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這個詞第一次被提出來了。寫到這裡，暫時不提留在窗後的貝爾納·裡厄，讓筆者談一下醫生心裡產生疑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乾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會想到那使前途毀滅、往來斷絕和議論停止的鼠疫呢？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處的病人，沒有什麼預兆而死於鼠疫。裡厄醫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麵前確認這些情況後，還不認為真有危險。隻是因為做了醫生，對於病痛有他自己的認識，想象也就豐富一些。醫生從窗口眺望這座尚未變樣的城市，麵對令人疑慮的未來，他所感到的還僅僅是一陣輕微的不安。他竭力回憶自己關於這種疾病所知的情況。數字從他的腦海裡浮現了出來，他心想，在曆史上已知的三十來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將近一億人。可是一億人死亡又算得了什麼？對打過仗的人來說，死人這件事已不怎麼令人在意了。再說一個人的死亡隻是在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才會得到重視，因此一億具屍體分散在漫長的曆史裡，僅是想象中的一縷青煙而已。醫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據普羅科匹厄斯（普羅科匹厄斯（約499——565），東羅馬帝國曆史學家。）的記載，一天之內死去一萬人。一萬個死者相當於一座大型電影院觀眾人數的五倍，這是完全比擬得當的。把走出五座電影院的觀眾集合在一起，帶領到市裡的廣場上，讓他們成堆地死去，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這無名死屍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幾個熟識的麵孔，當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況且誰認得一萬張麵孔呢？其實像普羅科匹厄斯那樣的人是不會計數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於廣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萬隻老鼠死於鼠疫。不過在1871年人們尚無計算老鼠的方法，隻是個大概的數字，顯然會有誤算的地方。然而一隻老鼠如果身長三十公分，四萬隻老鼠一隻隻連接起來，就能形成……醫生這時已感到不耐煩。這樣漫無邊際地想下去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病例還不能稱作瘟疫，做些預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況：昏睡和衰竭、眼睛發紅、口腔汙穢、頭痛、腹股溝腺炎、極度口渴、譫語、身上有斑點、體內有撕裂感，出現了這些症狀後……想到這裡，裡厄醫生回憶起一句話，就是他在手冊裡羅列症狀後，寫下的一句話：“脈搏變得細弱，身子稍微一動就突然斷氣了。”不錯，出現了這些症狀後，人的性命如同懸絲，而四分之三的病人——這個數字一點沒錯——都耐不住要做這難以觀察的動作，結果一命嗚呼。醫生一直在憑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內還回蕩著“鼠疫”兩字的聲音。這一個詞不但具有科學的含義，而且帶有一連串特彆的景象，它們和這裡的情調很不諧調：這座灰黃色的城市，這時還不太熱鬨，隻能說是嘈雜，還算不上喧嘩；它的氣氛既歡樂，又憂鬱——如果這二者可以並存的話，但總的來說，則是歡樂的。那樣安寧無爭的平靜環境頗容易使人忘卻以往的災情舊景：雅典受鼠疫襲擊時連鳥兒都飛得無影無蹤；中國受災的城市裡儘是默不作聲的垂死的病人；馬賽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屍體堆人洞穴裡；普羅旺斯省為了阻擋鼠疫的狂視而築起了高牆；雅法（今以色列港口。）城裡醜惡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醫院裡，硬泥地上潮濕而腐爛的床鋪；用鉤子把病人拖出來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時到處都是戴口罩的醫生，就像過著狂歡節一樣；米蘭墓地裡成堆的尚未斷氣的人；驚恐的倫敦城裡一車車的死屍，以及日日夜夜、四處不停地傳來的呼號聲。不，這一切還不足以打破這一天的寧靜。窗外忽然傳來一輛瞧不見的電車的丁當聲，一刹那驅走了殘忍和痛苦的想象。隻有在星羅棋布的簡陋屋子那邊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騷動不安、永無寧日的見證。裡厄醫生一邊望著海灣，一邊想起盧克萊修（盧克萊修：即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羅馬拉丁詩人。）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後準備焚屍而在海邊架起的柴堆。晚上運來了屍體，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經不夠，為了爭奪安放自己親人的屍體的位置，活人舉起火把，相互廝打，寧願頭破血流，也不肯拋掉親人的屍體。這種情景可以想象：燃燒著的柴堆在死氣沉沉的水邊發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鬥中火星四濺，惡臭的濃煙冉冉升向黑夜的長空。人們就怕……但是，理智驅走了這種荒誕的想象。不錯，“鼠疫”兩字已被提出來了；不錯，就在這個時刻裡，疫病已使一兩個人罹難。可是沒有關係，有辦法可以製止疫病蔓延。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請，然後驅除無用的疑慮，采取適當的措施。這樣鼠疫就會停止蔓延，因為這種疫病並不是憑想象就會發生的，或者說，人們對它的想象是不正確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這極有可能——那當然最好，否則的話，我們也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辦法來製伏它。醫生打開窗戶，外麵的聲音一下子傳了進來。隔壁工廠裡的鋸木機發出老是不變的急促的呼嘯聲。裡厄振作起精神來。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過是係於毫發之上，一個難以察覺的動作就能斷送掉它們。不能糾纏在這些上麵。要緊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