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時代，是我真正開始接受文學作品熏陶的時代。比較起來，我中學以後所讀的文學作品，還抵不上我從1963年至1968年下鄉前這5年內所讀過的文學作品多。在小學五六年級，我已讀過了許多長篇。我讀的第一本中國長篇是《戰鬥的青春》；讀的第一本外國長篇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而在中學我慢慢知道了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外國偉大作家的名字，並開始喜歡上了他們的作品。我在我的短篇《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幾處引用了希臘傳說中的典故，某些評論家們頗有異議，認為這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範圍。我承認我在引用時，的確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但說“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範圍”，證明這樣的評論家根本不了解中學生，起碼不了解上世紀60年代的中學生。我的中學母校是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一所普通的中學。在我的同學中，讀長篇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不論男女同學，大多數在那時候就開始喜歡讀長篇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讀。一個同學借到或者買到一本好，會先在幾個親密的同學之間傳看。傳看的圈子往往無法限製，有時幾乎擴大到全班。外國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評論家之間曾經有過下麵的風趣而睿智的談話：作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有天賦的評論家。評論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有天賦的作家。作家：他叫什麼名字？評論家：青年。你結識的那位有天賦的評論家叫什麼名字？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青年永遠是文學最真摯的朋友。中學時代正是人們生機勃發的青年時期。他們通過擁抱文學擁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學作品感動的最廣大的讀者群。即使現在我們進行一次相關的社會調查，肯定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在中學時代能夠讀到不少真正的文學作品，還要感謝我的母親。母親那時已被“鐵路”解雇，在一個條件低劣的加工棉膠鞋鞋幫的小工廠工作，每月可掙三十幾元錢貼補家用。我們渴望讀書。隻要是為了買書，母親給我們錢時從未猶豫過。沒有錢，母親就向鄰居借。家中沒有書架，也沒有擺書架的地方。母親為我們騰出一隻舊木箱，我們把買的書，包上書皮兒，看過後存放在箱子裡。家裡最先獲得買書特權的，是我的哥哥。哥哥也酷愛文學。我對文學的興趣，一方麵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不自覺地培養的結果，另一方麵是受哥哥的影響。我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哥哥所起的作用，不亞於母親和我的小學語文老師。60年代的教學，比今天更體現對學生素養的普遍重視。哥哥高中讀的已不是“語文”課本，而是“文學”課本。哥哥的“文學”課本，便成了我常常的“文學”書籍。有一次我晚上從哥哥的書包裡翻出他的課本看，沒有放回去，結果第二天哥哥上“文學”課就找不到課本了。一冊高中生的“文學”課本，其文學內容之豐富，絕不比現在的任何文學刊物差。甚至要比某些文學刊物的內容更豐富，水平更優秀。收入高中“文學”課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裡的章節。詩歌、散文、、雜文，無所偏廢。“嶽飛槍挑小梁王”、“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魯迅、鬱達夫、茅盾、葉聖陶的，郭沫若的詞，聞一多、拜倫、雪萊、裴多菲的詩，馬克·吐溫、歐·亨利、高爾基的……貨真價實的一冊綜合性文學刊物。那時候高中的“文學”課多麼好！我相信，60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願上代數課的，有不願上物理課、化學課、政治課的，但如果誰不願上“文學”課就太不可思議了！我到北大荒後，曾當過小學老師和中學老師，教過“語文”。