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麵已經說到，我在濟南高中有兩個國文老師。第一個是胡也頻先生。他在高中待的時間極短，大概在1929年秋天開學後隻教了幾個月。我從他那裡沒有學到什麼國文的知識，而隻學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他在課堂上隻講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為了給自己披上一件不太刺激人的外衣，稱之為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理論也不大講，重點講的是它的目的或者使命，說白了，就是要革命。胡老師不但在堂上講，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百人。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係，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代文藝。我在組織方麵和出版刊物方麵都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並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乾脆就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不外是革命，革命，革命。也許還有一點兒理論，也不過是從弗理契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理論”。辦刊物的事不幸（對我來說也許是幸）被國民黨當局製止，胡老師逃往上海，群龍無首，煙消雲散。否則，倘若這個刊物真正出版成功，我的那一篇論文落到敵人手裡，無疑是最好的罪證，我被列入黑名單也說不定。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劇，自己糊裡糊塗中就成了“革命家”。同時，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兒裡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從戰術上來講，難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我甚至想說這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氣概，強大的敵人是打不倒的。上國文課胡也頻先生教的是國文，但是，正如上麵所講的那樣，他從來沒有認真講過國文。胡去董來，教學風格大變。董老師認認真真地講解文藝理論，仔仔細細地修改學生的作文。他為人本分，老實，忠厚，純誠，不慕榮利，淡泊寧靜，在課堂上不說一句閒話，從而受到了學生們的愛戴。至於我自己，從寫文言文轉到寫白話文，按理論，這個轉變過程應該帶給我極大的困難。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兒困難都沒有。原因並不複雜。從我在一師附小讀書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洶湧澎湃，向全國蔓延。“駱駝說話”事件發生以後，我對五四初期文壇上各大家的文章，極感興趣。不能想象，我完全能看懂；但是，不管我手裡拿的是笤帚或是掃帚，我總能看懂一些的。再加上我在新育小學時看的那些“閒書”，《彭公案》《濟公傳》之類，文體用的都是接近白話的。所以我由文言文轉向白話文，不但一點兒勉強的意思都沒有，而且還頗有一點水到渠成的感覺。寫到這裡，我想寫幾句題外的話。現在的兒童比我們那時幸福多了，書店裡不知道有多少專為少年和兒童編著的讀物，什麼小兒書，什麼連環畫，什麼看圖識字，等等，印刷都極精美，插圖都極漂亮，同我們當年讀的用油光紙石印的《彭公案》一類的“閒書”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彆。當年也有帶畫的“閒書”，叫做繡像什麼什麼，也隻在頭幾頁上印上一些人物像，至於每一頁上圖下文的書也是有的，但十分稀少。我覺得，今天的少兒讀物圖畫太多，文字過少，這是過低估量了少兒的吸收能力，不利於他們寫文章，不利於他們增強讀書能力。這些話看上去似屬題外，但仔細一想也實在題內。我覺得，我由寫文言文改寫白話文而絲毫沒有感到什麼不順手，與我看“閒書”多有關。我不能說，每一部這樣的“閒書”，文章都很終未停。我覺得，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濟互補，身心兩利。所有這一切都同董老師的鼓勵是分不開的，我終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