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鄰裡，是一個年輕的地主，也是一個喜好打獵的年輕人。在七月裡的一個晴朗的早晨，我騎著馬去找他，約他一同去獵鬆雞。他答應了。“不過，”他說，“咱們就順著我家那片小樹林去到祖沙；我要順便去瞧一瞧恰普雷吉諾；您知道我的那個橡樹林吧？我正讓人在那邊伐樹呢。”“那就去吧。”他便吩咐備馬。他穿上一件帶野豬頭像的銅紐扣的綠外衣，帶上一個粗毛線獵袋和一個銀水壺，扛上一隻嶄新的法國獵槍，得意地照了一通鏡子，喚了一聲自己的獵狗埃斯佩蘭斯，這隻狗是他的表姐、一個有好心腸而沒有頭發的老姑娘贈給他的。我們一起動身了。我這位鄰裡還帶上兩個跟班的，一個是甲長阿爾希普，是個矮矮胖胖的莊稼人，長著一張四方臉，顴骨特高；另一個是前不久從波羅的海沿岸省份雇來的管家戈特利勃·豐·德爾·科克先生，他是個近二十歲的青年人，身材瘦削，淺黃頭發，高度近視眼，溜肩，長脖。這位鄰裡是新近才掌管這塊領地的。這是他的一位伯母留給他的遺產。那伯母就是五品文官夫人卡爾東·卡塔耶娃，是個胖得出奇的女人，即使躺在床上，也難受得哎喲哎喲個沒完。我們騎著馬進入了小樹林。“你們在這裡空地上等我一會兒。”我的鄰裡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對自己的兩個同伴說。那德國人鞠下躬，就下了馬，從衣袋裡掏出一本小書，似乎是約翰·叔本華的，在一叢灌木旁坐了下來；阿爾希普仍待在太陽光下，木然不動地待了一個小時。我們在灌木叢裡轉來轉去，連一窩野禽也沒有找到。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表示想到大樹林去。那一天我自己都不相信會有什麼好收獲，也就勉強跟著他去了。我們回到了那塊空地上。德國人標了一下書頁，站起身來，把書放回衣袋，費勁地騎上了他那匹淘汰下來的短尾巴母馬，這匹馬隻要稍稍一碰就要亂叫亂踢的；阿爾希普振了振精神，一下拽動兩根韁繩，夾了夾兩腿，終於使他那匹受驚的、被壓得夠嗆的小馬跑動起來。我們又動身了。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的這片林子我從小便很熟悉。那時候我和我的那位極為善良的法國家庭教師德齊雷·弗勒利先生（可他每天晚上老讓我喝列魯阿藥水，差點兒永遠毀了我的健康）經常到恰普雷吉諾樹林裡遊玩。這整片林子大約有兩三百棵粗大的橡樹和梣樹。它們挺拔而粗壯的樹乾在榛樹和花楸樹的金燦燦、亮晶晶的綠葉中黑乎乎地屹立著，非常之美；樹乾高高地聳起，齊整地呈現在明朗的藍空中，展開如帳篷般的寬闊而多節的枝丫；鷂鷹、青鷹、紅隼在靜止不動的樹梢下飛來飛去，鳴聲不絕，五顏六色的啄木鳥使勁地啄著厚實的樹皮；隨著黃鸝的婉轉的鳴聲，突然在茂密的枝葉中響起了黑鶇的嘹亮鳴聲；在下麵的灌木叢裡，知更鳥、黃雀和柳鶯啾啾地啼唱著；燕雀在小徑上敏捷地跑來跑去；雪兔小心地“一拐一拐地走著”，順著林邊悄悄前進；紅褐色的鬆鼠淘氣地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上，突然坐了下來，把尾巴翹到頭頂上。在草叢裡，在高高的蟻蛭旁，在蕨類植物美麗如雕的葉子的淡影下，紫羅蘭和鈴蘭在競芳爭妍，還長著紅菇、乳菇、卷邊乳菇、橡菇和紅色蛤蟆菇；在草地裡，在寬闊的灌木叢裡，長著紅豔豔的草莓……在林子裡陰涼處何等舒坦呀！在最熱的時候，在大中午，這兒就像夜間一般：寂靜、芳香、清爽……我曾在恰普雷吉諾度過一段快樂的時光，所以，說真的，如今進到這片十分熟悉的樹林，不免有些傷感。一八四年那個毀滅性的無雪的冬天，竟沒有饒過我的老朋友——橡樹和梣樹；它們乾枯了、光禿了，隻有幾處披著病弱的綠葉，它們悲哀地聳立在小樹木的上空，那些小樹木是來“接替它們的，可還接替不了”（一八四年嚴寒凜冽，到十二月底卻沒有下過雪；樹苗全凍死了，許多美麗的橡樹林都毀於這個無情的冬天。