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觸到丹麥作家漢斯·克裡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的童話，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學習英文的時候。那時學英文是用英國出版的課本，裡麵選有安徒生的童話。我記得那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野天鵝》。童話中的主人公艾麗莎，為了救助她幾位被巫婆皇後坑害了的哥哥所表現出的決心、毅力和勇氣，深深地感動了我。後來我在世界語中又讀到了更多的安徒生的童話。原來世界語的創造者柴門霍夫，為了使他的語言成為文學語言，從而奠定它的牢固基礎，親自譯了許多世界名著，如將《聖經》和歌德、普希金、果戈理、海涅、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譯成世界語，其中也包括他從德文轉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即當時他所能收集到的篇章。《海的女兒》這篇故事，更觸動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魚”的生動形象和她在愛情上所遭到的悲慘結局。中國抗戰期間，我生活倥傯，再也沒有機會，也沒有心情讀這些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我在英國戰時宣傳部工作，向英國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戰事跡，以配合英國準備開辟歐洲大陸第二戰場的國內動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去劍橋大學英王學院研究西方文學，生活變得意外地安靜起來——安靜得使我不時有點寂寞之感。在這情況下，我又不時翻閱起安徒生的童話來——特彆是在夜間感到疲勞的時候。這些童話是最好的排遣，也是一種提神劑，因為我一進入童話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時活躍起來了。由此安徒生的國家和人民也引起了我的興趣。一九四六年以後，戰時一度消沉的劍橋大學又變得生氣勃勃起來，因為許多從服兵役中複員的大學生又回到了學校，外國的留學生和學者來到大學的也不少。我在他們中間結識了一些北歐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寒暑假期間常常邀請我去他們的國家度假。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幾乎每個寒暑假我都去瑞典或丹麥，住在他們的家中。丹麥我去的次數最多，有兩個家庭幾乎把我看做是他們中的成員。一九八八年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授予我“丹麥國旗勳章”時，我又應丹麥文化部的邀請同老伴去訪問了丹麥三個星期。我四十年前的朋友都已成了祖父或祖母，但我們久彆重逢，青年時代的感情不僅沒有衰退，反而變得更為熾熱。當年住在丹麥，參與丹麥的家庭生活，自然要看每天的丹麥報紙。我得學丹麥文——為了同一目的我也學了瑞典文。逐漸我也通過丹麥文讀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話。我發現我過去通過英文或法文所讀的那些童話，不少與原作大相徑庭。首先，那些英、法文的譯者，可能為了適應本國圖書市場的需要，常常在譯文中作些刪節或改寫。有的改寫對原作的損害——甚至歪曲——相當可觀。至於我在丹麥文原作中所新發現的濃厚詩情和幽默以及簡潔、樸素的文體，那些譯文幾乎完全沒有表達出來。很明顯，有些譯者隻是把這些童話當作有趣的兒童故事，而未意識到這些作品是詩，是充滿了哲理、人道主義精神和愛的偉大的文學名著。於是我便感到手癢，想把這些作品根據我自己的理解譯成中文——直接從丹麥文譯成中文。我在劍橋，有空閒的時候就開始做這件工作。這成了我在日常研究工作中的最好的精神調節劑。當初我並沒有想到要發表這些譯文。翻譯本身是一種語言的訓練，是對作品及其作者深入理解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痛苦，也有愉快。如何把一種語言轉化成為另一種語言，而在這另一種語言中又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風格，甚至行文的節奏，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是一項極為艱苦的工作。但這項工作完成後，心情上總是無例外地感到一陣輕鬆，因為許多難點克服了。當然，成果是否儘如人意，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拋開原作，隻是讀讀自己的譯文，而覺得其中有點味道，那就不僅是“輕鬆”，而是“快感”了。我翻譯這些童話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講，當時也有追求這種快感的因素。