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彭薩科拉探望母親的途中，金魚眼在伯明翰被捕，罪名是在當年6月17日在阿拉巴馬州一小鎮上殺死了一名警察。他是在八月裡被捕的。正是在6月17日晚上，譚波兒曾走過他停在一家郊區夜總會門口的汽車而他正坐在汽車裡，就在那天晚上，雷德被殺害了。金魚眼每年夏天都要去探望母親。她以為他是孟菲斯一家旅館的夜間接待員。他母親是一家供膳食的寄宿公寓老板的女兒。他的父親專門從事破壞罷工的工作，一九〇〇年，一家電車公司曾雇他破壞罷工。當時他母親在市中心的百貨公司工作。一連三個晚上，她乘電車回家，就坐在金魚眼父親所坐的駕駛座邊的座位上。有一天晚上，這位破壞罷工者在她下車的路口跟她一起下車，陪她走到她家。“你這麼做不會被開除吧？”她說。“被誰開除？”破壞罷工者說。他們並肩走著。他穿著得體，衣冠楚楚。“他們那些人馬上會來抓我的。他們也知道的。”“誰會來抓你？”“那些罷工的人。我一點都不在乎誰來開電車，明白嗎。我給誰開車都可以。要是每天晚上這個時間走這條路線，那就更好。”她走在他身邊。“你說的不是真心話。”她說。“當然是真心話囉。”他挽住她的胳臂。“我想你跟誰都可以結婚，跟開電車一樣。”“誰告訴你的？”他說，“那些王八蛋說我壞話了嗎？”一個月以後，她告訴他他們非結婚不可。“你這是什麼意思，非結婚不可？”他說。“我不敢告訴他們。我將不得不離開家。我不敢。”“好了，彆心煩了。我正好也樂意。反正我每天晚上要經過這兒的。”他們結婚了。他每天晚上開車經過她家的街口。他總要踩一下腳鈴。有時候他會回家。他會給她錢。她母親挺喜歡他；星期天吃晚飯的時候，他會咋咋呼呼地衝進屋子，對房客們直呼其名，連年紀大的人也一樣。後來，有一天，他沒回家；電車經過街口時他沒踩腳鈴。那時罷工已經結束了。她後來收到他從佐治亞州某個小鎮寄來的一張聖誕賀卡；一幅有隻鐘和一個金色花環凸飾的賀卡。上麵寫著：“大夥兒想在這裡搞場罷工。但這兒的人行動慢得可怕。也許還得上彆處去，一直到我們撞上一個好鎮哈哈。”“撞”字下麵還畫了橫道。（“撞”（strike）在英語裡還有“罷工”的意思。這裡是個雙關語，意思是他們先得製造罷工事件，然後有人會雇他們去破壞，他才能賺到錢。）她結婚後三周就開始生病。她當時已經懷孕了。她沒有去看醫生，因為有個黑種老婦人告訴她她出了什麼問題（即她從丈夫處感染了性病，因此下文說他們懷疑他兒子是瞎子。）。金魚眼是在她接到賀卡那天出生的，正好是聖誕節。她們開始以為他是個瞎子。後來她們發現他眼睛並不瞎，但他一直到快4歲時才會走路說話。在此期間，她母親又嫁了人，第二個丈夫個子矮小，脾氣暴躁，八字須柔軟而茂密，他慢條斯理地在家裡乾些瑣碎的零活；把所有破損的樓梯台階、漏水的管道等等都修理好；有一天下午他拿了一張簽了名的空白支票走出家門去付12元的肉賬。他從此沒有回家。他從銀行裡提取了妻子的1400元存款，消失得無影無蹤。做女兒的還在市區工作，她母親則照料孩子。有一天下午，一位房客回來發現他房間著火了。他把火撲滅了；可一周以後，他在廢紙簍裡發現一塊驅蚊子的熏煙。外祖母在家看孩子。她走到哪裡都帶著孩子。一天晚上，大家不見她的蹤影。全樓的人都出動了。一位鄰居去報了火警，救火員在閣樓裡發現了孩子的外祖母，她正在用腳踩滅地板中央用一把細刨花點燃的一堆火，孩子熟睡在邊上一張被廢棄的床墊上。“那些王八蛋想來偷走他，”老太太說，“他們放火燒房子。”第二天，所有的房客都走掉了。年輕的女人辭去了工作。她整天守在家裡。“你該出去呼吸些新鮮空氣。”外祖母說。“我呼吸的空氣足夠了。”