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民間和網上流行著一句話——羨慕嫉妒恨，往往從電視中也能聽到這句話。依我想來，此言隻是半句話。大約因那後半句有些恐怖，顧及形象之人不願由自己的嘴說出來。倘竟在電視裡說了，若非直播，必定是會刪去的。後半句話應是——憎恨產生殺人的意念。確實令人身上發冷的話吧？我也斷不至於在電視裡說的。不吉祥，不和諧。寫在紙上，印在書裡，傳播方式局限，恐怖“縮水”，故自以為無妨掰開了揉碎了與讀者討論。羨慕、嫉妒、恨——在我看來，這三者的關係，猶如水汽、積雨雲和雷電的關係。人的羨慕心理，像水在日曬下蒸發水汽一樣自然。從未羨慕彆人的人是極少極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聖賢，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羨慕到嫉妒的異變，是人大腦裡發生了不良的化學反應。說不良，首先是指對他者開始心生嫉妒的人，往往是經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種折磨，文學作品中常形容為“像耗子啃心”。同時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處境堪憂。倘被暗暗嫉妒卻渾然不知，處境大不妙也。此時嫉妒者的意識宇宙仿佛形成著濃厚的積雨雲了。而積雨雲是帶強大電荷的雲，它隨時可能產生閃電，接著霹靂驟響，下起傾盆大雨，夾著冰雹。想想吧，如果閃電、霹靂、大雨、冰雹全都是對著一個人發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場將會多麼的悲慘！但羨慕並不必然升級為嫉妒。正如水汽上升並不必然形成積雨雲。水汽如果在上升的過程中遇到了風，風會將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積雨雲。接連的好天氣晴空萬裡，陽光明媚，也會使水汽在上升的過程中蒸發掉，還是形不成積雨雲。那麼，當羨慕在人的意識宇宙中將要形成嫉妒的積雨雲時，什麼是使之終究沒有形成的風或陽光呢？文化。除了文化，還能是彆的嗎？一個人的思想修養完全可以使自己對他者的羨慕止於羨慕，並消解於羨慕，而不在自己內心裡變異為嫉妒。一個人的思想修養是文化現象。文化可以使一個人那樣，也可以使一些人、許許多多的人那樣。但文化之風不可能臨時招之即來。文化之風不是鼓風機吹出的那種風，文化之風對人的意識的影響是逐漸的。當一個社會普遍視嫉妒為人性劣點，祛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風。蔚然成風即無處不在，自然亦在人心。勸一個人放棄嫉妒，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勸一個人放棄嫉妒非是那麼簡單容易的事，沒有點兒正麵文化的儲備難以成功。起碼，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祛妒的文化。莫紮特常遭到一位宮廷樂師的強烈嫉妒，勸那麼有文化的嫉妒者須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養，而那位宮廷樂師無幸遇到那樣一位善勸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這隻“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紮特死了，他才獲得了解脫，但沒過幾天他也一命嗚呼了。文化確能祛除嫉妒。但文化不能祛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風和陽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一堆積雨雲。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一名北軍將領由於嫉妒另一位將領的軍中威望，三天兩頭向林肯告對方的刁狀。無奈的林肯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某日對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燒的將軍說：“請你將那個使你如此憤怒的家夥的一切劣行都寫給我看，絲毫也彆放過，讓我們來共同詛咒他。”那家夥以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戰壕的戰友，於是其後連續向總統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滿是攻訐和辱罵，而林肯看後，每請他到辦公室，與他同罵。十幾封信後，那名將軍省悟了，不再寫那樣的信，他羞愧地向總統認錯，並很快就動身到前線去了，還與自己的嫉妒對象配合得親密無間了。省悟也罷，羞愧也罷，說到底還是人心裡的文化現象。那名將軍能省悟，且羞愧，證明他的心不是一塊石，而是心宇，所以才有文化之風和陽光。否則，林肯的高招將完全等同於對牛彈琴，甚至以懷化鐵。但畢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種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蘇聯音樂家協會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樂家，也曾不斷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狀。勃氏了解那無非是些雞毛蒜皮的積怨，反感那其滋擾，於是召見他，不動聲色地說：“你的痛苦理應得到同情，我決定將你調到作家協會去！”——那人聽罷，立即跪了下去，著急地說自己的痛苦還不算太大，完全能夠克服痛苦繼續留在音協工作……因為，作家協會人際關係極為緊張複雜。勃氏的方法，沒什麼文化成分，主要體現為權力解決法。而且，由於心有嫌惡，還體現為陰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協副主席以後再也不滋擾他了。然效果卻不甚理想，因為嫉妒仍存在於那位的心裡，並沒有獲得一點點釋放，更沒有被“風”吹走，亦沒被“陽光”蒸發掉。而嫉妒在此種情況之下，通常總是注定會變為恨的——那位音協副主席同誌不久瘋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長住患者，他的瘋語之一是：“我非殺了他不可！”一個人的嫉妒一旦在心裡形成了“積雨雲”，那也還是有可能通過文化的“風”和“陽光”使之化為烏有的。隻不過，善勸者定要對那人有足夠的了解，製定顯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勸者須是被信任受尊敬的。那麼，嫉妒業已在一些人心裡形成了“積雨雲”將又如何呢？文化之“風”和“陽光”仍能證明自己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潛移默化，當然便要假以時日了。若嫉妒在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的人心裡形成了“積雨雲”呢？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覺，恐怕也力有不逮了。