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凱斯金家玩著通姆巴拉迎來1977年的。想起這件事可能是因為前麵提到了“生活的美好”。然而，作為除夕的娛樂去凱斯金家，對於展示我人生中不可否認的變化也是重要的。離開茜貝爾，讓我不得不遠離自己的朋友圈，每星期去凱斯金家四五次又讓我放棄了許多老習慣，但直到那年的除夕，我一直在試圖讓自己和親人們相信，我仍然在繼續原來的生活，或是隨時都能夠回到那種生活中去。為了遠離茜貝爾，為了不讓不好的回憶傷害任何人，也為了擺脫解釋為什麼銷聲匿跡的麻煩，我從紮伊姆那裡打聽沒見麵的熟人的消息。我和紮伊姆在福阿耶、加拉齊，或是新開的一家上流社會飯店裡見麵，我們會像兩個渴望談論生意的嚴肅朋友那樣，津津有味地談論人生和彆人的事情。紮伊姆已經對和芙頌一般大的年輕情人阿伊謝感到不滿了。他說，就像她太幼稚，無法同他分擔煩惱同擔憂一樣，她和我們的那幫朋友也始終合不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他堅持說還沒有新情人或是情人候選人。從他的講述中我明白，紮伊姆和阿伊謝的親密隻停留在接吻上，女孩十分小心、矜持，在沒對紮伊姆的誠意完全確信前，就會保護自己。紮伊姆說這些時問道：“你笑什麼？”“我沒笑。”紮伊姆說：“不，你笑了。但我不介意。讓我來告訴你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一星期幾乎有七天在約會，他們出入於各個飯店和俱樂部。麥赫麥特帶努爾吉汗去夜總會，讓她聽老歌和古典土耳其歌曲。他們還找到以前在電台唱歌的七八十歲的老歌手，和他們交朋友。”“是嗎……我不知道努爾吉汗對音樂那麼感興趣……”“愛屋及烏嘛。其實麥赫麥特也不太懂那些老歌。現在為了影響努爾吉汗，他也在學習。他們一起去薩哈夫拉爾買書，去跳蚤市場找舊唱片……晚上他們去馬克西姆、貝貝克夜總會聽穆澤燕·塞納爾（曼濟科特廣場戰役（The battle of Ma），塞爾柱和拜占庭軍隊之間的一場戰役。）唱歌……但他們從來不在一起聽唱片。”“什麼意思？”紮伊姆小心翼翼地說：“他們每晚都去夜總會，但一次也沒單獨待在一個地方做愛。”“你怎麼知道的？”紮伊姆說：“他們在哪幽會？麥赫麥特還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在馬奇卡的後麵，不是有一個他帶女人去的地方嗎？”紮伊姆說：“他也帶我去喝過威士忌。那裡完全就是一個和情人幽會的地方。如果努爾吉汗是個聰明人，就絕不會去那種糟糕的地方，如果去了，她就會明白麥赫麥特將因此不和自己結婚。連我都覺得自己怪怪的，因為鄰居們會從門上的貓眼去看他今夜是否又帶回了妓女。”“讓麥赫麥特怎麼辦？單身男人想在城裡租一套房子容易嗎？”紮伊姆說：“他們可以去希爾頓。或是在一個好街區為自己買一套房子。”“麥赫麥特喜歡和父母一起過家庭生活。”紮伊姆說：“你也喜歡。讓我友好地和你說一件事好嗎？但你不能生氣。”“我不生氣。”“你和茜貝爾偷偷摸摸地在辦公室約會，還不如把她帶去你和芙頌約會的邁哈邁特公寓樓，那樣的話，今天你們就不會分手了。”“是茜貝爾告訴你的嗎？”紮伊姆說：“不是，親愛的，茜貝爾不會和任何人說這種事情，你彆擔心。”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有趣的閒聊突然轉到了我的煩惱上，像是我遭遇了一場災難那樣說起我經曆的那些事情，讓我覺得很掃興。因為紮伊姆發現了這點，於是他接著說，有天夜裡在貝伊奧魯的羊肚湯店裡，他碰到了麥赫麥特、努爾吉汗、塔伊豐和老鼠·法魯克。後來他們開著兩輛車一起去海峽玩了。還有一個晚上，當他和阿伊謝在埃米爾崗坐在車裡喝茶、聽音樂時，他們碰上了私生子·希爾米和其他一些人，隨後他們開著四輛車，先去了在貝貝克新開的帕利茲延夜總會，然後又去了有銀色葉子樂隊演出的鬱金香花園夜總會。