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們的塞爾維亞之行，我要講述的，並非是些故意針對那些反複預先確定對這個國家管窺的反圖像。因為我印象最深的，幾乎都是居於其間的東西，我既不必刻意為之，也不用添枝加葉——所謂介於其間的東西，在德國家赫爾曼·倫茨那裡，必須“從局外的一側”去觀察或者眺望；而在那個老一輩的哲學家（可是絲毫沒有反對現代哲學家的意思，我時而還需要這樣一個）埃德蒙德·胡塞爾那裡被稱為“生活世界”。當然，我同時一直意識到自己身處在戰事不斷的塞爾維亞國家，一個不斷縮小的南斯拉夫聯盟的一部分。這樣介於其間的東西，這樣的生活世界並非在現實或者時代符號的旁邊或者一側。在蘇黎世登機前，我還買了一本小朗氏詞典：在標準的黃色封麵上以前寫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現在卻隻寫著“克羅地亞語”（1992年版）。我一邊翻著詞典一邊問自己，詞典後麵的“常用縮略語”附錄裡有沒有“DIN，德國工業標準”這個詞的縮寫，因為在那個時候，用塞爾維亞語當然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中。新版是由“賴因哈德·勞爾教授”修訂的。而就在同一年，他應《法蘭克福彙報》的招募，在那裡連篇累牘地抨擊全體塞爾維亞人民患上了最危險的神話病，連他們的作家也不放過，批評他們沒有經過啟蒙，從浪漫作家尼傑格斯到瓦斯科·波帕（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1922—1991）：羅馬尼亞裔塞爾維亞詩人，受到法國超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深入研究塞爾維亞民間傳說，並將其引入詩中。）莫不如此，看看這些狼的化身！看看波帕的狼詩！與蘇黎世機場的其他登機者不同，飛往貝爾格萊德的乘客登機時幾乎沒人說話，飛行途中我們也更多地保持沉默，看樣子，仿佛連飛機上遠遠占多數的塞爾維亞人（外國勞工？看望父母親的人？）也正在前往一個他們覺得沒有把握的目的地。飛機降落在平坦的、早就收獲完畢的土地上，遠近讓人都絲毫感覺不到貝爾格萊德這座擁有百萬人口的城市，這座“巴爾乾地區獨一無二的世界政治都市”（德拉甘·維利奇科，下文會講到他）。S讓我看看跑道附近一群人或者側影，他們正在農田邊上烤一頭小豬。晚秋時節的空中到處彌漫著燒烤的煙霧。我之前讀過塞爾維亞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米洛拉德·帕維奇（Milorad Pavi?，1929—2009）：塞爾維亞著名作家，代表作為《哈紮爾詞典》。）寫的，其中有一個女子一邊親吻她的情人，一邊一顆接一顆地舔他的牙齒。其中還寫道，自南向北流淌的河裡的魚不好吃，比如摩拉瓦河；往葡萄酒中兌水，而不是顛倒過來，這是野蠻的行為。我的朋友和翻譯紮克站在機場出口等候，他先我們從科隆飛過來。我已經好多年沒有見過他的麵了。儘管如此，有人來接機，我此刻幾乎感到失望，為了進入這個世界，我寧願獨自踏進這個陌生國度的第一道門檻——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連忙說道，連他也在此間對貝爾格萊德和塞爾維亞相當陌生了（後來，打開賓館大門的時候，從他一個個遲鈍的動作得到證實）。坐車去往新城“諾維貝爾格萊德”的路上，不時能看見人群聚集在近乎荒原的空曠處，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人在狹窄的街旁排隊，一個緊跟一個，同時也是各走各的：好像全國人民都在這裡等待著，此時此刻，正值近乎失業的下午——所有的新樓都還沒有建成，看來已經停工很久了。他們自稱走向公交車和有軌電車，這種情形好像也很久了，等車的隊伍半天都沒挪動。這時，S又讓我看看街旁賣汽油的流動商販，他們也是一撥一撥地站在路邊，手裡拿著塑料油桶。在第一時間，不管是不是在特殊地區裡，我為什麼會常常對所有這些已經預先知道的現實情境視而不見呢。我們住在“莫斯卡瓦”飯店。這家飯店位於市中心，坐落在薩瓦河和多瑙河上方的平原上，建於世紀轉折時期，隨著歲月的流逝，成為一座看上去很高貴的街拐角建築。