女兒說。“你可以出去買點夥食用品，”母親說，“你可以買到便宜貨。”“我們買的已經夠便宜了。”她密切注意各種可能起火的地方；她不在屋子裡放一根火柴。她隻在屋牆的一塊磚頭後麵藏了幾根。當時金魚眼才3歲。他的個子像1歲的孩子，儘管飯吃得不少。有位醫生叫他母親喂他用橄欖油煎的雞蛋。一天下午，送食品雜貨的小夥子騎著自行車駛進樓房之間的通道，車輪打滑，他摔倒了。食品包裡有些東西流了出來。“不是雞蛋，”小夥子說，“看見了嗎？”砸碎的是瓶橄欖油。“反正你原該買桶裝的橄欖油的，”小夥子說，“他不會發覺有什麼不同的。我給你再拿一瓶來。還有，你得把大門修修好。難道你要我在門口把脖子摔斷嗎？”他到六點鐘還沒回來。當時是夏天。屋裡沒生火，也沒火柴。“我出去一下，五分鐘就回來。”女兒說。她走出家門。外祖母看著她走遠了。她然後用條薄毯子把孩子裹好，離開了家。她們家在大街邊的一條小街上，大街上有很多市場，坐高級轎車的有錢人常在回家時在這兒停下買些東西。她走到拐角時，一輛汽車正在馬路邊停下來。一個女人走下汽車，走進一家商店，讓黑人司機在汽車裡等著。她走到汽車前。“給我5毛錢。”她說。黑人看看她。“要什麼？”“5毛錢。那小夥子把油瓶打碎了。”“噢。”黑人說。他伸手去掏口袋。“你上外麵來收錢，我這賬怎麼算得清？是她叫你上外邊來拿錢的嗎？”“給我5毛錢。他把油瓶砸了。”“那我想還是進去看看的好，”黑人說，“我覺得你們這些人總是想讓人要買什麼就一定得買得到，你們這些跟我們一樣、一直在這兒買東西的人。”“隻要5毛錢。”女人說。他給了她5毛錢，便走進商店。女人目送著他。然後她把孩子放在汽車座椅上，跟著黑人進了商店。這是家自選商店，顧客們沿著一道欄杆成單行向前移動。黑人緊跟在那剛才走下汽車的白種女人的後麵。外祖母看著女人轉身把手裡握著的一些瓶裝的調料和番茄醬遞給黑人。“這些要一塊2毛5分錢。”她說。黑人給了她錢。她拿了錢，走過他們身邊上屋子另一邊去了。架子上有一瓶進口的意大利橄欖油，瓶上有個價格標簽。“我還有2毛8分錢。”她說。她繼續朝前走，仔細察看價格標簽，終於找到一樣標價2角8分錢的東西。那是七塊洗澡肥皂。她拿著兩包東西走出商店。拐角處站著一名警察。“我的火柴用完了。”她說。警察把手伸進口袋。“你在裡麵的時候乾嗎不買一點？”“我忘了。你知道帶著孩子買東西容易忘事兒。”“孩子在哪兒？”警察說。“我把他賣了。”女人說。“你應該去演雜耍唱滑稽，”警察說，“你要幾根火柴？我也不多了，隻有一兩根。”“隻要一根，”女人說，“我從來點火都隻用一根火柴。”“你應該去演雜耍唱滑稽，”警察說，“你會博得滿堂彩的（‘博得滿堂彩’原文為bring down the house，按字麵可解為‘把房子弄坍’，所以老婦人接著這樣說，表示她會燒掉房子而警察不知道她瘋了，以為她一直在開玩笑。）。”“我會的，”女人說，“我會讓房子毀掉的。”“什麼房子？”他望著她，“貧民院的房子？”“我會把它毀掉的，”女人說，“你明天看報紙好了。我隻希望他們把我的名字寫對。”“你叫什麼名字？卡爾文·柯立芝（柯立芝（1872—1933），美國第三十任總統（1923—1929）。）？”“不，先生。那是我兒子。”“哦。所以你買東西時才有那麼多麻煩，對嗎？你真該去參加雜耍團的……兩根火柴夠嗎？”那個地址已報過三次火警，所以他們並沒有急忙趕來。她女兒是第一個趕到的人。大門鎖上了，等救火員趕到把門砸開，屋子裡麵已經燒毀了。外祖母從二樓一個冒著卷卷濃煙的窗戶裡探出了半個身子。“那些混賬王八蛋，”她說，“他們以為能抓到他。