一方麵為了吸引我回到過去的生活，另一方麵是他對夜生活的沉醉，紮伊姆津津有味地告訴了我這些娛樂活動的所有細節，當我聽他講這些時，並沒想太多，但後來當我在凱斯金家時，我發現自己在幻想這些娛樂活動。但讀者們也彆認為，我因為沒能和老朋友們一起繼續從前那種快樂的玩樂生活而沮喪了。隻是，有時，當我坐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時，我會產生一種世界上沒發生任何事情，即使發生了，也離我們很遙遠的感覺，僅此而已。1977年的除夕夜我也一定沉浸在了這樣的一種感覺裡，因為我記得在遊戲當中的一瞬間，自己在想紮伊姆、茜貝爾、麥赫麥特、塔伊豐、老鼠·法魯克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做什麼。（據說紮伊姆在夏天的彆墅裡讓人支起了電取暖器，還派看門人去點了壁爐，正在那裡舉辦一個邀請了“所有人”的大聚會。）芙頌說：“凱末爾，快看，抽到27了，你有的！”看見我的心思沒在遊戲上，她用手拿起一顆乾扁豆，放到了我的通姆巴拉紙牌上，遮住了27。她笑著說：“彆走神！”有那麼一瞬間，她用小心、擔憂，甚至是憐愛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當然，我是為了從芙頌那裡得到這樣的關注才去他們家的。我感到了一種異常的幸福。但這種幸福是來之不易的。為了不讓他們傷心，為了不讓母親和哥哥知道我將在凱斯金家過除夕夜，我先在家和他們一起吃了晚飯。隨後，奧斯曼的兒子，我的侄兒們說“快，奶奶，讓我們來玩通姆巴拉吧！”於是我又和他們玩了一輪遊戲。我記得，在我們全家一起玩通姆巴拉的時候，當我和貝玲的目光相遇時，她像是在懷疑這種幸福家庭畫麵的做作，用“你怎麼了！”的眼神皺起了眉頭。我對貝玲輕聲說：“沒什麼，我們不是玩得很開心嗎！”隨後我說，自己該去參加紮伊姆的聚會了，當我匆忙離開前，我又看到了貝玲那洞察一切的眼神，但我什麼也沒表露。當切廷開車向凱斯金家疾駛時，我既慌亂，又幸福。因為他們一定在等我吃晚飯。是我告訴內希貝姑媽要和他們一起過除夕的，有一次我在門口告訴她，我一定會來的。這話的意思就是“請彆讓芙頌那天晚上和丈夫出去找朋友們玩”。因為在我那麼好心支持他們的所有電影夢想，感覺自己和他們那樣親近時，芙頌在我去他們家的夜晚出去，在內希貝姑媽看來是一件非常難為情的事情，也是一種不懂事的行為。內希貝姑媽說，她覺得費利敦在我去的夜晚出門也是“不懂事”。但因為沒人對此有抱怨，因此這是一種被我們無聲忽視的孩子氣。因為他不在家時，有時內希貝姑媽不是也用“孩子”來提到費利敦的嗎？離開我們家之前，我拿了一套母親為贏得通姆巴拉遊戲的人準備的獎品。到凱斯金家之後，我快步跑上樓梯，一進門——當然像往常一樣，在我感受到和芙頌目光相遇的幸福之後——就從塑料袋裡拿出了母親的獎品，一邊高興地說“這是通姆巴拉遊戲獲勝者的獎品”，一邊把它們碼在了餐桌的邊上。就像母親從我們兒時起在除夕夜裡做的那樣，內希貝姑媽也準備了很多小獎品。我們把她準備的獎品和母親的那份混在了一起。那天晚上我們玩得那麼開心，以至於在後來的幾年裡，在除夕夜，把我拿去的獎品和內希貝姑媽準備的獎品混在一起玩通姆巴拉，成了我們不可改變的習慣。我在這裡展出我們在八個除夕夜裡玩過的通姆巴拉用具……在我們家裡，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四十年時間裡，母親在除夕夜，也是用同樣的一套通姆巴拉用具先是讓我、哥哥和堂兄弟們，後來又讓她的孫子們開心的。內希貝姑媽也像母親那樣，在遊戲結束，獎品散發完，孩子、鄰居們開始打哈欠，打瞌睡時，開始小心翼翼地收拾通姆巴拉用具，她會把從天鵝絨袋子裡一塊塊抽出來的數字塊（90塊）數一遍，把寫著數字的紙牌用蝴蝶結捆成一摞，把我們用來遮住紙牌上數字的乾扁豆放進袋子裡，然後把布袋收起來等待第二年的除夕。