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的一天，我和費利敦在雷江斯飯店吃了一頓午飯，我們喝了拉克酒、吃了竹莢魚，談了電影的事情。費利敦正和在佩魯爾酒吧結識的攝影師雅尼一起拍廣告片。儘管我對此毫無異議，但他還是不安地說“我們是為了錢才拍的！”任何時候看上去都很輕鬆的費利敦，是一個年紀輕輕就輕而易舉、毫不費力地得到了生活樂趣的人，他會為這類道德問題而痛苦，著實令我費解，然而我所經曆的一切讓我早早地成熟了，這也讓我懂得，很多人其實是表裡不一的。費利敦說：“有一個現成的劇本，如果我要為錢拍東西，我就拍它，那會更好。雖然有點低俗，但卻是一個好機會。”“現成”或是“萬事俱備的一個劇本”，是我不時在佩魯爾聽到的一句話，它的意思就是一個劇本已經通過了審查，拍攝需要的所有許可都已得到。在很少有觀眾喜歡的劇本能夠通過審查的那段時間裡，每年必須拍一兩部電影的製片人和導演，為了不閒著會去選擇一個其實他們壓根沒想過的現成劇本來拍攝。因為審查委員會，多年來砍掉了每個有趣、不同想法的尖銳棱角，讓所有電影都彼此雷同，因此對於多數導演來說，不知道電影的主題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電影的主題對芙頌適合嗎？”我問費利敦。“一點也不適合。但對於帕帕特亞來說是合適的。是個非常輕浮的角色，女演員需要演一些脫戲。男主角也一定要是塔希爾·湯。”“塔希爾·湯不行。”於是，我們談論了很長時間塔希爾·湯，好像我們的主題不是讓帕帕特亞替代芙頌來出演我們的第一部電影。費利敦說，我們應該忘記塔希爾·湯在安寧飯店製造的事端，他說：“我們不應該感情用事！”有一刻，我們的目光相遇了。他替芙頌想過多少？我問了電影的主題。“一個有錢人，勾引了一個漂亮的遠房親戚女孩，隨後又拋棄了她。失去了貞潔的女孩為了報複當了歌手……那些歌本來就是為帕帕特亞寫的……電影本來是夢想·哈亞提要拍的，但因為帕帕特亞拒絕成為他的奴隸，一氣之下他就放棄了。劇本就這樣被閒置了下來。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劇本、歌曲、整個電影，彆說是芙頌，就是對費利敦來說也極為糟糕。因為想到不管怎樣，我的美人晚飯時總會對我瞪眼、板麵孔，那麼至少讓費利敦高興也是一件好事，因此也帶著拉克酒給予的勇氣，我同意了為電影投資。1981年5月，費利敦開始拍攝“現成的劇本”。片名用的是哈利特·齊亞（哈利特·齊亞（Halit Ziya U?akl?gil，1866—1945），土耳其文學史上第一個寫西文意義上的的作家。）八十年前寫的愛情和家庭題材《破碎的生活》。然而，敘述發生在奧斯曼帝國末期，西化的優秀富人和中產階級身上故事的，和講述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泥濘後街和夜總會裡的劇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那個為了給失去的貞潔複仇，帶著巨大的仇恨和意誌力，因為唱愛情歌曲而一舉成名的歌手，和裡的女主人公相反，不是因為結了婚，而是因為沒能結婚而非常不幸。電影是在老的佩麗影院開拍的，有段時間所有帶唱歌情節的電影裡的夜總會場景都是在那裡拍攝的。撤掉了座椅的影院，擺上桌子後被變成了一家夜總會。影院寬敞的舞台，即使比不上那時最大的馬克西姆夜總會和位於耶尼卡帕的恰克爾夜總會，但也足夠大了。