70年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遠不如“掃盲運動”中的工農課本，讓我這樣的老師根本不願拿起來。當年哥哥讀過的“文學”課本，我都一冊冊保存起來，成了我的首批“文學”藏書。哥哥還很舍不得把它們給我呢！哥哥無形中取代了母親家庭“故事員”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課，便讀“文學”課本給我們聽，我們理解不了的，他就想辦法啟發我們。一個高中生朗讀的“文學”，比一位沒有文化的母親講的故事當然更是文學的“享受”。某些我曾聽母親講過的故事，如“牛郎織女”、“天仙配”、“白蛇傳”，哥哥照著課本一句句念給我們聽，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從母親口中，我是聽不到哥哥讀高中“文學”課本裡的那些文學詞句的。我從母親那裡獲得的是“口頭文學”的熏陶，我從哥哥那裡獲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學的熏陶。感激60年代的高中“文學”課本的編者們！哥哥還經常從他的高中同學們手裡借書回家看。他和幾名要好的男女同學還組成了一個“小組”。哥哥的高中母校哈爾濱一中，是重點學校。在他們這些重點學校的喜愛文學的高中生之間，外國名著蔚然成風。他們那個“小組”還有一張大家公用的哈爾濱圖書館的借書證。哥哥每次借的書，我都請求他看完後遲幾天再還，讓我也看看。哥哥一向都會滿足我的願望。可以說我是從大量外國文學作品開始真正接觸文學的。我受哥哥的影響，非常敬重蘇俄文學，至今仍認為蘇俄文學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當代蘇聯文學不但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傳統，在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方麵，也捷足先登。可以明顯地看到當代蘇聯文學現實主義和現代派文學有機結合的痕跡。蘇聯電影在這方麵進行了更為成功的實踐。回顧我所走過的道路，連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蘇俄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在文字上則接近翻譯。後來才在創作實踐中漸漸意識到自己母語的基本功很弱，轉而注重中國，開始在實踐中補習中國本土這一課。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書，看哥哥借到的書，“小人兒書鋪”是中學時代的“極樂園”。那時我們家已從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婦們新搬到一地，首先關心附近有幾家商店一樣，我關心的是附近有沒有小人兒書鋪。令我感到慶幸的是，那一帶的小人兒書鋪真不少。從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鄉前，我幾乎將那一帶小人兒書鋪中我認為好的小人兒書看遍了。我看小人兒書，總在對比著自己長篇時頭腦中想象出來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兒書上畫出來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興。二者相差甚遠，我則重新細讀某部長篇，想弄明白個所以然。有些長篇，就是因為這樣才讀過兩遍的。談到讀長篇，我想到了《紅旗譜》，我認為它是建國以來中國最優秀的長篇。《紅旗譜》讓我又想起兩件事。那時候，我想買《紅旗譜》看，隻有跟母親要錢。為了要錢才去母親做活兒的那個條件惡劣的街道小工廠找母親。那個街道小工廠，是個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頹敗的大屋子，低矮、陰暗，天棚傾斜，仿佛隨時會塌下來。五六十個家庭婦女，一人坐在一台破舊的縫紉機旁，一雙接一雙不停歇地加工棉膠鞋鞋幫，到處堆著氈團。氈絨彌漫，所有女工都戴著口罩。幾扇窗子一半陷在地裡，無法打開，空氣不流通，悶得人頭暈。耳畔腳踏縫紉機的聲音響成一片，女工們要想說句話，不得不摘下口罩，扯開嗓子喊。話一說完，就趕快將口罩戴上。她們一個個緊張地不直腰、不抬頭，熱得汗流浹背。有幾個身體肥胖的女人，隻穿著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門口，四處尋找母親，卻認不出哪一個是。負責給女工們遞送氈團的老頭問我找誰，我說了母親的名字。我這才發現，最裡邊的角落，有一個瘦小的身軀，背對著我，像800度的近視眼寫字一樣，頭朝向縫紉機低垂著，正在做活兒。我走過去，輕輕叫了一聲：“媽……”母親沒聽見。我又叫了一聲。母親仍未聽見。“媽！”我喊起來。母親終於抬起了頭。母親瘦削而憔悴的臉，被口罩遮住了三分之二。口罩已經濕了，上麵附著一層氈絨，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親的頭發上、衣服上也落滿了氈絨，讓母親整個人都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這個角落更缺少光線，更灰暗。