現在，多年以後，當我忙著用全部的真誠，將一切一一展現出來來向彆人講述自己的愛情時，我感到，我們在除夕夜一起玩通姆巴拉，深刻觸及了那些神奇、怪異年份的靈魂。通姆巴拉作為一種意大利人在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玩的那不勒斯遊戲，就像很多除夕夜的儀式和習慣那樣，在阿塔圖爾克實行年曆改革後，通過黎凡特和意大利人家庭傳到了伊斯坦布爾，並在短時間裡成為很多家庭除夕夜娛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一些報紙會在年底向讀者贈送用廉價硬紙板做的、塑料數字的通姆巴拉用具。那些年，城市的街道上還出現了數以千計的通姆巴拉手，他們手拿一個黑布袋，用走私美國煙或是威士忌作為獎品來引誘路人。大街上的這些通姆巴拉手，會用一種可以被稱做“迷你通姆巴拉”的遊戲和一個其中有詐的布袋，把大街上隨時準備試試運氣的人們的錢騙到手裡。通姆巴拉這個單詞，帶著“抽簽和試運氣”的含義，就是在那些年，在我每星期去芙頌他們家四五次的時候進入土耳其語的。我用一個真正的博物館創始人的興奮，用能夠像物件的故事那樣來講述我的故事的激情，從母親和內希貝姑媽準備的各種獎品裡精心挑選出了一些樣品。內希貝姑媽每年一定會在獎品裡放上一塊小女孩或是小男孩的手帕，母親也那麼做。這是否有這樣的一個含義呢？那就是“除夕夜玩通姆巴拉，是專屬於小女孩的一種快樂，但我們成年人也會在那夜像孩子一樣快樂”。兒時在我們家，除夕夜裡如果一個年長的客人得到了一件為孩子買的禮物，那他（她）一定會說：“啊，我正需要這樣的一塊手帕！”父親和他的朋友們說完這話後，就像他們在孩子麵前說了一句雙關語那樣，會互相做一些擠眉弄眼的動作。看到這些動作，我會覺得大人們是帶著一種玩笑的態度來玩通姆巴拉的，我會因此而不安。很多年以後，1982年除夕夜，當我在凱斯金家第一個把紙牌上的第一行數字全部對上，像個孩子一樣大叫“沁可”時，內希貝姑媽邊說“恭喜，恭喜，凱末爾先生”，邊給了我這塊手帕。就是在那時，我說道：“我正需要一塊這樣的手帕！”內希貝姑媽極為嚴肅地說：“這是芙頌小時候用過的一塊手帕。”那時，那個夜晚，我明白在凱斯金家，就像鄰居的孩子們那樣，我是用自己全部的純真來玩通姆巴拉的。無論是在芙頌、內希貝姑媽，還是在塔勒克先生的身上多少都有一種玩笑的態度，有一種模糊的“假裝那麼做”的樣子，但我始終是真誠的。看見我現在不時用一種接近調侃的口吻來講述自己愛情故事的讀者和博物館參觀者們，請記住，我是帶著全部的真誠去經曆那些時刻的，任何時候我都是善意的。母親每年會把幾雙童襪放進獎品裡，這讓我們感覺獎品是一些家裡本該買的東西。儘管這種感覺減少了獎品的獎勵性，但同時，即便是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也會讓我們像對待珍貴的東西那樣去看待我們的襪子、手帕、核桃夾子，或是在阿拉丁小店裡買來的一把便宜的梳子。但在凱斯金家，所有人，甚至是孩子，遊戲結束時，不會因為襪子，而是因為贏了遊戲而開心。現在，多年以後，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像這襪子一樣，在凱斯金家，物件不是屬於每個個人的，而仿佛是屬於整個家和家庭的，但這也不完全對，因為我會不斷感到，樓上有芙頌和她丈夫分享的一個房間，一個櫃子，有他們自己的東西，我會經常帶著幻想和痛苦去想那個房間、裡麵的東西和芙頌的衣服。但在除夕夜，就是為了不讓自己去想這些我們才玩通姆巴拉的。有時，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當我喝下兩杯拉克酒後，我會感到，我們看電視也是為了感受（我們在玩通姆巴拉時感受到的）那種純真的情感。