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男人，也有女人。但可惜，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麵，中國的男人，似乎有點不大像男人；中國的女人，也有點不大像女人。這話不大中聽，也許會被人視為瘋話。但可惜，這又似乎是事實。如果中國的男人都很像男人，為什麼會有“尋找男子漢”的呼聲？中國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為什麼會有“中國的女人都到哪裡去了”這種說法？當然，也僅僅隻是“有點”，隻是“不大像”，隻是“某些時候”和“某些方麵”而已，倒還不至於陰陽倒錯、“不男不女”，弄到“不是”的程度，更非“全都如此”、“曆來如此”。但這實在已經夠窩囊的了。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曆來重視兩性關係，強調“男女有彆”的，也就是說，就中國傳統文化的本意而言，原本是希望男人很像男人，女人很像女人的，但強調來強調去，卻南其轅而北其轍，始料不及，事與願違，弄出諸如“男的哭鼻子，女的罵大街”之類的倒錯現象，或“女無魅力，男易陽痿”的尷尬事體來，豈不是諷刺，豈不是笑話？如果僅僅隻是笑話，倒也罷了。更糟糕的是，作為國民基本素質的直接體現，它已經影響到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昌盛。因為富強的國家隻能由文明的國民來建設，昌盛的民族也隻能由健康的人民來構成。男人倘若不像男人，則國將不國；女人倘若不像女人，則族何以存？我們民族，這一百多年來，真可謂災難深重。災難的原因，當然人所共知：百年血戰，罪在西方列強；十年動亂，罪在林彪江青。但是，不少人在麵對列強時的如同犬羊，麵對同胞時的如同虎狼，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和前麵說的“男人不大像男人，女人不大像女人”有點關係呢？看來，我們實在很難回避這個問題。不但不能問題，而且要及早研究，儘快解決。顯然，這就需要做一係列的工作。比方說，要知道我們的男人和女人是怎麼樣的，就必須弄清我們的男女關係是怎麼樣的；而要弄清我們的男女關係是怎麼樣的，又必須研究我們的文化是怎麼樣的。因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之不同於動物，就在於人隻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人，也就有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不過，在我們解開這個文化之謎以前，還是應該先來看看，所謂中國人的“陰差陽錯”，到底是不是一個事實。因為隻有事實，才勝於雄辯。我們先來看男人。中國的男人，或者說，中國傳統社會的男人，再或者說，在中國古代戲曲、中，被描寫、被表現、被推崇、被欣賞、被當作“正麵形象”予以刻畫的男人，大體上無非三類。第一類，我們無妨稱之為“無用的男人”。這一類藝術形象，是所謂“白麵書生”或“奶油小生”。比方說，《白蛇傳》中的許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廂記》中的張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細皮嫩肉，奶聲奶氣，多愁善感，弱不禁風，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無主見，極易哄騙，可以說是相當的“女性化”。在戲曲舞台上，扮演這類角色的演員，都必須尖著嗓子細聲細氣地用假聲說唱，聽起來與旦角沒有什麼兩樣，可見連語音也女性化了。他們的扮相，更是女性化，一律地唇紅齒白，眼如秋水，眉如青黛，和旦角的妝扮沒有太多的區彆。有的時候，比如傳統的越劇，或當代台灣的電視連續劇《新白娘子傳奇》，就乾脆用女演員來扮演這類角色，大家看了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或不對頭，更不覺得其與角色本身有什麼出入。究其所以，恐怕就在於那角色，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女性化的男人”讓女演員來扮演，當然不會“不像”，反倒可以平添幾分讓人疼愛、憐愛、喜愛的“魅力”。事實上，在中國，確有不少觀眾喜歡這類角色，尤其是中國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白蛇傳”之類的戲久演不衰，便是證明。這類戲曲節目，曾被我們某些“理論家”好心地界定為“愛情的頌歌”，但我們實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麼“可愛”之處。他們之所以能“顛倒眾生”之處，無非嬌好的麵龐和柔弱的性格而已。不是齒如白玉，麵若桃花，便是腰似楊柳、聲如雛鳳，地地道道的“女裡女氣”。這類形象，在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中，隻怕就沒有什麼“市場”，然而中國人卻愛看。不但女的看了芳心暗許，便是男的看了，也我見猶憐，或恨不如他。認真說來，這種愛好，實在不是什麼好事。女人喜歡“女性化的男人”，固然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隻能證明她們已多少有點不像女人。男人喜歡“女性化的男人”，恐怕也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同樣隻能證明他們已多少有點不像男人，甚至很可能還多少有一點“同性戀”的嫌疑。因為這類身材纖小、皮白肉嫩、沒有胡子的男性形象，是多多少少有些像“孌童”的。而自古有“龍陽之好”的男人，其性愛對象也往往多半是這類“小白臉”。不過這些問題，我們以後再說，現在無妨先分析一下這類男人。或者說，分析一下這類角色，是怎樣的和為什麼“不像男人”。這類人物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膽小怕事”。《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一個非常膽小怕事的人。