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與他們交往呢？我覺得，事實上，一個作家是很難與他或她的讀者“們”交往的。縱然作家極想，也不可能。一個相對於天南地北的許多讀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麼都不用乾了，那也肯定還是“交往”不過來。所以，隻有極少數的讀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讀者，是比作家本人還明白這一點的。其明白，證明大多數讀者對作家這一種職業是體恤的。我相信大多數的作家皆和我一樣，內心裡最真實的願望恰恰是擁有充分的獨處的時間。究竟能擁有多少這樣的時間，對作家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種時間居然被情願地或不情願地壓縮到了最少的程度，那麼在我看來是值得同情的。我早就是一個擁有充分的寫作時間的作家了，所以我對“社交”二字是最不以為然的，如同一個常處在發燒感冒情況下的人對冬泳不以為然。我每個月的時間往往是這樣“瓜分”的——三分之一劃歸在單位的本職工作和難以推托的活動；三分之一劃歸“哥們兒”們，他們既非作家、編輯、記者，亦非文學的或我自己的讀者，僅僅是些與我有著臍帶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時代劇變，他們的境況都不怎麼好。從前他們希望從我這兒求得具體的幫助，從前他們想當然地將一個作家的社會“能量”高估了。現在他們明白了這是一個錯誤，所以也僅僅滿足於從我這兒獲得友情的安慰以及谘詢。這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我這兒是必須優先確保，來者不拒的，否則我對我自己做人的感覺不好。最後的三分之一歸於寫作、家事、應酬來訪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我目前“爭取”時間的方式是——儘量推托掉幾乎一切的活動，包括文學與影視活動。再從睡眠和吃飯時間內擠出一些“補貼”給寫作。所以我對“社交”二字無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但是由此話題可引出另一話題——有次在某種文學場合，一名記者問我：一百個讀者和九-九-藏-書-網一位卓越的評論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對你的書的評價？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一百個讀者。對方臉上呈現出了譏笑。我臉上也呈現出了譏笑。試問在中國，在目前，卓絕的評論家大名阿誰？差不多夠個評論家的，我幾乎都讀過他們的文章，當場對麵聽過他們的發言。他們中有我極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覺得誰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當代作家，沒誰擔得起“卓越”二字一樣。而給我來信的讀者們中，有中學生、高中生、大學生、碩士、博士以及他們的老師、導師；有機關乾部甚至“高乾”；有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兒女；有科技工作者、醫務工作者、包括商人；還有身份各異的國外華僑……我當然要極其認真地讀他們的信，極其認真地思考他們對我的某部書某篇作品“評論”。他們的“評論”直來直去，毫無曖昧之詞違心之詞。最主要的，那是“乾乾淨淨”的“評論”，不摻任何雜質。有的信寫得很長。香港的周安達源先生是一位經商者，曾用毛筆給我寫來十餘頁的信談我作品的得失。他當年畢業於美國某大學，而且是文學碩士。評論和創作一樣，在我看首先是職業。職業者，“啖飯道”。我寫任何一篇作品時，頭腦中從不曾有任何一位評論家的影子晃來晃去。我起碼是為“一百個”讀者而寫作的，當然同時也為自己。我給讀者回信，常常是在讀者通過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斷寫信的人非是騙子，我又能夠給予幫助的情況下。如果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而我認為其實不算的……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頗為壯觀，有的作家卻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歡獨步遐思，隻與最親近的朋友來往。你呢？我屬於後一類。因為，不但如前所述，時間和精力有限，而且身體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過剩吧？另外，從天性上，我喜歡靜，喜歡獨處。我父親在世時如此，我高中的兒子亦如此。這是基因所決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為什麼熱衷於社交，一直還沒太弄明白。我隨團出訪馬來西亞，幾天下來，終因無法獨處片刻而不堪忍受，於是堅決請假兩日，哪兒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書，記點兒筆記。獨處對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時光。我是個低消費者。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比較粗糙。一整日無人來訪，吸著煙，安安靜靜地看一本好書，或一部錄像帶，對我來說是最大享受。我極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我希望，一切夠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顧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時光的需要和權利……魯迅先生說，損著彆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你最能原諒與最不能原諒的彆人的缺點是什麼？