玩通姆巴拉時，或是在平常的一個夜晚，當我們安寧地看著電視時，當我把凱斯金家裡的一個物件（比如多年後達到一個可觀數字的、帶著芙頌手上味道的勺子）裝進口袋時，內心裡那種稚氣單純的情感會消失一段時間，那時我會感到一種自由，我明白自己將可以隨時起身離開那裡。1980年的除夕夜，我把在訂婚那天的最後一次約會上，自己和芙頌一起喝威士忌的古董杯子（我外公艾特黑姆·凱末爾留下的紀念品），作為一個製造驚喜的獎品拿去了他們家。1979年以後，我從凱斯金家拿走一些小玩意兒，然後再給他們帶去一些更貴重的禮物，因為就像我對芙頌的愛情那樣，這成為了一件不言而喻被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筆、襪子、肥皂那樣的小禮物中間出現一個隻有在拉斐·珀爾塔卡爾的古玩店裡買到的貴重杯子，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讓我傷心的是，當塔勒克先生贏了通姆巴拉，內希貝姑媽拿出獎品時，芙頌竟然沒發現這個帶著我們愛情最悲傷日子印記的杯子。還是她想起來了，但因為氣我的魯莽（費利敦和我們一起過了那個除夕夜）而假裝不知道呢？在此後的三年半時間裡，隻要塔勒克先生喝拉克酒時拿起那個杯子，我就想去回憶和芙頌最後一次做愛時的幸福，但就像不能去想一個被禁問題的孩子一樣，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當我和塔勒克先生坐在一起時，我當然是不能那麼做的。物件的力量，以及積澱在其中的回憶，當然也取決於我們的幻想力和記憶力的表現。彆的時候我絕不會對它們感興趣，甚至會覺得這些低俗的放在籃子裡的埃迪爾內肥皂，用肥皂做的葡萄、木梨、杏子和草莓，因為成為了遊戲的獎品，才會讓我想起除夕夜感到的深切安寧和幸福；我在凱斯金家餐桌上度過的那些神奇時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們人生那慢慢流淌的溫和的音符。但我真誠而樸實地相信，這些情感不單單屬於我，多年後見到這些物件的博物館參觀者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為了給我的這個信念再舉一個例子，我在這裡展出那些年除夕夜開獎的新年特彆彩票。內希貝姑媽也像母親那樣，每年買一張在12月31日晚上開獎的彩票，把它當做通姆巴拉的一個獎品。無論是在我們家，還是在凱斯金家，對於得到那張彩票的人大家會異口同聲地說同樣的一句話：“太好了，今晚你真幸運……看看，說不定你還能中大獎呢。”1977年到1984年的八年除夕夜裡，因一個奇怪的巧合，芙頌竟然六次得到了彩票。但等到當夜抽獎結果在收音機和電視裡宣布後，依然因為一個奇怪的巧合，她沒中到過任何的獎金，包括最小的“保本”獎。無論在我們家，還是在凱斯金家，在賭博、運氣和人生的問題上（特彆是塔勒克先生和客人們玩紙牌時）有一句總會被重複的警句。這句話同時也是對輸家的調侃和安慰。“賭場失意，情場得意。”所有人都會在合適時機說的這句話，我是在1982年的除夕夜，電視直播並由安卡拉第一公證處公證的抽獎結果宣布後，在芙頌仍然沒中到任何獎金時，帶著醉意和不假思索說出來的。“鑒於您在賭場的失意，芙頌女士，”我模仿著我們在電視裡看到的那些優雅英國紳士的口吻說，“您將在情場上得意！”芙頌也像電影裡的一個聰明、文雅的女主角那樣，毫不猶豫地說：“凱末爾先生，對此我沒有任何懷疑！”1981年底，因為我相信，橫亙在我們愛情前麵的障礙幾乎被我跨越了一半，因此一開始我認為這是一句可愛的玩笑話，但第二天上午，1982年的第一天，當我徹底從酒精裡清醒過來，和母親一起吃早飯時，我恐懼地想到，也許事實上芙頌說的是一句雙關語。