飯店幾乎所有房間都空著，而在樓下的接待大廳裡有一群服務員，還有他們的朋友？懶懶散散地走來走去。起初，我們在自己的房間裡覺得，我們是好久以來的第一批客人，也會是好久以後最後一批客人。從S的房間瞭望，透過高高的陽台落地窗俯瞰那落滿樹葉、破舊的汽車突突駛過，完全不同於在巴黎的感覺的林蔭大道，不，是“bulear”，我覺得她法國式的“鄉愁”也感染了我，她的詫異，她在這裡的陌生感，或者確切地說，她“離開祖國的感受”，她“身在異鄉的感受”（就像失去了自製）。這時，我多麼希望我的另一位塞爾維亞朋友茲拉特科能過來多好啊，那個當年的洗衣工和賭徒，他四海為家，不管在薩爾茨堡還是在他祖國的首都，他似乎立刻都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如果我非要找一個本地人做向導，他一定會對此嗤之以鼻。（他自己開車穿過東歐，晚到了兩天。）對我而言，感覺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是“返鄉”，不管是在那條陌生的林蔭大道上，還是在商店裡買東西時，特彆是當我按下商店那古舊的鐵門把手，不得不費力地推開店門時，我立刻就有了這樣的感覺，變得不可更改，適用於所有接下來的日子。我說著之前在街上學到的商品名稱，售貨員立刻就聽懂了。到了傍晚，我們穿過貝爾格萊德市中心，出乎我們的意料，並不是一片漆黑。我們朝著卡萊梅格丹城堡方向走去。那是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堡，高高地矗立在薩瓦河和多瑙河交彙的地方。這時，S好像腳步變穩了。隻是紮克這個當地人，我們的向導，踉踉蹌蹌，摔了一跤，迷路了，辨不清楚方向，而且還喋喋不休地說他在自己祖國的首都感到多麼陌生。可是，他在這兒已經又待了好幾天，還有母親悉心照料。我隨之就想到，也許他在貝爾格萊德一直都很陌生——果不其然，他似乎又回答說：其實他家在貝爾格萊德郊外的策穆恩，在多瑙河邊，河水從那裡流向潘諾尼亞平原。他出生和成長在那裡，直至離開。在貝爾格萊德的第一個夜晚暖融融的。一輪半月當空，沐浴著古老的土耳其城堡。大街上來來往往有很多人，這才像個南歐大都市的樣子。隻是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比起那不勒斯或者雅典的人來，不僅更安靜，而且也更自覺，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行人，也更專注。一種特有的彬彬有禮，一種一點都不張揚十分含蓄的彬彬有禮。看他們走路的樣子，即使匆忙，也絕不會衝撞彆人。或者一種近乎溫文爾雅、給彆人留下空間的言談，而不是常見的高聲叫嚷、吹口哨、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街上的小商販也不會隨便和人搭話，更多地是靜靜地等候顧客（有這樣的顧客，完全出乎我的預想圖像）。這天晚上，我隨意地看來看去，沒有看到一個塞族人酗酒。取而代之的，倒是有人在街邊的井裡掬水喝。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標語或者暗示戰爭的宣傳，幾乎沒什麼警察，無論如何顯得比一般的城中心少得多。S後來認為，貝爾格萊德人顯得沉重而憂傷。與之相反，在我看來，至少第一眼看去，這裡的人民特彆有活力（與當年在劇院裡截然不同，也就是三十年前），而且很有教養。出於普遍的罪責感？不，出於某種偉大的思考，出於一種無與倫比的意識以及——我在那裡有這樣的感覺，我此刻在這裡也這樣想著——出於一種高貴的集體個性，或許也出於自豪感，當然是一個毫不張揚的人的自豪感。後來我在德國《時代》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塞爾維亞人變得謙虛了”，之後在《時代》雜誌上也看到有人這樣說。變得謙虛了？憑什麼這樣說？或者，用我最喜愛的（奧地利的）話說，除了“你必須早點起床才能這樣說！”：“一個外國人，知道什麼呢？”那許許多多的老人是乾什麼的？第二天，我看到他們幾乎是各走各的，被籠罩在從兩條河河麵上升騰起的早冬的霧氣中，在卡萊梅格丹城堡廢墟一帶如此不聲不響，悠閒自得地走來走去。