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凝眸注視商業時代，漸悟它的本質其實是寂寞的。像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一樣，在大學時期——亦即1974年至1977年“四人幫”被一舉粉碎之前，我已經是一名徹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當時的複旦校園，誰思想上若是這樣，一旦被揭發或自我“暴露”，個人命運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文革”後期的專製政治對於“思想異類”分子的懲辦是冷酷無情的，從教師到學生，任誰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謹慎地自我保護。我的表現也毫不例外，隻不過與彆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縱招致政治嫌疑罷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師們，沒有他們當年遮擋著我，我也許注定了會作犧牲品的。而實際情況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樣，早已是徹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戲，在接近尾聲的緊鑼密鼓中，眾多的角色都漸顯出了背叛的意識。“鳳頭、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這六個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當不過了。它的開始是那麼的獨特，它的過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麼的複雜豐富，它的結尾又是那麼的精彩，典型的“史筆”風格。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積極自覺地充當“思想解放”的馬前卒。儘管，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大棋盤上，本無須我起什麼作用。我是一顆企圖自行地從棋子盒裡蹦上棋盤硬充馬前卒的棋子。這當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誠。非是為了實現什麼個人野心，是受一種政治熱忱的驅使。當年哪一個30多歲的中國小知識分子不曾受過這一種政治熱忱的激勵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比積極自覺地充當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馬前卒更能體現興國責任感的事麼？這難道不也是中國小知識分子的一份兒時代榮耀麼？如果說當年也有雜念的話，那雜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過便是這樣罷了……我和我這一代中的許多人，站在距中國政治大舞台最遠最遠的邊緣擊鼓呐喊，不遺餘力，自是為了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稍微起一點兒推波助瀾的作用。那時我並不能明了，“改革開放”最終要呼喚來的乃是一個商業時代。我想我的許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實我們呼喚的不是未來，而是過去，是建國以後“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暫的中國夢的片斷。它在我們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種烏托邦的美好光彩。我們希望在我們不遺餘力的擊鼓呐喊聲中，由某些主宰中國曆史進程的人物，高明地將它剪輯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後麵。這是我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頭腦裡殘存著這一種局限性的他們中的一個。然而如今中國的一隻腳已經邁入了商業時代。它如同大潮過後，從海底漸漸隆起的又一塊大陸。它使我們陌生使我們愕然的同時，我們已經隨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陸地上。商業時代！它光怪陸離，它浮華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脹，它使人心貪婪，它使官員腐敗的現象如同倒片機使蝴蝶從銀幕上變成毛蟲一樣令人厭惡，它使一小部分人暴發，暴發之後甚至為富不仁，它砸爛了許多人的“鐵飯碗”，砸爛之後甚至使他們懵懂無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況……所要的和已麵臨的根本不是一碼事！這恐怕便是相當一部分中國人迷惘、困惑、失落與憤懣的原因罷。我和他們一齊詛咒過它。我詛咒時，甚至並不能明了，我所詛咒的究竟是商業時代本身，還是它有時被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方式移置在中國的現代曆史進程中所發生的種種潰爛……但是，現在我已經能極冷靜地凝視商業時代了。首先我終於明白，將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短暫而又充滿憧憬的早期中國夢的片斷，剪輯在經過“思想解放”運動的20世紀80年代的後麵，構成的將依然是一部“剪輯錯了的故事”。其次我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當時代宣布改變了以後，絕大多數人是隻能也隨著改變的。若時代變而人不變，那得有極其雄厚的資本和異乎尋常的資格。你如果企圖超脫於商業時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傳的產業足夠養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費祖業的方式，也必是商業時代的方式。你的消費傾向，也必受商業時代的影響。你如果不得不以商業時代的規則謀職謀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麼激烈的姿態抵抗它，你實際上已經屈服於它了。最廣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業的下崗工人，最終是注定了都不得不歸依於它的。農民也是。幾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識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沒有與之抗衡的資本和資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詞的話，恐怕也隻能體現在如下方麵——遠避它的奢華一麵，因為那非是為我營造的風景。