魯迅在他所處的時代，是一位受傷頗多的作家，所以才說那樣激烈的話。魯迅還說過——跟死神走那一天，“一個也不寬容”。魯迅的話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個人不得不“橫著站”內心裡那種感覺。我基本上同意魯迅的話。但僅限於相對魯迅而言。正如“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話，隻有出自拿破侖之口才有深意。我也是被屢屢損傷“牙眼”的人，但早已習慣了。我認為中國的文壇，一向便充滿了“江湖氣”。人在江湖，不可太嬌。何況，我的“牙眼”被損傷過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卻的範圍。我被襲擊了，就像獸那樣，遁躲起來，用自己舌舔自己的傷。如果被小人布設的力緊齒銳的夾子夾住了，我想我會像熊或狼一樣啃斷自己的爪骨。殘了也要好好活著，並且尤要好好寫作。好好活著並不等於為了報複活著，不為了報複活著又並不就意味著寬容。人應該這樣——第一不嬌。你憑什麼就不可以被傷害一次？你有什麼特殊的？你有什麼特彆的？你是文壇王子或公主麼？第二要吸取教訓。即使你是一頭熊，也隻有四隻爪子。如果被夾掉了一隻又被夾掉了一隻，報複和寬容實際上對你都沒區彆了。第三，對於小人的傷害伎倆也可以輕蔑置之。魯迅先生又曾說過——最大的輕蔑，是連目光也不瞥過去，而輕蔑比實行報複好。文壇之上，沒有殺父之仇，沒有誰推誰孩子下井的故事，輕蔑也就足夠了。第四，主張寬容的人有幾種。倘矛盾原來可以化解，後果對其中一方並不關乎身敗名裂，可能還有雙方意氣用事的成分，則主張寬容的人，定比主張報複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著嚴重的傷害，另一方洋洋得意者，有第三者曖味於公理，曖昧於道義，半點兒正直也沒有，隻對受著嚴重傷害的一方儘說寬容——這樣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與接近的。我不見得會反其道而蓄謀報複，但會將他們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類。過於自私自利而又毫無正義感可言的男人我不與之交往。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與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紈絝。玩世不恭加上紈絝放縱，我以為接近著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過於追求虛榮而又毫無同情心的女人我不與之交往。女人而毫無虛榮是為女神。女神又是根本沒有的。所以我說“過於”，“過於”的女人在中國現在越來越多了。我不會主動與任何女人交往。對於男人，我最能原諒的缺點是輕信。我也不與從沒上過當受過騙的男人交往，卻不拒絕與革心洗麵了的騙子交往。對於女人，我最能原諒的缺點是無知和懦弱。卡耐基說，一個人事業的成功是85％的人際關係加上15％的專業技術，你同意嗎？這個卡耐基純粹是胡說八道。公關小姐、交際秘書、庸官、直銷雇員以及一切專業上沒有出息的人，才會拿出85％的時間和精力去搞人際關係。對於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話反過來才有些正確性。科學、現代技術、醫學、藝術，如果從事於這些領域的人們僅僅具有15％的專業能力，而且認為足夠了，於是熱衷於用85％的頭腦去搞人際關係，則人類現在肯定還處在中世紀。即使寫作這麼庸常的事情，僅靠15％的能力，也是很難從事終生的。一個人的人際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麼？其交往半徑真的是越大越好麼？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們一樣去結交影視明星歌星麼？一位學者非得去結交官員麼？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過從甚密麼？一名年輕人何必到處發名片索名片？每個人都應該具有這樣的能力——在學校，在單位，在社區，儘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彆人討厭。依我看誰都不必刻意去獲得彆人們的喜歡，不令彆人討厭也就足夠了。人能做到這一點其實已很不容易。因為中國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惡自己的同胞，這一種由來已久的嫌惡有一百種以上的理由支持著。所以一個中國人要處理好和自己同胞的關係，的確需要多方麵的起碼的修養。一個人不可能也沒必要天天總在那兒按彆人們的好惡改變自己，還要做好另外的許多事。所以，達到起碼的修養就可以了。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活著的目的、意義和價值並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我讓我初三時的兒子替我寄一封掛號信，他問我到了郵局該說什麼。我交代他在我出門後替我給一位朋友回電話，結果他辜負了我的信任——不是因為忘了，而是不敢在電話裡跟陌生人說話。這當然是不行的。所以有待培養，必須提高——與人交往的起碼能力。提高到什麼程度？——能與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我們哈爾濱人，將那種滿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際的人叫“社會人兒”。而一個人變成了這樣，也就太不務正業令人討厭了。我可不願我的兒子將來是一個“社會人兒”。我不主張年輕人培養什麼“交際”能力。年紀輕輕的，時間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麼“際”？但是起碼應該做到，在學校、在單位、在社區，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際環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親和、一份善良友愛……怎樣才算成功的人際交往呢？