他們常常係著領帶，戴著禮帽，按照巴爾乾人的生活習慣，胡子刮得乾乾淨淨。他們既不像是退休工人，而且這麼多人，也不像是以前的政府職員或自由職業者。雖然他們都綻放出一種身份意識，但是有一點——這也表現在他們之中這個或者那個醫生、律師或者商人身上——，比如說，與我在德國尤其是奧地利所熟悉的中產階級的風度顯然不同。此外，這些絕對不顯老態龍鐘的老人給我的感覺既不像歐洲人，當然也不像東方人，而十分確切地說，更像是在巴斯克潮濕的林蔭道上散步的人，雖然沒有戴他們那種便帽。他們邁著有力的步子，在城堡廢墟之間走來走去，霧氣中一個個身影清晰可見，一副近乎狂怒的表情。然而，慢慢地，我覺得這就是一種現實，或者自製。他們也不像是老單身漢——都有過多年的幸福婚姻，隻是現在成了鰥夫，這種情形還沒有那麼長久：像是鰥夫，同時也像孤寡老人，對這樣上了年紀的人來說很少見。不，在我看來，他們不可能是塞爾維亞愛國主義者或沙文主義者，也不是極端的東正教教徒；他們既不是忠臣，也不是老遊擊隊員，更不會是納粹內奸，可是也難以想象他們是與鐵托同呼吸共命運的遊擊隊員、之後的南斯拉夫乾部、政治家、實業家。顯而易見的隻有，他們都遭受了同樣的損失，不管他們在這裡怎樣遊蕩，損失依然活生生地浮現在他們那憂鬱的眼前。那麼，損失是什麼呢？損失？難道更多不是這樣的情形，仿佛他們被無情地騙取了什麼？這次在塞爾維亞旅途中，我實際上也想搞清楚一些問題，其中我最常提到的一個問題——如此反複地提出，它已經快讓我發瘋了——那個問題，你會不會認為，大南斯拉夫聯盟還會重新崛起？被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相信有可能，“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不可能”。隻有一次，有人這樣說，“我們無論如何再也看不到了”。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認為，如果南斯拉夫聯盟各成員國有可能再度靠近的話，那也隻是通過經濟途徑。他還講到，比如說，以前，斯洛文尼亞的產品在塞爾維亞非常受歡迎。哪些產品呢？“化妝品，斯洛文尼亞的潤膚霜，噢！”唯獨茲拉特科年近八十歲的老父親卻說：“就算要靠近，那也不會跟克羅地亞，而肯定跟斯洛文尼亞。沒錯，而且很快就會這樣。我們塞爾維亞人總是生產大件東西，而斯洛文尼亞人則生產精美的小部件，雙方向來都得到了很好的互補。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像在斯洛文尼亞一樣得到過如此周到的款待。”（他的老伴為他發表的一番議論頻頻點頭。）他住在一個位於摩拉瓦平原的村子裡，村名叫坡洛丁。霧天之後，有幾天是好天氣，晴朗溫暖。有一次，就在茲拉特科（這個可愛的人）入夥之前，我們和紮克（這個活潑的人）一起驅車前往貝爾格萊德城郊策穆恩，他美好的青春之地，如今大概是他想象中的家鄉——跨過薩瓦河大橋出城，這座橋被城裡人稱為“羚羊”。到了紮克老家後，他帶著我們看看他們家老房子的兩扇窗戶（他的父親是一個地方小官員，早年就過世了）。這承租房位於樓上，又矮又破，街拐角是些常見的楊樹。起初，簡直讓人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覺。紮克還指給我們他以前上學的路，而我心想著或者說道，這路也太近了，恐怕一路上也不會看到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情吧——紮克隨即回答說：“但是，我們放學回家都是繞道走的！”策穆恩的水果和蔬菜市場當然會讓人有某些特彆的感受，它分成了兩大區域，乾乾淨淨的，在城郊這個地方絕對很寬敞，還有從河麵上吹來的風（我買了幾個蘋果，因為我可不想隻是作為一個好奇的人走過異鄉的市場）。之後，有這位朋友破例而出色的引路，最後又讓我們走在前麵，於是，我們不知不覺地穿過那連綿一片、矮小而帶有畢德邁耶風格（畢德邁耶風格（Biedermeier Style）：1815年—1848年之間在德國及中歐盛行的中產階級藝術風格。）的房子，來到多瑙河畔。在這裡，與我在奧地利境內終究熟悉的那條也叫多瑙河的河流相比，河麵無比開闊。在水麵之後那裡，同時還遠離開另一邊的河岸，又有一片蜿蜒曲折的領域，這才使得多瑙河真正成為一條“大河”（出自奧地利國歌裡的一個詞，每當我打眼看去時，我都會覺得它言過其實）。