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說，晁錯是潁川（在今河南省境內）人，早年追隨軹縣人張恢學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學”，擱在現在，就是政法學院或政法專業畢業的。學成之後，參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試，因為文字功夫好而當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裡的一個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漢代的太常寺相當於隋唐以後的禮部，掌管宗廟祭祀和禮儀，也管教育，負責選試博士。那時的“博士”不是學位，是官職，戰國時期就有，秦漢因之，職責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來的曆史知識，以備皇帝顧問和谘詢。太常寺博士考試的結果分為兩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補郎，乙科出身的補吏。郎，就是宮廷侍衛官；吏，就是政府辦事員。一個年輕人，在皇帝身邊做幾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難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級彆百石。漢製，副縣級的吏員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長吏（長字讀上聲）；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讀去聲）。太常掌故就是這樣一個相當於主任科員（科級乾部）的“少吏”。這位正科級的少吏時來運轉，是因為被朝廷選派出去學《尚書》。我們知道，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許多學問幾乎失傳，以至於“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精通《尚書》的隻剩下一個“濟南伏生”。可是當朝廷發現他時，這位“故秦博士”已經九十多歲了，“老不可征”，隻好詔令太常寺選派可造之材到老先生家裡去學（往受之）。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年輕人就是晁錯。這下子晁錯的學問大長，名聲也大振，說起話來頭頭是道。文帝發現了這個人才，便任命他做太子府的官員。先是做太子舍人，以後做門大夫，最後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級彆是秩八百石，可以算是“中層乾部”了。家令雖然比不上太子太師、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錯對後來的景帝影響卻很大。此公“學貫儒法”，口才又好，經常在太子麵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太子便對他“有點崇拜”（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稱他為“智囊”。“智囊”這個詞，最早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裡子（樗音初）的身上。樗裡子這個人，大約是足智多謀的，故“秦人號曰智囊”，並有“力則任鄙，智則樗裡”的諺語。可見“智囊”是一個很高的評價（顏師古的解釋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顯然，晁錯也是個有才華的人。晁錯還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時代的賈誼（二人均誕生於公元前200年），堪稱西漢初年最有頭腦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論守邊疏》、《論貴粟疏》和賈誼的《治安策》、《過秦論》被譽為“西漢鴻文”。一個人有了思想，就總想表達出來。如果這思想是關乎政治的，則還會希望實行。所以，晁錯在太子府的時候，便屢屢上書言事，對時政發表意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這篇疏文在收入《漢書》時，被分成兩個部分。言“守邊備塞”的那一部分（即《論守邊疏》）收入《晁錯傳》，言“勸農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論貴粟疏》）收入《食貨誌》。我們現在讀這些文章，仍然能感覺到晁錯是很了不起的。就說“言守邊備塞”。所謂“守邊”，其實也就是防禦匈奴。作為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國”的大患。用晁錯的話說，就是“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這實在讓人惱火。所以晁錯也是主張對匈奴用兵的，還比較了匈奴與“中國”的長短優劣，得出“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的結論。這裡要說明一下，就是當時所謂“中國”，和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並不是同一個概念。當時的“中國”，是“中央之國”的意思。古人認為，天下五方，東西南北中。中央居住華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東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蠻”，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華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當然是“中國”。“中國”之“長技”既然多於匈奴，當然可以戰而勝之。因此，晁錯主張，用“以一擊十之術”，“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對於這個“紙上談兵”的建議，文帝表示嘉許，但並未當真采納。於是晁錯又提出新的建議，這就是《論守邊疏》的內容。晁錯認為，秦代的戍邊失敗，在於決策有誤；匈奴的難以對付，在於流動不居。秦有什麼錯誤呢？第一個錯誤，是動機不純。秦始皇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衛邊疆救助人民（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而是為了滿足貪欲擴大地盤（貪戾而欲廣大也），結果“功未立而天下亂”。第二個錯誤，是方法不對。秦王朝的辦法，是調遣內地軍民輪流戍邊。內地軍民千裡迢迢趕到邊疆，既不熟悉情況，又不服水土，結果是作戰則被人俘虜（戰則為人禽），駐守則自取滅亡（屯則卒積死），到了邊疆的死在邊疆（戍者死於邊），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輸者僨於道），不過徒然地勞民傷財而已。第三個錯誤，是政策不好。晁錯認為，但凡軍民人等甘願堅守戰鬥到死也不投降敗退（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計為之也）：要麼是因為“戰勝守固”能獲得封賞，要麼是因為“攻城屠邑”能掠得財物，這才赴湯蹈火視死如歸（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隻有千難萬險（有萬死之害），沒有半點好處（亡銖兩之報）。一個人99lib?戰死之後，他的家人連減免一百二十錢賦稅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誰還肯前赴後繼？所以秦代的軍民，無不視疆場如刑場，視戍邊為送死（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還沒走到半路就準備叛變了，陳勝就是例子。這是秦人的錯誤。匈奴的特點，則是流動性強。他們就像野生動物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如飛鳥走獸於廣野）。條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則止），條件不好就搬走（草儘水竭則移）；一會兒在這裡，一會兒在那裡（往來轉徙）；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時至時去）。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業），也是難以對付的原因。試想，匈奴人來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點，則我們的部隊還沒到，匈奴人就跑得無影無蹤。還有，派去的部隊，是留下呢還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資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來。連年如此，中國就又窮又苦又不安寧了。因此，晁錯主張改革邊防軍“一歲而更”（一年輪換一次）的製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鼓勵那些在內地生存有困難的人向邊疆移民，安營紮寨，屯墾戍邊。這些內地移民以他鄉作故鄉，視衛國為保家，必能“邑裡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為國家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已聯為一體，而且也沒有敵情不明水土不服的問題。移民解決了生計，國家節約了軍費，邊防得到了鞏固，人民得到了安寧，豈非兩全其美？這是一個好主意，因此被采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勸農力本”的主張也被采納，其他如“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則被拒絕（孝文雖不儘聽）。不過文帝還是很欣賞他的才華（奇其材），調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屬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級彆一樣，但職責不同，是“掌論議”。晁錯終於如願以償，參與朝政了。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這個人，是不甘寂寞的；而曆史選擇他來唱削藩這場大戲的主角，也絕非偶然。可惜，曆史選錯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