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婦女未經什麼“婦女解放運動”，總體迅然“現代”起來。從農村到城市，從女孩到大嬸，與20世紀80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體意識”明顯亢揚。這裡所言之“現代”，非指素質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說與時代物質水平並駕齊驅的潮流意識。某次我在攤床買水果，賣水果的四十幾歲的農婦讓我等會兒，並問“憂愁”二字怎寫？——她在發手機短信。斯時我還沒用手機，更不曉得怎樣發一條短信。那手機看去很糙，估計是山寨版，據說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從前的農村人，不論男女，從南到北，愁隻說愁，大抵前邊是不加“憂”的。愁乃日常語，“憂愁”可算是文詞了。還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適逢小學放學，見一四五年級男孩跟隨一女孩，央求她將QQ告訴他。我不上網，但也知道他說的是網上的聊天工具。女孩不怎麼情願。男孩竟說：你告訴我，我就給你一個霸王殺毒軟件！聽小學生們說QQ，說殺毒軟件，令我大訝。我的一位朋友是與電腦共舞者，但出了一點兒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於是向他不到20歲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實乃農家女，畢業於計算機方麵的技校，在北京某網絡公司打工，幾是一位修電腦的專家，組裝一台電腦不在話下。時代的職業多樣化改變了中國女性。從前之中國，論到職業，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說。“上九流”皆達官貴人，意味著社會地位居高層，也當然是指職業。服官政怎麼不是一種職業呢？而“下九流”，則意味著卑賤性，故“下九流”又是輕蔑語。文人、教書先生，歸於“下九流”，地位排在農、工、商之後，僅在流民也就是“氓”與娼妓們的前邊，所以“文革”中被辱為“臭老九”。從前之中國，論到職業，有五行八作之說，是對“下九流”的職業細分。而包羅萬象的概括說法，也不過是三十六行、七十二業。而2000年以後的中國，社會職業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種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陸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種類，遠遠多於陸地生物的種類。時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動，點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隨鞭弄清影，“新樣靚妝，豔溢香濃”，爭舞婆娑。據說，全幅《清明上河圖》有千餘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類從業者，也還是要比2000年以後之中國的洋洋職業大觀少得多。在如此眾多的職業中，幾乎每一行每一業都有中國當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許多業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們競比能力的自信表現，每使男子自愧弗如。對於中國，巾幗不讓須眉的時代，仿佛轟隆一聲當空而落。普法教育改變了中國女性。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所進行的那一場普法教育當然是麵向全體國民的，但法律意識一向比男性更為淡薄，依法維權的訴求一向比男性更為自抑的女性，一旦覺醒，打官司對於她們便不再是“丟人”之事了。她們開始明白，該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會讓人瞧不起的。她們決定打起官司來所表現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們後悔不迭，也每使彆的男人告誡自己——以後當處處小心著點，千萬彆栽在她們手裡。中國男人們開始意識到，中國女人委實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中國當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啟蒙，是三十年來，中國做得較好的大事之一。我認為比成功地舉辦了“奧運”、“世博”於中國的正麵影響深遠多了。儘管，現在犯法案件一點兒也沒減少，甚至可以說五花八門，判不勝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問題，是社會問題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現象。對於大學擴招，校方、學者與專家們，至今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一方認為——擴招無疑降低了教學水準。而且，並未真的緩解就業壓力。另一方認為——即使同樣麵臨就業難題，是大學生、碩士生的青年群體，他們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機會的敏感、抓住機會的快速反應，那也還是要高過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體。我比較同意第二種觀點。比較而已。我教過的大本生，儘管畢業前迷惘多多，我也憂心重重。