很難恢複起來，因為土地的生產能力顯然減退了；在“禁伐區”（曾舉著聖像繞行過的）空地上，已沒有了先前那樣的高大樹木，隻是自然地長出白樺和白楊；換句話說，我們還不會造林。——作者原注）……還有一些下邊長滿葉子的樹木，似乎帶著責備和絕望的神情向上挺起自己缺乏生氣的、折斷了的樹枝；另有一些樹的葉子雖然不及昔日那麼繁茂，卻還相當濃密，從這些樹葉中伸出一根根粗大、乾枯的死枝；還有一些樹的樹皮已經脫落了；還有一些樹完全倒下了，像死屍似的在地上腐爛著。誰能料到呢，在恰普雷吉諾樹林裡竟找不到一處陰涼的地方！我望著那些即將死去的樹，心裡想，你們也許感到羞愧和痛心吧？……我想起了柯爾卓夫（柯爾卓夫（一八九——一八四二），俄國詩人。）的詩：“何處去了呀，”“那高雅的談吐，”“那傲慢的勁頭，”“那皇家的氣度？”“如今安在呢，”“那綠色的勢頭？……”“怎麼搞的呀，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我開口問，“為什麼在去年不把這些樹砍掉呢？如今它們已賣不了以前十分之一的價錢了。”他隻是聳了聳肩膀。“這得問我那位伯母了；一些商人揣著錢，找上門來，纏著要買呢。”“Mein Gott！Mein Gott！”（德語：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豐·德爾·科克·步一歎，“多麼淘氣（這德國人把жалость（可惜）誤說成щалость（淘氣），使人聽來可笑。）！多麼淘氣！”“怎麼淘氣？”我這位鄰裡笑著問。“我是想梭（說），多麼可希（惜）。”（我們知道，德國人在學會我們的字母“Л”的發音後，就把這字母讀得特彆重（在上麵這句話中，那德國人就有這樣發音上的毛病，如把хотел，讀成хотели，等等。）。）特彆使他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倒在地上的一棵棵橡樹——確實如此，要不然磨坊主就會出大價錢買它們的。可是甲長阿爾希普卻無動於衷，毫不痛心；相反，他甚至在這些倒地的樹木上挺開心地跳過來蹦過去的，還用鞭子抽打著玩。我們向那伐樹的地方慢慢走去，冷不防轟的一聲倒下一棵樹來，隨著響起了呼喊聲和說話聲，過不多會兒，一個臉色蒼白、頭發蓬亂的年輕莊稼人從樹林深處向我們跑來。“怎麼啦？你往哪兒跑？”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問他。他立即停下腳步。“哎呀，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老爺，大事不好了！”“怎麼回事？”“老爺，馬克西姆被樹砸壞了。”“怎麼砸的？……是那個承包人馬克西姆嗎？”“就是他，老爺。我們在砍一棵梣樹，他站在一旁看……站著，站著，就到井邊打水去，大概是想喝水。突然間梣樹軋軋地響起來，直對著他倒下來。我們朝他大聲喊：快躲開、快躲開、快躲開……要是他從旁邊一閃就好了，可是他直著往前跑……準是嚇慌了。梣樹樹梢就壓住了他。天知道為什麼這棵樹倒得這麼急……興許是樹心已爛透了。”“你是說把馬克西姆砸壞了？”“砸壞了，老爺。”“死了嗎？”“沒有，老爺，還活著呢——可是他的腿和胳膊都砸斷了呀。我就是跑去請謝利韋斯特奇大夫的。”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吩咐甲長騎馬到村裡請謝利韋斯特奇，自己則快馬加鞭地奔向伐木地點……我也跟著他去。我們看見可憐的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來個莊稼人圍在他的身旁。我們下了馬。