可我告訴他們我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我就是這麼對他們說的。”做母親的以為金魚眼也被燒死了。他們拉住了她，她聲嘶力竭地叫喊著，與此同時，外祖母那張大喊大叫的麵孔在濃煙裡消失了，房架子坍了下來；那女人（指那輛汽車的主人，她在車中發現金魚眼外祖母拋下的孩子，即金魚眼本人。）和抱著孩子的警察就是在這著火現場找到她的：一個如癡如狂的年輕女人，嘴巴大張著，神情恍惚地望著孩子，兩手緩慢地把披散的頭發從鬢角往上推。她始終沒有完全恢複過來。由於工作艱苦、缺乏新鮮空氣和消遣活動，加上她曇花一現的丈夫留給她的性病，她沒有一絲力量來承擔驚嚇，因此有時候，即便她手裡抱著孩子，嘴裡在對他低聲哼唱，她仍然認為孩子已經在大火裡燒死了。金魚眼完全可以說是已經死掉了。他一直到5歲才長出頭發，那時候，他已經是個在一所學校走讀的小學生了：一個身材矮小、體質虛弱的孩子，他的脾胃太弱，隻要吃上一點點不是醫生給他嚴格規定的食譜裡的東西，就會又抽筋又昏厥。“酒會像士的寧（一種中樞神經興奮藥。）一樣致他於死命，”醫生說，“而且嚴格說來，他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男人。如果受到精心照料，他也許能多活些日子。可他永遠不會比現在長大多少。”醫生是在對那女人說話，正是她在金魚眼外祖母放火燒房子那一天在自己的汽車裡發現了他，後來鼓動這位醫生來照看金魚眼。她常常在下午或節假日把金魚眼帶到家裡，讓他一個人玩耍。她決定要為他舉辦一個孩子們的聯歡會。她告訴了他，還給他買了套新衣服。到了聯歡會的那天下午，客人們陸續來了，可金魚眼卻不見了。最後，有個用人發現浴室的門鎖著。他們叫喊孩子的名字，可是沒有回音。他們派人去找鎖匠，但鎖匠還沒到，那女人害怕了，讓人用斧子把門砸開。浴室裡空無人影。窗戶大開著。窗外是一個比較低矮的屋頂，有根排水管從屋頂通向地麵。金魚眼出走了。浴室地麵上有一個柳條編的籠子，以前裡麵養著一對情侶鸚鵡；現在這兩隻小鳥正躺在籠子邊，還有一把血淋淋的他用來活活殺死它們的剪刀。三個月以後，在他母親的一個鄰居的鼓動下，金魚眼被抓到了，給送到一家收容屢教不改的兒童的教養院。他用同樣的辦法把一隻半大的小貓活活殺死了。他母親體弱多病。那位想對孩子表示友好的女人供養她，讓她做點針線之類的活計。金魚眼放出來以後——他在教養院裡舉止行為無懈可擊，他們認為他的毛病給治好了，便在五年後把他放了出來——每年會給母親寫兩三封信，先是從莫比爾，後來是新奧爾良，再以後是孟菲斯。每年夏天，他回家去看她，穿著緊身黑西服，頗為富裕，不聲不響，瘦小黝黑，不願跟人交往。他告訴她他的職業是做旅館的夜間接待員；由於職業關係，他跟醫生和律師一樣，要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那年夏天，他們在他回家途中逮捕了他，說他在某時在某城殺了人，其實，當時他在另外一個城市殺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賺了錢可不知拿錢做什麼，應該怎麼花，因為他知道酒精會像毒藥一樣使他送命，他沒有朋友也從來沒跟女人打過交道，明知道他永遠不可能——於是他說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便打量起警察被殺的城市裡那所監獄的牢房，那隻自由的手“（另一隻手跟把他帶到伯明翰來的警察的手銬在一起）”摸索著從外衣裡找香煙。“讓他把他的律師找來，”他們說，“讓他把肚子裡的事兒都說出來。你要打電報嗎？”“不要。”