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也奇怪，改革開放，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許多領域都變了，唯獨教育的一畝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導不僅沒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隨著改革而加強。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權力從來沒有今日的含金量，日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好過，態度也從來沒有如今日之牛氣，而教育的效果，卻也從來沒有如今日般的低劣。中小學陷在應試的泥潭裡，而高校則在大躍進的虛驕和浮誇中狂歡。教育這塊計劃體製的綠洲，繁榮茂盛的底下，是根爛水枯的內囊。以高校為例，可以稍微有點兒誇張地說，幾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門的附屬機構，不僅學校的主要負責人由它們任免，而且學校主要事務也由教育行政部門操控，從畢業生文憑的發放、研究生入學考試的科目，到研究生錄取分數線的劃定，都是上麵直接定的。甚至連教學模式、教學管理、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這樣的具體事務，教育行政部門也有具體的指導。學校的部分經費改由項目的方式下發，這種貌似科學的改革，結果是使得大學校長見了教育部的一個小處長，都得假以辭色，因為學校編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編得不合主管處長的意，那麼就可以不給你本來應得的經費。最熱鬨的事情莫過於高教係統的各種評比。凡是有點兒常識的人都知道，沒有哪個國家的大學培養質量是一樣的，不同檔次學校的文憑，碩士、博士學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們國家卻不然，大學的碩士點和博士點的設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門來評定，雖然名義是專家在評，但熟悉官場規則的人都明白，組織者才是決定因素。這樣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訴人們，我們的所有大學，文憑的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僅這種大學所必備的“點”必須上麵欽點，所有衡量學校檔次的指標，都得上麵來評。某個學科該由誰來研究，需要國家權力來確定嗎？要的，我們不僅由教育行政部門來評定哪個大學哪個學科是重點學科，而且還要評出若乾個研究基地，好像學術研究可以由某些官老爺們欽定賦予某些學校以壟斷似的。不僅如此，我們還有精品課程、精品教材的評比，還有學校研究刊物入圍的評比，還有各種名目的優秀成果獎的評比……不過，所有這一切，比起聲勢浩大的國家教育工程來，又是小巫見大巫了。開始是“211”工程，說是由國家確定若乾所名牌大學，重點扶持。 “211”剛剛起步，又來了個“985”工程，意思是再選一些大學，由國家重點投資，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不知道按這個步調走下去，保不準以後還會有什麼名堂。不過，所有的大名堂小名堂不大不小的名堂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教育行政部門說了算，所有想進來的學校都得巴結它們，於是大家拚了命挖門盜洞往裡擠，爭相對主管者獻媚，甚至集體出動，四處運動，至於運動之外還乾了些什麼，隻有運動健將們自己知道。大家如此賣力，如此豁出臉皮，不用說，是因為每個名堂背後，都堆放著金錢、榮耀和地位，這些好處，不僅是學校的，也是承擔這些項目的個人的。為了將行政權力發揮到極致，所有的這些評比名堂，都不是一勞永逸的，隻要哪個學校卷進評比的爭奪戰中，勝也罷敗也罷，都意味著永無寧日。學校的行政部門加上各個院係的領導，從此不僅要保持善於編故事的本領，推陳出新，還要永不間斷地催促老師和學生，產生出各種教學與科研的數字。在大家競相拚數字的競爭環境下，數字隻能越編越多，氣泡越吹越大。本來各個學校的科研都是教師的事情，但自從南方某大學發明硬性規定博士生非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才能畢業的高招之後，各大學紛紛效尤，高等教育再次進入了1958年師生共同大躍進的爭高產步調。跟當年的大躍進不同的是，雖然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樣做的後果，不是使中國的大學離世界一流大學更近了，而是遠了。大家都陷在拚數字的旋渦裡，結果隻是讓“核心期刊”肥了，平白增加了大量的版麵費，而高校科研的質量卻一滑再滑。麵對這嚴酷的事實，雖然有識之士大聲疾呼，但高校卻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疾呼者自己也難免兩腿泥）。據說，某些頂尖高校的邏輯是這樣的，如果中國一流的９９liｂ.大學不去爭這些東西，那麼自有二流的來爭，如果二流的不爭，則有三流的廁身其間，如果所有的研究基地、重點學科都落在了二三流的學校手裡，那麼我們豈不臉麵無光？說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麵前，是沒有人能頂得住的。話說回來，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負責人，也還不是教育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個部門都在精簡的同時，唯獨教育部憑借11個副部級高校，反而多得了幾十個副部級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門在整個國家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中之得天獨厚，可見一斑。改革幾十年，應該說教育領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評的那樣，一點兒也沒有被觸動過。