前人較滿足於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現代人是不是更看重關係網絡四通八達？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點。得“一幫”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會”了。三五知己可也。這我有——在中學老同學和兵團戰友中。我若遭遇什麼天災人禍，他們會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們會悲淚泗流。他們是我的“情感財富”，我滿足於此。關係網絡四通八達？——這真可怕。聽來可怕，想來更可怕。那樣的人還算是一個人麼？不成了一台電腦了麼？電腦網絡上能產生什麼知己？——隻能產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罷了。我隻知世上有一種友情如陳釀——我珍重這一種友情。我對這一種友情的原則是——絕不利用了來將自己的困難強加於人。80—90年代的人際關係商品化，60—70年代的人際關係政治化，你同意嗎？基本如此。商品化的人際關係，人還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權”。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可以不那樣。你不願彆人那樣滋擾你，你可以遠避那樣的人。商業時代並不能將它的功利目的強加在任何人身上。定睛細看，所謂人際關係的商品化，無不是人與人自願的。而在政治時代，人沒有絲毫的“自主權”。政治對人的強加帶有不可抗性，每一個人都無法置其度外。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已觸犯了政治。彆人對你那樣，也有政治要求作為正當的理由。在商業時代，人起碼擁有這樣一種自由——自我隔絕的自由。自己將自己像猴子似的關在籠中，冷眼相看外麵的世界或精彩或無奈。在政治時代，所有人都無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關在籠中的猴子。籠中隻有政治一種關係，政治又在籠外進行著最嚴厲的監管。自行地關在籠中（如果誰真的對商業時代不堪忍受的話）總比被關在籠中強些。相互的利用似乎也總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麵人性……中國人，一個人是條龍，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條龍，您同意嗎？實際上這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現象——魯賓遜不是中國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島後，很像一條龍，這叫“置於死地而後生”。一個中國人陷入絕境，其自救能力一點兒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種族的人強。現在看來，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隻有在集群的情況下才像龍，單個的日本人也有很“強大”的。以上那句話，據我所知，是專指中國人在國外的作為而言的，尤其專指近十幾年去國外撞人生幸運的中國人而言的。好機會有限，一個中國人為了強調自己是“最棒”的中國人，往往不惜貶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數的他們初到異域，又往往無依無靠，如魯賓遜之落荒島。這時他們正反的種種人生能力就被逼出來了，所以在正反兩方麵都有點兒像龍了。同在異域，其他國家的人，一般體現出靠攏傾向和凝聚本能，這一點以日本人、韓國人、黑人為突出，所以說一群日本人像一條龍。而中國人體現出獨闖性，怕在好機會麵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贅。如果將一些韓國人、日本人、中國大陸人、中國台灣人、中國香港人“歸納”在同一個競爭平麵，那麼某一個韓國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於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還在他麵前趾高氣揚，他也許會辭職；某一個日本人卻會這樣想：我弱於我的同胞不算什麼特彆恥辱的事，但我無論如何可不能弱於中國人！而某一個中國大陸人往往會這麼立誌氣：我弱於誰都無所謂，就是彆弱於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彆國人證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強多了；而某一個中國台灣人是不那麼甘於居中國香港人之後的，而某一中國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碼要證明自己比大陸人強一些吧！日本人和韓國人在國外的立足意識是——怎麼看待我的同胞便等於怎麼看待我，所以我的榮辱和我同胞的榮辱有時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必須相互靠攏。中國的香港人和台灣人的立足意識是——我們一向是“另一類”中國人，我們要與中國大陸人保持一定的疏離，彆被與中國大陸人混為一談。而一個中國大陸人的立足意識也許是——怎麼看待我的大陸同胞與我何乾？他們越被視為弱者、不爭者，則越顯出我是強者、優者，則屬於我的機會不是越多了麼？近年出國的中國大陸人，幾乎皆有學識和專長，個體素質相當高。所以拋卻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識，追求實現個人目標的唯我機會。從正麵說，個體的中國人在國外的競爭能力普遍強了，顯示出一種個體中國人的龍虎之氣；從反麵說，同胞間的相互排斥、掣肘、傾軋，又總還是民族遺傳性的猴氣十足的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