控製住自己所從事的文學創作的傾向不過分的商業化，因為那我自己便會覺得我變成了一個專門糟蹋文學的人。但同時又必須容忍藝術、文學、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種程度地蒙上商業色彩的現象。談到我自己的作品，這是有時連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種程度”，應以不辜負廣大喜愛文學的讀者的期望為前提，而不僅僅以發表或出版的官方限製為前提。後一種前提是對自己的低標準要求而非高標準要求。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我將原諒自己的“偶爾失足”，我自己對自己的原諒無疑會比廣大讀者對我的原諒稍微寬厚點兒，但我一定約製自己不由“偶爾”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為我所堅持的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宗旨是麵對現實的文學性“發言”，包括文學性的指判式“發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現實主義“發言權”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縱觀世界，非商業色彩的藝術和文學已屬鳳毛麟角。我不想聲明我一定加入鳳毛麟角，因為我做不到，還因為我不認為隻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清高如鄭板橋者，也是為自己的畫明碼標價過的。更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商業時代的家，靠稿費儘家庭經濟責任，而又能相對嚴肅地進行長久的創作，乃是很“誠實的勞動”之一種。比之不能這樣，而不得不向國家伸手討索，討索不到就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強。比我年輕的一批作家、編劇，某些人是很善於經營自己的。他們理當更善於經營自己。因為我這個年齡的作家從國家獲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資、職稱，他們將不再那麼容易獲得到了。我到上海時，李子雲大姐問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隻有笑笑，問她何以會這樣想。她說都在傳你《年輪》拿了幾十萬，《浮城》一書又拿了幾十萬，那你不已是百萬富翁了麼？我隻好又笑。我創作《年輪》電視劇，每集含稅2500元。我交《浮城》稿時，編輯說每千字80元，我嚇了一大跳。因為聞所未聞。自己主動提出不要比國家規定的稿酬標準高出那麼多，高出一點兒。每千字40元就滿足了。發行得好，願補就再給補些。發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40元外加印數稿酬算的。當時我甚至分不清印數稿酬和版稅有什麼區彆，還曾打電話去向張抗抗請教。此前我的三四百萬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7元、10元、13元、15元、20元至30元出版的。https://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輕的作家們向我說，這除了是“迂”不再是彆的什麼。他們以後的命運將和我們大為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將不得不變為脫離體製的自由職業者，他們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識情形將會很糟糕……一個成熟的商業時代也許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選擇，起碼目前是這樣。成熟的商業社會，需要一個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友好關係的保障，需要國內政治穩定的保障。這兩個商業時代的保障，其實首先已是與老百姓利益相關的重要保障。我凝眸注視商業時代，漸悟它的本質其實是寂寞的，是一種大寂寞。和平使國際外交主要成為外交家們的事，政治意識淡薄使政治主要成為政治家們的事。商業時代的驚心動魄的大決策，幾乎無一不與商業相關，而且僅僅反映在極小一部分人之間。有錢的開始有閒，有閒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錢的疲於奔命地掙錢，也就顧不上寂寞。連寂寞都顧不上的活法，無疑簡單乏味到極點了。商業社會的特征，的的確確乃是金錢支配許多社會方麵許多人命運的特征。它有時太令人厭惡。但細想想，又不見得比政治支配許多社會方麵許多人的命運更不堪承受到哪兒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業化恰恰是成熟的商業時代的標誌。商業時代的文學也將是寂寞的，因為成熟的商業時代將善於調解和處理許許多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給文學剩下的僅僅是“社會題材”的“邊角料”。文學不屑於咀嚼這些“邊角料”，因而歸於人的心靈。但麵對寂寞的人的心靈，文學還沒形成文學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業時代是斷難產生史詩性文學的時代……現在的中國，當然非是成熟的商業時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擯棄在它們的門外，進不去，又退回不到原來的社會坐標上，這是它趨向成熟，還是夭折在混沌狀態的大問號。進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來越多，它的混沌狀態將越持久。而持久對它是危險的……目前文學針對現實發出的種種感應之聲，是中國的另一足也邁入商業時代之前的尷尬的訴說乃至呼號。而之後，幾乎一切藝術和文學的品格，都必須或深或淺地印上商業的編號。當中國也果真成熟為一個商業時代了，文學對現實的感應之聲也就越來越微弱了。那時它不那樣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對時代本身的尷尬性放棄訴說和呼號是不可能的。那時的作家將比文學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卻會漸漸安於一個成熟的商業時代的寂寞。歸根結底，對某一時代的優劣的評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們的感覺來判斷。相對於人民，時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們的感覺不予理睬，而且不喪失它什麼最基本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