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曆史，特彆是革命的曆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隻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彆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誌、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象”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曆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意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中國的曆史在哪些方麵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布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聲明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儘快實現兩項主要曆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隻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製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隻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麵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裡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對象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隻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隻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象法國、德國、意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製的資本主義”曆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馬丁·勞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倫敦。）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四年倫敦）。）“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麼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曆史的大峽穀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製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曆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70頁（一九三二年倫敦）。）在中國大革命高潮，在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中間存在著必要的革命情緒。但是同產生俄國革命的情況有許多差異。其中有一種差異十分大。封建主義殘餘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而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隻要打敗一個階級，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兼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革命卻要對付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本國敵人——它本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理論上來說，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以為他們敵人的這種雙重性質會被他們自己的進攻的雙重性質所抵消，那就是他們的進攻會得到他們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盟友”和“蘇聯勞動者”的藏書網援助。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隻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誌。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製的地區，這些地區裡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裡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隻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製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采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曆史上隻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製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裡，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曆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嘗試總是注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儘管這些強國直接參與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乾涉委員會”（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麵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紅軍攻占長沙這樣一個對外國帝國主義並不十分重要的內陸戰爭，他們也在英、美、日炮艦的猛烈炮轟下被迫放棄。），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一九二九年倫敦。）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隻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誌這裡所保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乾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台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采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儘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中國共產黨人被剝奪了外國盟友，繼續孤軍奮戰，要爭取“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相信國內外政治的深刻變化會帶來有利於他們的新力量。他們完全弄錯了。結果是引起一場長期的大動亂，給中國人民大眾帶來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後卻沒有生產子嗣。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對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農村中，發展卻很慢。矛盾的是——其實也是辯證的——資產階級的農村貧血症的來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國帝國主義。因為雖然帝國主義很急於要“進行合作”，防止或鎮壓城市暴動，或城市暴動的可能性，但同時它卻在客觀上——主要通過日本，遠東這個製度最大表麵張力的焦點——為這種服務勒索高昂的代價，其形式就是並吞新的領土（東北、熱河、察哈爾、冀東），脅迫作出新的讓步，劫奪屬於中國的新的財富。帝國主義侵略的這個最新階段壓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負擔，使國民黨不可能在農村地區進行必要的資本主義“改革”——商業信貸、改進交通、集中收稅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對付農村不滿和農民暴動的擴散。而共產黨由於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滿足很大一部分農民群眾的要求，掌握中國一部分農村的領導權，甚至在一種幾乎純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好幾個有力的根據地。