在顧客們一邊吃喝，一邊觀看舞台上的歌手和幽默主持人以及像雜技和魔術那樣的其他“綜藝節目”的夜總會裡，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既可以聽到土西結合的土耳其音樂，也拍攝了很多帶唱歌情節的電影。電影中的那些夜總會場景，主人公們首先會用一種誇張的語言介紹自己和他們的痛苦，但多年後，就像從觀眾和顧客那瘋狂的掌聲和激動的淚水中也能明白的那樣，他們仍將是在夜總會獲得人生的成功。費利敦向我透露了耶希爾恰姆的製片人們為了降低群眾演員的成本而采用的各種方法：從前，因為像澤齊·繆然（澤齊·繆然（Zeki Müren，1933—1996），土耳其藝術音樂的泰鬥，被譽為土耳其的“藝術太陽”。）和艾美爾·薩英（艾美爾·薩英（Emel Say?n，1945——），土耳其藝術音樂女歌唱家、電影演員。）那樣的真正歌手多數時候會在電影裡扮演他們自己，因此隻要戴領帶、穿西裝和舉止文雅的人都會被作為觀眾請進拍攝現場。夜總會的桌子會被那些願意免費觀看明星的人坐滿，這樣不花一分錢，群眾演員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最近幾年，像帕帕特亞那樣鮮為人知的演員取代了那些歌唱家。（在電影裡，扮演遠比自己更加有名的歌唱家的這些小明星，會在一兩部電影後變得和他們扮演的角色一樣有名，於是又會有更加沒名的窮歌手在電影裡扮演他們的角色。有一次穆紮菲爾先生告訴我說，土耳其觀眾厭倦那些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在電影裡都有名和富有的人。一部電影的神秘力量，來自它的明星在現實生活和電影裡的地位差距。而電影故事原本就是為了縮小這一差距的。）因為沒人會穿戴齊整地去布滿灰塵的佩麗影院聽一個無名歌手唱歌，因此就給那些扮演觀眾的帶領帶、穿西裝的男人和不帶頭巾的女人提供免費烤肉。以前，塔伊豐喜歡在朋友聚會上調侃他在露天影院裡看過的土耳其電影，在他模仿了那些吃飽了肚子擺出富人架勢、戴領帶的窮演員的造作姿態後，他會帶著一種受委屈之人的真誠惱怒憤憤不平地說，其實土耳其富人根本不是這樣的。我從費利敦拍攝前，用他在當助理時的例子跟我說的那些事情裡知道，便宜的群眾演員除了錯誤地宣傳富人，還可能會製造出更大的麻煩。一些人吃了烤肉，不等拍攝結束就要離開；一些人在桌上看報紙；一些人當明星歌手唱到最感人的歌詞時，和其他群眾演員說笑（其實這和現實生活是相符的）；一些人則疲於等待而在桌上睡著了。第一次去《破碎的生活》的拍攝現場時，我看見“劇務主任”因為生氣，正在滿臉通紅地訓斥那些看著鏡頭的群眾演員。就像一個真正的電影製片人，一個老板那樣，我靜靜地站在遠處看了一會兒。正在那時，我聽到了費利敦的聲音，於是一切在瞬間被賦予了土耳其電影那一半是神話，一半是低俗的魔力，帕帕特亞手拿麥克風開始走在延伸到觀眾席間的高台上。五年前，我和芙頌和費利敦在椴樹樓附近的一個花園影院裡看過帕帕特亞出演的一部電影，帕帕特亞扮演一個讓因誤會而分手的父母和好的能乾、機靈和善良的小女孩。而現在，（帶著一種標示所有土耳其孩子命運的速度），帕帕特亞卻變成了一個疲於奔命、憤怒和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犧牲品。失去了土耳其電影的悲劇色彩和純真，因此命中注定會早死的不幸女人的樣子，對於帕帕特亞來說就像是一件非常合體的衣服那樣合適。當我想起帕帕特亞兒時的純真時，我可以明白她現在的狀態；而從她在舞台上那疲憊和憤怒的狀態裡，我可以看到她兒時的純真。在一個不存在的樂隊的伴奏下——費利敦將會使用從彆的電影人那裡拿來的音樂——帕帕特亞像一個模特那樣走著，她帶著一種絕望的反抗走到了對真主造反的邊緣，她那複仇的渴望，因為讓人想起了她所忍受的強烈痛苦，因此讓我們黯然神傷。