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經濟至少有兩個基本任務必須完成：供養和裝備紅軍，為貧苦農民濟燃眉之急。這兩個任務有一項沒有完成，蘇維埃的基礎馬上要崩潰。為了保證這兩項任務的完成，共產黨甚至在蘇區初創之日起就必須開始從事某種經濟建設。西北蘇區的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社會主義的奇怪混合。私人企業和工業得到許可和受到鼓勵，土地和土地產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許，但有限製。同時，國家擁有和開發象油井、鹽井、煤礦等企業，也從事牛羊、皮革、食鹽、羊毛、棉花、紙張等其他原料的貿易。但國家在這些物品方麵沒有壟斷專賣，私人企業是能夠在所有這些方麵進行競爭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確進行了競爭。第三種方式的經濟是合作社，政府和群眾合夥參加經營，不僅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競爭，而且同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競爭！但這都是在一種非常小而原始的規模上進行的。因此，雖然在這樣一種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顯，如果在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地區，會招致辭破壞性的後果，但是在紅區這裡，它們卻起著互相補充的作用。蘇區合作社運動的趨向顯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共產黨認為合作社是“抵製私人資本主義和發展新的經濟製度的工具”，他們規定它的五項主要任務如下：“製止商人對群眾的剝削；克服敵人的封鎖；發展蘇區國民經濟；提高群眾經濟政治水平；為社會主義建設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內，“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創造有力的條件使這一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合作社發展規劃》，國民經濟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陝西瓦窯堡）第4頁。）一麵這些說起來很動聽的任務中頭兩項實際不過是，合作社幫助群眾組織自己的偷運隊，作為政府的偷運活動的輔助。南京禁止紅白兩區之間進行貿易，但共產黨利用山間小道，賄賂邊境哨兵，有時能夠進行相當活躍的的出境貿易。為國家貿易局或合作社服務的運輸隊從蘇區運原料出境。換成國民黨貨幣或者換購急需的工業製成品。村、鄉、縣、省各級都組織消費、銷售、生產、信用合作社。它們的上麵則是合作社總局，屬財政人民委員和一個國民經濟部門領導。這些合作社的組成方式的確是為了鼓勵社會的最低層參加。消費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時甚至隻有兩角，參加後的組織義務則非常廣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參加合作社的經濟或政治生活。雖然對於每一入股的人購買股票數目沒有加以任何限製，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隻有一票的權利。合作社在總局指導下選舉自己的管理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總局另外還為他們培養工作人員和組織人員。每個合作社還設有營業、宣傳、組織、調查、統計等部門。對於經營得法的給予各種獎勵，並且對農民進行了關於合作社運動好處的普遍宣傳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術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財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紅的基礎上參加經營，象普通社員一樣。在陝西和甘肅兩省的合作社裡，政府已投下了約七萬元的無息貸款。除了邊境各縣也通用白區紙幣以外，一律隻流通蘇區紙幣。共產黨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蘇區中曾鑄造了銀圓和作為輔幣的銅幣，有的還是銀幣，其中很多已運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發表命令收回中國全部銀幣以後，銀價飛漲，共產黨也收回了銀幣，把它當作發行紙幣的儲備。今天全國還有少數藏銀沒有落入國民黨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們的。南方印的紙幣印刷十分講究，用的是鈔票紙，上麵印著“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國家銀行”的印記。在西北，由於技術上的困難，紙幣就粗糙得多，紙質低劣，有時用布。所有的鈔票上都印有他們的口號。陝西印的鈔票上有這樣的口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革命萬歲”。在穩定的蘇區，蘇幣幾乎是到處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購買力，物價一般比白區略低。這是用什麼維持的？我不知道共產黨的紙幣有什麼儲備，也不知紙幣的總發行量，但是顯然農民使用這紙幣並不是因為它可以兌換儲備的金銀。有些地方可能強行流通；但我個人沒有看到這樣的事例。在邊界上的農民常常不願接受蘇幣，紅軍就付他們國民黨紙幣籌給養。但是在彆的地方，蘇幣似乎因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場上有實際購買力而站穩了腳跟。當然，國民黨的貨幣也是靠此維持的。但是，商人們把貨物從白區運來，出售之後所得是一種在蘇區以外無交換價值的貨幣，這有什麼用呢？這個困難由國庫來解決，它規定蘇區貨幣與國民黨貨幣的兌換率為一元兩角對一元。條例規定：凡是從白區進境的一切貨物如直接售給國家貿易局就以外［國民黨］幣償付；必需品進口後如不直接賣給國家貿易局，而是通過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須先向國家貿易局登記，其所售收可兌換白區貨幣；其他凡證明必要者亦可兌換。（《關於蘇區貨幣政策》，載《黨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實際上這當然等於是說所有“外國”進口貨必須付以“外”彙。但是由於進口製成品（夠少的了）的價值大大超過蘇區出口貨的價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為走私貨削價出售的），便總存在著支付極其不平衡的趨向。換句話說，破產。這如何克服？這沒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發現的來看，這個問題主要是靠白發蒼蒼、神態莊嚴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才智來解決的。林祖涵的任務是使紅軍入夠敷出，收支兩抵。這位令人感到興趣的老財神一度擔任過國民黨的司庫，他的經曆令人驚歎，我這裡隻能簡單一述。林祖涵是湖南一個教員的兒子，生於一八八二年，自幼學習經史，在常德府入師範，後留學東京。他在日本時遇見被清廷放逐的孫逸仙，就參加了他的秘密組織同盟會。