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經常聽到人們的勸告：要糊塗一點，要瀟灑一點。關於第一點糊塗問題，我最近寫過一篇短文《難得糊塗》。在這裡，我把糊塗分為兩種，一個叫真糊塗，一個叫假糊塗。普天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嘗到一點小九*九*藏*書*網甜頭，便喜不自勝，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個小釘子，便憂思焚心，眉頭緊皺，前途暗淡，哀歎不已。這種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們是真糊塗，但並不自覺。他們是幸福的，愉快的，願老天爺再向他們降福。至於假糊塗或裝糊塗，則以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最為典型。鄭板橋一流的人物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但是現實的情況又迫使他們非假糊塗或裝糊塗不行。他們是痛苦的。我祈禱老天爺賜給他們一點真糊塗。談到瀟灑一點的問題，首先必須對這個詞兒進行一點解釋。這個詞兒圓融無礙，誰一看就懂，再一追問就糊塗。給這樣一個詞兒下定義，是超出我的能力的。還是查一下詞典好。《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神情、舉止、風貌等）自然大方、有韻致，不拘束。”看了這個解釋，我嚇了一跳。什麼“神情”，什麼“風貌”，又是什麼“韻致”，全是些抽象的東西，讓人無法把握。這怎麼能同我平常理解和使用的“瀟灑”掛上鉤呢？我是主張模糊語言的，現在就讓“瀟灑”這個詞兒模糊一下吧。我想到中國六朝時代一些當時名士的舉動，特彆是《世說新語》等書所記載的，比如劉伶的“死便埋我”，什麼雪夜訪戴，等等，應該算是“瀟灑”吧。可我立刻又想到，這些名士，表麵上瀟灑，實際上心中如焚，時時刻刻擔心自己的腦袋。有的還終於逃不過去，嵇康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寫到這裡，我的思維活動又逼迫我把“瀟灑”，也像糊塗一樣，分為兩類：一真一假。六朝人的瀟灑是裝出來的，因而是假的。這些事情已經“俱往矣”，不大容易了解清楚。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上一個世紀三十年代，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一位教授（姑隱其名）總想充當一下名士，瀟灑一番。冬天，他穿上錦緞棉袍，下麵穿的是錦緞棉褲，用兩條彩色絲帶把棉褲緊緊地係在腿的下部，頭上頭發也故意不梳得油光發亮。他就這樣飄飄然走進課堂，顧影自憐，大概十分滿意。在學生們眼中，他這種矯揉造作的瀟灑，卻是醜態可掬，辜負了他一番苦心。同這位教授唱對台戲的——當然不是有意的——是俞平伯先生。有一天，平伯先生把腦袋剃了個精光，高視闊步，昂然從城內的住處出來，走進了清華園。園中幾千人中這是唯一的一個精光的腦袋，見者無不駭怪，指指點點，竊竊私議，而平伯先生則全然置之不理，照樣登上講台，高聲朗誦宋代名詞，搖頭晃腦，怡然自得。朗誦完了，連聲高呼：“好！好！就是好！”此外再沒有彆的話說。古人說：“是真名士自風流。”同那位教英文的教授一比，誰是真風流，誰是假風流；誰是真瀟灑，誰是假瀟灑，昭然呈現於光天化日之下。這一個小例子，並沒有什麼深文奧義，隻不過是想辨真偽而已。為什麼人們提倡糊塗一點，瀟灑一點呢？我個人覺得，這能提高人們的和為貴的精神，大大地有利於安定團結。寫到這裡，這一篇短文可以說是已經寫完了。但是，我還想加上一點我個人的想法。當前，我國舉國上下，爭分奪秒，奮發圖強，鞏固我們的政治，發展我們的經濟，期能在預期的時間內建成名副其實的小康社會。哪裡容得半點糊塗、半點瀟灑！但是，我們中國人一向是按照辯證法的規律行動的。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有張無弛不行，有弛無張也不行。張弛結合，斯乃正道。提倡糊塗一點，瀟灑一點，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漫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中國是一個最注重倫理道德和個人修養的國家。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和發展，我們提出了不少的教條。有的明白易行，所以就流行開來。這大大有助於我們社會的發展。但是有一些教條，提得過於苛細，令人望而卻步。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是。我們平常常用“好人”和“壞人”這樣的詞兒。中學讀過的倫理學這一門學科好像也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最後是一筆糊塗賬，隻能由個人的理解來決定。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實踐，我覺得，在現如今社會上存在的成百上千的職業行當中，最接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個標準的是醫生。病人到醫院裡來是想把病治好，大夫的唯一職責是治好病，這就給“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打下了基礎。如果我們再把思路放寬，再想得遠一點，想到眼前這一群英氣勃勃的男女大夫以及護士小姐們當年下決心學醫的時候，他們的動機何在？我們醫學行道以外的人，當然回答不出來。連他們自己也未必能說得清楚。但是，我認為，倘若拿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兩把尺子來衡量一下，則雖不中不遠矣。這兩句短語所表現的，是極高的人生精神境界，是極高的道德規範，還得加上一點天賦，不是唾手可得的，萬不可掉以輕心。理論易找，事實難尋。其實，事實也並不難尋。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現在坐在我麵前的301醫院的宋守禮大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