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曆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於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曆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他的敘述越接近結束，我越發需要詢問他自己的事情。當時他在做什麼?當時他擔任什麼職務?遇到這種或那種情況，他抱什麼態度?我的提問，總的說來，使得他在這最後一章自述中有幾處提到自己：“逐漸地，紅軍的群眾工作改進了，紀律加強了，新的組織方法也摸索出來了。各地的農民開始自願幫助革命了。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就給戰土規定了三條簡明的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貧農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曾經作 了很大努力爭取農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條之外，又添了八項。這八項是：“一、上門板；（這條命令並不象聽起來那麼神秘費解。中國房子的木板門是可以輕易卸下來的，到晚上常常卸下來放在板凳上臨時當床使。）“二、捆鋪草；“三、對老百姓要和氣，要隨時幫助他們；“四、借東西要還；“五、損壞東西要賠；“六、和農民買賣要公平，“七、買東西要付錢；“八、要講衛生，蓋廁所離住家要遠。“最後兩項是林彪加的。這八項執行得越來越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戰士的紀律，他們經常背誦。（紅軍有一個這樣內容的歌曲，也是每天唱的。）另外還向紅軍宣講三項守則，作為主要任務：第一、對敵人要鬥爭到死；第二、要武裝群眾；第三、要籌款幫助鬥爭。“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幾支遊擊隊，經過改編加入了紅軍第三軍。第三軍由黃公略指揮，陳毅任政委。在同一時期，朱培德的民團有一部分嘩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在一個國民黨指揮員羅炳輝率領下投奔共產黨營壘的。他對國民黨感到幻滅而願意參加紅軍。現在他是紅二方麵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福建的遊擊隊和紅軍正規部隊骨乾，又創立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中豪指揮，譚震林是政委。後來伍中豪作戰犧牲，由羅炳輝繼任。“紅軍一軍團也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總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軍、林彪指揮的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組成。黨的領導是前敵委員會，我是前委主席。那時一軍團已經有一萬多人，編成十個師。在這支主力之外，還有許多地方的獨立團、赤衛隊和遊擊隊。“除了這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以外，紅軍的戰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軍事上的勝利發展。我們在井岡山采取了四個口號，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我們所采用的遊擊戰術，而紅軍就是從這種遊擊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口號是：“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人所反對，他們不讚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後來許多的經驗都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一般說來，凡是紅軍背離了這些口號，他們就不能打勝仗。我們的軍力很小，敵人超過我們十倍到二十倍；我們的資源和作戰物資有限，隻有把運動戰術和遊擊戰術巧妙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國民黨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礎上作戰的。“紅軍的最重要的一個戰術，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進攻時集中主力，在進攻後迅速分散。這意味著避免陣地戰，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紅軍的機動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擊戰’，就是在上述戰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擴大蘇區時，紅軍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進政策，而不是跳躍式的不平衡的推進，不去深入地鞏固既得地區。這種政策同上麵說過的戰術一樣，是切合實際的，是從許多年集體的軍事經驗和政治經驗產生出來的。這些戰術，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評，他主張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紅軍中去，把一切遊擊隊合並到紅軍中。他隻要進攻，不要鞏固；隻要前進，不要後方；隻要聳動視聽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動和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在蘇區以外的黨組織中占統治地位，其聲勢足以強迫紅軍在某種程度上違反戰地指揮部的判斷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個結果，是進攻長沙；另一個結果是向南昌進軍。但是在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遊擊隊的活動或把後方暴露給敵人。“一九二九年秋天，紅軍挺進江西北部，攻占了許多城市，多次打敗了國民黨軍隊。一軍團在前進到離南昌很近的時候，突然轉向西方，向長沙進發。在進軍中，一軍團同彭德懷會師了，彭德懷曾一度占領長沙，但為避免遭占極大優勢的敵軍所包圍而被迫撤出。彭德懷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離開井岡山到贛南活動，結果它的部隊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紅軍主力重新會合，接著召開了會議，決定彭德懷的三軍團在湘贛邊界活動，朱德和我則轉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軍團和一軍團再次會師，開始第二次攻打長沙。一、三軍團合並為一方麵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委。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長沙城外。“大致在這個時候，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我當選為主席。紅軍在湖南有廣泛的影響，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湖南農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國民黨沒收了（毛澤東在大革命中曾把這些地的地租用於湖南農民運動。）。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還有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兩個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餘的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裡，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裡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但是第二次打長沙失敗了。