因為“情場得意”所暗示的幸福，很顯然並不是芙頌日後離開丈夫和我在一起生活的幸福，而是另外的一樣東西，從她那調侃的語氣裡我明白了這點。後來，我又認為自己是因為過分的猜疑而想到了一些錯誤的東西。讓芙頌（和我）說這些沒水平的雙關語的東西，當然是那句把愛情和賭博聯係在一起、不斷被重複的話。紙牌遊戲、國家彩票的抽獎、通姆巴拉以及飯店和娛樂場所裡的那些大告示，把除夕夜日益變成了一個僅僅是喝酒、賭博的放蕩之夜。像《民族報》《翻譯》和《每天》那樣的保守派報紙上，出現了許多關於這些問題的激憤文章。我記得，生活在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貝貝克的一些有錢的穆斯林家庭在年前，會像電影裡的基督徒們在平安夜所做的那樣，買一棵鬆樹來裝扮，這些鬆樹還會拿到大街上展示。母親對此也感到了不舒服，儘管她沒有像宗教媒體那樣說一些買鬆樹的熟人“墮落”或是“異教徒”，但她說他們“沒腦子”。母親有一次在餐桌上對奧斯曼那個想買鬆樹的小兒子說：“我們本來就沒太多的森林……彆讓我們再去破壞鬆樹林了！”除夕前，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裡會出現成千上萬賣國家彩票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打扮成聖誕老人的模樣走進富人的街區。1980年12月裡的一個傍晚，當我在挑選通姆巴拉獎品時，我看見四五個剛放學的男女高中學生，在捉弄一個在我們家對麵街上賣彩票的聖誕老人，他們說笑著撕扯著他那用棉花做成的白胡子。走近後我明白，扮成聖誕老人的是我們對麵那棟公寓樓的看門人。當孩子們撕扯著他的白胡子羞辱他時，哈伊達爾拿著手上的彩票低下了頭。又過了幾年，塔克西姆的馬爾馬拉酒店裡的蛋糕店，為迎接新年擺了一棵巨大的聖誕樹，宗教主義者放在那裡的一顆炸彈爆炸後，保守派對賭博、酗酒的除夕娛樂的憤怒也更加激烈地顯露了出來。我記得，凱斯金他們一家人對這起爆炸事件的重視不亞於除夕夜將在國家電視台出現的肚皮舞娘。儘管保守派的報紙上刊登了許多激憤的批判文章，但在1981年，那時的著名肚皮舞娘塞爾塔普還是出現在了電視上，隻是她讓我們，讓所有人都大吃了一驚。因為TRT的管理者讓身段優美的塞爾塔普穿上了一層又一層的衣服，彆說是那“舉世聞名”的肚子和酥胸了，就連她的腿也看不見了。塔勒克先生說：“你們這些可恥的小醜，還不如讓女孩裹著床單上台呢！”其實塔勒克先生看電視時很少生氣的，不管喝了多少酒，他都不會像我們那樣對屏幕上的人評頭論足。有些年，作為通姆巴拉的獎品，我給內希貝姑媽他們帶去了從阿拉丁小店買來的掛曆。1981年的除夕夜，芙頌贏了掛曆，那年在我的堅持下，掛曆被掛在了電視和廚房之間的牆上，但我不在的那些日子裡，誰也不會去撕掛曆。而事實上每張掛曆上都會有一首詩、曆史上的今天介紹和做禮拜的時間，另外掛曆上還有一個讓不識字的人明白做禮拜時間的鐘麵，還有為那天推薦的菜譜以及烹調方法、曆史故事和笑話，外加一句關於人生的警句。有天晚上我說：“內希貝姑媽，你們又忘撕掛曆了。”那時電視節目已經結束，士兵們邁著正步已把國旗升起，我們也都喝了很多拉克酒。“又過去了一天，”塔勒克先生說，“感謝真主讓我們有飯吃，有房子住，我們的肚子飽飽的，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人生還能有什麼奢求！”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夜晚結束前塔勒克先生說的這些話，儘管我一來就發現掛曆沒被撕去，但我還是會到臨走前才說起這事。內希貝姑媽會接茬說道：“而且是和我們愛的人在一起。”說完這話，她會探過身去親吻芙頌，如果芙頌不在身邊，她會叫道，“來，過來，我任性的女兒，過來讓你媽媽親親你。”