但是同時，他們在城市中卻不得發展，而他們的敵人則繼續以城市為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進攻蘇區妨礙中國人民實現他們要驅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國民黨自己不願保衛祖國證明資產階級領導的破產。共產黨的革命論點由此可見是言之有理的。但國民黨老羞成怒，反唇相譏說，共產黨企圖推翻政府，才使他們不能抗日，而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前麵繼續在內地采取“赤匪”行徑，妨礙了國內改革的實現。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辯證的是，這兩種說法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中國革命現階段的這個奇特的僵局，這個根本的軟弱性，基本上就在這裡。在過去這十年內，帝國主義壓力日益嚴重，帝國主義為了在城市中保護中國買辦階級利益所索取的代價這麼高昂，頗有衝淡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黨國民黨與工人和農民的政黨共產黨之間的階級矛盾之勢。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也因為本書前章所述及的當前形勢——國民黨和共產黨因此在十年不停內戰後，能夠重新聯合起來，這表現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更高的基礎上的必要團結。這種團結由於它的內在矛盾，不是穩定的；不是永久的；隻要國內矛盾超過了日前對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這種團結的實現，肯定結束了革命戰爭的時代，而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十年政治經驗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從理論上來說顯然是：共產黨不得不暫時放棄他們的“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才可能發展起來的論點。今天，它承認，領導——在這裡與政權是同義詞。對共產黨來說，這當然可以認為是從江西時代的“一個大後退”，就象毛澤東坦率地承認的那樣，因為在江西時代，他們努力要“鞏固工農專政，把它擴大到全國，動員、組織、武裝蘇維埃和群眾打這一場革命戰爭。（《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第11頁（一九三四年倫敦）。）”馬上奪取政權的鬥爭是停止了。今天共產黨的口號改為：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下加速和平統一，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全國人民抗日。但是在這種時期裡，列寧寫道，“有必要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嚴格忠實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協、‘轉變航向’、達成協議、迂回、後退等等的能力結合起來”。因此，雖然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發生了這種戰略大轉變，他們仍相信，現在他們有可能在一種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氣氛中進行競賽。正如毛澤東所說，雙方“互相作了讓步”，這種交換是“有具體限度”的。他繼續說：共產黨在蘇區和紅軍問題上保持領導權，在同國民黨關係中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能作讓步的。……共產黨永不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它們將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綱領和自己的政策。（向共產黨作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這種讓步所帶來的實際好處，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這些好處，共產黨有什麼保證呢？維持國內和平，實現民主諾言，執行抗日政策有什麼保證呢？顯然國民黨也會充分利用共產黨對自己實行新政策的好處。由於南京的權威得到中國唯一能夠與之抗衡的政黨的承認，蔣介石可以繼續在一些軍閥勢力的很強大的邊緣地區，例如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權力。他在共產黨周圍改善了自己的軍事地位以後，就可以同時從共產黨那裡得到政治上的讓步作為他暫時容忍的交換條件。最後，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采取政治和經濟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們，在時機成熟可以最後要求他們完全投降（他無疑仍希望做到這一點）時，他可以把紅軍孤立起來，利用他們的內部政治分歧來分化他們，把頑固的殘部作為純粹地方軍事問題來加以解決。對此，共產黨絲毫不抱幻想。他們同樣的也並不以為自己如不積極爭取，“民主”的諾言或者反帝運動就會實現。他們決不會放棄實現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號，他們在維護這兩個口號時，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讓步，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根本政治基礎是摧毀不了的。當然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裁政黨出讓過一點點政治權力給人民，除非是在極大的壓力之下，國民黨也不會是例外。如果不是由於這十年來存在著共產黨反對派，要實現現在快要在望的那種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確，如果沒有這種反對派，“民主”就沒有必要，現在中國出現的那種程度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也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民主政體的發展，就象現代國家本身的成長一樣，是一種需要獲得權力和體製的表現，以便在這種權力和體製之內調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基本階級對立。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最簡單的說明。這種矛盾在中國並沒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長，隻要這種矛盾保持尖銳化，國家就不能忽視。國內和平的實現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麵要更廣泛地有各社會階層的代表，如果這種國內和平要繼續保持的話。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可能真誠地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允許共產黨在公開競選中同自己競爭，這樣簽發自己的死刑判決書（因為到處都承認，單單農民的選票就可以使共產黨獲得壓倒優勢的多數），儘管這是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要求，他們並且會繼續這麼進行宣傳鼓動。但是這的確意味著，一小撮壟斷國家經濟和警察力量的少數人不得不承認大多數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蘇區代表作為一個地區出席國民大會就是一個跡象。經濟、政治、社會利益的向心發展，所謂“統一”的過程——產生這個製度的一些措施本身——為了本身的存在，同時也要求越來越來的集團把注意力集中於中央，以解決不可解決的難題——階級利益的日益加深的衝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國不同的更加廣泛的階級利益的傾向——它越是接近於實現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尋求一種通過恢複國家主權以求自保的辦法。因此，共產黨擴大影響、防止將來受到圍剿的保證，在共產黨人看來，是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有機關係中所固有的——正是這種關係才造成了目前這樣的形勢。這些保證首先是在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群眾中間普遍地要求繼續保持國內和平，改善生活，實現民主，爭取民族自由。其次，共產黨的“保證”在於它能夠對全國爭取實現這種要求的運動繼續提供領導，在於共產黨的實際軍事和政治的戰鬥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國人民這十年來的政治經驗，這經驗證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帝鬥爭中需要從曆史上暫時埋葬階級分歧。