我說這是我在大學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調節劑，就是這個意思。情況既然如此，我當然沒有什麼翻譯計劃，隻是在有空時把我最欣賞的作品譯出來。在歐洲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後，特彆是在那寧靜的大學城劍橋一口氣住了五年以後，我的視野、感覺，甚至心態，也就慢慢適應了那裡的氣氛——大概也不得不如此。回國後，遍地都是人，城市不論大小，總是熙熙攘攘，熱鬨非凡。“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過去我從沒有意識到，我們是這樣一個龐然大國，擁有這麼多人口。這自然也使我聯想到，延續、甚至在不斷擴大的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其數目自然也是龐大無比。對於這些幼小的公民，我們對他們做了一些什麼事？這又使我聯想到我在西歐所見到的情景，那裡每逢聖誕節，所有的書店，不論大小，總要擺出許多豐富多彩的兒童讀物，供成年人選購，贈送給他們的兒童，作為禮物。倫敦《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每個季度還要出一期兒童讀物專號，評介新出的兒童書籍。這說明他們對兒童的重視，從而也是對他們的讀物的重視。那專號一般約有二十萬字的篇幅，這也說明他們所出版的兒童讀物之多。兒童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對他們的成長和培育的重視，應該說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我們中間，情況卻不儘如此。我們當然也重視他們，但角度卻不儘相同。“重視”他們是為了“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因此女性兒童就沒有被放在心上。這種“重視”有它的曆史根源，是長期封建農業社會的產物。那時父母對兒童最高的培養，也隻不過是希望他們成為封建社會的衛道士，最後——也是最大願望——當上官，“光宗耀祖”，達到最高級的“積穀防饑”的目的。因此兒童發蒙不久，能認識幾個字，就得背誦《四書》、《五經》——我小時候在私塾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至於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兒童文學”，即民間故事、神話、童話和科學幻想故事等，那時都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東西，都在禁止之列。中國的曆史悠久，本來有很豐富的、由民間創造的兒童文學，但是中國沒有出現像德國格林兄弟那樣的學者和像法國貝洛爾那樣的作家，把它們記載下來或再創造，把它們轉化成為我們的兒童文學遺產。我們的那些民間故事和童話，自生自滅，大都失傳了。我們現在開始從新的角度重視我們的兒童和對他們的培養，開始有了專業的兒童書籍出版社，甚至專業兒童文學作家，出版了大量創作和翻譯的兒童文學讀物，但數量和品種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與此相應產生的一個問題，是提高我們兒童讀物的質量。由於我們沒有太多厚實的、用文學創作的兒童文學傳統和遺產，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也有提高自己的素養和借鑒外國優秀兒童文學的必要。由此我自然就想起了安徒生。他的童話是世界優秀的兒童文學重要遺產之一。我們沒有理由不向他借鑒。因此把他的全部童話移植過來，轉化成為我們的兒童文學財富以豐富我們的兒童文學讀物，並為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提供一份重要的參考，也成為必要。我就是這樣決定有計劃地把他的全部童話作品譯完，在我國分冊出版。這些分冊很快就在少年兒童和成年人中得到廣泛的歡迎。我們有許多兒童文學作家，果然也把這些童話當作世界文學名著，認真研讀，作為借鑒，並且鼓勵我不斷改進譯文質量，使它在中文中也成為名著。我開始意識到作為譯者的責任重大，在分冊出齊後，我決心把譯文從頭到尾仔細修訂，事實上等於是重譯，最後彙集成為全集，補進過去不曾發表過的新發現的篇章。我修訂所根據的本子是安徒生博物館（在安徒生的故鄉奧登塞市，由安徒生兒時的故居擴建而成的）所出版的一九四九年版的全集本。這個版本是當時安徒生博物館的館長斯汶·拉爾生（Svend Larson）編的，參考了過去許多已有的丹麥文版本，包括博物館裡所保存的安徒生的手稿。這應該說是最可靠的權威性的版本了。我希望根據這個版本所作出的譯文能反映出安徒生原作的真實麵貌。但除了版本以外，安徒生原作的真實麵貌的實質是什麼呢？翻譯是一種“再創造”。既然如此，它就不能隻限於對原手稿、寫作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據和推敲，從而在文字上“精確”地表現出原作字麵上的意義。