孫逸仙把同盟會與其他革命團體合並組成國民黨後，林祖涵就成了創始黨員。他後來遇見陳獨秀，受到後者很大影響，就在一九二二年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他仍在孫逸仙手下工作，孫逸仙吸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林祖涵先後擔任國民黨司庫和總務部長。孫逸仙逝世時他在身邊。國民革命開始時，林祖涵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年資高過蔣介石的幾個元老之一。他在廣州擔任農民部長，北伐時任程潛將軍指揮的第六軍政委，程潛後來任南京的參謀總長。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開始鎮壓共產黨時，林祖涵反對他，逃到了香港，然後去了蘇俄，在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了四年。他回國後乘“地下火車”，安全抵達江西，任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現在喪偶，自從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見過已經長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歲那年放棄了他的名譽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運同年輕的共產黨人結合在一起。一天早上，這位五十五歲的長征老戰士來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間，滿麵春風，身上穿著一套褪色的製服，紅星帽簷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隻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係在耳朵上的。這就是財政人民委員！他在炕邊坐下，我們就開始談論稅收來源。我了解，政府是簡直不收稅的；工業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錢是從哪裡來的？林祖涵解釋：“我們說我們對群眾不收稅，這話不錯，但是我們對剝削階級是狠狠的收稅的，沒收他們的剩餘現款和物資。因此我們所有的稅都是直接稅。這與國民黨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到頭來由工人和貧農負擔大部分稅款。我們這裡隻對百分之十人口征稅，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貸者。我們對少數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稅，但對小商人不征稅。以後我們可能對農民征小額的累進稅，但在目前，群眾的稅全部都取消了。“另外一個收 入來源是人民的自願捐獻。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地方，革命愛國熱情很高，人民認識到他們有可能喪失蘇區，因此他們誌願大量捐獻糧食、金錢、布匹給紅軍。我們也從國家貿易，從紅軍的土地，從自己的工業，從合作社，從銀行貸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當然，我們最大的收入是沒收。”“你說沒收，”我打斷他的話說，“指的是一般所說的搶劫吧？”林祖涵笑了幾聲。“國民黨叫搶劫。好吧，如果說對剝削群眾的人征稅是搶劫，國民黨對群眾征稅也是搶劫。但是紅軍不做白軍搶劫那樣的事。沒收隻有在負責人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指導下進行。每一項都要上報政府，隻用於對社會有普遍好處的事。私自搶劫要受到嚴懲的。你去問一問人民吧，紅軍戰士有沒有不付錢而拿走任何東西的。”你這話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答案自然取決於你是向地主還是向農民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用不斷地打仗，”林祖涵繼續說，“我們在這裡很容易建設自給自足的經濟。我們的預算訂得很仔細，儘力節約。因為蘇維埃人員每個人都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家，我們不要工資，我們隻靠一點點糧食生活，我們預算之小可能令你吃驚。這整個地區（當時約有奧地利那麼大。），我們目前的開支每月隻有三十二萬元。不論從貨幣還是貨物的價值計算都是這樣。此數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來自沒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願捐獻，包括黨在白區支持者中間募得的款項。其餘的收入來自貿易、經濟建設、紅軍的土地、銀行給政府的貸款。”共產黨自稱發明了一種能防止舞弊的預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讀了林祖涵所著《預算製訂大綱》的一部分，該書詳儘地介紹了這個方法和它的一切防範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體控製收支。從最高機構一直到村，各級會計在收支方麵要受一個委員會的監督，因此，為個人利益篡改帳目是極為困難的。林委員對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說，采用這個方法，任何舞弊都是辦不到的。這話可能確實不假。反正，在紅區中真正的問題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舞弊問題，而是如何勉力維持的問題。儘管林祖涵很樂觀，訪問後我記的日記是這樣寫的：“不論林祖涵的數字的確切含義如何，這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個奇跡，因為我們記得，遊擊隊在這一帶進進退退已經打了五年，經濟居然能夠維持下來，沒有發生饑荒，整個來說，農民似乎接受了蘇區貨幣，相信它。事實上，這不是能僅僅用財政的角度來解釋的，隻有在社會和政治基礎上才能理解。”“儘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對一個象紅軍那樣靠小本經營來維持的組織，情況也極為嚴重。在蘇區經濟中，不久一定會發生以下三種變化之一：（一）為了供應市場所需的製成品，實行某種形式的機器工業化；（二）同外界某個現代化經濟基地建立良好關係，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經濟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個經濟基地（例如西安或蘭州）；或者（三）紅區同現在白軍控製下的這樣一個基地實際合並。”但是共產黨並不同意我的悲觀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夠找到的。”幾個月後果然找到了！這個“出路”以一種“實際合並”的形式出現。附帶說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經濟方麵似乎並沒有很“得發”。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的“補貼”是五元錢一個月——紅區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