一種內陸水上世界，一個河流世界展現在我們眼前，貝爾格萊德或者策穆恩的多瑙河。岸邊的林蔭道上坐落著多家餐廳，從這裡就可以步行回到首都；遠遠望去，水麵上停泊的船隻鱗次櫛比，小小的三桅帆船就跟獨木舟一樣，還未蓋上過冬的護幔。時而就會有這樣一個玩意兒動起來——小發動機的隆隆聲，與零星的人聲混雜在一起，這是遠近能夠聽到的唯一聲響。朝著斜對岸望去，仿佛是一道跨越大陸的彼岸。在那裡的林子邊上，矗立著支撐在木樁上的茅舍。然而，大多數船隻在水麵上隨波起伏搖蕩，偶爾可以看到船上升起炊煙。此外，整個下午，河中間都沒有船隻航行；禁運。這個河的世界景象也許是一個沉沒的世界，一個正在沉沒的世界，一個腐爛的世界，一個古老的世界。然而，它同時也呈現出一種世界景象，而在那些出自17世紀的荷蘭油畫上，我還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一個原始世界，它就像是一個尚不為人所知的文明，更是一片讓人感興趣的天地。後來，我們在河邊一家叫“鯉魚”飯店享用了美味的鯉魚。黃昏時分，我們登策穆恩城堡，途中有一位較年長的女人向我們詢問去城堡的路，操著純正的英語，可她馬上抱歉地說，她雖然是塞族人，可是不會講塞爾維亞語。在上麵的公墓裡，墓碑上刻著逝者的麵部輪廓，是忠實地按照照片刻上去的，隻是放大了好多倍，大都是夫婦倆，通常都是這樣，不管他們多大年紀去世，墓碑上刻的都是他們新婚時的年輕模樣——也許吧，這是他們一輩子唯一的合影？返回貝爾格萊德（白色之城）後，月亮已經近乎滿月，我們終於見到了茲拉特科。由於超速駕駛，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度過一個晚上（他的車被送到旅館附近一個停車場保管起來了）。我們四個人一起，在一家名為“那些日子”（一首塞爾維亞歌曲的名字）的酒吧裡聽音樂，直至午夜過後好久。我們聽的是南斯拉夫各個地方的音樂。而就在同一時刻，伊紮克·拉賓在特拉維夫遇刺身亡——第二天早上，反對派的報紙《我們的戰鬥》雖然在頭版報道了這一刺殺事件，但是有關拉賓的照片隻是依稀可辨，文字也沒有特彆編排，既不是高亮印刷，也沒有凹版設計。深夜返回飯店的路上，霧氣重又襲來，濃霧使得行人的身影若隱若現。在貝爾格萊德的大街上，突然間，到處都是成群的路人。他們仿佛是從兩河之間一片灰白的濃霧中突然冒出來的，奔跑著，然後又在某一處停下，擁擠在一起；這些人都是趕末班電車的乘客。從旅店窗戶向外看去，濃霧彌漫，什麼也看不清，隻看到路麵上飄來飄去的閃亮紙片，還有旁邊模糊的掃帚輪廓，以及貝爾格萊德街頭環衛工人勞作的身影。在塞爾維亞官方電視上，還可以看到米洛舍維奇總統告彆的場麵；他即將啟程飛往美國，參加在俄亥俄州代頓市舉行的和平會談。停機坪上，長長一隊軍人、還有普通民眾列隊送行。米洛舍維奇與每個人都緊緊擁抱，可惜隻能看到他的背麵——長達幾分鐘的告彆畫麵，這個即將啟程的人僅僅留下的是背影。關於《那些日子》這首歌曲，茲拉特科講述了多瑙河一個傳奇的地方，就在斯梅代雷沃城邊。在那裡——他自己並沒有親眼看過，隻是道聽途說來的，是當年在鄉村小學裡聽一個老師講的——，這條河靜靜地流淌著，靜得一點聲響都聽不到。第二天，我們乘坐他的車（既沒被偷也沒被刮蹭）前往那個神奇的地方，並且同時第一次更加深入到塞爾維亞腹地。正如茲拉特科所說，這裡朝著東南方向，才顯示出典型的塞爾維亞地貌：平緩的丘陵連綿起伏，一望無際（阿瓦拉山，距離貝爾格萊德一個小時的車程，要說是“看家山”有些言過其實。儘管海拔並不高，但是風景秀麗——看樣子，仿佛每一個如此不顯眼的風景都宛如法國普羅旺斯的聖維克多山）。這裡的村落星羅棋布，錯落有致，分彆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組成，可謂大村莊裡包含著小村莊。還有田野裡一座座公墓，看起來也跟村莊差不多，不是“逝者的城市”，而是逝者的村落，當然是生機勃勃，特彆是現在正值萬靈節。在塞爾維亞，“在我們之後”幾天才祭拜：他們給逝者帶去食物，在墓前與他們一起進餐和飲酒。這裡的土地打眼看去非常肥沃，直到連綿起伏的大地儘頭，到處都生長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玉米、向日葵和糧食，當然早已收割完畢；山坡上，隻是依稀可見閃閃發黑的葡萄藤蔓。