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森站起身,反剪著雙手在房裡轉了一圈。他拿起一開始被他扔在辦公桌邊上的外套,再一次將目光鎖定在黑板上,隨後用手背抹去圓圈。“請你們記住:我們要儘量將第一個符號保密,我可不想再出現個模仿這一套的殺手。你們覺得樓下那些看到第二個符號的數學家,能猜出下一個符號嗎?”“不會,我認為不會,”塞爾登說,“而且,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興趣去琢磨。對於一個數學家來說,他惟一想著的問題通常都是眼下他手頭的工作:也許得有兩起以上的凶殺案才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那您也是這樣的嗎?”皮特森此時定定地看著塞爾登,問題中帶著冷冷的指責,“說老實話,我有一點……失望。”他說,似乎很小心地在選擇措辭,“當然,我並沒期待您今天就能給我一個最終的答複,但是總可以給出四五個可能的選擇和假設讓我們去篩選或排除,難道數學家們不就是這樣工作的嗎?不過也許兩起謀殺也不足以引起您的興趣。”“我已經跟您說過了,我有了初步想法,”塞爾登說道,他那灰色的小眼睛看著探長的眼睛,“我保證會全力以赴考慮這件事。我隻想確保自己彆出錯。”“我可不想您得等到死了下一個人才能確定下來,”皮特森說,然後,他似乎不太睛願地儘量緩和一下剛才尖銳的語氣,“不過,如果您真想幫忙破案,請您明天六點以後到我辦公室來一趟:我們已經有了心理特征報告,我想念給您聽,也許能讓您想起什麼人。您也可以來。”他邊對我說著,邊和我們迅速握手告彆。皮特森走後,是好一陣的沉默。塞爾登走到窗邊,開始卷一支煙。“我能問您一個問題嗎?”我小心翼翼地說。我相信他肯定也不會把每件事情都告訴我,但不妨一試,“您的想法,您的假設,是關於下一個符號還是下一起謀殺案的?”“我想我已經找到一種怎麼解這個序列的辦法了——關於下一個符號,”塞爾登緩緩說道,“但這不能讓我推斷出任何與下一起謀殺有關的線索。”“那麼,這個符號對皮特森探長還是有很大幫助的吧?您是不是有什麼彆的原因,使您還不想告訴他?”“來,咱們去公園走走,”他說,“離我學生的講座還有幾分鐘,我想抽支煙。”門口還有警察在忙著處理玻璃上的指紋,所以我們隻能從後門出去。我們在路上遇到了波多洛夫,他跟我隨便打了個招呼,便將目光鎖定在塞爾登身上,似乎徒勞地期待著塞爾登能把他認出來。我們繞過物理實驗室走進大學公園,在一條碎石路上漫步。塞爾登默默地抽著煙,我一度以為他不想再說什麼了。“你為什麼要當數學家?”他突然問我。“我不知道,”我說,“也許是個錯誤吧,我以前總認為我會學文科。我想吸引我的是定理中所包含的那種真理吧:永恒、不朽、自成體係、又絕對民主。您為什麼選擇數學呢?”“因為它不會傷害任何人,”塞爾登說,“因為它是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您知道,我小時候發生過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且這些事情貫穿我的一生,就像是某些信號……它們是一陣一陣的,但對我來說還是太頻繁、太可怕,我難以忽視。”“信號?什麼樣的信號?”“怎麼說呢……我發現我在現實世界裡的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會引起一連串反應。可能是巧合,不幸的巧合,但它們毀滅性之大足以令我一動都不敢動。最近的一次信號就是那起車禍,我妻子和我兩個最好的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怎麼解釋才能讓這事顯得不那麼荒唐,但確實,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注意到我對現實世界做的假設都會成真,但都是通過奇怪的途徑以最可怕的方式發生,好像我被警告要遠離人的世界。少年時代的我真被嚇壞了。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發現了數學。我生平第一次感覺自己身處一片安全的領地。第一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堅定地提出某個假設然後去驗證,並且擦完黑板,或者塗掉做錯的一頁,我還完全可以從頭開始,不會出現意外的後果。對,在數學和犯罪學之間是有某種理論上的相似之處;就如皮特森所說,我們都做假設。