如果這樣做，那隻是把一種文學機械地移植到另一種文學的生硬過程——過去的所謂“直譯”大概就是這種過程的具體表現吧。也許對數學論文和機械說明書人們可以這樣做，但即使這樣做，也還得具有嚴複所提出的翻譯三個標準中的兩個標準，即“信”和“達”。文字翻譯則還必須滿足第三個條件：“雅”。但這三個標準也還不過是“文字”的標準。額外我還想應該加一個“文學”的標準。上麵我提到過，安徒生是詩人、哲學家、民主主義者和對那些推動人類進步作出過貢獻的科學家、政治家、文化人和戰士的崇拜者。因此他的童話作品，也像世界許多其他的名著一樣，也是詩、哲學和政治思想的結晶，雖然這些作品是“為講給孩子們聽”而寫的——其實這些作品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喜歡讀，特彆是老年人，生活閱曆深，最能從中體會出“人生的真諦”，但對這種“真諦”的實質，並非人人都是“英雄所見略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體會和理解。其所以“不同”，也就是各人的生活經曆、文化水準和政治及哲學素養的差異。我對安徒生的童話的實質的理解，就是憑我在各方麵的“素養”的一種表現。我的譯文的所謂“風格”就為我的這種理解所製約。因此這裡麵有很大的個人主觀成分。儘管我在翻譯時逐字逐句緊摳原義，但當我把它們轉變成為中文的“文章”時，我個人的“文字風格”就發生作用了。我所選擇的詞彙及通過它們我所希望產生的聯想和所掀起的感情衝動，就帶有很深的個人色彩——所謂“文如其人”，在這裡也露出了它的馬腳。但有一點認識，我是堅持的，即安徒生的童話是詩，因此我希望我的譯文也能具有“詩”的效果——是否達到了這個願望，那當然隻能由讀者去判斷了。安徒生的童話之所以“詩”的氣氛濃厚，除了他個人的氣質外，還有另一個個人因素。在他以前，大多數的作家所寫的童話基本上都是民間故事的複述。如上述的童話中的經典作家——格林兄弟和貝洛爾就是這樣。安徒生早期有極少數的童話，也帶有民間故事的痕跡，如《打火匣》，但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汲取素材，再注入他個人的想象和哲學觀點——也可以說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他的這種新發展就大大地開闊了童話創作的領域，把這種創作提高到與其他文學創作同樣的深度和廣度，使童話也成為文學中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品種。現在全世界的童話作家差不多都是沿著他開創的這條道路而創作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安徒生可以說是現代童話創作的奠基人。作為文學作品，安徒生的童話在世界各種文字的譯本，恐怕是僅次於《聖經》——在有些文字中還出現了好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譯本，如在英文中。基於前麵說過的有關翻譯的一些因素，有的譯本站住了，流傳了下來；有的譯本經過時間的考驗已經自動消亡。這是“翻譯”與“創作”不同的地方。我們很難說，一種翻譯，不管它的質量怎麼好都可以成為永恒的東西。因此新的翻譯總在不斷地出現。但有些譯文，如果它們真的具有獨特的優點，也可以作為一定曆史時期或一個文學時代的成就而永垂不朽，成為世界古典名著，如施勒格爾（1767～1845）所譯的莎士比亞。我的這種譯文當然也是一定曆史時期的產物，將來也許會被時間所淘汰。不過在目前，根據哥本哈根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漢學家埃格羅教授在“丹麥、挪威、瑞典東方學會”出版的《東方世界》一九六一年第十四卷一、二期合刊上所寫的有關我的中譯本的評論，他認為這個譯本可以與美國珍·赫叔爾特女士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譯本並列，是“當今世界上的兩個最好的譯本”。正因為如此，丹麥的跨國公司寶隆洋行特從中文的全集中選出一本《安徒生童話選》於一九七九年出版（以後又陸續重版過），作為非賣品，贈給與該公司有聯係的海外華文機構和讀者。安徒生博物館附屬的弗倫斯德出版社也與哥本哈根的漢斯·萊澤爾出版社從中譯文中選出的一本《安徒生童話選》，聯合在丹麥出版。丹麥當然不會有多少讀者購買這樣一個中文選本。但作為文獻，安徒生博物館還是認為有必要在丹麥出版這樣一本書。這是一種重視嚴肅文學翻譯的友好姿態，也是對我作為一個譯者的鼓勵。我在精力所及的範圍內也得作出努力，不斷改進譯文質量。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五年我又對照原文將譯文兩次分彆作了些修訂。今天出版的這個集子就是從修訂新版中選出的，內容包括安徒生各個時期（青年、中年和老年）、各種題材和各種風格的代表作，但所選的篇名沒有按照“時期”分類或分組，而是把它們交叉並列，為的是使讀者的欣賞不致局限在一個框框之內，而有所變化。但在每篇作品之後我都在括號中注明發表的年代，使讀者可以了解安徒生在各個時期的創作思想、風格和感情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