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寇占領了濟南，我被迫停學一年。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的軍隊進城，從此結束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麵，基本上由一個軍閥統治中國。北園高中撤銷，成立了全山東省唯一的一個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全省各縣的初中畢業生，想要上進的，必須到這裡來，這裡是通向大學（主要是北京的）的唯一橋梁。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坐落在濟南西城杆石橋馬路上，在路北的一所極大的院落內。原來這裡是一個什麼衙門，這問題當時我就不清楚，對它沒有什麼興趣。校門前有一個斜坡，要先走一段坡路，然後才能進入大門。大門洞的左側有一個很大的傳達室。進了大門，是一個極大的院子，東西兩側都有許多房子。東邊的一間是教員遊藝室，裡麵擺著乒乓球台。從院子西側再向前走，上幾個台階，就是另一個不大的院子。南側有房子一排。北側高台階上有房子一排，是單身教員住的地方。1934年至1935年，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時，曾在其中的一間中住過一年。房子前，台階下，種著一排木槿花。春天開花時，花光照亮了整個院子。院子西頭，有一個大圓門，進門是一座大花園。現在雖已破舊，但樹木依然蓊鬱，綠滿全園。有一個大荷塘，現已乾涸。當年全盛時，必然是波光瀲灩，荷香四溢。現在學生仍然喜歡到裡麵去遊玩。從這個不大的院子登上台階向北走，有一個門洞，門洞右側有一間大房子，曾經是學生宿舍，我曾在裡麵住過一段時間。出了這個門洞，豁然開朗，全校規模，頓現眼前。到這裡來，上麵講的那一個門洞不是唯一的路。進校門直接向前走，走上台階，是幾間極高大的北屋，校長辦公室、教務主任辦公室、教務處、訓導處、庶務處等都在這裡。從這裡向西走，下了台階，就是全校規模最大的院子，許多間大教室和學生宿舍都在這裡。學生宿舍靠西邊，是許多排平房。宿舍的外麵是一條上麵蓋有屋頂的極寬極長的走廊，右麵是一大排教室。沿走廊向北走，走到儘頭，右麵就是山東省立一中。原來這一座極大的房子是為濟南省立高中和一中（隻有初中）所占用。有幾座大樓，兩校平分。有一個頗怪的現象，先提出來說一說。在時間順序中，濟南高中是在最後，也就是說，離現在最近，應該回憶得最清晰。可是，事實上，至少對教職員的回憶，卻最模糊。其中道理，我至今不解。高中初創辦時，校長姓彭，是南方人，美國留學生，名字忘記了。不久就調山東省教育廳任科長。在現在的衙門裡，科長是一個小蘿卜頭兒，但在當時的教育廳中卻是一個大官，因為沒有處長，科長直通廳長。接任的是張默生，山東人，大學國文係畢業，曾寫過一本書《王大牛傳》，傳主是原第一師範校長王世棟（祝晨），上麵已經提到過。“王大牛”是一個綽號，表示他的形象，又表示他的脾氣倔犟。他自己非常欣賞，所以采用作書名，不表示輕蔑，而表示尊敬。我不記得，張校長是否也教書。教務主任是蔣程九先生，山東人，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或化學，記不清楚了。我們是高中文科，沒有上過他的課。有一位李清泉先生，法國留學生，教物理，我沒有上過他的課。我記得最詳細最清楚的是教國文的老師。總共有四位，一律是上海灘上的作家。當時流行的想法是，隻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國文。因此，我覺得，當時對國文這一學科的目的和作用，是並不清楚的。隻要能寫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達到了。北園高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唯一的區彆隻在於，那裡的教員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學生作文是用文言文。國民黨一進城，就仿佛是換了一個世界，文言文變為白話文。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從上海來的作家，年紀很輕，個子不高，但渾身充滿了活力。上課時不記得他選過什麼課文。他經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現代文藝的使命。”所謂現代文藝，也叫普羅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其使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蘇聯人，原文為俄文，由日譯本轉譯為漢文，佶屈聱牙，難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來就是沒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轉譯為漢文，當然就驢唇不對馬嘴，被人稱為天書了。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也不出這幾本書。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但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是革命，第二個是革命，第三個仍然是革命，這就足夠了。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丁玲當時正在走紅，紅得發紫。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見到了丁玲，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但是，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於是下令通緝胡也頻。胡老師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後，就給國民黨殺害了。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筆名冬芬，北大英文係畢業，譯有《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的一封長信，現保存於《魯迅全集》中。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麼現代文藝，不講什麼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征》作教材，仔細分析講授。作文不出題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你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有一次，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麼意見。高中國文教員，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還有幾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萊蒂，都是從上海來的小有名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我並沒有讀過。董每戡在濟南一家報紙上辦過一個文學副刊。二十多年以後，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廣州的某一所大學裡當了教授。除了上述幾位教員以外，我一個教員的名字都回憶不起來了。按高中的規模至少應該有幾十位教員的。起碼教英文的教員應該有四五位的，我們這一班也必然有英文教員，這同我的關係至為密切，因為我在全校學生中英文水平是佼佼者，可是我現在無論怎樣向記憶裡去挖掘，卻是連教我們英文的教員都想不起來了。我覺得，這真是一件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