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隻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麵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恒、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麵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製”（改革官製和兵製）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這哥們兒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隻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曆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曆代王朝實行的政治製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製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來（不貧窮），強盛起來（不落後），或貧富拉開差距（貧窮落後不普遍），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誌》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加。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弱。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抃叫苦連天，時人諷刺說這五個人剛好是生老病死苦。這種暮氣沉沉的狀況，並非大宋特有，其實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隻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升平，是“雲裡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誌》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但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二是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這同樣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你不可能不讓人口增長，更不能不讓皇親國戚、鳳子龍孫們生兒育女。於是隻好相應增加管理的人員和機構，增加職務和官位。結果“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其三就是製度問題了。宋代實行的，是中書、樞密、三司各自為政的製度。中書就是中書省，管行政；樞密就是樞密院，管軍事；三司就是戶部、度支、鹽鐵，管財政。據《宋史·食貨誌》記載，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間，諫官範鎮就看出了這個製度的問題。範鎮上疏說：“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結果，國庫早已空虛，樞密院卻還在招兵買馬（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貧窮，財政部還在橫征暴斂（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省知道民眾的情況，卻無法製止樞密院的征兵和財政部的聚斂。當然沒有辦法的。因為這種製度，原本就是為了削減相權加強皇權，哪個皇帝肯改？實際上，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本身就有問題。從皇祐到熙寧，不過二十年光景，財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哪有這樣的速度？顯而易見是加重人民負擔所致。支出的增長速度就更成問題，竟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裡還能支持得住？何況神宗還是個誌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於對遼國和西夏的屈辱退讓，焦心於國家的財政緊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自己的王朝振作強大起來。他多次對臣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問題是，到哪裡去找既敢於改革又善於理財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