一隻可能是100瓦的燈泡，懸吊在縫紉機上方，向窒悶的空間持續散熱，一股蒸蒸的熱氣頓時包圍了我。縫紉機板上水淋淋的，是母親滴落的汗。母親的眼病常年不愈，紅紅的眼瞼裹著黑白混濁的眼睛，目光呆滯地望著我，問：“你到這裡來乾什麼？找媽有事？”“媽，給我兩塊錢……”我本不想再開口要錢。親眼看到母親是這樣掙錢的，我心裡難受極了。可不想說的話，還是說了，我追悔莫及。“買什麼？”“買書……”母親不再多問，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點數，點夠了兩元錢遞給我。我伸手遲疑地接過。離母親最近的一個女人，停下手中的活兒，看著我問：“買什麼書啊？這麼貴！”我說：“買一本長篇。”“什麼長篇短篇的！你瞧你媽一個月掙三十幾塊錢容易嗎？你開口兩塊，你媽這兩天的活兒就白做了！”那女人將臉轉向母親，又說，“大姐你彆給他錢！你是當媽的，又不是奴隸！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學，還供他花錢買閒書看嗎？你也太順著他了！他還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咋的？”母親淡然苦笑，說：“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呢！我可不就是為了幾個孩子才做活兒的嗎！這孩子和他哥一樣，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愛看書！反正多看書對孩子總是有些教育的，算我這兩天白做了唄！”說著，俯下身繼續蹬縫紉機。那女人獨自歎道：“唉，這老婆子，哪一天非為了兒女們累死在縫紉機上！……”我心裡內疚極了，一轉身跑了出去。我沒有用母親給我那兩元錢買《紅旗譜》。幾天前母親生了一場病，什麼都吃不下，隻想吃山楂罐頭，卻沒舍得花錢給自己買。我就用那兩元錢，幾乎跑遍了道裡區的大小食品商店，終於買到了一聽山楂罐頭，剩下的錢，一分也沒花。母親下班後，發現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頭，沉下臉問：“誰買的？”我說：“媽，我買的。用你給我那兩塊錢給你買的。”說著將剩下的錢從兜裡掏出來也放在桌上。“誰叫你這麼做的？”母親生氣了。我訥訥地說：“誰也沒叫我這麼做，是我自己……媽，我今後再也不跟你要錢買書了！……”“你跟媽要錢買書媽不給過你嗎？”我搖搖頭，一句話也不敢說。“那你為什麼還說這種話？一聽罐頭，媽吃不吃又能怎麼樣呢？還不如你買本書，將來也能保存給你弟弟們看……”“我……媽，你彆去做活了吧！……”我撲在母親懷裡，哭了。母親變得格外慈愛。她撫摸著我的頭發，許久又說：“媽媽不去做活兒，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點錢，日子沒法過啊……”沒買《紅旗譜》，我心裡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願望沒實現。那時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兒書，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兒書。我的同學就有出租小人兒書的。一天少可得兩三毛錢，多可得四五毛錢，再買新書，以此法漸漸購得更多的小人兒書。一個星期天，我背著母親將自己的全部小人兒書用塊舊塑料布包上，帶著偷偷溜出家門，來到火車站。在站前廣場，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下，鋪開塑料布，擺好小人兒書。坐在一旁期待。火車站是租小人兒書的好地方。我的書攤前漸漸圍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車或轉車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幾個租過小人兒書的同學，先收錢。我不按小人兒書的頁數決定收幾分錢，厚薄一律二分。我想得周到，帶了一截粉筆，畫線為“界”，要求必須在“界”內看書，我自己在“界”外。這既有利於他們，也方便於我。他們可以坐在紀念碑的台階上，我盤腿坐在他們對麵，注意力都放在他們身上，防止誰貪小便宜將我的書揣入衣兜帶走。看完了的，才許跨出“界”外，一手還書，一手交錢。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興隆”，心中無比喜悅。“喂，起來，起來！”背後突然響起一聲吆喝，同時一隻皮鞋踢向我的屁股。我站起來，轉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你們，把書都放下！”戴著白手套的手，指著那些看書的人。人們紛紛站起，將書扔在塑料布上，掃興離去。治安警察命令：“把書包起來。”我心知不妙，一聲不敢吭，趕緊用塑料布將書包起來，抱在懷裡。那治安警察一把從我懷中把書奪了過去，邁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乾什麼呀你？”