國民黨派來大批援軍，城內有重兵防守；九月間，又有新的軍隊紛紛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圍城期間，隻發生一次重大的戰鬥，紅軍在這次戰鬥中消滅了敵軍兩個旅。但是，它沒有能占領長沙城，幾星期以後就撤到江西去了。“這次失敗有助於摧毀李立三路線，並使紅軍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樣對武漢作可能招致慘敗的進攻。紅軍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補充新的兵員，在新的農村地區實行蘇維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攻克的地區。為了這些目的，沒有必要打長沙，這件事本身含有冒險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領隻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並在那裡建立政權的話，那麼，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而不在後麵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略上和在戰術上都是錯誤的。”我在這裡要冒昧。打斷一下毛澤東的敘述，對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興趣的情況。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他經常來往於上海、漢口之間，因為共產黨在這兩個地方都設“地下”總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後，黨的中央委員會才遷到蘇區去。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有才華的一個人，也許也是最難以捉摸的一個人，大概也是中國所產生的最夠得上成為托洛茨基的一個人。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統治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職務，派到莫斯科去“學習”，至今仍在那裡。李立三也和陳獨秀一樣，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長沙、武漢、南昌那樣的戰略大城市采取大舉進攻的策略。他主張在農村搞“恐怖”，來打掉地主豪紳的氣焰；主張工人發動“強大的攻勢”，舉行暴動和罷工，使敵人在自己的地盤上陷於癱瘓；主張在蘇聯支持下從外蒙和滿洲展開北麵的“側擊”。也許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過”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認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就否認蘇聯的這個地位。現在話歸原處：“但是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當時助長他這種信心的，是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曠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內戰，這使李立三認為形勢十分有利。但是在紅軍看來，敵人正準備內戰一停就大舉進攻蘇區，這不是進行可能招致慘敗的盲動和冒險的時候。這種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由於湖南事件、紅軍撤回江西，特彆是占領吉安以後，‘李立三主義’在軍隊裡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很快就喪失了黨內影響。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內曾經曆一個危急的時期。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讚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來。但是，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持了在他的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但是，第二十軍在劉鐵超領導下公開叛變，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指揮員和政府乾部，並在李立三路線的基礎上對我們進行了政治的攻擊。這件事發生在富田，因此稱為‘富田事件’。富田在蘇區的心臟吉安的附近，因此這個事件引起了一時的震動，有許多人想必認為革命的前途取決於這個鬥爭的結局。幸而這次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這是由於三軍團的忠誠、黨和紅軍部隊的總的團結，以及農民的支持。劉鐵超被逮捕，其他叛亂分子被解除武裝和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義’確定地被鎮壓下去了，結果蘇維埃運動隨後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時南京被江西蘇區的革命潛力完全驚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這次圍剿在楊健［譯音］著《中國共產黨現況》（一九三一年南京）一書中有詳儘描述，頗有興趣。）敵軍總數超過十萬，兵分五路開始包圍蘇區，以魯滌乎為總指揮。當時紅軍能動員起來抗擊敵軍的部隊約有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術，迎擊並克服了第一次圍剿，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占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打敗了。我認為紅軍如果不是在圍剿開始時創造了三個條件，那末這次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軍團和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線；第三、黨戰勝了紅軍內和蘇區內的AB團［劉鐵超］及其他現行反革命分子。”“僅僅經過四個月的喘息，南京就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以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他的兵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當時紅軍的處境被認為非常危急。蘇維埃政權管轄的區域很小，資源有限，裝備缺乏，敵人的物質力量在各方麵都遠遠超過紅軍。但是，紅軍仍然堅持迄今賴以製勝的戰術來對付這次進攻。我們放敵軍諸路深入蘇區，然後集中主力突然攻擊敵第二路，打敗了好幾個團，摧毀了他們的進攻力量。我們馬上迅速地相繼進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逐個擊敗他們。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滅。在十四天中，紅軍打了六仗，走了八天路，結果得到決定性的勝利。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一路軍，在其他六路被擊潰或退卻以後，沒有認真打一仗就撤退了。“一個月以後，蔣介石親身出馬統率三十萬軍隊，要‘最後剿滅“赤匪”’。協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將領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每人負責一路大軍。蔣介石指望用長驅直入的辦法占領蘇區，‘蕩平赤匪’。他一開始就每天進軍八十裡，深入蘇區的腹地。