他說，冷漠柔和的目光短促地掃了一眼那張行軍床、牆高處的小窗戶和帶鐵柵的房門，光線正是透過那裡射進屋的。他們解下手銬；金魚眼的手動了一下，仿佛從稀薄的空氣裡輕快地抖出一個小火苗。他點上香煙，掐滅火柴往門口扔去。“我要律師乾什麼？我從來沒在——這個破地方叫什麼名字？”他們告訴他。“你忘了，是吧？”“這下他可再也忘不了啦。”另外一個人說。“隻是他會在明天早晨才想得起他律師叫什麼名字。”第一個人說。他們走出去了，留下他躺在床上抽煙。他聽見砰砰的關門聲。偶爾他聽見其他牢房傳來的說話聲；走廊另一頭某個地方，有個黑人在唱歌。金魚眼躺在單人床上，穿著精光鋥亮的小黑皮鞋的腳交叉著。“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說。第二天上午，法官問他是否要個律師。“要來乾嗎？”他說，“我昨天夜裡就已經告訴他們了，我這輩子還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我不怎麼喜歡你們這個城市，不會平白無故地帶個陌生人上這兒來的。”法官同法警走到一邊商量了一陣。“你最好找個律師。”法官說。“好吧。”金魚眼說。他轉過身去對屋子裡的人說：“你們這些家夥裡有沒有人想找個隻有一天的活？”法官用小槌敲打桌子。金魚眼轉回身子，微微聳了聳衣服繃得很緊的肩膀，一隻手伸向放香煙的口袋。法官指定一人當他的律師，那是個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年輕人。“而且我不想搞什麼保釋出獄，”金魚眼說，“你得一下子解決問題。”“反正你彆想在我這兒辦理交保釋放的手續。”法官對他說。“是嗎？”金魚眼說，“好了，老兄，”他對律師說，“開始吧。我這時候應該到彭薩科拉了。”“把犯人帶回監獄。”法官說。他的律師長著一張醜陋、熱切和誠摯的麵孔。他滔滔不絕地說著，情緒似乎並不高漲，那時金魚眼躺在床上抽著煙，帽子壓在眼睛上，一動不動地像條在曬太陽的蛇，隻是拿香煙的那隻手時而動一下。終於他開口說：“聽著。我不是法官。你這些話去對他說。”“但我得——”“當然。給他們去講吧。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當時根本不在那兒。出去走一走，把它忘了。”審訊進行了一天。那位警察的同事、一位賣雪茄的店員和一個女電話接線員出庭作證，而他本人的律師駁斥得底氣不足，熱情得有些笨拙，感情真摯但常常判斷錯誤，在這過程中，金魚眼半仰半躺地靠在椅子上，兩眼越過陪審團的頭頂望著窗外。偶爾他打個嗬欠；他伸手去摸放香煙的口袋，但又縮了回來，把手隨意地放在黑西服上，這隻蠟製似的毫無生氣的手，從形狀和大小來看都像是隻洋娃娃的手。陪審團出去了八分鐘。他們站著望著他，說他有罪。他紋絲不動，沒有改變坐著的姿態，慢慢地在一片寂靜中迎著他們的目光對他們望了一會兒。“哼，我的天哪。”他說。法官用小木槌使勁敲打桌子；法警碰碰他的胳臂。“我會上訴的，”律師吐露心情，在他身邊大步走著，“我要跟他們鬥到底，上每一級法院——”“當然，”金魚眼說，在單人床上躺下，點起一支香煙，“不過彆在這兒上訴。好了，走吧，去吃顆藥安靜下來吧。”地方檢察官已經在計劃如何對付他的上訴了。“這案子了結得太容易了，”他說，“他的態度——你注意到他聽判決時的神態嗎？好像他在聽一首歌可又懶得表示他是喜歡還是不喜歡，而法官是在通知他絞死他的日期呀。也許他早就找了位孟菲斯的大律師在州最高法院的門口等著，在等他的電報的。我知道他們這種人。