在和那裡的所有人一起拍攝這個鏡頭時，我們在帕帕特亞的身上感到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東西，即便有些低俗。打瞌睡的群眾演員打起了精神，就連那些送烤肉的招待員也開始駐足觀看了。帕帕特亞像拿著鑷子那樣拿著手裡的麥克風。那些年，大明星們都有反映各自特點的拿麥克風的姿勢，而帕帕特亞卻為此帶來了一種全新和原創的風格，我在佩魯爾認識的一個記者認為，這是不久後她將成為一個大明星的佐證。在那些年的夜總會裡，固定在一個三腳高支架上的麥克風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著長長電線的移動麥克風，這給歌星走下舞台，走近觀眾創造了機會。然而它帶來的問題是，歌星一方麵要用悔恨和憤怒的動作，有時用眼淚來強調歌曲的情感，另一方麵不得不去注意那根長長的電線，就像家庭主婦為了不讓吸塵器的長線繞到桌腿上而忙碌。因為在放錄音，所以帕帕特亞其實沒在真唱，麥克風的電線也沒連在、繞在任何地方，但帕帕特亞卻做出一副電線繞到了什麼地方的樣子，用一個非常優雅和柔和的動作解決了這個問題。後來還是同一個記者帶著仰慕對我說，這些動作就像一個為跳繩的夥伴搖繩子的小女孩的動作。快速進行的拍攝告一段落時，我祝賀了費利敦和帕帕特亞，我對他們說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這些話一出口，我就感覺自己儼然成了報紙和娛樂版塊上的那些製片人了。也許是因為記者們在旁邊的緣故！但是費利敦身上也出現了一種完全像報紙上說的那種導演的氣質：拍攝的速度和忙亂帶走了他身上的稚氣，仿佛他在兩個月裡一下長了十歲。他的身上出現了一種有始有終、堅決、強大、略微帶點殘酷的男人氣概。那天我感覺到，帕帕特亞和費利敦之間產生了一種愛情、至少是一種認真的關係。但我還不能完全確信。因為當身邊有記者時，大小明星們都會做出一副他們之間發生了秘密戀情的樣子。或是在那些準備娛樂和電影版麵的記者們眼裡有一種散發出禁忌、罪孽和罪過味道的東西，而演員和電影人也在配合著他們那麼做。記者拍照時，我遠離了鏡頭。因為芙頌每星期會在某個地方找來像《聲音》《周末》那樣上麵有許多電影界新聞的雜誌來看。我覺得她會在這些雜誌上看到有關費利敦和帕帕特亞的緋聞。而帕帕特亞也有可能會暗示，她和男主角塔希爾·湯，甚至和我——“和製片人！”——發生了戀情。然而，其實不需要任何人去暗示什麼，因為那些準備娛樂和電影版麵的人，一旦認定哪條消息會大賣就會去編造這條消息，然後再添油加醋地寫出來。有時他們會在一開始就誠實地告訴演員那是虛假的消息，而演員們也會配合他們擺出必要的“親密姿勢”。我既為芙頌遠離這種生活和這些人而感到高興，同時又因為她沒能經曆這些喧嘩和有趣的事情而為她感到惋惜。事實上，在電影和生活中——兩者在觀眾的眼裡是相同的——扮演各類墮落女人、經過了命運的循環後成為了一個女明星的人，轉眼間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淑女繼續她的演藝生涯也是可能的。芙頌可能也在幻想這個嗎？為此她需要為自己找一個黑社會的“教父”，或是那種關係上的一個膽大妄為的流氓有錢人。這些流氓一旦和明星們建立了關係，就會立刻禁止她們在電影裡演接吻和裸露的戲。裸露指的僅僅是——未來世紀的讀者和博物館參觀者們不要誤會——小腿和肩膀的裸露。明星若得到一個“教父”的庇護，那麼關於她的那些低俗、嘲諷和無恥的新聞也會被立刻封殺。