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被人講過的老故事。公元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山西官場出了件怪事。介休縣一位姓林的縣長（當時的正式稱謂是“知縣”），向省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告發一係列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並請求省府轉呈中央。揭發的內容有二十二條，幾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官員，還涉及一個大學士（湯金釗）和一個尚書（隆雲章）。明清兩代，有內閣，無宰相，身為閣臣的大學士地位很高，實際上被官場和民間視為宰相。尚書當然就是部長。那時中央政府隻有六個部，即吏部（管官員）、戶部（管財政）、禮部（管教化）、兵部（管軍事）、刑部（管刑律）、工部（管建設），所以尚書的地位也很高。清代官階，內閣大學士正一品，尚書從一品，都是“位極人臣”。涉案官員的級彆如此之高，範圍如此之廣，一旦上報朝廷，驚動聖聽，立馬就會引起軒然大波，不知多少人身家不保。山西藩台張澧中接到報告，頓時嚇出一身冷汗，一連幾個晚上睡不著覺。他太知道這裡麵的利害了。林縣長的報告是正式公文，壓是壓不住的。林縣長的舉報證據確鑿，賴也是賴不掉的。賴，隻會越描越黑；壓，則犯了欺君之罪。當然，就這麼交上去也不行。因為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思前想後，隻好硬著頭皮向新任巡撫楊國楨彙報。這裡我們要稍微交代一下清朝的官製，因為這點知識我們總歸用得著。清製，省一級的地方官和府、州、縣不同，是兩個，即藩台和臬台。藩台和臬台同為省長，隻是職權範圍不同。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簡稱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財政。另外，省內官員的升遷調動，理論上也歸布政使管。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簡稱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監察。另外，也管郵政和監考。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門，也都有相當於現在廳、局、科、辦的下屬職能部門，是地地道道的一級地方政府。布政使的衙門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門叫按察使司（臬司），號稱二司。二司是平級單位，平時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則要由二司會議，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來才是省政府，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長，隻不過藩台的行政級彆（品級）要比臬台高一點。不過藩台和臬台並不是省裡的一二把手，因為他們之上還有巡撫。巡撫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有人因為巡撫統領一省事務，就說巡撫相當於省長，其實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巡撫和總督一樣，是中央政府派駐地方的“省之上級官員”。他們是中央官，不是地方官，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職銜。總督例兼都察院右都禦史銜，是名義上的監察部部長。巡撫則例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銜，是名義上的監察部副部長。中國曆朝曆代都有監察部，起先也都叫“禦史台”（漢初也叫“禦史府”），明太祖洪武年間改為“都察院”。都察院長官叫都禦史，副長官叫副都禦史，都分左右。左職留在中央，主持監察部（都察院）日常工作；右職派到地方，作為代表中央監察地方的大員。所以，總督和巡撫，原本不是地方官，而是特派員。總督和巡撫不但是監察官員，還是軍事官員。除兼任監察部的部長、副部長外，總督同時還要兼領兵部尚書銜，是名義上的國防部長。巡撫則兼領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書銜，是名義上的國防部副部長甚至部長。巡撫和總督既然是中央派駐地方的“監省之官”，他們的衙門也就隻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員和私人聘請的“幕友”（秘書），沒有下屬職能部門（廳、局），因此不算一級地方政權或政府。從法理上說，省政府隻能是藩司和臬司。總督和巡撫作為中央派駐地方的官員，開始是非常任的，有事情才指派的。但久而久之，就變成常任的了。清代的情況，大體上是巡撫管一省，總督管多省（兩個或三個），隻有直隸和四川例外。直隸和四川是隻有總督沒有巡撫的，他們也隻管一個省。於是巡撫就成了省裡的一把手，藩台（布政使）變成二把手，臬台（按察使）變成三把手。巡撫正二品，藩台從二品，臬台正三品，清代省裡麵負領導責任的官員，主要就是這三個。現在省裡出了這樣的大事，作為二把手的藩台張澧中不敢擅自做主，便向一把手巡撫楊國楨彙報。楊國楨剛剛調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地區（當時叫朔平府）視察。看了林縣長的舉報，大為驚詫。林縣長說，我們山西，每當欽差大臣（比如大學士湯金釗和尚書隆雲章）駕到時，總要由太原府出麵，以辦公費的名義向山西藩司（省政府）借兩萬兩銀子做招待費，事後再向下屬層層攤派。每次攤派的數目，總在三五萬上下。這當然是明顯的違法亂紀。因為朝廷三令五申，各級官員務必奉公守法，不得鋪張浪費，更不得索賄受賄。欽差大臣代天巡狩，就更應該以身作則，怎麼可以這樣驕縱奢靡？招待一下就是兩萬兩銀子，吃工作餐難道要用這麼多錢？剩下的錢到哪裡去了？是不是落進了欽差大臣的腰包？這是一。其二，招待欽差用了兩萬兩銀子，收上來的攤派費卻是三五萬，多餘的錢又到哪裡去了？是不是落進了張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三五萬兩銀子可不是小數。據吳思先生計算，它相當於一千萬元人民幣，在江南一帶可以購買兩三百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在福建一帶則可以買下上千條人命。