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主教的辦公室裡與他隔桌而坐，顧客的位置，就像我是一個來申請大宗貸款的銀行客戶。可除了我在屋裡的位置，我們兩人之間已經不再拘泥什麼禮節。我不再規規矩矩地坐著，直著脖子，挺著背，兩腳並攏放在地上，雙目以敬禮姿勢朝向對方。如今我的身體以一種放鬆、甚至舒服的姿勢坐著。我脫掉了紅鞋，腳墊在身子底下坐在椅子裡，不錯，寬大的紅裙邊把它們遮得密不透風，但我確實是這麼坐著，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人們經常去野餐的時候，坐在篝火旁就是這個姿勢。假如壁爐裡有火，火光會在光滑鋥亮的壁爐表麵閃爍，溫暖地在身體上微微閃現。火光是我加進去的。至於大主教，今晚簡直隨便得有些出格。沒穿外衣，胳膊肘抵在桌子上。這副樣子隻要在嘴角再放一根牙簽，就是活生生一幅鄉村民主廣告，像在蝕刻畫裡見到的。留有蠅屎斑的，燒掉的舊書裡。我麵前遊戲盤裡的方格子正在填滿：此刻正在進行今晚的倒數第二輪遊戲。Zilch（一無所有），我拚著，毫不費力地用數值很大的Z拚了一個單元音詞。“有這個詞嗎？”大主教問。“不信可以查字典，”我說，“是個古體詞。”“好吧，算你得分。”他說。臉上泛出笑容。大主教喜歡看我搶風頭，擺出一副老成樣，就像一隻忠於職守的小狗，時刻豎著耳朵，急於找機會表現自己。他的讚許如一陣暖流拍打著我。在他身上，我感覺不到絲毫敵意，而這是過去我在男人那裡，有時甚至包括盧克那裡，時常感受到的。爛貨這個詞，他連放在心裡想想都不會。事實上，他完全像老父一般慈祥。他的做法令我快樂，他喜歡這麼想。而我確實感到快樂，很快樂。他速度飛快地在袖珍電腦上加好了我們的最後得分。“你大獲全勝。”他說。我懷疑他做了手腳，為的是討好我，讓我高興。可為了什麼？這仍是個問題。他這樣遷就我到底能得到什麼？一定有什麼的。他往椅背一靠，兩手指尖頂著，這個姿勢如今我已再熟悉不過。我們之間早已對所有此類親昵隨便的小動作習以為常。他望著我，目光中不無慈藹，但同時也充滿好奇，似乎我是一個待解之謎。“今晚想看什麼書？”他問我。這也已成了必不可少的例行環節。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讀了一本《小姐》雜誌，一本很舊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老爺》（美國一份專供男性的月刊，創辦於一九三三年。）雜誌，一本《女士》雜誌，這本雜誌我恍惚記得小時候曾在我母親的某個住所見過，還有一本《讀者文摘》。他連都有。我已經讀完了一本雷蒙·錢德勒（雷蒙·錢德勒（Raymond dler，1888—1959），美硬漢派偵探家，筆下主人公為清貧正直的私家偵探Philip Marlowe。）的偵探，目前正在讀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艱難時事》，已經讀了一半。每逢這些時候，我總是狼吞虎咽、讀得飛快，幾乎是一目十行，竭力在下一個漫長的饑餓期開始之前，把儘可能多的內容吸收進我的腦海。假如這是在吃東西，我的行為就像餓鬼撲食，暴吃暴飲；假如這是性行為，那便好比在某個地方的小巷子裡偷偷摸摸站著匆匆做愛。我在看書時，大主教總是坐在一旁，看我，雖然一言不發，但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我。這種注視是一種好奇的性行為，他這麼做，令我有一種脫光了衣服的感覺。我希望他背過身去，在屋子裡隨便走走，自己也找點東西看看。那樣的話我會更輕鬆些，從容些。事實上，我這種違禁的行為在他麵前也像是一種表現。“我想我還是願意聊聊天。”我說。聽到自己說出這句話，我很是吃驚。他又笑了。他看上去毫不吃驚。也許他期待的就是這個，或是類似的反應。“哦？”他說，“你喜歡聊些什麼呢？”我猶豫不定。“隨便，什麼都可以。嗯，比如，說說你自己。”“我？”他繼續微笑著。“哎，我可沒有什麼好說的。我不過是個平平常常的家夥罷了。”這句話裡所包含的虛假，甚至連用詞都那麼缺乏真實——“家夥”——令我戛然住口。平平常常的家夥可不會成為大主教。“你一定擅長某個方麵。”我說。