但一年以後再一了解，絕大多數還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沒有大學文憑的青年隻有望洋興歎。比如當記者、當雜誌和出版社的編輯，起碼的應聘資格是大學本科。我所帶過的研究生們，總體上說，中文從業能力無疑是高過本科生的。畢竟又在大學的環境中多熏陶了三年，畢竟與導師又討論過某些文化問題；哪怕僅僅為了寫出一篇通得過的論文，也畢竟是要再多讀些書，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讀”了，是不客觀的。我教過的大學本科生，帶過的研究生中，是農家女的不在少數。由於她們成了大學生、研究生，她們的家族中，便終於有一個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著脫胎換骨。誠然，她們對已從事的工作不儘滿意。她們原本的願景要理想得多。她們對工資尤其大為抱怨。她們不得不租房住，那麼工資所剩無幾。她們有心反哺父母，回報家庭，卻心有餘而力不足，隻能算種想法。她們是斷然買不起商品房的。房地產開發商是她們的公敵，房價是她們所憎恨的。但，她們總還是要結婚的。並且早幾年畢業的，確乎大多數已結婚了，也多數在租房子住。他們不敢輕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後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艱難。然她們並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麼，遲早是要做父母的。那時，與她們相比，她們的孩子出生以後的命運將有先天區彆。她們曾是農家女，而她們的孩子是知識分子的後代了。儘管清貧，那也還是知識分子的後代，而不再是農家兒女。她們的農民父母，當年除了竭儘全力供她們上大學、讀研，在早期智力開發、知識輔導方麵，無法給予她們哪怕一點點幫助。而她們則不同。她們不但也會竭儘全力供兒女上大學、讀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開發、知識輔導方麵給予兒女勝任有餘的幫助。即使並不執著地、刻意地，那種日常生活中不經意間的給予，對於她們兒女已屬幸事。最主要的——由於她們已成為事實上的城市人了，她們的兒女的成長過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給予她們的下一代的種種文藝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農村巨大得多。負麵成長影響無疑是會有的，但與有益的成長影響相比，利大於弊是無須爭論的。大學教育改變了她們，她們則在下一代出生以後就改變著下一代了——這一點對中國的影響也將是很深遠的。文化改變了中國女性。自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有幾位作家、詩人及他們和他們的作品，對當時的青年、中年女性產生過相當普遍並被證實相當長久的心性影響。並且其影響是良好的——起碼她們一直這麼認為。舒婷的詩在當年對廣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前不久我因創作電視劇《返城年代》重讀我這位好友的詩，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摯的、溫暖的或滾燙的、深情的或莊嚴的詩句所感動。舒婷的詩總體是溫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幾首氣質莊嚴的詩，證明她不但是女詩人，還是時代思想的義不容辭的發言者、傳播者。比如她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牆》《一代人的呼聲》。當年中國頗多具有廣泛詩歌影響力的傑出的詩人——北島、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顧城、楊煉等等，不一而足。舒婷與他們齊名，正如李清照與她那個時代的男性詩詞大家們並列。對於青年女性們的影響，她在他們之上。重讀舒婷的詩集，方悟為什麼她的詩在當年深深感動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詩表達情感和思想的天賦才華而外，還有一點那就是——她相信這個世界終究是可以變好的，隻要大多數人們不放棄使自己的心靈首先美好起來的願望。而這種相信，於她似乎是一種信仰。舒婷的詩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當年的中國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識女性，需要擁抱信仰——不論對愛情，還是對人生和國家。我一直心懷敬意的兩位作家大姐諶容和張潔，她們的文學作品在當年也都對文學讀者中的女性影響巨大且深遠。她們是具有極深刻的反思自覺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她們的作品當年喚起了中青年女性們關注國家前途的熱忱也是不容置疑的。兩位男性作家及他們的作品當年對中國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響也值得一提——一位是路遙，一位是張弦。路遙《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讀者們既同情又尊敬。巧珍當年是她們心目中的“聖女子”。而《平凡的世界》既不但是農村男青年們的“聖經”，也使許許多多農村女青年從中尋找到了並非高不可攀的精神熱愛的偶像。我認為我早已逝去的朋友張弦是一位被評論關注得很不夠的作家，並且認為，當年沒有幾位男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作品那麼喚起過中國女性的命運思索。