如果用當時官員的俸祿來計算，則相當於一個一品大員兩百年的薪水。所以，這兩條要是深究起來，張澧中也好，湯金釗和隆雲章也好，不掉腦袋，也得掉紗帽。問題在於，張澧中他們這樣做，並不是他們膽大妄為，更不是他們的發明創造。全中國各省各府都是這麼做的，隻不過因為各地貧富不均，銀兩的數字有些出入罷了。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心裡都很清楚，他們的前程並不掌握在老百姓手裡，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裡，而是掌握在上級官員手裡。我們知道，當時全國共有十八行省。每省一個布政使（藩台），一個按察使（臬台），就是三十六員。此外，一省一個巡撫（直隸、四川的撫職由總督兼領），共十六員。直隸、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各總督一員（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沒有總督管），共八員。這樣，僅省與省之上級官員就有六十人。皇帝能看住這些人，就算不錯了。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實是管不了的，得靠總督、巡撫、藩台、臬台他們來管。這個道理，道、府、州、縣官員們都明白。問題是，上級官員雖然權力很大，油水卻不多，因為他們並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而且，官越大，離老百姓就越遠，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難。這就要靠下級官員來“孝敬”。我們知道，帝國的官員包括中樞官員（京官）和地方官員（外官），其中地方官員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縣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總督、巡撫、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級地方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權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則相反。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巴結，中樞官則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盤。這地盤上不但長莊稼，也出銀子、出女人。地方官要拿一點來用，是很便當的（州官和縣官則尤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從“羊”身上拔幾根“羊毛”，還不是小菜一碟？但地方官能夠當上牧人，全靠上級官員關照（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們則要靠京官關照）。那麼，難道不該貢獻一點“羊毛”？所以，作為一個地方官，招待來地方視察的上級官員，是他們的本分。下級地方官為自己的上級招待上級“出血”，也是他們的本分。比如省裡招待中央來的領導，當然要由縣裡出錢。中央來的領導雖然不會領縣裡的情，但省裡會領。作為一個縣長，這也就夠了。縣長隻要哄得省長高興，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點錢，他不會有意見。至於省裡在計劃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縣裡向鄉裡、向百姓收稅收費的時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嗎？因此張澧中他們的做法並不標新立異。他們遵守的，是官場中一條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規矩，當時的說法叫做“陋規”，也叫“規禮”。反倒是林縣長的揭發有些“出格”，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這官還想不想當了？所以，楊巡撫看了張藩台彙報，便對陪同視察的朔平知府張集馨說：你們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荒謬自然有荒謬的原因。原來，前次省裡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縣查案子的時候，林縣長卑躬屈膝百依百順，要什麼給什麼。就連虞專員要泡妞，林縣長都幫著找人，臨了還讓他腰包鼓鼓，滿載而歸。然而虞專員回到省裡卻沒有說林縣長的好話，反而攛掇張藩台把林縣長的一個小岔子上報中央，害得林縣長雞飛蛋打，丟了烏紗帽。你想，知縣巴結知府、藩台，不就是想落點好處嗎？即便不能青雲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頂戴。現在倒好，林縣長不但沒了升官的希望，連一個小小的縣太爺也做不成了，那他憑什麼還要巴結你？他又豈能不報這一箭之仇，豈能不設法把自己的“損失”補回來？林縣長心裡很清楚，張藩台斷然不敢將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筆，讓你們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林縣長現在成了光腳的，他怕什麼！這件事最後由二品大員張藩台向林縣長低頭，重金買回舉報材料了結。具體的價碼，是現銀一萬（可以買三個縣職），並將林縣長任期內的虧空一筆勾銷，由後任承擔。作為知情人之一，時任朔平知府的張集馨在他的《道鹹宦海見聞錄》一書中記錄了此案的全過程。吳思的《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以下簡稱《潛規則》）一書也引用了此案。根據這個案例，也根據其他證據，吳思先生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曆史上的中國官場其實是靠一係列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規矩來維持的。這樣一種規矩，吳思先生稱之為“潛規則”；而在我看來，由此表現出來的腐敗，就該叫做“非典型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