當然，到處還可以看到販賣汽油和柴油的小販，手裡舉著油桶或大大小小的油瓶——油品來自不遠的羅馬尼亞。路上總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徒步穿來穿去，他們大多是本地人，也有來自波斯尼亞和克拉伊納的難民，就像不久之前，在“我們”中歐地區，也可以看到鄉民趕路去遙遠的醫院看病，或去周末集市趕集一樣。他們大多走在高速公路旁的輔路上，也有人乾脆走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幾乎就沒有車輛行駛（高昂的高速費，對外國人更甚。）到了斯梅代雷沃市，我們步行到多瑙河邊，看到了中世紀的平原古城堡——斯梅代雷沃城堡。它在“二戰”期間幾乎被德國占領者炸掉了一半。廣闊、平靜和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毫無聲息地緩緩流過，一片寂靜；我們在岸邊待了一個小時，沒有聽見哪怕是一絲潺潺流水聲。在返回貝爾格萊德的途中，我們向一位老者問路，可他並不知道怎麼走，原來他是來自克寧的難民。這一天就是這樣度過的。臨近黃昏時，在塞爾維亞，天氣第一次變得這麼冷，還下起零星小雪。還好，第二天天氣又轉好了，風和日麗，我們趕上了深秋的最後一次暖陽。我們決定從今後命運就取決於那些和平談判的貝爾格萊德啟程去探望茲拉特科的父母。他們住在一個小村子裡，得知我們要去，已經提前好幾天開始張羅。離開貝爾格萊德之前，我們繞道去城裡的市場轉了轉。市場位於薩瓦河邊的一麵斜坡上，緩緩地延伸到河邊。在為數不少的報道中，人們熱衷於對那些可笑的東西冷嘲熱諷，說如果不是當地的黑手黨，塞族人就會試圖拿著這些玩意兒做買賣，從歪歪扭扭的釘子到不能再薄的塑料袋，還有空火柴盒。現在看來，這裡也可以買到很多漂亮的東西、令人喜愛的東西和——為什麼不呢？——十分可愛的東西。比如說，市場大大小小的攤位上堆著切得精細的煙絲，柔軟纖細，可以用來自製煙卷，看上去那樣令人垂涎。一個不抽煙的人是難以體會到其中的滋味的。可我對市場上一些食品的滋味胸有成竹，有隻是打眼看上去形式單調、品種單一的南斯拉夫麵包，有深褐色的大罐森林蜂蜜，有跟火雞一樣大的熬湯柴雞，有炸得焦黃的麵窩點心，還有長著猛獸似的尖嘴、肥美胖大的河魚。然而，這樣的市場景象，雖然讓人覺得受到一個物資匱乏時期的影響，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不管是看到那些美味的食品，還是那許許多多似乎真的沒有什麼用處的東西（誰知道呢？），這都呈現出一種活力，是些令人心曠神怡的東西、輕鬆愉快的東西，買賣過程中為之一振的東西，因為這個過程常常在彆的地方徹底變得奢華浮誇，也互不信任，甚至帶著些許鄙視——一種普遍的、優美的指舞，縱橫穿越在市場區域，一種手腳靈活自如的輕舞。在這裡，從生意場上熙熙攘攘的混亂、氣味和必然中，凸顯出某些像原始和民間的交易所渴望的東西，雖然規模不大，但卻各式各樣，連我們這些從犯也從中獲得了樂趣。一樁又一樁生意：這樣一句話在這個隻有依靠自己的國家裡才又獲得了它的意義，同樣就像“零用品”這個詞一樣。讚賞這種交易——你恐怕會期待自己說出這樣的話（這話絕對不是預定的）？後來，我甚至萌發了這樣的願望，但願對這個國家的封鎖——不，不是戰爭——延續下去；但願這種西方或者不管彆的什麼商品和壟斷世界的缺失依然延續下去。在去往坡洛丁村的路上，我們終於跨過了摩拉瓦河。這條河千百年來被人傳唱歌頌，無疑也在土耳其戰爭以及巴爾乾戰爭中被迫成為了一個象征角色，被擠成一條象征的河床，而眼下隨著深秋的來臨，正處於枯水期，河床上的鵝卵石到處可見。在行車橋的旁邊，是那座當年的車馬和人行小橋，已經快要坍塌了。坡洛丁村沿著馬路延伸，也許是歐洲最狹長的村莊之一，有許多小中心，像個“村莊之國”。據說在這個縣裡，這樣的村莊之國的確比比皆是，相互離得很遠。到了其中一個中心，我們在一家雜貨鋪裡停留了一會兒。正值中午，幾個村民在雜貨鋪前喝啤酒；在這些遭受限製的歲月裡，咖啡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太昂貴了。所以，這個商店就改賣酒。雜貨鋪斜對麵的房前掛著一塊黑布，那家有一個小孩子不久前在村子裡被車撞死了。