曾經有一個對此類禁令不知情的年輕記者，因為寫了一個在赫赫有名的某“教父”庇護下的女明星高中當舞女時被著名大廠主包養的消息，腿上便被打了一槍。看拍電影時，我一邊自得其樂，一邊又痛苦地想到，芙頌在離佩麗影院步行十分鐘的家裡無所事事地坐著。拍攝一直持續到宵禁的鐘點。晚飯時，我會想到，如果凱斯金家餐桌上我的位子是空的，那麼芙頌會認為我放棄她而選擇了拍電影，我會為此而慌亂。於是，晚上，我會帶著愧疚和一種幸福的承諾從佩麗影院沿著鵝卵石路麵走下大坡去凱斯金家。芙頌最終會是我的。我讓她遠離電影是對的。我明白自己還因為一種同誌和挫敗的情感依戀她，而這，有時會比愛情更讓我感覺幸福。感到這點時，城市街道上的夕陽、九*九*藏*書*網從破舊的希臘人公寓樓裡散發出來的潮濕和陳舊的味道、叫賣鷹嘴豆米飯和炸羊肝的小販、在鵝卵石路麵的小巷裡踢足球的孩子們踢過來的足球、我用力將滾到腳邊的足球高高踢出而得到的嘲笑掌聲，所有這一切都會讓我開心不已。那些日子，無論從電影拍攝場到薩特沙特的走廊，還是從茶館到凱斯金家，所有人都在議論一件事，那就是一夜屋銀行家們給出的高額利息。因為通貨膨脹快要接近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所有人都想找個地方把錢存起來。凱斯金他們在晚飯前也會議論這個話題。塔勒克先生說，他從不時去的茶館裡聽說，有些人為了讓錢保值去黃金市場買了黃金，有些人則把錢交給了支付百分之一百五十利息的各式各樣的銀行家，很多人在把手裡的黃金兌換成現錢，還有人取出了銀行裡的所有存款。他會煩躁地說這些事來征求我這個商人的意見。費利敦以拍電影和宵禁為由很少回家，他也不從我給檸檬電影公司的錢裡拿出一分錢來給芙頌。從前，我從他們家拿走東西後會買去新的東西，但在那些日子裡，我開始留錢而不再買東西了。這是一個月前，從我拿走塔勒克先生的一副舊紙牌後開始的。我知道芙頌為了打發時間會用紙牌來算命。塔勒克先生和內希貝姑媽玩牌時會用另外一副牌，內希貝姑媽難得和鄰居玩牌時也從來不會拿出這副牌。我“偷”的這副牌裡有幾張的邊角已經破損，牌的背麵還有汙漬，有幾張已經折斷了。芙頌曾經笑著說，因為這些標記和汙漬她認識某些紙牌，因此用這副牌算命就容易算通。我拿起紙牌仔細地聞了聞，除了舊紙牌上那特有的香水、潮濕和灰塵的味道，我還聞到了芙頌手上的味道。紙牌上的味道讓我感到一陣眩暈，因為內希貝姑媽也發現了我對紙牌的興趣，因此我堂而皇之地把牌放進了口袋裡。我說：“我母親也算命，但從來算不通。據說用這副牌算命的人會轉運。認識這些汙漬和破損後，我母親的運氣也會好起來的。最近她很煩躁。”內希貝姑媽說：“向維吉黑大姐問好！”當我說要從阿拉丁的小店裡買一副新牌過來時，內希貝姑媽一開始一直說“不要我破費”。但在我的一再堅持下，她說起了一副在貝伊奧魯看到的新牌。芙頌那會兒在後屋。我把從口袋裡拿出來的一遝錢羞愧地放到了一邊。“內希貝姑媽，您能去買兩副新牌嗎？一副給你們，一副給我母親。從這個家裡拿去的紙牌會讓我母親高興的。”內希貝姑媽說：“當然。”十天以後，我拿走了一瓶新開的佩雷嘉牌古龍水，我在放古龍水瓶子的地方，又帶著一種奇怪的愧疚留下了一遝錢。我確信在頭幾個月裡，芙頌對這些錢物交易是一無所知的。其實那麼多年我一直在從凱斯金家拿走古龍水的瓶子。但那些都是空瓶子，或是馬上要用完，即將被丟棄的瓶子。除了拿空瓶子來玩的小孩，沒人會去注意那些空瓶子的。我會帶著渴望，甚至是希望把晚飯後很久才招待大家用的古龍水像一種聖水那樣，塗抹到我的手上、額頭上和臉頰上。我也總會著魔般地看芙頌和她父母用古龍水時的動作……塔勒克先生會在看電視時慢慢擰開古龍水的瓶蓋，而我們也知道過一會兒放第一個廣告時，他會把瓶子交給芙頌說“問問有人要古龍水嗎？”