我知道自己在慫恿他，投其所好，引他回答，我不喜歡自己這樣，事實上，我對此感到厭惡。可我們倆都在自我防衛。不是他說就是我說。對此我一清二楚，我可以感覺到話語積壓在我心裡，蠢蠢欲動。畢竟我已經太久沒有和人好好說過話了。今天與奧芙格倫同行時壓低嗓子交換的隻言片語根本算不上什麼，但卻有撩撥的作用，像開場白。既然那麼點簡短的交流都讓我如此輕鬆欣慰，我當然渴望與人更多地交流。可是如果由我開口，我一定會說錯話，泄露心底的秘密。我可以感覺到這股衝動，出賣自己的衝動。但我不想讓他知道得太多。“哦，我過去先是搞市場研究，”他底氣不足地回答，“之後稍稍擴大了研究範圍。”我突然想起，雖然我早就知道他是個大主教，卻懵然不知他是哪方麵的大主教。他主管的是什麼範疇？或者像人們過去常說的，他的專職是什麼？他們沒有具體的頭銜。“哦。”我應道，竭力讓他覺得我對他的話了然於心。“你可以稱我為所謂的科學家，”他說，“當然，隻是在有限的範圍內。”接著有一會兒他緘默不語，我也一言不發。兩人都在等對方開口。我先打破了沉默。“這樣吧，也許你能為我解答一件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情。”他表現出興致盎然的樣子。“那會是什麼呢？”我是在自投羅網，可一時卻控製不住自己。“是從某個地方記下來的一句話。”最好不要說是哪裡。“我想它是用拉丁文寫的，我想也許……”我知道他有一本拉丁語詞典。他有各式各樣的詞典，在壁爐左邊的頂層書架上。“說來聽聽。”他說。口氣疏遠了些，但明顯警覺起來，或者這隻是我的想象。“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我念出來。“什麼？”他問。顯然我的音沒有發對。我不知該怎麼念。“我可以把它拚出來，”我說，“寫下來。”這個新鮮大膽的主意令他遲疑了片刻。可能他根本不記得我會寫字。在這間屋子裡，我從未握過任何一種筆，連得分也從未加過。女人不會加法，他曾經開玩笑地說。當我問他是什麼意思時，他說，對女人來說，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不等於四。那等於幾？我問，以為他會說等於五或者三。還是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他回答。可這會兒他卻回答：“好吧。”接著便隔著桌子把他的圓珠筆扔過來，幾乎有些不顧一切地，仿佛在接受某種挑戰。我環顧四周，找能寫字的地方，於是他把計分簿遞給我，就是那種案頭使用的記事簿，每頁頂端印有一張小小的圓形笑臉。這種東西仍在繼續生產。我用印刷體仔仔細細地寫下那句話，憑著頭腦裡的記憶，按照櫥櫃裡這句話的原樣，一筆一畫抄寫下來。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之下，它既不是禱文也不是號令，僅是一句可悲的塗鴉，被人胡亂塗寫下來，之後又棄之不理。筆握在指間的感覺真是舒服，簡直像具有鮮活的生命。我能感覺到它的威力，它那包容萬語千言的威力。筆是嫉妒的對象，麗迪亞嬤嬤常說，她引用的這句話是感化中心的又一格言，為的是警告我們遠離此類物品。千真萬確，它讓人產生嫉妒。就這麼握著都讓人嫉妒。我對大主教的筆嫉妒不已。這是又一件我渴望偷偷拿走的東西。大主教從我手裡接過有圓形笑臉的紙頁，看了一眼。隨即便哈哈大笑起來。他臉紅了嗎？“這不是真的拉丁文，”他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笑話？”我說，完全給弄糊塗了。難道我如此鋌而走險，為弄懂它費儘心機，就為了個笑話？“什麼樣的笑話？”“你了解學校男生們的德性。”他說。笑聲裡飽含懷舊情緒，此刻我看出來了，這是一種對其舊我遷就縱容的笑聲。他站起身，穿過房間走到書架前，從他收藏的珍品中取出一本，但那不是字典。而是一本舊書，看上去像一本教科書，折了角，上麵滿是墨汁。他先是帶著沉思、懷舊的神情拿在手上翻看了一陣，然後才遞給我。“你看。”他說著，把書攤開放在我麵前的桌子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圖片：《米勒的維納斯》，黑白的，身上被人笨拙地塗上了胡須、黑色的胸罩和腋毛。