他幾乎沒有痛苦地哼哼，偶爾還把眼睛睜得老大，好像很驚異地瞧瞧周圍，咬咬鐵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在顫抖，頭發粘在額頭上，胸部忽快忽慢地起伏著：他快要死了。一棵年輕椴樹的淡影在他的臉上輕輕地晃動著。我們彎下腰看他。他認出了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老爺，”他以聽不大清的聲音說起話來，“您派人……去請……牧師吧……上帝……懲罰我……腿、胳膊都砸斷了……今天……是禮拜天……可是我……可是我……卻沒有讓弟兄們歇著。”他沉默了一會兒。他憋得喘不上氣。“請把我的錢……交給我老婆……我老婆……扣掉欠的……奧尼西姆清楚……我欠了……誰的錢……”“我們已派人去請大夫了·馬克西姆，”我那鄰裡說，“也許你還不會死的。”他想要睜開眼睛，使勁地揚了揚眉毛和眼瞼。“不，我就會死的。瞧……死神來了，她來了，瞧……弟兄們，如有對不住的地方，請大夥原諒吧……”“上帝會原諒你的，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在場的莊稼人以低沉的聲音一起說，並脫下帽子，“請你原諒我們。”他猛然絕望地搖了搖頭，愁苦地鼓起了胸，又癟了下去。“總不能讓他死在這兒吧，”阿爾達利翁·米海雷奇大聲地說，“弟兄們，把那邊大車上的席子拿過來，咱們把他抬到醫院去。”有兩三個人向大車跑過去。“昨天……我在瑟喬夫村的……葉菲姆那裡……”這個就要死去的人口齒不清地說，“買下一匹馬……已付了定錢……那馬算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給我老婆……”幾個莊稼人把他抬放到席子上……他全身痙攣起來，像一隻中了彈的鳥兒，隨之便僵直了……“死了。”莊稼人們低沉地說。我們默默地上了馬，就離去了。可憐的馬克西姆的死使我陷入了沉思。俄羅斯莊稼人死得好奇怪呀！他們臨死前的心情既不能說是坦然的，也不能說是無動於衷；他們的死像是執行一種儀式：又冷靜又簡單。幾年前，我的另一個鄰近村子裡，有一個莊稼人在烘禾房裡被火嚴重燒傷了。（他本來就會死在烘禾房裡了，恰好有個城裡人路過，把這個燒得半死的人拖了出來：是那個人先讓自己在一桶水裡浸一身水，然後跑去打開那燒著的屋簷下的門。）我到他家裡去看他。屋子裡又黑又悶，煙氣騰騰。我問，燒傷病人在哪兒？“那邊，老爺，在炕上。”一個極悲傷的婆娘拖著腔回答我。我走過去，看見那莊稼人躺著，蓋著一件皮襖，費勁地喘著氣。“你感覺怎麼樣？”燒傷病人在炕上掙紮著想起來，可遍體是傷，命在旦夕。“你躺著，躺著，躺著……怎麼樣？好些不？”“當然不妙呀。”他說。“很疼嗎？”他沒有作聲。“不需要什麼嗎？”又沒有回答。“要不要喝點茶？”“不要。”我走開一點，坐在凳子上。我坐了一刻鐘，坐了半小時——屋子裡死一般沉寂。在屋角裡，在神像下邊的桌子旁，躲著一個五六歲的小丫頭，她在啃麵包。母親有時朝她嚇唬一下。過道裡有人走動。發出響聲，還有人在說話；弟媳婦在切白菜。“啊，阿克西尼婭！”病人終於說話了。“要什麼？”“給點格瓦斯。”阿克西尼婭端來格瓦斯給他。又是一陣沉默。我低聲問：“給他進過聖餐了嗎？”“進過了。”看來是，一切都安排妥了：隻是在等他咽氣。我受不住了，便出來了……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順便到紅山村醫院去看望一位熟人，他是那裡的醫士，名叫卡皮東，也是個獵迷。這所醫院原先是地主家廂房；它是女地主親自創辦的，或者說，是她叫人在門上方釘了塊藍色牌子，牌上寫著“紅山醫院”幾個白色的字，又親手交給卡皮東一個精美的本子，讓他作為登記病人的名字之用。