比如他的《掙不斷的紅絲線》《未亡人》。俱往矣。當年的青年女性，現在都已是老年女性了。但當年的文化，化過了她們，在她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她們是中國最後一批保留了部分傳統心性特征的女性。傳統的，也可以說是正統的。因為當年的文化，一傳播起人性美點來，即使自認為“現代”，根子上仍是傳統的。隻不過是一種鬆梆了的傳統而已。我這樣認為，並沒有否定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們承認關於人的心性確需一些普世價值的滋養，那麼以上幾位詩人和作家，其實正是通過作品與讀者交流對普世價值的認同的。魯彥舟的《天雲山傳奇》當年也堪稱女性們的靈魂教科書。當年是一個普遍的中國人尋找和重新界定、詮釋普世價值的時代。而2000年以後的文化，缺少的乃是傳達普世價值的真摯和熱忱。偶有呈現的作品，也每被文化泡沫所淹沒。故從總體上打量80後及90後，不論情願與否，都不得不承認——前者們仿佛早產兒，被時代銳利的剪刀以老謀深算的心理剪斷了臍帶——它原本連接著人文文化亦即普世價值的胎盤。而90後則根本是在另一時代的文化子宮裡受孕的，這其後的文化子宮充滿時尚文化、娛樂文化、嘻哈文化，總而言之是快餐文化的羊水。任何一對精子和卵子，都不太可能結合成基因非是快餐文化的胚胎。快餐文化乃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是，有些國家的新人，所遺傳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雖然同樣消費著快餐文化，但基因並不會被快餐文化異化。而在我們的國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習慣於以可口可樂解渴，血管裡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樂成分的文化血漿。故結果如此——同為人類科技時代的新人，我們的新人與歐美國家的新人卻又是極為不同的。與同屬亞裔的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諸國的新人相比較，也頓時就能感覺到極為不同來。即使與同屬一宗的香港、台灣之新人相比較，還是會不消一日就會得出極為不同的印象。我們的新人特中國特色，也可以說是具有“特彆特”的新人特征。一種“被文化”的新人特征。並且，“被文化”而又渾然不覺，沒有多麼不適的反應，“被文化”得挺快樂。還每每反過來以為，是快餐文化之消費上帝，於是文化其實從屬於自己們。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覺如此。她們消費快餐文化的熱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為她們既享受著，又常由彆人們結賬。凡需掏錢夾的快餐文化，起碼會有一心取悅於她們的男性新青年買單。以我的眼來洞察，情形基本是這樣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們乃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費主體，而男性新青年，有的與她們文化趣味相投，成為她們的“文化伴侶”；有的雖與她們之文化趣味相左，但為了取悅於她們，不得不充當她們的“文化侍從”。倘一個男性新青年，正追求著一個女性快餐文化的熱衷消費者，結果會怎樣呢？無非——他愛屋及烏，也為她自覺異化為一個快餐文化的被動消費者。或——倘他竟是一個有品質的文化的尋覓者（這樣的文化在當下確乎是需要尋覓的，且需“眾裡尋他千百度”方有緣尋到），定會感到充當快餐文化的一味不變的消費者的文化侍從之鬱悶，終於不得不說“拜拜”。這樣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在第二種情況下，通常是——他儘量將“侍從”角色充當得令她滿意，給予高分，然後用私房錢去進行有品質的文化的消費，十之八九那消費也隻不過是買一本有品質的書。一部有品質的好書問世，國內作者的書也罷，引進的譯著也罷，讀它的女青年與男青年的人數是差不了太多的。當年有女青年買了《山坳上的中國》《權力論》這類書送給她所愛的愛讀書的男青年。現在還會有多少女青年買那類書送給她男友呢？——除非那類書是他寫論文所必須參考的，或考公務員應該翻翻的。當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買一本書《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記者所著的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紀實類書。她求我買那本書之目的特單純——與所愛的男友共同了解一個曾與中國類似的國家所發生的類似的革命的真相。現在，還會為愛人尤其為自己到處尋覓一本值得一讀的書籍的新女性越來越少了。人生苦短，故人生如夢。人生如夢，所以然，當活出幾分清醒。好書可以化愚。這樣的好書，幾乎在任何一家書店裡都還是有的。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當年，有多少新女性九九藏書網的眼，並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網絡改變了中國女性。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網民，於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網民。女網民無疑以女青年為主。網上每有謠言迅播。