就是他們這樣的歹徒把法律變成了笑柄，以致即使我們把他定了罪，人人都會知道那是不管用的。”金魚眼把看守找來，給了他一張100元的鈔票。他要一套刮臉的用具和香煙。“找頭歸你，花完了告訴我。”他說。“我看你跟我一起抽煙，也抽不了多久了，”看守說，“這一次，你會找位好一點的律師的。”“彆忘了買那種剃須用的搽劑，”金魚眼說，“要埃德·平諾德牌的。”他把它念成“派一那德”。這是個陰沉沉的夏天，天氣有點涼。陽光很少射進牢房，因此走廊裡日夜點著一盞燈，燈光照進牢房，形成一大片暗淡的方格形的圖案，照到床上他放腳的地方。看守給他搬來一張椅子。他用來當桌子；上麵放著那塊廉價懷表、一條香煙和一隻放香煙頭的破湯碗，他就躺在床上，抽著煙，看著雙腳，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他皮鞋的光澤日趨暗淡，他的西服需要熨燙，因為石牢比較涼，他整天穿著衣服躺在床上。有一天，看守說：“這裡有人說那位副警官自己找死。他乾過兩三件壞事，大家都知道的。”金魚眼抽著煙，帽子壓在眼睛上。看守說：“他們也許沒有給你發電報。你要我再給你拍一份嗎？”他靠在鐵柵欄上，看得見金魚眼的腳，他那一動不動的細小的黑腿向上彙入他瘦小的平臥著的軀體，還有歪蓋在他轉向裡側的臉上的帽子和一隻小手拿著的一支香煙。他的腳在陰影裡，在看守的身子擋住鐵柵欄所形成的陰影裡。過了一會兒，看守悄悄地離去了。等到還剩下六天的時候，看守說要給他拿幾本雜誌和一副撲克牌來。“拿來乾嗎？”金魚眼說。他第一次正眼看了看看守，他抬起腦袋，光滑蒼白的臉上，柔和的圓眼睛猶如兒童玩具弓箭上能百發百中射中目標的橡皮箭頭。後來他又躺下了。自此以後，看守每天早晨都從鐵柵門裡塞進一份卷起來的報紙。報紙落在地板上，越積越多，由於自身的分量，卷著的報紙慢慢地一天天鬆開攤平。還剩下三天的時候，從孟菲斯來了一位律師。他未經邀請便徑直衝進牢房。整整一上午，看守聽見他提高著嗓門時而懇求時而發火，還不斷規勸；中午時分，他的嗓子嘶啞了，聲音並不比耳語響多少。“難道你打算就這麼躺著讓——”“我挺好的，”金魚眼說，“我沒有請你來。彆來管閒事。”“你願意給絞死？是這樣嗎？你存心要自殺？你真的賺錢賺膩了，以致……你這最最精明的——”“我跟你說過了。我可是掌握了你不少證據的（金魚眼在此暗示如果律師介入他的案子，他會揭發他，讓他當不成律師。）。”“你，你就讓這麼個不起眼的治安法官給你定罪！等我回到了孟菲斯，跟大家說了，他們是不會相信的。”“那就彆跟他們說。”他靜靜地躺了一會兒，律師以無可奈何、拒不相信的憤怒目光望著他。“這些天殺的鄉巴佬，”金魚眼說，“耶穌基督啊……好了，走吧，”他說，“我告訴過你了。我挺好的。”最後一天的前夜，來了一位牧師。“我可以跟你一起做禱告嗎？”他說。“當然可以，”金魚眼說，“做吧，彆管我。”牧師在金魚眼躺著抽煙的床邊跪下。過了一會兒，牧師聽見他起身走到房間另一頭，又走回到床邊。牧師站起來時，金魚眼正躺在床上抽煙。牧師看看身後他聽見金魚眼走動的地方，發現牆根處有十二個仿佛用燒過的火柴劃出來的記號，記號之間有一定的距離。在兩個空檔內堆滿了排得整整齊齊的香煙頭。第三個空當裡有兩個香煙頭。牧師離開之前看見金魚眼起床走到牆根，掐滅了兩個煙頭，細心地把它們放在彆的煙頭的旁邊。五點鐘剛過，牧師又回來了。所有的空當裡都排滿了香煙頭，隻有第十二個裡沒滿。但煙頭已占去了四分之三的空間。金魚眼正躺在床上。“打算走嗎？”他說。“還不到時候，”牧師說，“做做禱告吧，”他說，“試試看吧。”“好的，”金魚眼說，“開始吧。”牧師又跪下了。他聽見金魚眼又一次站起來，走到牆根，然後走回來。