“乾什麼？”他一甩胳膊掙脫我的手，“沒收了！”“你憑什麼沒收我的書呀？”“憑什麼？”他指指寫有“治安”二字的袖標，“就憑這個！這裡不許出租小人兒書你知道不知道？”“我……我不知道，我今後再也不到這兒來出租小人兒書了！……”我央求他，急得快哭了。“那麼說你今後還要到彆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今後哪兒也不去出租了，你還給我，還給我吧！……”“一本不還！”那個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說罷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我“哇”的一聲哭了，抬腳追上他，一邊哭一邊央求他把書還給我。他被我糾纏火了，厲聲喝道：“再跟著我，連你也扯到派出所去！”我害怕了，不敢繼續求他，隻能眼睜睜看著他揚長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種絕望的心情，猶如破了產的大富翁。經過霽虹橋時，真想從橋上跳下去。回到家裡，我越想越傷心，又大哭了一場，哭得弟弟妹妹們莫名其妙。母親為了多掙幾元錢，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問我為什麼哭，我不說。哥哥以為我不過受了點彆人的欺負，也沒理睬我，到學校參加什麼活動去了。母親那天下班特彆晚，回到家裡，見我躺在炕上，坐到炕邊問我怎麼了。我因為那六七十本小人兒書全被沒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個“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經迷上了這個“世界”的呀！我流著淚，用嘶啞的聲音告訴母親，我的小人兒書是怎樣在火車站被一個治安警察沒收的。母親緩緩站起，無言地離開了我。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夢到我從那個治安警察手中奪回了我全部的小人兒書。睡了兩個多小時，覺得嗓子焦灼我才醒過來。窗外天黑了，屋裡亮起了燈。我一睜開眼睛，竟看到了我包小人兒書的那個塑料布包！我驚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開塑料布，裡麵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兒書！外屋傳來“嘭、嘭、嘭”的響聲，是母親在用鐵絲拍子拍打帶回家裡的氈團。母親每天都得帶回家十幾斤氈團，拍打鬆軟了，以備第二天絮鞋幫用。“媽！……”我用沙啞的聲音叫母親。母親聞聲走進屋裡。我不禁喜笑顏開，問：“媽，是你要回來的吧？”母親“嗯”了一聲，說：“記著，今後不許你出租小人兒書！”說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氈團了。我心中一時間對母親充滿了感激。母親是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便趕到火車站去的。母親對那個治安警察說了多少好話，是否交了罰款，我沒問過母親，也永遠沒有機會知道了……三天後的中午，哥哥從外麵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要送我一樣禮物，叫我猜是什麼。那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窮困，無論母親還是我們幾個孩子，都是從不過生日的。我以為哥哥騙我，便不肯猜。哥哥神秘地從書包裡取出一本書：“你看！”《紅旗譜》！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它更使我高興的生日禮物了！哥哥又從書包裡取出了兩本書：“還有呢！”我激動地奪過一看——《播火記》！是《紅旗譜》的兩本下部！我當時還不知道《紅旗譜》的下部已經出版了。我放下這本，拿起那本，愛不釋手。哥哥說：“是媽叫我給你買的。媽給了我五塊錢，我手一鬆，就連同兩本下部也給你買回來了。”我說：“媽叫你給我買一本，你卻給我買了三本，媽會說你吧？”哥哥說：“不會的。”我放下書，心情複雜地走出家門，走到胡同口那間母親做活的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裡麵張望，在那個角落，又看到了母親瘦小的身影，背朝著我，俯在縫紉機前。縫紉機左邊，是一大垛軋好的棉膠鞋鞋幫，右邊，是一大堆拍打過的氈團。母親整個人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我心裡對母親說：“媽，我一定愛惜每一本書……”卻沒有想到將來當一位作家回報母親。至今我仍保持著格外愛惜書的習慣。小時候想買一本書需鼓足勇氣才能夠開口向母親要錢，現在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平日沒時間逛書店，出差到外地，則將逛書店當成逛街市的主要內容。往往出差歸來，外地的什麼特產都沒買，反倒帶回一捆書，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書店不難買到的。