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就我個人而論，專從學術研究發軔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我在清華四年，有兩門課對我影響最大：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衝突沒能聽全的曆史係陳寅恪先生這是“同光體”。有時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夾著一個黃布書包，走到什麼地方去上課，步履穩重，目不斜視，學生們都投以極其尊重的目光。朱孟實（光潛）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當時他才從歐洲學成歸來。他講“文藝心理學”，其實也就是美學。他的著作《文藝心理學》還沒有出版，也沒有講義。他隻是口講，我們筆記。孟實先生的口才並不好，他不屬於能言善辯一流，而且還似乎有點兒怕學生，講課時眼睛總是往上翻，看著天花板上的某一個地方，不敢瞪著眼睛看學生。可他一句廢話也不說，慢條斯理，操著安徽鄉音很重的藍青官話，講著並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奧玄虛的美學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鑽入學生心中。他顯然同魯迅先生所說的那一類，在外國把老子或莊子寫成論文讓洋人嚇了一跳，回國後卻偏又講康德、黑格爾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他深通西方哲學和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美學流派，而對中國舊的詩詞又極嫻熟。所以在課堂上引東證西或引西證東，觸類旁通，頭頭是道，毫無牽強之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比較詩學。這樣的本領，在當時是鳳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見。他講的許多理論，我終生難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說”，到現在我還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陳、朱二師的這兩門課，使我終生受用不儘。雖然我當時還沒有敢夢想當什麼學者，然而這兩門課的內容和精神卻已在潛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內心深處。如果說我的所謂“學術研究”真有一個待“發”的“軔”的話，那個“軔”就隱藏在這兩門課裡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