與之相對的一頁上是《羅馬競技場》，用英語標明，英文上麵是一行拉丁文的動詞詞形變化：sum es est，sumus estis sunt（此為拉丁文“是”動詞的詞形變化，意為“我是，你是，他是，我們是，你們是，他們是”等。）。“喏，就在這裡。”他說著指給我看。於是，我在空白處見到了那行字，用的是和維納斯身上的腋毛相同的墨水：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不懂拉丁文的人要領略這句話的可笑之處還真有些難，”他說，“過去我們經常寫這類東西，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我搞不清那些句子都是哪裡來的，可能是從學長那裡一屆屆傳下來的。”此時他已完全忘了我的存在，進入一種忘我狀態，隻是一味地翻著書。“看這裡。”他說。這幅圖叫《薩賓女》（古代意大利中部一民族，公元前三世紀時被羅馬征服。）。空白處是一行潦草的筆跡：pim pis pit，pimus pistis pants（均非真的拉丁文，而是仿照注上頁拉丁文杜撰的校園下流戲語，意為“我尿尿，你尿尿，他尿尿，我們尿尿，你們尿尿，他們尿尿，他尿濕了褲子”。）。“這裡還有一行，”他讀道，“Cim，cis，cit　...”（此行略去了t一詞，該字眼為對女性陰部的下流稱呼。）他戛然而止，意識重又回到現實，顯出很不自在的樣子。他又一次笑了起來，這一次的笑可以稱得上是咧開嘴笑。我想象著他臉上長滿雀斑、額前翹著一綹頭發的模樣。這一刻我幾乎喜歡上他。“可那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問。“哪句話？”他問，“哦。那句話意思是‘彆讓那些雜種騎在你頭上’。我想當時我們全都自命不凡，自以為很了不起吧。”我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終於恍然大悟她為什麼要把這行字寫在櫥櫃壁上，同時還知道她一定是在這裡，在這間屋裡知道了這句話。除了這裡，還能有彆的什麼地方？她又不是男生。一定是在過去某個追憶少年時光、傾吐內心秘密的時刻聽來的。這麼說我並非第一個。並非第一個闖入他沉默的領地、同他玩兒童拚字遊戲的人。“她後來怎麼樣了？”我問。他幾乎一點不變聲色。“你和她熟嗎？”“有點熟。”“她上吊死了。”他說，語氣中沒有悲哀，隻有幾分沉思。“出事以後我們便把燈具拆了。就在你房間裡。”他頓了頓。“她來我這裡讓賽麗娜發現了。”他說，仿佛這便解釋了一切。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一條狗死了，再弄一條。“用什麼來吊？”我問。可他無意告訴我。“這很重要嗎？”他問。我猜一定是用撕碎的床單。我自己就曾往這方麵想過。“我想是卡拉最先看到的。”我說。所以那天她會發出尖叫。“是的，”他說，“可憐的姑娘。”他指的是卡拉。“也許我不該再來這裡了。”我說。“我以為你來這裡很開心。”他輕輕地說，但雙眼卻盯著我，目不轉睛，閃閃發亮。要不是我頭腦清醒，我會以為那是擔憂。“我希望你開心。”“你希望我可以忍受目前的生活。”我說。它不是以一個問句說出口，而隻是一個語調平平的陳述句，平鋪直敘，沒有絲毫抑揚頓挫。假如我的生活尚可忍受，也許他們所做的一切便都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了。“你說得對，”他承認，“我確實希望如此。我願意那樣。”“那麼……”我欲言又止。一切都不同了。現在我終於掌握了他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我可能因此喪命。這個秘密就是他受到良心譴責。終於明白了。“你想要什麼？”他說，還是那種輕鬆的語調，好像這不過是一筆金錢交易，而且是很小的一筆交易：區區煙糖錢的交易。“你是指除了潤手液。”我說。“對。除了潤手液。”他說。“我想……”我說，“我想知道……”這話說得遲遲疑疑，猶豫不決，甚至有些發傻，是我不假思索說出口的。“知道什麼？”他追問道。“所有的一切，”我說，可這太沒有針對性了，“正在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