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奧斯曼對著我的耳朵說：“聽說你因為薩特沙特的無規劃在責怪凱南！”奧斯曼有時和貝玲還有孩子們，但經常是晚上一個人過來看母親，我們三人一起吃晚飯。“你從哪兒聽到的？”奧斯曼說：“我會聽到的。”母親在裡屋，他朝那個方向看了一眼。他無情地說道：“你自己在上流社會丟了臉，最好不要讓公司裡的人難堪了。”（而事實上他也是一點不喜歡“上流社會”這個詞的。）他接著說道：“丟掉床單生意完全是因為你自己的錯。”母親說：“怎麼了！你們在說什麼！你們彆再吵架了！”奧斯曼說：“我們沒吵架。我在說凱末爾回家住很好，不是嗎，媽媽？”“啊，我的兒子，真的很好。不管彆人怎麼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你們去世的父親也總這麼說。這個城市裡滿是漂亮的女孩，我們會找到更漂亮、更善良、更懂事的女孩。一個不喜歡貓的女人本來就不能讓男人幸福。誰也彆再為這件事傷心了。你要答應我不再去酒店住。”“有一個條件！”我像孩子那樣重複了芙頌九個月前說過的一句話。“要把爸爸的車和切廷留給我……”奧斯曼說：“可以。如果切廷願意，我也沒意見。但你也不要去管凱南和新的生意，不要去誹謗任何人。”母親說：“你們千萬彆當著彆人的麵吵架！”離開茜貝爾讓我遠離了努爾吉汗，遠離努爾吉汗又導致我更難得見到瘋狂愛上了她的麥赫麥特。紮伊姆也因為更經常地和他們一起出去，所以我隻能單獨和他見麵，這樣一來，我就慢慢地遠離了這幫朋友。我的一些像私生子·希爾米和塔伊豐那樣的朋友，他們不在乎自己是否已經結婚或是訂婚，依然對夜生活那黑暗麵有所需求，他們知道伊斯坦布爾最貴的妓院，也清楚那些被戲稱為“大學生”、稍微有些文化、有教養的女孩出入的酒店。帶著讓自己好起來的希望，我和他們出去玩了幾個晚上。然而我對芙頌的愛情，已經從靈魂的那個黑暗角落擴散到了我的整個個性。儘管朋友的交談讓我得到了一些愉悅，但我也沒能走到讓我忘記煩惱的地步。晚上多數時候我都待在家裡，坐在母親的身旁，一邊喝拉克酒，一邊不管惟一的國家電視台放什麼就看什麼。母親就像父親健在時那樣，無論在電視上看見什麼都會無情地批判，就像對父親那樣，每晚她都會對我說一遍彆喝的太多，但過不了多久她又會在沙發上睡著。那時，我就會和法特瑪女士輕聲談論電視節目。不像我們在西方電影裡看見的那些有錢人家的用人，法特瑪女士的房間裡沒有電視。自從四年前開始有電視節目，家裡買了一台電視機後，法特瑪女士每晚會在離客廳最遠的酒吧椅上——那已經成為“她的椅子”——臨時坐著，遠遠地看電視，遇到動情的畫麵會激動地玩頭巾結，有時還會參與聊天。因為父親去世後，回答母親那無休止獨白的任務落到了她的頭上，因此她的話也就更多了。一天夜裡，當母親在沙發上睡著後，我和法特瑪女士就像所有土耳其人那樣在不懂任何滑冰比賽規則的情況下，看了電視裡實況轉播的滑冰比賽，我們一邊看著那些雙腿修長的挪威和蘇聯美女，一邊聊起了母親的近況、轉暖的天氣、大街上的政治謀殺、各種政治的邪惡。我們還談起了她的兒子，他在我父親身邊工作後移民去了德國的杜伊斯堡，在那裡開了一家轉烤羊肉店。隨後她把話題轉向了我。“鎬頭腳趾甲，你的襪子不破了，真棒……親愛的凱末爾，前天我一看，你已經在好好剪腳趾甲了。那麼我就送你一個禮物吧。”“指甲鉗嗎？”“不是，你已經有兩個指甲鉗了。現在你父親又留下一個，加起來就有三個了。是一樣彆的東西。”“什麼？”法特瑪女士說：“你進來。”從她的神情裡，我感到問題的特殊性，我跟她走了進去。她從自己的小房間裡拿了一樣東西，隨後走進我的房間，開了燈，像逗孩子那樣對我笑著打開了手掌。