在這本子的頭一頁上，這位慈善女地主手下一個諂媚者和仆從題上了以下的詩句：Dans ces beaux lieux，ne l'allégresse，Ce temple fut ourert par Beauté；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tendresse，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é！—（法語：在歡喜無比的美好之鄉，美人親自創建了這座殿堂；讚歎你們主人的慷慨好施吧，我們善良的紅山村人！——）另有一位士紳又在下邊附上一句：Et moi aussi j'aime nature！Jean Kobyliatnikoff（法語：我同樣熱愛大自然！伊萬·科貝利亞特尼科夫）醫士自掏腰包買了六張床鋪，舉行過祝福儀式之後，便著手替上帝的子民們治病了。除他之外，醫院裡還有兩個人：患有瘋病的雕刻匠帕韋爾和當過廚娘的一隻手麻痹的梅利基特裡莎。他們兩人從事藥劑的配製，烘曬或浸泡草藥；他們還負責一些患熱病的人。患瘋病的雕刻匠神情憂鬱，寡言少語；天天夜裡都要唱《美麗的維納斯》那首歌，一見到過路的人，便前去請求人家許他跟一個早已死去的姑娘馬拉尼婭締結良緣。一隻手麻痹的女人常常揍他，還讓他去照看火雞。有一次我在卡皮東醫士那兒閒坐。我們剛剛聊起我們新近一次打獵的事，突然有一輛大車駛進院子裡來，拉車的是一匹異常肥壯的淺紫灰色馬，像這樣的馬一般隻有磨坊主才會有。車上坐著一個身穿新外套、長著花斑大胡子的壯實的漢子。“嗨，瓦西裡·德米特裡奇，”卡皮東朝窗外喊道，“歡迎光臨……”他朝我低聲說：“這是雷博夫希諾的磨坊主。”那漢子呼哧著下了車，走進醫士的房間，用眼睛找一下神像，並畫了十字。“怎麼樣呀，瓦西裡·德米特裡奇，有何新聞？……您也許有點病吧，看您的氣色不佳呀。”“是呀，卡皮東·季莫費伊奇，有點不對勁。”“您感覺怎麼啦？”“是這樣的，卡皮東·季莫費伊奇。前些日子我在城裡買了幾個磨盤，運回了家，我從車上卸磨盤的時候，也許用力過猛了，肚子裡咯噔地響了一下，像是有什麼東西斷了似的……從那一會兒起就老是感到不舒服。今天特彆的不對勁。”“唉，”卡皮東嘟噥一聲，嗅了嗅鼻煙，“大概是疝氣吧。您得這病多久啦？”“已經是第十天了。”“第十天了？（醫士從牙縫裡吸了口氣，並搖了搖頭。）我給您檢查一下……唉，瓦西裡·德米特裡奇，”他最後說道，“你的情況不對頭呀；你的病可不是鬨著玩的；留在我這兒吧；從我這方麵說，我會儘心儘力的，可是我沒法打包票。”“真的這樣糟嗎？”磨坊主吃驚了，便低聲地問。“是的，瓦西裡·德米特裡奇，很糟；若是您早兩三天來我這兒，那就會沒事，一下就可以治好；可是現在您體內已經發炎了，這就不好辦，眼看就要變成壞疽了。”“不會吧，卡皮東·季莫費伊奇。”“我已對您說了嘛。”“這怎麼會呢！（醫士聳了聳肩膀。）因為這一點小病，我就會死嗎？”“我沒有說會死……隻不過請您留在這兒。”這位漢子琢磨來琢磨去，瞧了瞧地板，然後又瞧了我們一眼，摸了摸後腦勺，便拿起帽子。“您去哪兒呀，瓦西裡·德米特裡奇？”“去哪兒？還會去哪兒呀，回家唄，既然病得這麼糟，既然這樣，就得去好好安排了。”“那您就是糟蹋自己身體了，瓦西裡·德米特裡奇，得了吧；就現在這樣我都奇怪，您怎麼到得了這兒的？請留下吧。”“不，卡皮東·季莫費伊奇兄弟，要死，就死在家裡吧；我在這兒死算什麼呢——我家裡天知道會出什麼事呢。”“病情會怎麼發展，瓦西裡·德米特裡奇，還不清楚……當然，病是危險的，很危險，這毫無疑問……所以您應該留下來。”（那漢子搖搖頭。）“不，卡皮東·季莫費伊奇，我不留下……您給開一點藥倒行。”“光有藥還不行呀。”“我說了，不留下。”“那就聽便吧……以後可彆怨我！”醫士從本子上撕下一小頁紙，開了藥方，並告訴他還該做些什麼。那漢子拿了藥方，給了卡皮東半個盧布，便離開房間，坐上車子。