成堆成堆的積雨雲凝聚於天空，自然的風已無法將之吹散，隻能將之吹走。但積雨雲未散，電閃雷鳴注定要發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總之是要下的。隻不過不在此時此地，便在彼時彼地罷了。但也不是毫無辦法了——最後的辦法乃是向“積雨雲”層發射驅雲彈。而足夠龐大的“積雨雲”層即使被驅雲彈炸散了，那也是一時的。往往上午炸開，下午又聚攏了，複遮天複蔽日了。將以上自然界積雨雲之現象比喻人類的社會，那麼發射驅雲彈便已不是什麼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淚彈、高壓水龍或真槍實彈……將嫉妒二字換成“鬱悶”一詞，以上每一行字之間的邏輯是成立的。鬱悶、憤懣、憤怒、怒火中燒——鬱悶在人心中形成情緒“積雨雲”的過程，無非耳耳。鬱悶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風”和“陽光”來將之化解的，不論對於一個人的鬱悶，還是成千上萬人的鬱悶。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鬱悶的主因是什麼。倘屬自然災難造成的，文化之“風”和“陽光”的作用一向是萬應靈丹，並且一向無可取代。但若由於顯然的社會不公、官吏腐敗、政府無能造成的，則文化之“風”便須是勁吹的罡風，先對起因予以掃蕩。而文化之“陽光”，也須是強烈的光，將一切陰暗角落一切醜惡行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須有此種勇氣，若無，以為僅靠了提供娛樂和營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間成堆的鬱悶，那是一種文化幻想。文化一旦開始這樣自欺地進行幻想，便是異化的開始。異化了的文化，隻能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它靠了粉飾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於製造假象。也不能不製造假象。那麼，鬱悶開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變向憤懣。當憤懣成為憤怒時——情緒“積雨雲”形成了。如果是千千萬萬人心裡的憤怒，那麼便是大堆大堆的“積雨雲”在社會上空形成了。此時，文化便隻有望“怒”興歎，徒喚奈何了。不論對於一個人一些人許許多多千千萬萬的人，由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往往是迅變過程，使文化來不及發揮理性作為。那麼，便隻有政治來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決了——斯時已不能用“化解”一詞，唯有用“解決”二字了。眾所周知，那方式，無非是向社會上空的“積雨雲”發射“驅雲彈”……相對於社會情緒，文化有時體現為體恤、同情及撫慰；有時體現為批評和譴責；有時體現為閃耀理性之光的疏導；有時甚至也體現為振聾發聵的當頭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懾作用。正派的文化，也是從不對人民大眾凶相畢露的。因為它洞察並明了，民眾之所以由鬱悶而憤懣而終於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會本身積弊不改所導致。集體的怒不可遏是鬱悶的轉折點。而憤怒爆發之時，亦正是憤怒開始衰減之刻。正如電閃雷鳴一旦顯現，狂風暴雨冰雹洪災一旦發作，便意味著積雨雲的能量終於釋放了。於是，一切都將過去，都必然過去，不過時間長短罷了。在大眾情緒轉折之前，文化一向發揮其守望社會穩定的自覺性。這一種自覺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覺到社會本身是在儘量匡正著種種積弊和陋製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傾聽文化之預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會隨大眾的希望一起破滅為失望，於是會一起鬱悶，一起憤怒，更於是體現為推波助瀾的能量。在大眾情緒轉折之後，文化也一向發揮其撫平社會傷口、呼喚社會穩定的自覺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會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覺地或較自覺地反省錯誤。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從來沒有能夠代替過政治本身的反省。文化卻從不曾在民眾之鬱悶變異為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轉折之際發生過什麼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藥的閃光業已顯現，再神勇的拆彈部隊也無法遏止強大氣浪的膨脹。文化對社會傷痛的記憶遠比一般人心要長久，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點，也是文化的優點。文化靠了這種不一般的記憶向社會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種記憶，文化於是也鬱悶。而鬱悶的文化會漸陷於自我麻醉、自我遊戲、自我閹割、了無生氣而又自適，最終完全徹底地放棄自身應有的一概自覺性，甘於一味在極端商業化的泥淖打滾或在官場周邊爭風吃醋……反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分明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從前，哪怕僅僅幾年沒有什麼政治的運動，文化都會抓住機遇，自覺而迫切地生長具有人文元素的枝葉，這是令後人起敬意的。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及文藝一團糟、一無是處。這不符合起碼的事實。但我認為，似乎也不能說當下的中國文化是最好的時期。與從前相比，方方麵麵都今非昔比。倘論到文化自覺，恐怕理應發揮的人文影響作用與已然發揮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異的。與從前相比，政治對文化的開明程度也應說今非昔比了。但我認為，此種開明，往往主要體現在對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麵。包容頭腦中存在有“異質”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同樣包容在某些人士看來有“異質”品相的文化本身更為重要。我們當下某些文藝門類不要說人文元素少之又少，連當下人間的些微煙火也難以見到了。真煙火尤其難以見到。倘最應該經常呈現人間煙火的藝術門類恰恰最稀有人間煙火，全然地不接地氣，一味在社會天空的“積雨雲”堆間放飛五彩繽紛的好看風箏，那麼幾乎就真的等於玩藝術了。是以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