在沿路的村子裡，車子通常都開得飛快。當一個穿著農夫衣服的年輕人兩眼紅腫嘴唇腫脹地進入雜貨鋪時，我們大家都立刻意識到，這一定是孩子的父親。茲拉特科父母的莊園——實際上早就過戶到他們的獨生子，這個生活在國外的塞族人名下——位於坡洛丁村最遠的一端，不是在七座山，而是在七道長拐彎的後麵。房子兩邊前麵是他母親種的花花草草，緊挨著就是棚屋和馬廄前一大片泥濘。田野和栽種葡萄的山丘四處分散，大多都相距很遠。茲拉特科父母的居室位於形式各樣難以捉摸的建築群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新房子要麼貼著舊房子，要麼蓋在舊房子上麵，或者包住舊房子，其中當然有不少東西還沒有完工。對這樣一個急於去掙錢和回家的外籍工人來說，人們可能習以為常了：有一個這樣的附屬建築看上去像一個不說是空空如也，但也徹底與鄉村格格不入的會議廳。令人震驚的是，裡麵擺放著好多嶄新的椅子，一種可謂薩爾茨堡式的華麗，中間同樣是明光閃閃的橢圓形長桌，就像會議室一樣。在這層的三個拐角，等待客人的是貼著巴洛克藍瓷磚的浴室。顯然，他的父母從來都沒有敢進去過。也許令人感到最為驚訝的是，在這個新舊交織、弄不清究竟是為誰設計的（９9ｌib?？）居住區裡，雖然到處都可以看到狹窄的廚房長椅，卻無論在哪兒也找不到像是給父母準備的臥室或雙人床：“紮特克，你父母睡在哪兒呢？”——“隨他們的便，愛睡哪兒就睡哪兒。我父親有時在樓下住，母親一般睡樓上，可以看電視。”吃飯時，有雞湯，有烤乳豬，有“塞爾維亞”卷心菜沙拉，還有那樣一種口感濃鬱和清新的葡萄酒，它是用馬路對麵山坡上的葡萄自釀的。在那裡，朦朧中最後還可以看見的東西就是漫山遍野的羊群。在這個回家的兒子和父母聊天期間，儘管我竭儘全力去聽，可壓根兒什麼都聽不懂——那是塞爾維亞語嗎？不是，他們一家人不由自主地說起了羅馬尼亞語，這是大多數村民聊天和感到親切的語言。坡洛丁村作為這樣一個語言孤島也遠近聞名。可是，他們還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塞爾維亞人呢？當然是——不然會是什麼呢？返回貝爾格萊德的路上，我們穿過一條水果之路，路兩旁掛滿了葡萄，直到快要駛進城裡時，滿眼還都是亮晶晶的葡萄。在塞爾維亞唯一帶點官方色彩的這天，我們驅車前往南部山區的斯圖德尼察修道院，一個中世紀教堂和修道院建築群，一個民族聖地。這是一次旅行之內還是旅行之外的旅行？我們與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結伴而行。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講述說，雖然他一直在寫作，但是直到五十多歲成名之前，更多隻是作為文學教授，作為塞爾維亞巴洛克文學專家而出名，曾在巴黎索邦大學講學。我記得他還去過普林斯頓。與此同時，這也是初雪的一天，就在早上從貝爾格萊德出發時下起了雪，十一月的雪，伴隨著它，一陣陣寒風襲來，樹葉也開始紛紛揚揚地落在地上，那些不太結實的南斯拉夫雨傘也被掀翻了。雪越下越大，後來，應這個民族作家的提議，我們在高速公路服務區休息一下，順便喝點……，當然少不了喝熱水。服務區一個孤獨的老板為我們敬酒。在這五個小時行程中，幾乎沒有人不認識“帕維奇先生”（想必不僅僅是從電視上認識的，塞爾維亞人是個喜歡看書的民族）。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塞爾維亞中部比較大的城市，從這裡繼續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另外一個塞爾維亞：山巒起伏，峽穀眾多，幾乎荒無人煙，到處都會看到城堡遺跡，圍繞著光禿禿的山，就像是西班牙高原被遺忘的城堡。漸漸地，隻要一看到任何哪怕隻是讓你領略一下的地方或者風景，我就預先猜測，這個在車後排坐在我身邊的人已經為之擬就了什麼東西，而且幾乎每次都猜對了，甚至連針對這個鄉村講堂寫散文，或者針對那個山澗寫詩都沒錯。我們上山去修道院，沿著斯圖德尼察那條荒僻的小溪（冰冷的溪水意味著是這樣）越走越進入寒冷刺骨的隆冬。在所有剩下的日子裡，它就一直這樣等待著我們。這個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坐落在高原山穀底部，海拔近千米——在塞爾維亞如此可以感受的遙遠的大海之上。