芙頌首先會往她父親的手上倒古龍水，塔勒克先生會像得到一種醫療救助那樣把古龍水塗到手腕上，他還會像一個克服呼吸困難的人那樣深深地將古龍水的香味吸進肺裡，隨後還會不時地去聞一聞手上的餘香。內希貝姑媽隻要一點點古龍水，她會用我在母親那裡看到的優雅動作，慢慢地搓手掌，就好像在手心裡滾動一塊肥皂讓它出泡沫那樣。如果在家，費利敦會從妻子那裡要最多的古龍水，他會像一個就要渴死的人那樣張開手掌，像一個痛飲水的人那樣幾乎帶著貪婪把古龍水塗到臉上。我會從所有這些動作裡，從古龍水給予的香味和涼爽裡（因為在寒冷的冬夜裡，也會有同樣的古龍水儀式）感到它完全不同的一個含義。就像乘坐大巴旅行前，乘務員往每個乘客的手裡倒古龍水一樣，我們的古龍水也讓每晚聚在電視周圍的我們感到，大家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美好，我們是一個團體，我們在分享同樣的命運（這也是電視裡的新聞強調的一種情感），儘管我們每晚在同一個屋簷下看電視，但人生是一種冒險。輪到我時，當我迫不及待地張開手掌，等待芙頌來倒古龍水時，我們的目光會相遇。那時我們會像一對一見鐘情的情侶那樣深情地凝望彼此。當我去聞手上的古龍水時，我根本不會去看自己的手掌，而是始終看著芙頌的眼睛。有時我眼神裡的那種濃烈、堅定的愛意會讓她忍不住笑起來。那似有似無的笑意會在她的嘴角停留很長時間。在那個微笑裡，我會看見一種對於人生、我的愛戀、我每晚的拜訪的憐愛和嘲諷，但我不會因此心碎。恰恰相反，我會在霎那間更愛她，會想把古龍水的瓶子拿回家。在隨後的一次造訪裡，當我發現古龍水快要用完時，我會用眨眼的工夫把瓶子塞進掛在衣架上的大衣口袋裡。在《破碎的生活》拍攝的那些日子裡，晚上7點左右，天黑之前，當我從佩麗影院朝楚庫爾主麻走去時，有時我會有一種那個時刻的生活片段其實以前已經經曆過的感覺。完全相同的人生我將重新經曆一次，而那前世裡既沒有太大的不幸，也沒有太大的幸福。但這前世裡有一種讓我感覺非常沉重的憂傷……也許這是因為我看見了故事的結局，知道既沒有什麼大勝利，也沒有什麼大幸福在等待我的緣故。因此，在愛上芙頌的第六個年頭結束時，我從一個認為人生是一次充滿未知、有趣冒險的人，正在變成一個對人生心懷不滿、自閉、憂傷的人。人生中不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的感覺在慢慢占據我的內心。在那些春天的夜晚，我會說：“芙頌，我們去看看你畫的白鶴好嗎？”而芙頌會沒精打采地說：“不，沒什麼新進展。”有一次，內希貝姑媽插話道：“啊，你為什麼要這麼說……白鶴從我們的煙囪上飛了起來，凱末爾先生，它飛到的地方可以看見整個伊斯坦布爾。”“我很好奇。”有時芙頌會誠實地說：“今晚我心情不好……”那時我會看見塔勒克先生的心在顫抖，他慈愛地想保護女兒，他在為此憂傷。感到芙頌的這句話不僅僅是今晚，也是人生窘境的一個表述，我會因此傷心，於是我決定從此不再去《破碎的人生》的拍攝現場。（這個決定我很快就實施了。）而另一方麵，我也會覺得芙頌的這個回答，是她多年來對我發動的那場戰爭的一個部分。從內希貝姑媽的眼神裡，我也會感到，她既在為我的，也在為芙頌的態度而煩惱。就像托普哈內上空的烏雲籠罩了天空一樣，當我們感到人生的困境和煩惱籠罩在我們心頭時，我們會陷入一陣沉默，像往常那樣我們會去做三件事：1.我們會去看電視。2.我們會再倒上一杯拉克酒。3.我們會再點上一根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