高等教育收費了，而且幅度還挺大。素質教育也鼓吹並推行著，至少高校裡多開了些音樂美術的欣賞課，中小學也有了教育行政部門編的素質教育的新教材。甚至民營資本也進入了教育領域，不僅有民辦學校，而且教材和教輔的出版發行領域，也聚著成堆的書商。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可以稱之為改革的話，作用隻有一個那就是強化了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力，使它們的權力得到了金錢的滋潤，變得更加遊刃有餘，威風八麵，對教育界中人的驅使更有力度。事實上，隻有當民營資本可以為教育行政權力具體實現高額壟斷利潤的時候，它才能在教育領域生存，否則，不是奄奄一息，就是隻好選擇夾皮包走人，民營學校如此，書商也是如此。眼下，儘管人們在批評教育產業化，但實際上教育已經產業化了，隻是這種產業化比較奇特，一方麵，教育部門收費大幅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麵，它所提供的服務卻大幅度縮水了，麵對縮水的服務，付費者一方還不能提出一丁點兒的異議，在幾乎所有事情上都隻能任憑教育部門宰割，其霸道程度，比古代的衙門還要厲害幾倍，平民百姓受到了行政部門的欺負，雖然不容易，但畢竟可以拿行政訴訟法去告狀，而學校違法，連告都找不到門口。我們的教育領域，就是這樣一個超級的產業和衙門化高度結合的所在。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會這樣？在所有的行政部門都在收縮，行政權力在受到限製，都在強調依法行政的情況下，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卻在反其道而行之，從不擔心受到懲罰？我認為，關鍵在於我們的教育一直都背負著它所不能承受之重。都說中國的中小學生負擔重，其實中國的教育負擔更重，這個重跟經濟無關，而是一種無形卻分量特重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教育背負著這個東西，才踉踉蹌蹌，總是走不好，學生的書包也才會在推行素質教育的鼓噪下，依然沉得可怕。 古代的學校是個近乎神聖的所在。每個縣的官學，門前無一例外有一塊下馬石，上麵寫著：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下馬轎。意思是說，不管你是誰，官有多大，到了學校，就得從馬上下來，轎裡出來，畢恭畢敬，否則就是犯了大忌，頭上的烏紗甚至頭本身都有些危險了。學校裡的教官雖然品位低微，但至少得是個五貢出身者才能做，學校裡的考試和講學，非科舉正途出身的正印官不能染指。清朝中期，廣東某縣令跟當地駐軍長官不和，於是下令學校隔三差五地敲鼓，擾得住在學校旁邊的總兵大入夜不成眠，隻好搬家了事。如果沒有學校作為憑借，一介七品芝麻官怎麼敢跟二品大員過不去。不僅學校如此，整個教育體係都帶有某種神聖性，明清兩代外放的“學院”和學政，以及鄉試的正副主考，都是絕對的清要之職，不論官銜大小，地方首長都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中央的教育機關叫“禮部”，最能說明問題，教育跟國家的禮製聯係在一起，關乎天下的興亡。在那個時代，學校不僅是個教書的地方，培養人才的所在，而且負載著教化百姓，傳承國家意識形態的重任，恰是在後麵的意義上，它才變得如此的神聖不可侵犯。也可以說，它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或者是說是沾了以孔夫子名義傳承的儒家倫理的光，這個本來沒有太多油水的地方才會有這麼多附加的聖潔光環。從古代到今天，中國的教育幾次翻烙餅，從形式上看，已和大清國的時候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了，但附加在教育上的教化與意識形態傳承的功能，卻依然如故。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更是變了，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變成了建設黨，但我們的教育依然是為了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存在。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強化對學校、學生的管理。在這個大目標下，所有的行政強化都有絕對正當的理由：強化教學管理是擔心教師對學生放水，或者教學的時候自由化；直接控製文憑是擔心高校濫發那勞什子；科研項目控製是使學校的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而高校在上述幾個方麵出的問題，自然成了教育行政部門強化管理的最好借口，一動就說，看，不管出事了吧！其實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國的官員們不是不知道，在教育這個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學校拆爛汙，等於是自我毀滅，即使在歐美先進國家，像錢鍾書所描繪的“克萊登大學”，也依然存在，但它們除了滿足某些人的虛榮，以及蒙騙第三世界國家中人之外，誰把它們當回事呢？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裝著不知道，說出來的都是借口，而心裡想的就是要保住自己超級的權力。城狐社鼠，人們投鼠忌器，所憂者，在城在社而已。教育行政部門的超級權力，就是在這種憂慮中得以繁衍生息，發展壯大。然而，人們要問的是，即使我們肯定我們現行教育目標的正當性，我們靠“灌輸”和“管束”兩個法寶，能否實現之？現實告訴我們，不能，效果恰恰相反。 “灌輸”不行， “管束”行不行呢？效果更差。因為“管束”背後，是一係列的不合理收費，一係列蠻橫的強加於人，一係列低效高熱鬨的行政運作，長此以往，不僅最終會將學生逼上絕路，甚至連老師也要選擇逃亡（不少有誌為學的教師已經在議論另擇職業的可能性，隻是由於社會條件的限製，多數人一時還沒有更好的選擇），即使不逃亡，行政強化的結果，也隻能使教育事業步步走向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