“再見了，卡皮東·季莫費伊奇，有對不起您的地方，請多原諒。萬一有了什麼，請關照我的孩子們！”“唉，留下吧，瓦西裡！”那漢子隻是搖搖頭，用韁繩抽了一下馬，就駕車出了院子。我走到外邊大路上，瞧一會兒他的背影。道路泥濘，而且坑坑窪窪；磨坊主很自如地駕馭著馬，小心翼翼地、從容不迫地趕著車，跟相遇的人點頭招呼……到第四天他就嗚呼哀哉了。俄羅斯人往往都死得莫名其妙呀。此時此刻我回想起許許多多死去的人。我也想起了你呀，我的老友，沒有讀完大學的阿韋尼爾·索羅科烏莫夫，卓越的、極為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發青的臉，你那稀疏的淡褐色頭發，你那和藹可親的微笑，你那熱烈興奮的目光，你那修長的四肢；又聽到你那細弱而親切的聲音。那時候你住在一個大俄羅斯地主古爾·克魯皮亞尼科夫家裡，教他的兩個孩子福法和焦濟亞學俄文、地理和曆史，耐著性子去忍受主人古爾那些令人難堪的玩笑、管家粗魯的恭維、惡劣的男孩子們的惡作劇；你帶著苦笑並不怨不怒地去滿足無聊女主人的刁鑽無理的要求；不過，每天晚飯過後，你終於忙完了各種各樣的事，完成了各種各樣的職責，坐到了窗前，抽起煙鬥而沉思了起來，或者饒有興味地翻閱起那個如你一樣無家可歸、命運不濟的土地測量員從城裡帶來的殘缺油汙的厚本雜誌，那時候你便會休息過來，感到輕鬆舒坦！當時你多麼喜歡形形色色的詩、形形色色的啊，你的眼睛多麼易於流淚，你笑得多麼的開心，你那孩子般純潔的心靈對人們充滿多麼真摯的愛，對一切善和美充滿多麼高尚的同情！應該說句實話，你不是一個非常聰明機靈的人；你既沒有天生的好腦力，又不生性勤勉，在大學裡你被認為是學習最差的學生之一；上課時你睡覺，考試時你目瞪口呆，可是，看到同學成績好、進步快，是誰的眼睛會高興得閃光，是誰會激動得喘不過氣？——是阿韋尼爾……是誰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們的高稟賦，是誰為他們驕傲、吹捧，並極力加以袒護？是誰沒有嫉妒，不講虛榮，是誰無私犧牲自己，是誰樂意去服從那些不配替他解鞋帶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們善良的阿韋尼爾！我記得：你為了“應聘”，懷著多麼悲傷的心情和同學們告彆；不祥的預感使你深受折磨……果然，你在鄉下過得很不舒心，在鄉下，沒有你可向之恭敬請教的人，沒有你可驚歎的人，沒有你可愛慕的人……鄉下人和一些受過教育的地主都把你當作教書匠來對待：有的對你粗魯，有的對你不恭。再說，你的長相不大出色，膽子又小，容易臉紅、冒汗，口齒又不麻利……連鄉間的空氣也未能使你恢複健康：你卻像蠟燭似的熔化著，可憐的人呀！不錯，你的房間朝向花園；稠李樹、蘋果樹、椴樹常把自己輕盈的花瓣撒在你的書桌上、墨水瓶上、書本上；牆壁上掛著藍綢的時鐘墊子，它是那位善良多情的德國女郎——一個金發碧眼的家庭女教師——臨彆時贈給你的；有時有些老朋友從莫斯科來探望你，朗讀彆人的甚至自己的詩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獨、難以忍受的奴仆般的教書匠身份、不能獲得的自由，還有無窮儘的秋天和冬天、纏人的病患……多麼可憐的阿韋尼爾呀！我在阿韋尼爾死去之前不久曾看望過他。他那時幾乎已走不動路了。地主古爾·克魯皮亞尼科夫沒有把他攆出家門，但停發了他的薪金，給焦濟亞另聘了一位教師……讓福法進了武備中學。阿韋尼爾坐在窗邊一張舊的伏爾泰式安樂椅裡。天氣出奇的好。明朗的秋日天空在一排掉了葉子的深褐色椴樹上方歡快地泛藍；樹上還有最後一批金燦燦的葉子在微微顫動，簌簌作響。冷凍的大地在陽光下冒著水汽，漸漸化凍；太陽紅紅的斜光照著枯衰的草地；空中仿佛有輕微的響聲；從花園裡傳來園丁們清晰可聞的話聲。阿韋尼爾穿著一件破舊的布哈拉長袍；綠色的圍巾在他那瘦得可怕的臉上投下死沉沉的色調。