雪花飛揚，下個不停。在那些壁畫上，我又認出了奧赫裡德、斯科普裡、塞薩洛尼基等地的東羅馬教堂裡圓形的晚餐桌，耶穌及其門徒圍坐在桌子旁，就像圍坐在托勒密（古希臘天文學家，於公元2世紀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結構學說，即“地心說”。）的地球圓盤旁；施洗的約翰看起來就像切·格瓦拉，乳頭周圍還依稀長著胸毛，就像一個微小的彈孔。修道院接待廳位於冷冰冰的院子對麵，裡麵的壁爐冒著火苗，仿佛白色的烤爐。那個留著傳統的東正教大胡子的修道院院長先是讓我們吃了一些專門招待客人的小點心，然後讓人擺上兌了水的熱李子酒，他自己甚至也陪著我們喝起這種劣質酒來。鵝毛大雪紛紛地打在修道院下麵的旅館窗戶上，後麵的山崖立刻消失在初冬的昏暗中。一個鞋盒大小的加熱器給這個平日沒有暖氣的餐廳增添了些許暖意。濕冷，無助，無人理睬。與此同時，我倒饒有興致，要在這個遠離世界的地方度過這樣一個漆黑的夜晚。可後來幾乎感到失望，因為下雪並沒有阻擋住我們的返程。後來，當我問起S那天——大家始終都會覺得是近乎半官方的——有哪些最不起眼和無關緊要的細節時，她立刻就說起我們在那家陰冷的小餐館吃法式可麗煎餅的情形：那些又涼又厚的煎餅端上桌後，帕維奇先生對此說，彆指望了，塞爾維亞人似乎永遠也學不會怎樣做可麗煎餅。是的，我也想起來了，這位作家一反他的作品裡通常所描寫的，居然往葡萄酒裡兌水（而不是相反）。他解釋說，這畢竟是礦泉水，而這樣的水對他來說則不是水。而且，在一次漫長的行駛途中，他提起了那個塞爾維亞流亡國王。這位國王（自南斯拉夫解體之後）現在已經很好地掌握了他祖先的語言；身為樞密院成員，他越來越頻繁地被國王邀請去倫敦，或者他們也在希臘碰麵。這時，我講了我生活在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亞外祖父：他在1920年全民公決時，投票讚成並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而我總認為這種行為就是決定讚成斯拉夫的東西、反對1918年縮成小德語國家奧地利。可是在此間，我也問自己，在哈布斯堡王朝滅亡後，隨著共和國的成立，他的這個決定是不是更多出於一種渴望或者需要，即使不是渴望一個皇帝，至少也是一個國王，而這個年輕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有一個國王在位？！就在這有點官方色彩的同一天，我還約好與42歲的作家德拉甘·維利奇科晚上在貝爾格萊德見麵（一天見了兩位作家）。在戰爭之前的歲月裡，有一次，我在斯洛文尼亞喀斯特地區的利皮卡與他邂逅。我讀過他兩本篇幅不長的，一本名叫《路過普拉》，其中講述了一個生活在克羅地亞普拉的塞爾維亞人的青年時代，相當豪放，一再出現了向第二或者第三生活的過渡或展望。另一部是《子午線畫家》，這是我從塞爾維亞回去之後才讀的（兩本書都是由維澤爾出版社出版的）。後者是一個關於分崩離析的南斯拉夫解體的故事，充滿影射，也斷斷續續，片段式——敘述和被敘述的東西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結果就是在“作品”和“國家”之外形成了第三種東西。維利奇科寫作離奇；他是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家，源於地理-曆史的“我”與相應分裂的“我”相互碰撞，這同樣也是一個不相上下的“我！”。這就是這部作品的內在或支撐。這種支撐使那些片段和章節水乳交融。當然這裡必須舉例為證。“生存就是墳墓。這種情形也許在一個國家裡沒有什麼兩樣，因為在那裡，在經曆了數百年的風向旋轉中心，係著絲綢腰帶的狡猾太監、穿著袈裟的蛇眼僧侶和蓄著大胡子的教會分裂者彼此處於對立狀態。隻有通過假象才能使他們彼此交融。”又如：“在歐洲城市裡，90年代初逃亡的貝爾格萊德青年人過著生不如死的飛地生活（1995年）；在戰爭期間，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亦是如此。人們遺忘了他們，這就是他們的命運。因為那些爭鬥的黨派，那些戰爭瘋狗，不管他們叫什麼，也不管他們用多少指頭畫十字，都是一丘之貉。