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來，我們這個時代，具有如下特征：毫無疑問，古往今來，在任何一個國家，人對時代的認同一向是相對的，而且隻能以大多數人的態度作為評說依據。我自然是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的，我所依據隻不過是日常感受。即使根本錯誤，甚或相反，也自信我的感受對他人會多少有點兒社會學方麵的參考意義。新中國曾經曆兩次類似的時代——一次是建國伊始，一次是改革開往初期，第三次，便是現在了。這乃因為，凡30餘年間，種種深刻的和巨大的陣痛，已熬過了劇烈的反應期，現今處於“遷延期”。最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畢竟開始分享到某些改革開放的成果了，儘管很少，而且國家的著眼點也開始更多地關注到他們了。當年直接經曆了那種劇烈的“反應期”的群體，多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為社會平麵圖上的邊緣群體。倘他們仍能經常聽到替他們的利益而代言的聲音，那麼他們的心理是會比當初平衡些的。所幸這一種聲音在各級人大和各級政協仍不絕於耳，並每隔幾年總會變成至少一項對他們有利的國策。事實證明他們沒有被時代所拋棄不顧，他們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這一點。“公民”一詞其實是一個分數，他們好比是“分母”，“分母”對時代的不認同性其值越大，公民對時代的認同關係的正值越小。但極易導致人對時代的排斥心理的問題依然不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多數人的人生究竟還能享受到怎樣的社會權利和社會保障？人在此點上所望到的前景越樂觀，人對時代才越認同。“能者多得”隻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一個方麵，而另一個方麵是“體恤弱者”。為了增強國人對社會的認同，到了該認真對待另一個方麵的時候了。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嚴重，而這意味著新的不認同群體將有可能形成，那麼人對時代的認同必將麵臨新一番考驗。談到此點，不能不肯定對國人進行普法教育的巨大成績，也不能不充分肯定“公檢法”係統依法維護社會治安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還不能不對中國底層民眾30餘年間越來越冷靜的理性自覺加以稱讚，這乃是中國儒家思想對民間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1949年以後新政權對民間教化的一種基因的體現。總而言之，中國用了30年的時間從“人治”走向“法治”，並不算用了太長的時間。底層民眾的理性程度，才更標誌著一個國家的理性程度。正如底層民眾的文明程度，才更標誌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底層民眾所達到的生活水準，才更標誌著一個國家所達到的生活水準。而最值得正麵評說的是——民告官的現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門的現象多了；甚至，民告黨政部門的現象也不少了。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應感欣慰之事，而不應相反。因為，告是公開的不滿，也是對公正的公開的伸張權利。這一權利之有無直接決定人民群眾理性選擇餘地的有無。現在，人民群眾終於是有了。雖然還不夠大，但已確實證明社會本身的進步。這是相對於30餘年間時代的亢奮發展狀況而言的。亢奮發展的時代必然在方方麵麵呈現違背科學發展觀的現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時代。時代發展的突飛猛進，有時與亢奮的急功近利的違背科學發展觀的現象混淆在一起，重疊在一起，粘連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斷，理還亂”。其狀況作用於人，使人無法不倦怠。在某些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現為“勻速”，甚至呈現為有意識的“緩速”發展時期。這是一種主動調整，也是對亢奮的自我抑製。經濟發展乃是社會發展的火車頭。於是普遍之人們的生活質量得以從浮躁狀況脫出來，轉向悠然一點兒的狀況。這一種狀態還說不上是閒適，但已向閒適靠攏了。在這些城市，真正閒適的生活也僅僅隻能是極少數人才過得上的一種生活。然而，大多數的人們，已首先能從心態上解放自己，寧肯放鬆對物質的更大更強烈的訴求，漸融入有張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故那一種倦怠的狀況，實則是一種主動，一種對亢奮與浮躁的自覺違反。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們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現狀，體現為人與時代難以調和的衝突，體現為一種狹路相逢般的遭遇。