但是當你對真實世界做出假設時,無法避免地,你就會引入一種不可逆轉的活動因素,這種活動不可能不產生後果。你朝一個方向看,就看不到其他方向,當你沿著一條可能的途徑走下去,時間也跟著流逝,等你想換一條途徑走,為時已晚。就像我對皮特森說的,我最害怕的不是出錯。我最害怕的是一生反複出現的巧合再次出現:我所想的假設在現實中都以最可怕的方式發生。”“但是沉默、拒絕揭示那個符號,本身不也是一種缺省的行為方式,不也可能引起無法預料的後果嗎?”“有可能,但此時我寧可冒這個險。我不像你這麼熱情,要來破這起案子。如果數學是民主的話,序列的下一個符號就在眾人眼前:你,皮特森本人,都同樣有條件找到它。”“不,不,”我反駁道,“我的意思是當證明過程被一行一行寫出來的時候,數學中是有民主的一刻。一旦指明途徑,任何人都可以沿著途徑走下去。但是之前當然得有一個把途徑照亮的時刻:就是您曾稱作跳馬的那一步……隻有極少數人,甚至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天才,能夠在黑暗中看到正確的第一步。”“說得好,”塞爾登說,“‘幾百年才出一個’聽起來的確很有戲劇性。不管怎樣,我現在想到的序列第三個符號很簡單,事實上根本不需要任何數學知識。不過困難的是怎樣把符號和案件之間聯係起來。也許看一份心理特性報告這主意不壞。好了,”他說著,看了一下手表,“我該回研究所了。”我說我還要在公園裡走一會兒,他把皮特森的名片遞給我。“這是警察局的地址,就在那家叫做‘愛麗絲漫遊奇境’的商店對麵,如果可以,我們明天六點在那兒碰頭。”我沿著小徑繼續走著,在一小片樹陰下駐足,觀賞著一局撲朔迷離的板球比賽。有好幾分鐘,我以為自己注視的隻是比賽前的準備工作,或是一係列屢屢失敗的開局。但接著我聽到一些坐在球場邊戴著大草帽、喝著甜酒的女人熱情的掌聲。很顯然,我錯過一次精彩的得分,也許比賽就在此時到了關鍵時刻,就在我的眼前,可我所看見的,全都是令人懊惱、缺乏激烈動作的場麵。我過了一座小橋,公園在這一邊失去了一些它整潔的風貌。我沿河而走,經過幾片泛黃的草地。身邊不時有小船經過,搭檔們在練習劃水。有一個念頭在我的腦中盤旋,非常接近,就好像聽到一隻昆蟲嗡嗡作響,卻看不到它,有一種尚未清晰的直覺,在那一刻令我覺得如果我找對地方,也許就能瞥見它的一角,一把抓住。正如在數學上,我不知道是否要堅持把它想出來,還是要忘記它,故意避開,等待它自行出現。在景色的寧靜中,在船槳劃動的平緩水聲裡,在坐船經過的學生禮貌的笑容中,有什麼東西似乎舒緩了緊張氣氛。我發覺,無論如何,這裡絕不可能為我揭示死亡和謀殺案的答案。我穿過樹林抄近路回到辦公室。我的俄羅斯同事已經去吃午飯了,我決定給洛爾娜打個電話。她聽上去很開心、興奮。是的,她有新聞,但是她想先知道我的。不,塞爾登隻告訴她有麵玻璃窗貼了張奇怪的紙條。我告訴她我怎麼發現那張紙條,並描述了符號的樣子,還把和皮特森的談話重複給她聽。洛爾娜又問了我幾個問題,然後把她知道的情況告訴我。厄內斯特·克拉克的屍體沒有送去警局的停屍房;法醫就在醫院裡和一名醫生進行了解剖。她趁吃午飯向醫生打聽了驗屍情況。“打聽情況有那麼難嗎?”我酸溜溜地問。洛爾娜笑了。他以前好幾次請過她一起吃飯,而這次,她答應了。“他們兩個茫無頭緒,”洛爾娜說,“給克拉克先生注射的東西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們什麼都沒找到,醫生說換了是他,也可能簽署一份自然死亡的證明。現在還有一個解釋:有一種從某類叫毒蠅鵝膏菌的真菌中提取成分的新藥,但是他們還沒找到能檢測這種藥的試劑。這種藥去年在波士頓的一次內部醫學研討會上展示過。奇怪而耐人尋味的是,這種藥似乎是法醫中的秘密,顯然他們曾發誓連它的名字都不能泄漏。莫非這意味著警方應該在法醫中尋找凶手?”“或者在那些跟他們共進午餐的護士中,”我說,“還有做會議記錄的秘書,提取這種藥物成分的化學家和生物學家,也有可能是警察……我猜肯定也向他們通報了這種藥物的存在。”“無所謂了,”洛爾娜氣呼呼地說,“反正搜索範圍縮小了:這不是在什麼家庭藥箱裡找得到的東西。”“對,這倒是真的,”我用一種和解的語氣說道,“今晚咱們一起吃晚飯嗎?”“今晚我要很晚才能走,但明天可以。六點半在‘老鷹和小孩’怎麼樣?”我想起和皮特森的約定。“八點行嗎?我還不習慣這麼早吃晚飯。”洛爾娜笑了。“好吧,咱們就按你們阿根廷人的作息時間來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