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幾年前，倘有人問我——在中國，對文學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姊妹藝術的恰如其分的鑒賞群體在哪裡？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在大學。十幾年前我開始懷疑自己的這一結論。儘管那時我被邀到大學裡去講座，受歡迎的程度和二十幾年前並無區彆，然而我與學子們的對話內容卻很是不同了——二十幾年前學子們問我的是文學本身，進言之是作品本身的問題。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於作品本身的興趣遠大於對作者本身，而這是文學的幸運，也是中文教學的幸運；十幾年前他們開始問我文壇的事情——比如文壇上的相互攻訐、辱罵，各種各樣的官司，蜚短流長以及隱私和緋聞。廣泛散布這些是某些媒體的拿手好戲。我與他們能就具體作品交流的話題已然很少。出版業和傳媒幫襯著的並往往有作者親自加盟的炒作在大學裡頗獲成功。某些學子們讀了的，往往便是那些，而我們都清楚，那些並不見得有什麼特彆之處。現在，倘有人像我十幾年前那麼認為，雖然我不會與之爭辯什麼，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相。或反過來說，對文學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姊妹藝術的恰如其分的鑒賞群體，它未必仍在大學裡。那麼，它在哪兒呢？對文學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姊妹藝術的恰如其分的鑒賞群體，它當然依舊存在著。正如在世界任何國家一樣，在21世紀初，它不在任何一個相對確定的地方。它自身也是沒法呈現於任何人前的。它分散在千人萬人中。它的數量已大大地縮小，如使它的分散變成聚攏，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是確乎存在的。而且，也許更加的純粹了。他們可能是這樣一些人——受過高等教育，同時，在社會這一個大熔爐裡，受到過人生的冶煉。文化的起碼素養加上對人生、對時代的準確悟性，使他們較能夠恰如其分地對文學、電影、電視劇、話劇乃至一首歌曲、一幅畫或一幅攝影作品，得出確是自己的，非是人雲亦雲的，非是盲目從眾的，又基本符合實際的結論。當然，他們也可能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根本沒邁入過大學的門坎。那麼，他們的鑒賞能力，則幾乎便證明著人在文藝方麵的自修能力和天賦能力了。人在文藝方麵的鑒賞能力，檢驗著人的綜合能力。卡特競選美國總統獲勝的當晚，卡特夫人隨夫上台演講。由於激動，她高跟鞋的後跟扭斷了，卡特夫人撲倒在台上。斯時除了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當年我們的電視機還未普及），全世界約十幾億人都在觀看那一實況。卡特夫人站起後，從容走至麥克風前說：“先生們，女士們，我是為你們的競選熱忱而傾倒的。”能在那時說出那樣一句話的女性，肯定是一位具有較高的文藝鑒賞能力的女性。迄今為止，法國曆史上唯一的一位海軍女中將，當年曾是文學碩士。對於法國海軍和對於那一位女中將，文學鑒賞能力高也肯定非屬偶然。丘吉爾在二戰中的曆史作用是舉世公認的，他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細想想，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是深刻的。是的，我固執地認為，對文藝的鑒賞能力，不僅僅是興趣有無的問題。這一點在每一個人的人生中所能說明的，肯定比“興趣”二字大得多。它不僅決定人在自己的社會位置和領域做到了什麼地步，而且，決定人是怎樣做的。前不久我所在大學的同學們舉辦了一次“歌唱比賽”——27名學生唱了27首歌，隻有一名才入學的女生唱了一首民歌，其他26名學生唱的皆是流行歌曲。而且，無一例外的是——我為你心口疼你為我傷心那一類。我對流行歌曲其實早已拋棄偏見。我想指出的僅僅是——這一校園現象告訴了我們什麼？告訴我們——一代新人原來是在多麼單一而又單薄的文化背景之下成長的。他們從小學到中學，在那一文化背景之下“自然”成長，也許從來不覺得缺乏什麼。他們以相當高的考分進入大學，似乎依然僅僅親和於那一文化背景。但，他們身上真的並不缺乏什麼嗎？欲使他們明白缺失的究竟是什麼，已然非是易事。甚而，也許會使我這樣的人令他們嫌惡吧？到目前為止，我的學生們對我是尊敬而又真誠的。他們正開始珍惜我和他們的關係。這是我的欣慰。大學裡漢字書寫得好的學生竟那麼的少。這一普遍現象令我愕異。在我的選修生中，漢字書寫得好的男生多於女生。從農村出來的學生，反而漢字都書寫得比較好。他們中有人寫得一手秀麗的字。這是耐人尋味的。我的同事告訴我——他甚至極為鄭重地要求他的研究生在電腦打印的畢業論文上，必須將親筆簽名寫得像點兒樣子。我特彆喜歡我班裡的男生——他們能寫出在我看來相當好的詩、散文、小品文等等。近十年來，我對大學的考察結果是——理科大學的學生對於文學的興趣反而比較有真性情。