“這是什麼？”我先問道。隨後我的心開始怦怦地跳起來。“這是一隻耳墜，是你的吧？這是一隻蝴蝶和一個字母嗎？真奇怪。”“是我的……”“這是幾個月前我在你的口袋裡找到的。為了給你，我把它放到了一邊。但是你母親看見後拿走了。很顯然，她以為是你去世的父親要給彆人的一樣東西，她很不高興。她有一個秘密的天鵝絨口袋，她把從你父親那裡偷來的東西藏在裡麵，她把這個耳墜也放進了那個口袋。你父親去世後，她把袋子裡的東西拿出來碼在了你父親的書桌上，這樣我就看見了，因為知道是你的東西，所以我立刻把它收了起來。還有這張放在你父親口袋裡的照片，在你母親沒看見之前你也把它拿去吧。我這麼做好嗎？”“你做的非常、非常好，法特瑪女士。你很聰明、很細心、你簡直是太棒了。”她帶著一種幸福的微笑把耳墜和照片交給了我。照片是在阿卜杜拉赫先生飯店吃飯時父親給我看過的那張。刹那間，我在這個憂傷的姑娘身上，在她身後的那些船上和海麵上，看見了讓我想起芙頌的一些東西。第二天，我給傑伊達打了電話。兩天後我們依然在馬奇卡碰頭，然後一起走到了塔什勒克公園。她梳起了發髻，時尚，優雅。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種初為人母的女人特有的幸福、一種短時間裡成熟給予的自信。我在兩天裡沒費多大勁就給芙頌寫了四五封信，我把其中最理智和冷靜的一封放進了一個薩特沙特的黃色信封裡。就像事先計劃好的那樣，我皺起眉頭告訴傑伊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進展，她務必把這封信交到芙頌的手裡。我的意圖是，不告訴傑伊達任何信裡的內容，用一種神秘的氣氛讓她明白事情的嚴肅性，以保證她把信交給芙頌。但是，當我看見傑伊達臉上的表情是那麼理智時，我沒能控製住自己，我帶著一種報喜的激動告訴她，導致芙頌對我生氣的問題已經解決，當芙頌聽到我告訴她的這個消息時她也會像我一樣開心，除了為我們失去的時間傷心以外，我們不再有彆的任何煩惱。傑伊達急著要趕回去給孩子喂奶，跟她告彆時我對她說，一旦和芙頌結婚，我們也會馬上要一個孩子，我們的孩子將成為朋友，這些煩惱的日子今後將作為比蜜還甜的愛情回憶被我們談起。我問了她孩子的名字。傑伊達說：“奧馬爾。”她驕傲地看了一眼孩子。“但是，凱末爾先生，人生一點也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當連著幾個星期沒得到芙頌的回信後，我便經常想起了傑伊達說的這句話。但我確信芙頌這次一定會給我回信。因為傑伊達證實芙頌已經知道了婚約解除的事情。我在給芙頌的信裡寫道，那個丟失的耳墜找到了，我要帶著父親給我的珍珠耳墜和三輪自行車去送還她的耳墜。就像我們以前計劃好的那樣，她、她的父母和我一起吃晚飯的時間已經來到了。5月中旬忙碌的一天，當我在辦公室看那些從城外的銷售點寄來，多數是手寫的關於友誼、感謝、抱怨、撫慰和威脅的信件時——因為字母看不清，所以有些信看起來很費勁——我一下看完了一封很短的信，我的心也隨之越跳越快。信上寫著：“凱末爾大哥：”“我們也很想見你。我們5月19日等你來吃晚飯。”“我們的電話還沒裝。如果你不能來，讓切廷先生傳個信。”“此致敬禮。”“地址：達爾戈奇·契柯瑪澤街24號，楚庫爾主麻。”但是信上沒有日期，我從郵戳上看出，信是5月10日從加拉塔薩拉伊郵局寄出的。還有兩天多的時間，我很想立刻就去楚庫爾主麻的那個地方，但我還是控製住了自己。我想到，如果最終我想和芙頌結婚，想讓她義無反顧地跟著我，那麼我不該表現出過分的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