時代無法滿足人們多種多樣的利益訴求，人們也幾乎不能再向前推進時代這一超重的列車。時代喘息著，人也喘息著。社會的一切方麵每天都在照常運行，甚至也有運行的成果不時顯示著，但又幾乎各階層各種各樣的人們都身心疲塌，精神萎靡，心裡不悅。男人倦怠，女人也倦怠，老人倦怠，孩子也倦怠，從公仆到商企界人士到學子，工作狀態也罷，學習狀態也罷，生活狀態也罷，皆不同程度倦怠了。當各階層人們付極大之努力，卻隻能獲得極少有時甚至是若有若無的利益回報時，倦怠心理不可避免。在這些城市，倦怠尤其意味著是對違背科學發展觀的一種懲處——在不該追隨著亢奮的時候也盲目亢奮，在應該悠著長勁兒來圖發展的情況下耗竭了本有的能力。好比是萬米長跑運動員，卻偏要參加百米競賽，非但沒獲得好名次，僅而跑“岔氣”了，而且跑傷肺了。倦怠了的人們不能靠刺激振作起來，要耐心地給以時日才能重新緩過勁兒來。回顧一下已經過去了的30餘年，幾乎天天大講“抓住機遇”，仿佛一機既失，非生便死，等於是一種催人倦怠的心理暗示。早十年提出科學發展觀就好了。凡事，站在相反的角度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倦怠之眾，易成穩定之局。然而畢竟不是正常的穩定，故隻能稱之為“亞穩定”。好比身心疲塌的人，也是變得很順從了的人。喝之往東，遂往東也；引之往西，則向西去，全沒了熱忱反應，也沒了真誠，沒了對許多事的責任心。對於這樣的人，許多事情也都變得極其簡單——誰發話？怎麼乾？反倒誰都寧願做一個隨大流聽吆喝的人了，因為那意味著即使錯了也可以不負責任。而必須充當手持令旗的角色的人，總還是有的。但連這一種人的責任感，其實也隻不過是彆犯錯誤這一底線上的最保險的責任感而已。若將亞穩定視為穩定實在是一廂情願的，因為那一種穩定通常隻不過是一盤散沙。當需要統一步伐、統一意誌之時，步伐倒還是能統一，但意誌往往仍是一盤散沙……這裡說的“個人主義”，不是曾盛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那是一種積極的“個人主義”，即每一個人都應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於是提升全社會的發展能量。並且進一步強調，“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言“責任”，乃指社會公益責任。原態的“個人主義”，是我們中國人通常所指所理解的“個人主義”，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包括非正麵能力），以使個人利益最大化——到此為止的“個人主義”，“個人”惟是一個人，也包括性質不同的“法人”。若希望能力越大的同時責任也越大，“個人主義”成為我們時代的一種“主義”，中國還需經過很多很多年文化的培養……公正地看，1949年以後，中國之文化藝術，從未像今天這般繁榮過。而且其繁榮，是越來越多元化的一種繁榮。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太不平衡，“歐洲加非洲等於中國”，此言雖有誇張意味，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繪了中國不同地區人民大眾現實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區同一城市，收入的差距也是令人咂舌的。“平均收入”以及“平均收入的增長”，在中國其實是喜悅值很小的一種數據。文化被逼仄在以上差距的峽穀之中，每感兩難。電影在全世界都是最大眾化的文娛形式，但在中國，13億人中的十之七八，是舍不得花錢看大片的。無論進口的，還是國產的。支持院線票房的，往多了說也就百分之零點幾。對於人民大眾，電視節目仍然是最廉價的文娛提供，自然也是他們的最愛。而對於電視台，每一檔節目的收視率即是它們的生命線，其內容的娛樂性質與收視率息息相關。大眾分明已經厭煩了一味的娛樂供給，但還沒準備好接受非娛樂性質的文藝類型。繼續厭煩而又繼續娛樂著。電視台也已經膩歪了每天供給大量的娛樂內容，並且有不少娛樂欄目的從業者事實上已經是做好了轉型準備的，也是不乏轉型潛質的。但轉型無論對於他們自己還是對於電視台，都意味著是在冒險，故他們也隻有繼續膩歪著又繼續供給著。然而，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文化將會依賴其自覺性，整合一切有利能量，最終發生某種“鳳凰涅槃”。腐敗現象自然還會存在，但明顯的、有恃無恐的腐敗將越來越少。以上一種腐敗，是以權力院落為保護傘的。從北京到其他城市，此種權力院落盤根錯節，相互倚重，其不可動搖的權力地位往往固若金湯。此等權力院落保護之下的腐敗，有時仿佛暢行無阻。但，俱往矣。顯示著某種史性威嚴的權力院落，在中國已不複存在。保護傘也許還是有的，但大抵都夠不上威嚴了。中國畢竟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社會能見度已不可逆轉地漸呈清晰。腐敗未經暴露則已，一旦暴露，誰保護誰都是很難的了。無論誰企圖充當保護者，都將付出個人代價。故我們這個時代的腐敗，將會變得越來越善於鑽法紀的空子，披上合法的外衣，並且越來越具有文明的藝術性，甚至無懈可擊的“專業”性。那麼，“反腐”也必將同樣具有藝術性和專業性。倘不如此，其反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