五點半時，看守來了。“我拿來了——”他說。他呆呆地把緊握的拳頭從柵欄縫裡伸進來。“這是那100塊錢的找頭，你一直沒——我拿來了……這兒是48塊錢，”他說，“等一等；我來再數一遍；我不知道究竟花了多少，但我可以給你開個單子——給你那些發票……”“你留著吧，”金魚眼一動不動地說，“你給我滾吧。”六點鐘，他們來把他帶走。牧師托著金魚眼的胳臂肘，陪他一起去，站在絞刑架下做禱告，這時人們安好繩子，把它拉來套在金魚眼抹了頭油而油光鋥亮的腦袋上，弄亂了他的頭發。他的兩手被綁著，於是他便開始甩腦袋，頭發一耷拉下來便把它甩回去，這時牧師做著禱告，其他人各就各位，低著頭一動不動地站著。金魚眼開始把脖子短促地向前甩。“去你的！”他說，這一聲尖利地打斷了牧師低沉單調的禱告聲；“去你的！”縣治安官看看他；他不再亂動脖子而是僵直地站著，仿佛頭頂上放著個雞蛋，他不想讓它滾下來。“老兄，幫我把頭發捋捋平。”他說。“好吧，”治安官說，“我來幫你捋一下。”他撳一下彈簧，打開絞架下的活板門。這一天天色陰暗，這個夏天天氣一直陰沉沉的，這一年的日子都陰沉沉的。街上，老年人都穿上了大衣，譚波兒和她父親經過盧森堡花園（在法國巴黎塞納河的左岸。這些花園以及附近的盧森堡宮是17世紀初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為王後瑪麗·德·美第奇建造的。由於她思念家鄉意大利的佛羅倫薩，花園和王宮都帶有意大利風格。該宮是在文藝複興時期建成的，具有希臘建築的風格，因此下文中提及“仿希臘式的欄杆”。）時，裡麵坐著打毛衣的婦女都披著披肩，連打槌球的男人們都穿著外套或披風，而在栗子樹下淒涼的陰蔭裡，清脆的槌球撞擊聲、孩子們的胡喊亂叫聲都帶著這種秋天的性質，挺有氣派，但短暫而悲涼。在圍有仿希臘式的欄杆的圓形廣場上，熙來攘往熱鬨非凡，彌漫著一片灰蒙蒙的光亮，跟噴泉灑落在水池中的水的光澤和色彩一模一樣，從這圓形廣場的另一側不斷傳來一陣陣響亮的音樂聲。他們朝前走去，經過孩子們和一個穿了件破舊的棕色大衣的老人正在漂浮玩具船的水池，又走進樹林，找到了座位。立刻有一個老婦人以老年人的那種敏捷走過來收了四個蘇的錢。涼亭裡，身穿藍色陸軍製服的樂隊在演奏馬斯內（馬斯內（1842—1912），法國作曲家。）和斯克裡亞賓（斯克裡亞賓（1872—1915），俄國鋼琴家、作曲家。）的樂曲，還把柏遼茲（柏遼茲（1803—1869），法國作曲家、指揮家和音樂評論家。）的樂曲演奏得仿佛在一塊不新鮮的麵包上薄薄地塗上一層憂患交加的柴可夫斯基的痛苦（因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曾創作《悲愴交響曲》等帶有憂鬱色彩的樂曲。），這時候，暮靄溶入枝頭濕漉漉的閃光中，蒙上涼亭和那些昏暗的蘑菇似的雨傘。雄渾洪亮的銅管樂器在濃鬱的綠色的暮靄中轟鳴消逝，像一陣陣深沉而悲哀的波浪滾過他們的身子。譚波兒用手捂住嘴打了個嗬欠，然後掏出一個帶鏡子的粉盒，打開粉盒看到一張大大縮小的鬱鬱寡歡、滿懷不滿、愁苦悲愴的麵孔。她父親坐在她身邊，兩手交叉放在手杖頭上，呆板的八字須上落滿水珠，猶如結了霜的銀錠。她關上粉盒，精美的新帽子下，她的雙眼仿佛追隨著樂波，溶入逐漸消逝的銅管樂聲，越過水池和水池對麵呈半環形的樹木——在那兒陰暗的樹蔭下，每隔一定的距離便有一尊死去的王後的汙跡斑斑的大理石雕像寧靜地佇立著，正在沉思默想——升入在雨水和死亡季節的懷抱裡平臥著的、被征服了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