，快速地填寫了一張借閱單把書帶走。我想到外麵去，在黑夜裡，離一切都遠遠的。我衝下樓梯，就要走出門口時，差點和一個從停車場那兒過來的黑影相撞。是塞爾登，他已經在無尾長禮服外罩了一件雨衣。我這才意識到外麵在下雨。“你這會兒出去的話，書會被淋濕的，”他說著，伸過手來看書的封麵，“看來你已經找到了。而且從你的臉上我能看出你還有彆的新發現，對嗎？這正是我要讓你自己尋找答案的原因啊。”“我遇到了我辦公室的同事波多洛夫；他說多年以前見過你。”“維克多·波多洛夫，是的……我很好奇他都跟你說了些什麼。我也是在皮特森探長給了我一份研究所裡所有數學家的名單時才記起他的。不過我已經認不出他了；我記得他當時是個留著絡腮胡的小夥子，胡子頭上尖尖的，有些心神不寧的樣子，他認為自己有證據能證明費馬大定理。很久以後我才想起曾在那次研討會上說起過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字。但我並不想把這些說給皮特森探長聽，我一直對波多洛夫心存愧疚，聽說他得知我的學生榮獲菲爾茨獎後，曾經想自殺。”“無論如何，”我說，“都不可能是他，對嗎？今天晚上他在圖書館裡。”“不會是他，我從沒想過他是凶手。但我知道，他也許是惟一一個能馬上認出序列的人。”“是的，”我說，“他很清楚地記得您的講座。”我們站在大門口半圓形的屋簷下，一陣陣的風夾帶著雨水，灑到我們身上。“我們去酒吧。”塞爾登說。我跟著他，護著書不讓雨水打濕。那裡似乎是全牛津惟一還開著的地方了，吧台前擠滿了人，互相交談，發出洪亮的笑聲，帶著那種似乎隻有在數巡啤酒之後，英國人才會流露出來的興奮和稍顯做作的高興。我們坐到一張小桌子旁，木頭桌麵上還有杯底留下的環形水漬。“很抱歉，”女店主遠遠地說，似乎她已經不能為我們做什麼了，“最後的點單時間已經過了。”“我們不能在這裡久留，”塞爾登說，“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既然你現在已經知道了這個序列。”“它比任何一個數學家所想象的都要簡單得多，不是嗎？也許這是一種天才的行為，但還是有些令人失望。說到底，不過是1，2，3，4，就像第一天你給我看的對稱的序列一樣。但是，這也許不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是某種謎語，而隻不過是他持續計算死亡數目的方式：第一起，第二起，第三起。”“是的，”塞爾登說，“這才是最糟糕的，因為他可能無休止地殺下去。但我還是抱有希望，覺得那些符號是種挑戰，而且如果我們能證明已經知道的話，他就會停下來……皮特森剛從他的辦公室給我打了電話，說他有個主意也許值得一試，而且，顯然那位心理學家也同意這麼乾。他要改變在報紙上披露案情的策略：他會讓明天的《牛津時報》在頭版刊登第三起謀殺案的消息以及那個三角形的圖片，同時他會在訪談中透露前麵的兩個符號。他們會為他精心準備問題，以顯得他對案情毫無頭緒，沒有凶手那麼聰明。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這會給咱們那位仁兄所需要的成就感。我寫給皮特森看的關於四元體的紙條，也會以我的名義在星期四的報紙上發表。就在同一版麵位置，他們曾經刊登了我書中討論連環謀殺案的那一章。這應該足以向他證明至少我知道，並且能夠預測到下一起謀殺的符號。這樣就讓整個連環謀殺案進入了他一開始預設的、幾乎完全個人挑戰的層麵上來。”“但是就算這能奏效，”我有些驚訝地說，“就算他湊巧在星期四的報紙上看到您的這個論述，並且更走運的話，能阻止他繼續殺人，可皮特森怎麼能抓住他呢？”“皮特森認為這隻是時間問題。我覺得他是希望那個人就在參加音樂會的人員名單中。不管怎樣，他似乎決心儘可能避免出現第四起謀殺案。”“有意思的是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一切條件來預測下一步。我的意思是我們有了三個符號，就像弗蘭克·卡爾曼的某個序列，我們應該能推測出第四起謀殺的一些情況。把由十個點組成的四元體和什麼聯係起來呢？怎麼把死亡和這些符號聯係起來，我們還不知道。但我一直在想那個桑德斯醫生說的話，我發現了一個反複出現的主題：在三起案件中，被害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活得比預期的時間長，也就是說他們本來就可能已經死了。”“對，這倒是真的，”塞爾登說，“我沒注意到這一點……”他茫然看了一會兒遠方，似乎突然感到疲倦，厭煩了案件的枝枝蔓蔓。“對不起，”他說，似乎不知道自己走神了多久，“我有種不祥的預感。我本以為公開序列是個好主意。但是從明天到星期四，也許中間相隔時間太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