有時，芙頌會像一個小女孩那樣，坐到她母親的懷裡，內希貝姑媽會長久地撫摸她，親吻她的胳膊、脖子和臉頰。無論母女的關係是好還是壞，八年時間裡，她們從未放棄過這種讓我深受感動的示愛儀式。她們笑著互相親吻時，儘管芙頌非常清楚我在看她們，但她從來不會朝我看一眼。當我看見她們那種幸福的樣子時，我會感覺自己很好，會不太為難地立刻起身告辭。有時聽到“我們愛的人”這句話，不是芙頌坐到她母親的懷裡，而是日益長大的鄰居孩子阿裡坐到芙頌的懷裡，芙頌親吻他一陣後會對他說：“你快走吧，要不你的爸媽會怪我們不放你走了。”有時，芙頌會因為上午和母親吵過架而生氣，當內希貝姑媽說“女兒，過來”時，她會說“行了，媽媽！”那時內希貝姑媽就會說：“那就去把掛曆撕了吧，彆讓我們搞不清日子。”那時芙頌會一下子高興起來，撕下掛曆後會笑著高聲朗讀上麵的詩歌和菜譜。內希貝姑媽會說“對啊，讓我們用葡萄乾和木梨做水果羹吧，好久沒做了”，或是“是啊，朝鮮薊出來了，但巴掌大的朝鮮薊是不會好吃的”一類的話。有時她也會問一個讓我緊張的問題：“我做菠菜餡餅，你們要吃嗎？”如果塔勒克先生沒聽到這句問話或是那晚他不開心，他就不會作答，那時芙頌也會什麼話也不說，開始直愣愣地看著我。我明白芙頌是因為殘忍和好奇才這麼做的，因為她知道我不能像是凱斯金家的一員那樣對內希貝姑媽說該燒什麼。“芙頌很喜歡餡餅，內希貝姑媽，您一定要做！”我會這麼說來擺脫困境。有時塔勒克先生會讓芙頌撕下掛曆，然後把那天曆史上發生的重要事件讀一下，芙頌也會讀。“1658年9月3日，今天奧斯曼軍隊開始包圍道皮奧城堡”，或是“1071年8月26日，今天的曼濟科特廣場戰役（1938年11月10日，是“土耳其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逝世的日子。）後，阿納多盧的大門向土耳其人打開了。”塔勒克先生會說“嗯。拿來給我看看……他們把道皮奧寫錯了。拿走吧，現在再給我們念一下今天的警句……”芙頌念道：“家就是填飽肚子、心有所係的地方。”當她開心地帶著玩笑在念時，她的目光突然和我的相遇了，她立刻變得嚴肅起來。瞬間我們都沉默了，仿佛大家都在思考這句話的深刻含義。在凱斯金家的餐桌上出現過很多神奇的沉默時刻，像人生的意義、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形式、我們為什麼而活那樣，許多在彆的地方我不會想到的問題，會在他們家餐桌上心不在焉地看電視、用餘光看芙頌、和塔勒克先生閒聊時想起。我喜歡這些神奇的沉默時刻，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明白這些讓我們感到人生神秘的時刻，是因為我對芙頌的愛情才變得那麼深刻和特彆的，我小心翼翼地珍藏著讓我想起它們的那些東西。那天芙頌念完後扔到一邊的這張掛曆，就是我用再看一遍的借口拿來，隨後趁彆人不注意時裝進口袋藏起來的。當然不是每次我都是這麼輕鬆的。從凱斯金家拿東西時我也碰到過很多尷尬的時刻，我不想說它們來延長我的故事，也不想讓它們來把我的故事變得可笑，但我要說1982年的除夕夜發生的一件小事：在我帶著從通姆巴拉贏來的手帕離開前，開始日益仰慕芙頌的鄰居孩子阿裡走到了我身邊，除了一貫的調皮他身上還多了另外一種神態：“凱末爾先生，剛才您不是贏了一塊手帕嘛……”“是的。”“那是芙頌小時候用過的手帕。我能再看一眼嗎？”“親愛的阿裡，我不知道把它放哪兒去了。”“我知道，”那小子說。“您把它放進這個口袋了，一定在那裡。”他幾乎要把手伸進了口袋。我往後退了一步。外麵在嘩嘩地下著雨，所有人都聚到了窗前，沒人聽見孩子在說什麼。“親愛的阿裡，很晚了，但你還在這裡。待會兒你爸媽要怪我們了。”“我馬上就走，凱末爾先生。您會把芙頌的手帕給我嗎？”我皺起眉頭，輕聲說道：“不會，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