他們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就好了。”還有：“他（英雄）就像一隻睡著的蠍子，在綠色的牆壁裡安享他的歲月，夢想著那沒有實現的生存。讓跳動著的脈搏停下來，這是不可能的。”那天晚上在貝爾格萊德，我覺得德拉甘·維利奇科起初看上去更為壓抑和失望，幾乎喪失勇氣。而留在我記憶裡的他，有活力，有熱情，同時很專注，值得信賴。也許我們見麵的地點不合適：那個所謂的私人地址結果是一家小出版社。在那裡，和維利奇科一起，還有其他幾個圈裡的人等著，肯定是為了避免讓人覺得我們是在搞什麼政治陰謀。由於已近深夜，再也沒有可能去附近的餐館，於是，大家都正兒八經地坐下來，就像是按照預先安排好的日程，以奇怪的方式直到深夜。大家可能都在尋思著說些什麼，關於目前的局勢、關於波斯尼亞戰爭、關於這場戰爭中波斯尼亞塞族人的角色以及塞爾維亞塞族人的角色，好像要舉行一場圓桌對話。我們久久地坐在那裡，幾乎沒有說話，受到刺激，不知所措。我們喝了一大瓶弗拉斯卡蒂酒，有些窖藏的年頭了，其實當地產的白葡萄酒味道更好。德拉甘同時也帶來了一瓶帕裡克產的非常有名的雷司令，但是因為大家都不說話，低著頭喝酒，一會兒工夫瓶子就見底了：很少見，可以看到產於1990年的標簽，時間也就是在那場斯洛文尼亞小戰爭之後，那些大戰爭之前。後來，有人拿出一個出自波斯尼亞戰爭的紀念品讓大家傳看，正如所說的，這是一個剛剛在去年秋天針對塞爾維亞發射的“戰斧”導彈的製導盒。這時，出現了最糟糕或者最尷尬的時刻。製導盒有橄欖球大小，是沉重的鋼製品，介於半球、圓錐和迷你金字塔形狀。據稱，這枚導彈在即將命中目標時被導彈擊落了。這個紀念品是在波斯尼亞塞族人居住地巴尼亞盧卡附近弄到的（實際上，製導盒上的美國空軍徽記清晰可見）。然而，我並沒有想對此看個究竟，隻是突然覺得大家一起不知身處何地，並且似乎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想，不隻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感覺。幸好，我後來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讓維利奇科講講他在普拉和伊斯特利亞的情況。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樣，維利奇科如釋重負。他說，他在普拉租的房子已經被克羅地亞軍隊占領了，一名軍官住在裡麵。他現在遠在貝爾格萊德，卻還要繼續交租金——短暫而有力地笑一聲。為什麼不這樣做呢？接著，氣氛活躍起來，大家很快就你一言我一語，談論著大大小小的地方，比如談到維也納，他的小兒子去年夏天待在維也納，把所有地鐵站的換乘方法差不多記得滾瓜爛熟，還談到巴伐利亞州的費爾達芬小鎮。漸漸地，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南斯拉夫的現狀上。在場的有一個人首先聲嘶力竭地說道，塞爾維亞最高當權者對他們的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還說到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壓迫以及盲目認可的克拉伊納共和國。這是在大聲喧鬨，而不是在發表意見，也不僅是一幫在野的文化人聚在後院裡發發牢騷。這個塞爾維亞人也獨一無二地說到他自己國家的領導人，而並未提到其他地方的戰爭瘋狗。看樣子，仿佛這隻是衝著老天，或者彆的什麼地方叫喊著他們的行為。但是，奇怪的是：雖然我最終麵對這個人，再也沒有感受到這種情形有什麼冠冕堂皇或者事先準備好的東西——他不是在發表聲明，而是心裡痛苦、憤怒和清醒——，可我還是不想聽他對當權者的嚴厲譴責；不應該在這裡，在這樣的空間裡，也不應該在這個城市裡，在這個國家裡；不應該是現在，因為這也許關係到一場戰爭之後的和平。這場戰爭是由外部的、完全另外的強權挑起的，並且最終的結局無疑也是由他們決定的。（告彆時，他擁抱了我。這時，我在想，他可能覺得被彆人理解，並且此刻還問我，是不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