謝天謝地，大多數女網民並不會以一時成功地造了一條謠言而覺快哉，更不會有多大成就感。但某些她們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尋覓謠言頗有樂趣分明是事實。她們一般並不推波助瀾，隻不過默觀。默觀也勢必提高點擊率，於是客觀上成為圍觀之眾。當謠言被澄清，若問她們的看法，她們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態度。其後上網，她們的眼首先尋覓的仍是那類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對於清醒的眼，那類標題並不具有非要點擊一下看個究竟的吸引力。和男性網民一樣，緋聞也是她們格外青睞的。其實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緋聞一向是內容雷同的。假如從某一日起，關注緋聞的女網民少了，在網上態度嚴肅地參與國是民生之討論的中國女性多了，那麼——網絡改變女性，就將可喜地進步向女性改變中國的時代了。網上也往往罵聲一片。更要謝天謝地，女網民一邊看一邊敲上去的臟話肯定是少的。我不上網我也深信這一點。而此點，基於我對於全世界女性之為“女”的人性特征的深信不疑。畢竟，從古代起，罵臟話不是女性表達態度時的一貫作風。也基於我對中國教育的起碼作用的深信不疑。試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少從大學畢業了二億多學子吧？其中女性學子起碼占半數啊。她們是中國女性網民的主體。若連她們麵對電腦上的罵陣，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汙言穢語火上燒油而樂此不疲，那中國還有希望嗎？中國的孩子們還有希望嗎？那當教師的中國人，還好意思當眾承認自己是教師嗎？那中國的小學、中學、大學，豈不該全都放火燒了嗎？故我深信，正由於中國有人數眾多的女性網民，網上的罵聲才也會同時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識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語言表達所對衝。正如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卷起咆哮般的聲浪，而女性那時偏偏會本能地用歌聲慰藉他們。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識女性占了多數的她們，即使浮躁之時，也往往表現得很“女”。上帝使這個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但“文革”時除外。因那時的中國，中國人造出了另一位“上帝”。我在指導我的女研究生寫論文時，曾進行過如下對話：“最近常去圖書館吧？”“不，幾乎每天都上四五個小時的網。”“上網？難道參考書都在網上？”“網上瀏覽起來快捷啊！”“要愛護眼睛。我認為上網四五個小時，要比看書四五個小時更會使眼睛疲勞。”“其實，也不是想上那麼長時間的網。但往往一上去，下不來了。”“那倒也不是……”她不好意思了。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來了，蓋因網上吸引眼球的內容太多了。雖然，快餐文化的時代是由美國敲響鑼揭牌的，歐美各國的電影節，也一向由本國女性的參與來烘托人氣。但近三十年，由於電影越來越少文化元素、人文關懷，越來越商業化、泛娛樂化，各電影節的人氣越來越小了，氣氛越來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來越少了。他們的女人成熟了，清醒了。何時，中國追星現場的新女性身影也少了點兒，上網成癮的新女性也少了一點兒；看肥皂劇的新女性也少了一點兒——而相應的，圖書館裡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點兒；書店裡尋覓值得一讀的書籍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點兒；坐在電視機前看世界新聞、文史鉤沉和時事討論節目的新女性多了一點兒——那麼，有理由為中國新女性豎大拇指了。國家與國家的競賽，其實也是女人和女人們的競賽。新女性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從前的世界，乃是男權主宰的世界。在古代中國，更將男性對女性的控製權納入“三綱五常”之道統禮教，那是相當理直氣壯的控製，也可以說是全麵控製，由“夫為婦綱”。並且，將女性對男性的服從，標榜為“三從四德”，以無條件的服從為楷模。1949年後，雖然一直反封建，但男權社會的基本權力主體並未怎樣改變。新世紀後，情況大為不同——女乾部女領導漸多。在中國官場，不成文法乃是，處以下（含處級）稱乾部，處以上稱領導，省部以上稱首長。女性在中國權力場的人數明顯增加，無疑解構了男權社會的權力主體。儘管她們作為第一把手呼風喚雨的情況鳳毛麟角，但實際操權握柄，進而決定屬下男性“進步”與否的現象已司空見慣。也於是，大展領導才乾者有之，獨斷專行，似“武皇”、“呂後”、“慈禧”者亦不乏其人。但新女性中，尤其特年輕的一代新女性中，令人肅然起敬者亦大有人在。如上海市某中學幾名女生集體賣淫的報導相對應的最新的兩條新聞，給了我們對80後、90後女孩們刮目相看的理由——山東24歲的龍口姑娘刁娜，於車流中救起被車撞倒在路中央的傷者；南昌市12歲的初二女生夏娟，在發現大火驟起時並未獨自逃生，而是逐一拍開鄰居的門，喚醒至少15名居民，使他們因而幸免於難……她們身上，閃耀著中國未來的希望之光。女性對於一個國家的最偉大的作用乃在於由她們傳承愛的火炬，社會仁義的火炬，較之男性，對孩子們具有更勝於公德宣傳的威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