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肅和寧夏的山間和平原上騎馬和步行了兩個星期以後，我終於來到預旺堡，那是寧夏南部一個很大的有城牆的市鎮，那時候是紅軍一方麵軍和司令員彭德懷的司令部所在地。雖然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紅軍戰士都可以稱為“非正規軍”（而且有些人會說是“高度非正規軍”），但紅軍自己對於他們的方麵軍、獨立軍、遊擊隊和農民赤衛隊是作了明確的區分的。我在陝西初期的短暫旅行中，沒有看見過任何“正規的”紅軍，因為它的主力部隊那時候正在離保安將近二百英裡的西部活動。我原打算到前線去，但蔣介石正在南線準備發動另一次大攻勢的消息傳來，使我想到兵力較強的一邊去，趁還來得及越過戰線去寫我的報道的時候，及早離開這裡。有一天，我對吳亮平表示了這些猶豫的考慮。吳亮平是在我同毛澤東的長時間正式談話中充當翻譯的一位年輕的蘇維埃官員。吳亮平雖然是個臉色紅潤的二十六歲青年，已寫了兩本關於辯證的書。我發現他為人很討人喜歡，除了對辯證法以外，對什麼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擔心。他聽了我說的話，驚訝得發呆。“你現在有機會到前線去，你卻不知道該不該要這個機會？可不要犯這樣的錯誤！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有十年了，這次他也不會成功的。你沒有看到我幸虧接受了他的勸告。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舊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特彆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了解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來說是鐵打的軍隊。要了解這些所謂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許是用統計數字。因為我發現紅軍對全部正規人員都有完整的數據。下麵的事實，我覺得極有興趣和意義，是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能說俄語的二十九歲的楊尚昆從他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除了少數例外，這個統計材料限於我有機會進行觀察核實的一些問題。首先，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這樣的模糊觀念。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完全錯了。紅軍的大部分是青年農民和工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鬥。據楊尚昆說，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這很容易相信。雖然許多紅軍士兵已經作戰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還隻是十多歲的青年。甚至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那些身經百戰的老戰士，現在也隻有二十剛出。他們大多數是作為少年先鋒隊員參加紅軍的，或者是在十五歲或十六歲時入伍。在一方麵軍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來自農業無產階級（包括手工業者、趕騾的、學徒、長工等）就是來自工業無產階級，但58%是來自農民。隻有4%來自小資產階級——商人、知識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麵軍中，包括指揮員在內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60%-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這就是說，他們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這比白區中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了，比西北農民中的平均數更高。紅軍士兵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進步快的領到獎品（廉價筆記簿、鉛筆、錦旗等，士兵們很重視這些東西），此外，還作出巨大的努力來激勵他們的上進心和競賽精神。象他們的指揮員一樣，紅軍士兵是沒有正規薪響的。但每一個士兵有權取得一份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時候，由他的家屬或當地蘇維埃耕種。然而，如果他不是蘇區本地人，則從“公田”（從大地主那裡沒收而來）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報酬，公田的收益也用於紅軍的給養。公田由當地蘇維埃區的村民耕種。公田上的無償勞動是義務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處的農民，大多數是願意合作來保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的製度的。紅軍中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這包括從班長直到軍長的全部軍官，儘管這些人很年輕，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所有的連長以上的軍官都有文化，雖然我遇見過幾位軍官，他們參加紅軍以前還不能認字寫字。紅軍９９lｉb?指揮員約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國民黨軍人。在紅軍指揮員中，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前國民軍（“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軍隊）的軍人， 以及若乾從法國、蘇聯、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隻見到過一個美國留學生。紅軍不叫“兵”（在中國這是一個很遭反感的字），而稱自己為“戰士”。紅軍的士兵和軍官大多數未婚。他們當中許多人“離了婚”——這就是說他們丟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幾個人身上，我真的懷疑。這種離婚的願望事實上可能同他們參加紅軍有些關係，但這也許說得太刻薄了。從在路上和在前線的許多交談中。我所得的印象是這些“紅軍戰士”大多數依然是童男。在前線和軍隊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們本人幾乎全都是蘇維埃乾部或同蘇維埃乾部結了婚的。就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紅軍都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農村婦女和姑娘，農民對紅軍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評價。