他在去財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見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親生前在世曾對我說，男女交談是非多”。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繞道走”的辦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實在繞不過去，才隻好硬著頭皮上前交涉：“大姐，你為何耽誤我窮人的工夫？”誰知七仙女一句話，便把他頂得啞口無言：“大路朝天，各走各邊，難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麼？”上帝保佑！幸虧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倘若攔路的是強盜，他又該若之何呢？這樣膽小怕事的人，當然也就談不上主動追求愛情和幸福。事實上，他與七仙女的結合，完全是對方的“一廂情願”，甚至帶有強迫性質。他自己則一推再推，一躲再躲，直到最後“神跡”出現，老槐樹“開口說話”，作媒作證，才接受了這樁“做夢都想不到”的婚姻。這說明他隻相信“天意”，對於自己的能力，則完全沒有信心。所以，當後來七仙女為了少受一些奴役（將長工期限由三年縮短到百日），而與財主打賭織錦時，他不但一點忙幫不上，反倒在磨坊裡一個勁地埋怨“娘子多事”。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證明他自己“膽小怕事”。膽小怕事，可以說是此類人物的“通病”。在中國戲曲舞台上，我們實在不少見這樣的場麵：一事當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鬥爭，那丈夫卻躲在她身後，或攔在她麵前，渾身亂顫，雙手直搖，口中連連叫到：“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雙眼圓睜，牙關緊咬，臉色慘白，大叫一聲，昏死過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白蛇傳》中的許仙，就這樣嚇死過一回，害得白娘子隻好帶著身孕，去盜仙草。《盜仙草》是《白蛇傳》中很好看的一折戲，常可作為折子戲單獨演出，但可惜人們往往忘了，這台“好戲”卻是以一個男人的膽小和無能為背景的。不過，話又說回來，膽小怕事的，也不隻是這幾位，應該說差不多也是咱們中國人的“通病”。因為咱們中國人，從小受的，就是謹小慎微、小心防範，不要多管閒事、招惹是非的教育。什麼“吃飯防噎，走路防跌”啦，什麼“瓜田李下，注意避嫌”啦，等等。連吃飯走路這樣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論其他？這類人物的第二個共同特點，是“少有見識”。中國有句老話，叫“頭發長，見識短”。其實中國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見識。在曆史上、現實中，或者在文藝作品裡，我們常不難看到這樣的“大老爺兒們”：他們平日裡頤指氣使、威風八麵，一副安邦治國、出將入相的樣子，一旦真格地有了什麼事情，對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環討辦法，一點見識也沒有了。甚至如唐高宗（李治）這樣的皇帝，乾脆把朝政也交給老婆（武則天）去處理。“萬歲爺”尚且如此，我們又怎麼好去苛求小民？至於現在要說的這類角色，當然也都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見識。在這類人物中，《西廂記》中的張生張君瑞，要算是最有膽識的一個了。他有膽，敢於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追求自己的愛情與幸福，更敢於為此追求，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圍，退孫飛虎之兵。他也有謀，能夠想出種種辦法，來接近鶯鶯；而解救崔家厄難，也全靠他的緩兵之計。應該說，在這類“奶油小生”中，他算是頗有些俠肝義膽又能運籌帷幄的一個，比起董永、許仙來，是能乾多了。然而，即便這位風流才子，救難英雄，在紅娘麵前，也隻是一個“傻角”。他在普救寺，不過無意中見了鶯鶯一麵，便“魂靈兒飛在半天”，隻聽見崔鶯鶯嬌語一聲，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及至第二次見了紅娘，便忙不迭地自報家門：“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取妻”雲雲，簡直是傻得可以，當然也就被紅娘搶白了一通，弄得灰頭灰臉，好沒有意思。事後，紅娘向小姐學說此事時，也還要評論說：“姐姐，我不知他想什麼哩，世上有這等傻角！”如果說張生這時的“傻”，尚且傻的可愛，那麼，當老夫人悔婚之後，他的一籌莫展，便隻能讓人著急。他沒有半點辦法來對付老夫人，隻好跪在紅娘麵前，一麵承認自己“智竭思窮”，一麵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憐見小生，將此意申與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帶，尋個自儘。”這就頗沒有見識了。難怪紅娘要教訓他：“街上好賤柴，燒你個傻角。”事實上，使崔張愛情悲劇“起死回生”的，正是這位有膽有識、敢作敢為的紅娘。如果不是紅娘一再設計，促成了他們事實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飯”，又用一套表麵上為老夫人麵子著想，實際上為崔張愛情抗爭的說詞說服了老夫人（這番說詞的水平堪與蘇秦、張儀之流比美，所以《拷紅》一折，也是《西廂記》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則崔張二人的愛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隻能是“嗚呼哀哉”，難怪張生對紅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謝再謝，並聲稱“當築壇拜將”了。這類人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軟弱無力”。前已說過，他們都是些白麵書生或奶油小生，細皮嫩肉，奶聲奶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來決不會是任何人的對手。