這恰恰給紅軍提供了最合適的作戰條件，蔣介石的戰術很快就被證明犯了嚴重錯誤，我軍主力隻有三萬人，我們進行了一係列傑出的運動，在五天之中進攻了五路敵軍。第一仗紅軍就俘虜了許多敵軍，繳獲了大批彈藥、槍炮和裝備。到九月間，蔣介石就承認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在十月間撤退了他的軍隊。“這時候紅軍進入一個比較和平的成長時期。發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開，中央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我擔任主席。朱德當選為紅軍總司令。就在這個月，發生了寧都大起義，國民黨二十八路軍有兩萬多人反正，參加了紅軍。他們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的。趙博生後來在江西作戰犧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紅五軍軍長，五軍團就是由寧都起義後過來的部隊建立的。“紅軍現在發動自己的攻勢了。一九三二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個大仗，占領了這個城市。在南方，紅軍在南雄進攻了陳濟棠，而在蔣介石的戰線上，紅軍猛攻樂安、黎川、建寧和泰寧。它攻打了贛州，但沒有占領。從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長征西北開始，我本人幾乎用全部時間處理蘇維埃政府工作，軍事指揮工作交給了朱德和其他的人。“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開始第四次，也許是敗得最慘的一次‘圍剿’。（在許多關於剿共戰爭的報道中，對於進攻蘇區的大圍剿次數，眾說紛紜。有的作者說“圍剿”共達八次之多，但是南京所進行的這幾次大動員，有些完全是防禦性的。紅軍指揮員口中隻有五次大圍剿。每次直接卷入的南京軍隊兵力大致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萬人；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二十萬人；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三十萬人；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二十五萬人；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四十萬人（共動員了九十萬以上的軍隊進攻三個主要蘇區）。一九三二年南京沒有發動大圍剿，當時蔣介石用五十萬左右軍隊在紅區周圍設防。但這一年卻是紅軍發動大攻勢的一年。顯然南京在一九三二年的防禦活動被許多作者誤解為大圍剿了，因為南京當時是把它作為“剿共”來宣傳的。但紅軍沒有這麼談論，蔣介石也沒有。）這一次紅軍第十仗就把敵兩個師解除了武裝，俘虜了兩個師長。敵第五十九師被部分消滅，第五十二師被全部消滅。這一仗是在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彙打的，紅軍一舉就俘虜了一萬三千敵軍。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國民黨第十一師，接著也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它的師長受了重傷。這幾仗構成了決定性的轉折點，第四次圍剿隨即結束。蔣介石當時寫信給他的戰地司令官陳誠，說他認為這次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讚成搞這種圍剿的。他當時對人說，在他看來，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職業’，也是一種‘無期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那裡，他就解除了陳誠的總司令職務。九_九_藏_書_網“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戰術和戰略。蔣介石根據德國顧問們的建議，在第四次圍剿時就已經開始采用堡壘體係。在第五次圍剿中，他就完全依賴這個了。“在這個時期，我們犯了兩個重大的錯誤９９ｌiｂ?。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中沒有能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采用錯誤的單純防禦戰略。用陣地戰對付占巨大優勢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紅軍無論在技術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適合於陣地戰。“由於犯了這些錯誤，由於蔣介石在圍剿中采用新的戰術和戰略，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技術上占壓倒的優勢，到了一九三四年，紅軍就不得不努力去改變它在江西的迅速惡化的處境了。其次，全國的政治形勢也促使我們決定將主要的活動場所遷移到西北去。由於日本侵略東北和上海，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已經正式對日宣戰。但因蘇維埃中國遭到國民黨軍隊封鎖包圍，宣戰自然不能生效。接著，蘇維埃政府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所有的武裝力量組成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三年初，蘇維埃政府宣布願在下列基礎上同任何白軍合作：停止內戰，停止進攻蘇區和紅軍，保障民眾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權利；武裝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第五次圍剿於一九三三年十月開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了第二次中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總結革命的成就。我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大會選舉了中央蘇維埃政府——就是現在的這批人員。不久以後，我們就準備長征了。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蔣介石發動他的最後一次圍剿剛好一年以後，這一年作戰和鬥爭幾乎不斷，雙方的損失都很大。“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主力到達貴州遵義。在隨後的四個月，紅軍幾乎不斷地行軍，並且進行了最有力的戰鬥。紅軍經曆了無數艱難險阻，橫渡中國最長、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過一些最高，最險的山口，通過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區，跋涉荒無人煙的大草地，經受嚴寒酷暑、風霜雨雪，遭到全中國白軍半數的追擊——紅軍通過了所有這一切天然障礙物，並且打破了粵、湘、桂、黔、滇、康、川、甘、陝地方軍隊的堵截，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了陝北，擴大了目前在中國的大西北的根據地。“紅軍的勝利行軍，勝利達到甘、陝，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無損，這首先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於蘇維埃人民的基本乾部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勞和革命熱情。中國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都忠於馬列主義，並將繼續進行鬥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它之所以不可戰勝，所以一定取得最後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這種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