他見到我高興極了，伸出手來，打開話匣子，接著咳嗽起來。我讓他緩緩氣，並挨著他坐下來……阿韋尼爾的膝上放著一本抄得工工整整的柯爾卓夫詩集；他微笑著用手拍拍這本詩集。“這才叫詩人呢。”他使勁壓下咳嗽，嘟噥著說，繼而用難以聽清的聲音吟誦起來：“鷹的翅膀”“難道被捆住了？”“它的道路”“難道全被堵了？”我不讓他往下念了，因為大夫不準他多說話。我知道什麼合他的心意。可以說，索羅科烏莫夫從來沒有去“追求”科學，但是，他對當今偉大思想家們已取得些什麼成就這樣的問題則是很感興趣的。他常在某個角落裡抓住一位同學，向他細細詢問起來，他傾聽著，驚異著，彆人說的他都相信，然後便人雲亦雲地去說。他對德國哲學特彆感興趣。我給他講起黑格爾（要知道，這是陳年舊事了）。阿韋尼爾便信以為是地點著頭，揚起眉，微笑著，輕聲地說：“我懂，我懂……啊，真好，真好……”這個死之將至的、無依無靠、被人拋棄的窮苦青年那種孩子般的求知欲使我感動得掉淚。應當指出，跟一切肺病患者大為不同的是，阿韋尼爾對自己的病情心中很有數，他不去騙自己……可是又怎樣呢？——他不悲不歎，對自己的境況竟一次也不提……他鼓起氣力，開始談莫斯科、談同窗學友、談普希金、談戲劇、談俄國文學；他還回憶起我們的宴飲、我們小組裡的熱烈辯論，痛惜地提到兩三位亡友的名字……“你記得達莎嗎？”最後他又說，“那是顆金子一般的靈魂呀！多真摯的心呀！她多麼的愛我……她現在怎麼樣啦？也許消瘦了？憔悴了？這可憐的姑娘呀！”我不忍讓病人失望——又何必讓他知道，實際上他的達莎如今胖得滾圓，正跟商人孔達奇科夫兄弟打得火熱呢，她塗脂抹粉，說話嗲聲嗲氣，還會罵街。然而，我瞅著他那張憔悴不堪的臉，心想，能不能讓他搬出這兒呢？也許還有可能讓他治好病……可是阿韋尼爾沒有讓我把話說完。“不，老同學，謝謝啦，”他說，“在哪兒死都是一樣。反正我是活不到冬天了……乾嗎白白打擾彆人呢？我在這一家已經習慣了。說真的，這兒的主人們……”“很差勁，是嗎？”我插嘴問。“不，不是差勁！像是些木頭疙瘩。可是我不能怨他們。這兒有些鄰居：地主卡薩特金有一個閨女，蠻有教養的，是個很可愛的，極善良的姑娘……不驕傲……”索羅科烏莫夫又咳嗽起來。“一切都無所謂了，”他歇了歇，又接著說，“要是誰許我抽煙就好了……我不能就這樣死去，我要把煙抽夠！”他狡猾地眨眨眼睛，添上一句：“感謝上帝，我活夠了，認識了一些好人……”“你起碼該給親戚們寫封信嘛。”我插話說。“給親戚寫信乾什麼呢？求幫助嗎，他們是不會幫助我的；我死了，他們自會知道的。唉，談這個乾什麼呀……你最好給我說說，你在國外見到些什麼？”我談了起來。他聚精會神地聽著我說。傍晚時我離去了，過了十來天，我收到了克魯皮亞尼科夫先生如下的來信：“閣下，請允許我告知您一個不幸的消息，您的友人阿韋尼爾·索羅科烏莫夫先生，即住在我家的大學生，已於三日前午後二時病故，今日我出資將他安葬於本區一教堂內。他囑我轉交一些書籍和本子，今隨函寄奉。他遺下二十二個半盧布，還有其他一些物件，均已交其有關親戚。您的友人臨終時神誌清明，心緒可謂泰然，我全家與之訣彆時，他亦無任何遺憾之表示。內人克列奧帕特拉·亞曆山大羅夫娜向您致意。您的友人之死，使她深為感傷；至於我，托上帝的福，身體尚佳。”“順致敬意。”我還想起了許多其他的例子，這裡無法一一細述。隻再說一件吧。一位年老的女地主就要死了，當時我正在她身邊。神甫已為她念起送終祈禱。他忽然發現病人真的要咽氣了，趕緊把十字架給她。女地主不滿地挪開一點身子。“你急什麼呀，神甫，”她用僵硬的舌頭說，“你來得及的……”她吻了吻十字架，正要把手伸進枕頭底下，氣便斷了。那枕頭下放著一塊銀盧布：這是她為給自己做送終祈禱的神甫準備的勞務費……唉，俄羅斯人死得好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