因為他們跨出校門的擇業方向是相對明確的，所以他們豐富自身的願望也顯得由衷；師範類大學的學生對文學的興趣亦然，因為他們畢業後大多數是要做教師的。他們不用彆人告訴自己也明白——將來往講台上一站，知識儲備究竟豐厚還是單薄，幾堂課講下來便在學生那兒見分曉了；對文學的興趣特彆勉強，甚而覺得成為中文係學子簡直是沮喪之事的學生，反而恰恰在中文係學生中為數不少。又，這麼覺得的女生多於男生。熱愛文學的男生在中文係學生中仍大有人在。但在女生中，往多了說，十之一二而已。是的，往多了說，十之八九，“身在曹營心在漢”，學的是中文，愛的是英文。倘大學裡允許自由調係，我不知中文係麵臨的是怎樣的一種局麵。倘沒有考試的硬性前提，我不知他們有人還進入不進入中文課堂。中文係學子的擇業選擇應該說還是相當廣泛的。但歸納起來，去向最多的四個途徑依次是：留校任教，做政府機關公務員，做大公司老總文秘，或是做報刊編輯、記者及電台、電視台工作者。留校任教仍是中文係學子心向往之的，但競爭越來越激烈，而且，起碼要獲碩士學位資格，碩士隻是一種起碼資格。在競爭中處於弱勢，這是中文係學子們內心都清楚的。公務員人生，屬於仕途之路。他們對於仕途之路上所需要的曠日持久的耐心和其他重要因素望而卻步。做大公司老總的文秘，仍是某些中文係女生所青睞的職業。但老總們選擇的並不僅僅是文才，所以她們中大多數也隻有暗自徒喚奈何。能進入電台、電視台工作，她們當然求之不得。但非是一般人容易進去的單位，她們對此點不無自知之明。那麼，幾乎隻剩下了報刊編輯、記者這一種較為可能的選擇了。而事實上，那也是最大量地吸納中文畢業生的業界。但，另一個不爭的事實乃是，報刊編輯、記者早已不像十幾年前一樣，仍是足以使人欣然而就的職業。尤其“娛記”這一職業，早已不被大學學子們看好，也早已不被他們的家長們看好。豈止不看好而已，大實話是——已經有那麼點兒令他們鄙視。這乃因為，“娛記”們將這一原本還不至於令人嫌惡的職業，在近十年間，自行地搞到了有那麼點兒讓人鄙視的地步。儘管，他們和她們中，有人其實是很敬業很優秀的。但他們和她們要以自己的敬業和優秀改變“娛記”這一職業已然扭曲了的公眾形象，又談何容易。這麼一分析，中文學子們對擇業的無所適從、彷徨和迷惘，真的是不無極現實之原因的……“學中文有什麼用？”這乃是中文教學必須麵對，也必須對學子們予以正麵回答的問題。可以對“有什麼用”作多種多樣的回答，但不可以不回答。我原以為這隻不過是一個當代問題，後來一翻曆史，不對了——早在20世紀20年代時清華學校文科班的“聞一多”們，便麵臨過這個問題的困擾，並被嘲笑為將來注定了悔之晚矣的人。可是若無當年的一批中文才俊，哪有後來豐富多彩的新文學及文化現象供我們今人津津受用呢？中文對於中國的意義自不待言。中文對於具體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意義，卻還沒有誰很好地說一說。學曆並不等於文化的資質。沒文化卻幾乎等於沒思想的品位，情感的品位也不可能談得上有多高。這類沒思想品位也沒情感品位的中國人我已見得太多，雖然他們卻很可能有著較高的學曆。所以我每每麵對這樣的局麵暗自驚詫——一個有較高學曆的人談起事情來不得要領，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他們的文化的全部資質，也就僅僅體現在說他們的專業，或時下很流行的黃色的“段子”方麵了。一個人自幼熱愛文學，並準備將來從業於與文學相關的職業無怨無悔，自然也就不必向其解釋“學中文有什麼用”。但目前各大學中文係的學生，絕非都是這樣的學子，甚而大多數不是……那麼他們怎麼會成了中文學子呢？因為——由於自己理科的成績在競爭中處於劣勢，而隻能在高中分班時歸入文科；由於在高考時自信不足，而明智地選擇了中文，儘管此前的中文感性基礎幾近於白紙一張；由於高考的失利，被不情願地調配到了中文係，這使他們感到屈辱。他們雖是文科考生，但原本報的誌願是英文係或“對外經濟”什麼的……那麼，一個事實是——中文係的生源的中文潛質，是極其參差不齊的。對有的學生簡直可以稍加點撥而任由自修，對有的學生卻隻能進行中學語文般的教學。不講文學，中文係還是個什麼係？中文係的教學，自身值得反省處多多。長期以來，忽視實際寫作水平的提高，便是最值得反省的一點。若中文的學子讀了四年中文，實際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小，那麼不能不承認，是中文教學的遺憾。不管他們將來的擇業與寫作有無關係，都是遺憾。在全部的大學教育中，除了中文，還有哪一個科係的教學，能更直接地聯係到人生？中文係的教學，不應該僅僅是關於中文的“知識”的教學。中文教學理應是相對於人性的“鮮蜂王漿”。在對文學做有品位的賞析的同時，它還是相對於情感的教學，相對於心靈的教學，相對於人生理念範疇的教學。總而言之，既是一種能力的教學，也是一種關於人性質量的教學。所以，中文係不僅是局限於一個係的教學。它實在是應該成為一切大學之一切科係的必修學業。中文係當然沒有必要被強調到一所大學的重點科係的程度，但中文係的教學，確乎直接關係到一所大學一批批培養的究竟是些“紙板人”還是“立體人”的事情。我願我們未來的中國，“紙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體人”多一些，再多一些。我願“紙板人”的特征不成為不良的基因傳給他們的下一代。我願“立體人”的特征在他們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