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對南京壓力稍減，侵略內蒙暫停，英日開始會商“在華合作”，英國政府希望調停中日爭執和在遠東導致“基本和平”，這使有些人尋思，共產黨對政局估計是否錯誤。把整個戰略建築在中日馬上必戰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險了？他們認為，現在中國既有國內和平，共產黨既已停止企圖推翻國民黨，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認識到，他們要中國資產階級走上投降道路操之過急，推之過遠了，結果中國的內爭已消滅於普遍仇日之中。他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為了使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國內衝突，對它實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東京和南京這樣修好就能消除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因為後者過於依靠抗戰了。但是根據力學原理，曆史的洪水必須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強製倒流到發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關上閘門為時已太遲了。共產黨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乾的領導人認識到暫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國轉而采取靜止政策。共產黨的這一預見，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蘆溝橋事變的充分證實。因為在這裡，日本改變心意的暫時假麵具給戳破了。日本軍隊在北京以西十英裡處的宛平縣中國領土上進行“午夜演習”（這是完全非法的），自稱受到中國鐵路警衛人員的槍擊。這一事件給了日本軍隊借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趕調一萬名左右的軍隊到了京津一帶，並且提出了新的帝國主義要求，如予同意，等於是接受在華北成立日本的一個保護國。共產黨對這一形勢的看法，對這一形勢所必然引起的一觸即發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國日益要求不僅在這裡進行抵抗，而且在所有發生新侵略的地方進行抵抗的壓力，都會逼使蔣介石政權采取除了戰爭沒有彆的出路的立場，如果日本不改變政策、改正過去錯誤的話。這意味著除了戰爭沒有彆的出路。請記住，共產黨認為這樣一個戰爭不僅是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而且是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在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它的一個最強大的根據地”，而且因為中國革命本身的勝利“與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勝利是一致的”（毛澤東語）。戰爭可能明天就開始。也可能一兩年內還打不起來。但不會拖得太長了，根據共產黨對日本、中國和全世界政治經濟上達到爆發點的緊張形勢的分析，他們認為人類命運不可能再長期拖延不解決了。共產黨的預見是，在這場戰爭中，將有必要武裝、裝備、訓練、動員千百萬人民參加一場能夠起到一舉而割除帝國主義外瘤和階級壓迫內癌這一雙重外科手術作用的鬥爭。照他們的看法，隻有最廣泛地動員群眾，發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軍隊，才能進行這樣一場戰爭。而且這樣一場戰爭隻有在最先進的革命領導之下才能獲勝。它可以由資產階級來發動。但隻有革命的工農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規模武裝和組織起來，共產黨將儘一切可能來實現對日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隻要資產階級領導抗戰，他們就同資產階級並肩前進。但是隻要資產階級發生動搖，變成“失敗主義”，或有願意屈服於日本的表現——這種傾向他們認為戰爭一開始遭受重大損失以後一定會馬上出現的——他們就準備把領導權接過來。南京政權當然也充分了解共產黨的這些目標，就象中國一切有權有勢的人一樣，因此他們會尋求一切可能的妥協道路；隻要能避免在國內產生後果，他們就會向日本作進一步的讓步，至少在暫時是如此，除非條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權不僅能有力量開戰，而且在戰後仍能保持這一力量完整無損，而國內革命仍遭壓製。但是共產黨充分相信他們自己對於曆史發展的分析，認為他們為未來航程所選擇的航道是正確的，將來的事件會迫使南京為求自己的生存而戰。他們預料南京可能繼續動搖，日本可能繼續多方玩弄各種手段，視當時情況需要，軟硬兼施，一直到從外部來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與中國的民族利益之間，從內部來說是中國和日本的群眾與他們豪紳地主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實際的克製和壓迫都到了絕對不能容忍的地步，曆史的障礙終於被衝垮，帝國主義所哺育的巨災大禍，象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英詩人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於一八一八年所著同名中的一個科學家，他製造了一個怪物而毀滅了自己。——譯注）一樣，終於衝了出來摧毀帝國主義，象洪水般滾滾向前，一發不可收拾。因此，隻有帝國主義會摧毀帝國主義，因為隻有一場帝國主義大戰——這場大戰幾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戰的性質——才會把力量解放出來，使得亞洲的各國群眾得到他們的武裝、訓練、政治經驗、組織自由、國內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這都是他們為了要在較近的將來革命成功取得政權所必要的條件。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武裝起來的群眾”是否會跟隨共產黨的領導走向最後勝利也取決於許多可變的不可預料的因素——首先是國內的因素，但是也有象美、英、法、德、意等國的東方政策這樣的因素。但勝利也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蘇聯是否參戰，在戰爭的各個階段中，它的無產階級政權力量投在哪一邊。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可能要決定於蘇聯（在它當前立場極度緊張和極為矛盾的時候）是否能夠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過渡到所有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過渡到世界革命，而又不致在它目前的國界之內發生自我毀滅的反革命。這，我認為就是共產黨對未來局勢的看法。人們不一定會全部同意種看法，但是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寧在二十多年以前寫過的話仍是有效的：“不論偉大的中國革命——各種各樣的‘文明的’鬣狗都在磨牙——的命運如何，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夠在亞洲恢複以前的農奴製度，也不能夠在地球的表麵上抹去亞洲和半亞洲國家人民群眾的英勇的民主政體。”還有一點看來也是肯定的。中國已有成千上萬的青年為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捐軀犧牲，這種思想或者這種思想的背後動力，都是不容摧毀的。中國社會革命運動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暫時退卻，可能有一個時候看來好象奄奄一息，可能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和目標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個時期隱沒無聞，被迫轉入地下，但它不僅一定會繼續成長，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後終於會獲得勝利，原因很簡單（正如本書所證明的一樣，如果說它證明了什麼的話），產生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本條件本身包含著這個運動必勝的有力因素。而且這種勝利一旦實現，將是極其有力的，它所釋放出來的分解代謝的能量將是無法抗拒的，必然會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後野蠻暴政投入曆史的深淵。但是在這裡如果讀者認為這個結論太“令人驚惶”，筆者歡迎他不妨重讀一下本章開始部分的引語，從中可能找到辯證的安慰——這是不能拒絕的——因為在預測的領域裡，主觀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