買書其實不如借書。借的書，要儘量擠時間早讀完歸還。買的書，卻並不急於了。雖然如此，依舊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迷上了文學作品的我，學習成績大受影響。我在中學時代，是個中等生，對物理、化學、地理、政治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每次考試都是勉強及格。俄語初一上學期考試得過一次最高分——95，以後再沒及格過。我喜歡上的是語文、曆史、代數、幾何課。代數、幾何之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是因為我覺得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題卻需要靈活性。我覺得解代數或幾何題如同寫。一篇同樣內容的，要達到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統一，必定也有一種最佳的創作選擇。一般水平的多種多樣，最佳的可能僅僅隻有一種。重審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創作之前沒有進行認真選擇的。所謂粗製濫造，原因概出於此。初二下學期，我的學習成績令母親和哥哥擔憂了，不得不限製我讀。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恥笑，就暫時中斷了我與文學的“戀愛”。“文革”風起雲湧，同一天內，我家附近那四個小人兒書鋪，遭到“紅衛兵”的徹底“掃蕩”。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達街雜貨店買鹹菜，見雜貨店隔壁的小人兒書鋪前，一堆焚書餘燼，冒著嫋嫋青煙。窗子碎了。出租小人兒書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在屋裡，我常去看小人兒書，彼此都不陌生，我們隔窗相望，無話可說。我心中對他充滿同情。“文革”對全社會也是一場“焚書”運動，卻給我個人帶來了更多讀書的機會。我們那條小街住的大多是“下裡巴人”，竟有四戶收破爛的。院內一戶，隔街對院一戶，街頭兩戶。“文革”初期，他們每天都一手推車一手推車地載回來成捆成捆的書刊。我們院子裡那戶收破爛的姓盧，我稱他“盧叔”，他家戶前屋內書刊鋪地。他每天一回來，我是第一個拆捆挑撿的人。書在那場“文革”中成了定時炸彈。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將他們的藏書當廢紙賣掉。而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發國難財”的人。《怎麼辦》、《獵人筆記》、《白癡》、《美國悲劇》、《婦女樂園》、《白鯨》、《堂·吉訶德》等等一些我原先連名字也沒聽說過的書，或在書店裡看到了想買卻買不起的書，都是從盧叔收回來的書堆裡找到的。找到一兩本時，我打聲招呼，就拿走了。找到五六本時，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給盧叔一兩毛錢，就算買下來。學校停課，我極少到學校去，在家裡讀那些讀也讀不完的書。同時擔起了“家庭主婦”的種種責任。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時刻，是冬天裡，母親下班前，我將“大子”淘下飯鍋的時刻。那時候，家中很安靜，弟弟妹妹們各自趴在裡屋炕上看小人兒書。我則手捧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在爐前邊看鍋邊看書。飯起碼兩個小時才能熟，兩個小時內可以認認真真地讀幾十頁書。有時書中人物的命運牽動我的沉思和聯想，凝視著火光閃耀的爐口，不免出了神。1968年下鄉前，我已經有滿滿的一木箱書，下鄉那一天，我將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鋪紙，上麵蓋紙，落了鎖。我把鑰匙交給母親替我保管，對母親說：“媽，彆讓任何人開我的書箱啊！這些書可能以後在中國再也不會出版了！”母親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裡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書箱搬出去！”對大多數已經是作家的人來說，通往文學目標的道路是用寫滿字跡的稿紙鋪墊的。這條道路不是百米賽跑，是漫長的“馬拉鬆”，是必須一步步堅持的“競走”。這也是一條時時充滿了自然淘汰現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斷進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時期內忍受寂寞的勇氣的人，即使“一舉成名”，聲譽鵲起，也可能“曇花一現”。始終“競走”在文學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