我沒有聽到過強奸或汙辱農村婦女的事件，雖然我從一些南方士兵那裡了解到丟在家鄉的“愛人”的事情。紅軍很少有人吸煙喝酒；煙酒不沾是紅軍“八項注意”之一，雖然對這兩種壞習慣沒有規定特彆的處罰，但我在牆報上的“黑欄”上看了好幾宗對有吸煙惡習的人提出嚴厲的批評。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勵。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見聞來說，卻沒有聽到過。彭德懷司令員曾任國民黨將軍，他告訴我說，紅軍極其年輕，說明它為什麼能夠吃苦耐勞，這是很可信的。這也使得女伴問題不太嚴重。彭德懷本人在一九二八年率領國民黨軍隊起義參加紅軍後，就沒有見過自己的妻子。紅軍指揮員中的傷亡率很高。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一位外國武官曾經說，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說明紅軍同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了。這就是紅軍軍官習慣說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衝！”在南京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後清剿”中，紅軍軍官的傷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但紅色軍不能經受這樣的犧牲，因此後來采取了多少要減少有經驗的指揮員的生命危險的戰術。雖然這樣，但在第五次江西戰役中。紅軍指揮員的傷亡率還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關於這一點。在紅區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證據。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剛出頭的青年就丟了一隻胳臂或一條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頭上或身上留有難看的傷痕——但是他們對於革命依然是高高興興的樂觀主義者！在紅軍的各支隊伍裡，幾乎中國各省的人都有。在這個意義上，紅軍或許是中國唯一的真正的軍隊了。它也是“征途最遼闊”的軍隊！老兵們走過十八個省份。他們也許比其他任何軍隊更加熟悉中國的地理。在長征途上，他們發現大多數的舊中國地圖了無用處，於是紅軍製圖員重新繪製了許許多多英裡的區域地圖，特彆是在土著居民地區的西部邊疆地區。一方麵軍約有三萬人，南方人占的百分率很高，約有三分之一來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貴州。將近百分之四十來自西部的四川、陝西和甘肅等省。一方麵軍包括一些土著居民（苗族和彝族），此外還有一支新組織起來的回民紅軍。在獨立部隊中，當地人的百分率還更高，平均占總數的四分之三。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但是，營長以上可以騎馬或騾子。我注意到，他們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軍隊在一起時，這主要表現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彆很少，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產黨人是怎樣給他們的軍隊提供吃的、穿的和裝備呢？象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原以為他們一定是完全靠劫掠來維持生活。我已經說過，我發現這種臆想是錯誤的，因為我看到，他們每占領一個地方，就著手建設他們自己的自給經濟，單單是這件事實，就能夠使他們守住一個根據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此外，對於中國無產階級軍隊能夠靠幾乎不能相信的極少經費活下去，我也是沒有認識的。紅軍聲稱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槍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裡奪來的。如果說這是難以置信的話，我可以作證，我所看到的正規軍基本上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賣給南京政府的。我看見紅軍使用的唯一俄國製步槍，是一九一七年造的產品。我直接從幾個前馬鴻逵將軍的士兵口中聽到，這些步槍是從馬的軍隊那裡奪來的。而國民黨手中的寧夏省殘餘部分的省主席馬將軍又是從馮玉祥將軍那裡把這些步槍接過手來的，馮將軍在一九二四年統治過這個地區，曾從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紅軍正規軍不屑使用這些老式武器，我看見隻有遊擊隊的手中才有這種武器。我在蘇區時，要想同俄國的武器來源發生任何接觸，客觀上是不可能的。紅軍為總數將近四十萬的各種敵軍所包圍，而且敵人控製著每一條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蘇聯的道路。彆人老是指責他們從俄國那裡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這樣的武器居然從天而降，他們是樂意得到的。但是，隻要看一看地圖就十分明白，在中國共產黨人往北方和西方擴大更多的麵積以前，莫斯科沒法供應任何定貨，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這麼做，但那是大可懷疑的。第二，共產黨沒有高薪的和貪汙的官員和將軍，這是事實，而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軍費。在軍隊和蘇區中厲行節約。實際上，軍隊給人民造成的唯一負擔，是必須供給他們吃穿。實際上，我已經說過，西北蘇區占地麵積相當於英國，它的全部預算當時每月隻有三十二萬美元！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將近百分之六十是用來維持武裝部隊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老先生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說“在革命獲得鞏固以前，這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武裝部隊為數（不包括農民輔助部隊）約四萬人。這是在二方麵軍和四方麵軍到達甘肅以前的事情，此後紅色區域大大擴大，西北的紅軍主力不久就接近九萬人的總數了。統計數字就說到這裡。但是要了解中國紅軍為什麼能在這幾年中維持下來，必須對他們的內在精神、士氣鬥誌、訓練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領導要有所了解。例如，南京懸賞要取紅軍司令員彭德懷的首級，為數之大足以維持他領導下的全軍（如果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數字是正確的）一個多月，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