所以，一遇到什麼事，他們的本事，無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後隻能靠動了惻隱之心的女人或俠客前來搭救。即便最有膽識的張君瑞，倘若不是有一個“官封征西大元帥，統領十萬大軍”的“鐵哥們”杜確一再保駕，那前程也實在是岌岌可危。也許，正因為他們是如此地軟弱無力，所以，他們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尋求保護。董永要靠七仙女嗬護，許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張生要靠紅娘幫忙，梁山伯運氣不好，沒有女人來救他（祝英台自己也無此能力），結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沒法子，隻好先把她們設定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讓她們來“救苦救難”。我曾常常奇怪，又美麗又賢淑又法力無邊的玉女和蛇仙，為什麼要嫁給又笨拙又窩囊一點魅力也沒有的董永和許仙呢？現在明白了：原來是女人保護救助男人的“神聖使命”所使然。難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觀音菩薩，到了中國，為救苦救難計，也隻好一變而為女身。力量，原本應該是男性的特征。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應該是剛強堅毅，孔武有力的。也就是說，要有“陽剛之氣”。當然，這裡說的“力”，並不隻是指體力，同時也指智力。或者說，主要是指意誌力，包括中國古代常說的念力、定力等。但那些動不動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無此力量。一個男人沒有力量，照說也就應該沒有魅力，然而卻偏能獲取芳心，這真是咄咄怪事！《西廂記》中的張君瑞，甚至以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鶯鶯“傾國傾城貌”的資本，更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依照這個邏輯，則咱們中國人的愛情，就不是“美女愛英雄”，反倒是“美女愛病人”了，豈非病態心理？這裡麵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們姑且按下，留待以後再說。這類人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怕負責任”或“不負責任”。這就比膽小怕事還要糟糕。膽小怕事不過“害己”（明明屬於自己的幸福卻不敢去追求），不負責任卻會“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卻要彆人去承擔）。可惜，缺乏責任感的男人，在中國古代愛情故事中，還真不少見。前麵已經說過，我們這類故事中的男主角，有不少是“膽小怕事”的。膽小怕事的人，當然也怕負責任。或者更準確一點說，他們的膽小怕事，原本就因為怕負責任。正因為怕負責任，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毋寧說也還算是一種有責任心的表現。所以，董永對七仙女與財主的“賭”不負責任，也還“情有可原”，因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過，嚴格說來，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是應該連“娘子多事”的責任也承擔起來的。因為夫妻俱為一體，禍福榮辱，原本休戚相關，應該同仇敵愾，共赴家難。何況一個男人之於家庭，又原該多負一點責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膽小怕事”的份上，我們可以不譴責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卻也是事實。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負責任，就完全“理無可恕”。對於他們來說，問題已不是“像不像男人”，而是“還是不是人”了。比如元稹《會真記》（又名《鶯鶯傳》）中的張生即是。此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君子，表麵上“道貌岸然”，其實一肚子壞水。因為表麵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歲，還“未嘗近女色”，從這一點上講，他的忍性、定力，倒還算可以。然而，一見崔鶯鶯，卻神魂顛倒，不能自持（可見“不好色”雲雲全是假話），終於千方百計，費儘心機，把鶯鶯弄到手。不過張生的可惡之處，尚不在此，而在於他對於崔鶯鶯的以身相許，采取了一種“始亂之，終棄之”的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更可惡的是，他對自己背信棄義、損人利己的行為，還頗為得意，稱之為“忍情”，並頭頭是道地說什麼“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把一應罪責，都推到受害者身上，這就不但沒有半點男子漢氣概，簡直是沒有一點人味了。也許實在因其“太不像話”，所以這個形象，到了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和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裡，便已判若兩人，成了一個雖不免有些脂粉氣，但好歹在人格上還算男人的精神。應該說，在男女關係這個問題上，是最能看出一個男人像不像男人的。它不僅表現於“性能力”（太監無此能力，便不算男人），更表現於“責任感”。性關係是兩個人的事，應該由兩個人共同負責。但由於女人原本力量較弱，而男人在性行為中又往往是主動進攻求愛者，所以男人還應多負一點責任。如果男的竟將責任都推到女方頭上，或在出事之後要受懲處時，拿女的去做替罪羊、犧牲品，那麼，哪怕他彆的什麼功夫再好，也應說他“不算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