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君主的真正利益在於符合國家整體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數量、財產、秩序和安全視為最重要的基礎，這樣才能凸顯君主真正偉大之處。再無所作為的帝王，謹慎也可以補才能之不足，還是能夠製定出與天資卓絕的帝王相同的行為準則。塞維魯把羅馬帝國視為他的資財，到手以後，便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貴的產業，製定有益的法律，剛直堅定地執行，不久以後就矯正了自馬可逝世以來，政府各部門的濫權惡習。在司法方麵，皇帝的判決一般都能做到詳察、明理和公正，即使有時會稍稍偏離公平的原則，通常也是為了幫助窮苦和受壓迫的人民。他這樣的做法與其說是基於人道的情感作用，還不如說是專製的自然趨向，使得權貴和豪門收斂驕縱的氣焰，將所有的臣民降到絕對隸屬的同一標準。他興建公共紀念物和壯觀的劇場完全不惜工本，而且經常發放大量糧食和穀物，這些都是獲得羅馬人民愛戴的有效手段。（塞維魯舉辦的各種競技和比賽的節目非常壯觀，他建的糧倉可以儲存7年的穀物，同時每天發放2500誇特（2萬蒲式耳）糧食給民眾。）內訌的災害已經清除乾淨，行省再度出現了和平繁榮的寧靜景象，許多城市在塞維魯的慷慨施舍下恢複生機，被稱為他的殖民地，這些城市用興建公共紀念物來表達對塞維魯的感激和幸福的生活狀態。（可以參閱施潘海姆有關古代勳章的論文，還有就是碑銘，以及學識淵博的旅行家像是斯蓬、惠勒、肖和波科克等人的作品。他們在阿非利加、希臘和亞細亞見到塞維魯的公共紀念物，比其他羅馬皇帝要多。）羅馬的軍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戰無不勝而恢複原有的名聲。（他率領常勝軍到帕提亞的首府塞琉西亞以及泰西封，我應該在適當的位置敘述一下這些戰爭。）他的確有資格誇耀自己的成就，即位於帝國蒙受內憂外患的危亡時刻，之後卻建立起了深遠而光榮的全麵和平。雖然內戰的創傷好像已經完全痊愈，專製政體的關鍵所在仍藏匿著致命的毒藥。塞維魯文武兼備，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首任愷撒的英武或奧古斯都的智謀，還是無法控製武功輝煌的軍團那種驕縱傲慢的氣焰。塞維魯基於感激的心情、錯誤的政策和表麵的需要，終於放鬆對軍紀的嚴格要求。虛榮的士兵講究戴金戒指作為裝飾，獲準攜帶家眷無所事事地住在軍營之中，助長了懶散成性的風氣。他給他們史無前例地加薪，以致讓士兵養成動輒需索的習性，在執行危險的任務或參加公開的慶典時，均要求額外的賞賜。軍隊因勝利而得意忘形，因奢華而萎靡衰弱，也因為要擔任危險的工作而享受特權，過著高於人民一般水平的生活；（尤維納利斯（1世紀羅馬的諷刺詩人）在他的第十六首諷刺詩裡，對士兵的跋扈和特權有很生動的描述。但這首詩並非他的作品，從詩的風格和內容看來，好像是要我們相信，作於塞維魯或他的兒子所統治的時代。）長此以往，士兵便無法忍受軍務的辛勞，不願接受國法的約束，更不耐煩成為守本分的部屬。各級軍官要用極度揮霍和無限奢侈來維持階級的優越。現在還保存著塞維魯的一封信，他對於軍隊九*九*藏*書*網表現出放縱和失職的情況有很大的感慨，在信中告誡他的一個將領，要從軍團主將自身開始進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說，軍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會得不到他們的服從。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地探索始末，就會發現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雖然不能說是最高統帥缺乏言傳身教，但是帝王之尊的惡意放縱卻難辭其咎。禁衛軍謀害皇帝出賣帝國，以叛國罪名得到懲處，但這種禁衛軍製度雖然危險卻依然必要，塞維魯很快用一種新的模式將其重建起來，而且將人數增加4倍。這支部隊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但由於鄰近行省逐漸感染羅馬柔弱嬌貴的習氣，募兵範圍延伸到馬其頓、諾裡庫姆和西班牙。原來那些優雅的部隊，隻適合華麗的宮廷，無法用來作戰。於是塞維魯以新血接替，他規定所有邊疆的軍團，挑選最為健壯、勇敢和忠誠的士兵，到禁衛軍來服役，當作一種榮譽和獎勵。此新製度實施後，意大利青年不再熱衷於練習武藝，羅馬街頭出現的大批奇裝異俗的蠻族，使人驚駭不已。但塞維魯深表自滿，外地的軍團勢必會將這批經過挑選的禁衛軍看成維護軍中秩序的代理人；憑借現有的在兵器和配備方麵均優於任何武裝力量的5萬人兵力，他可以隨時趕赴戰場，粉碎一切叛變的野心，使他能夠保有帝國並傳之子孫。指揮這支受寵而強大的部隊，不久就變成帝國的最高官職。禁衛軍統領在最初隻是衛隊的隊長，現在不僅統率大軍，還握有財政和司法的大權。在各行政部門，他代表皇帝本人並行使皇帝的權力，這樣一來，政府就墮落成為軍事獨裁政治機構。普勞提阿努斯是塞維魯所寵信的大臣，成為第一任享有並濫用大權的禁衛軍統領，拱衛中樞的時間長達10年之久。到他的女兒和皇帝的長子結婚時，他看上去可以長葆榮華富貴，誰知卻成為覆亡的原因。（他濫用權力最令人發指的事，就是閹割100多位羅馬自由奴，有些已經結婚甚至做了父親。他這樣做僅為了在他的女兒嫁給年輕國王時，就像東方的皇後那樣尊貴，有一群太監伴隨在身邊。）宮廷之間相互傾軋，激起普勞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產生恐懼。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脅，即使仍然對其寵愛如前，迫於形勢也不得不將他處死。（迪翁和希羅狄安都提到，這件事連亞曆山大裡亞的文法教師都很清楚，也知道普勞提阿努斯是罪有應得，但是羅馬元老院完全不敢置喙。）待普勞提阿努斯垮台後，名聲顯赫的優秀法學家帕皮尼安擔任了這一責任重大的禁衛軍統領職位。曆代皇帝對於元老院不論是真誠尊敬，還是表麵應付，都能細心嗬護奧古斯都建立的文官體製，以彰顯君王的德行和睿智。但塞維魯即位後，因為他年輕時在軍營中即接受絕對服從的訓練，壯年又習慣於軍事指揮的專製獨裁，因此他那剛愎而倔強的個性，不可能發現或者難以承認在皇帝和軍隊之間保持一個緩衝的力量，即使是拿來擺樣子，還是大有好處的。塞維魯不屑於對一個憎恨掌權君王卻又在他不悅時表現出驚惶戰栗的議會自稱是公仆。因此他擺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態下命令，而且毫不避諱地行使全部立法權和行政權。對元老院的勝利可謂輕而易舉，同時也並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國家軍事和財政大權的最高長官，一言一行都受到萬民的注視和關懷。而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選出，也沒有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眾愛戴的情緒，隻是把逐漸消失的權勢，完全寄望於自古以來的輿論基礎上，但是這種基礎不僅脆弱而且有隨時倒塌的可能。共和國成效良好的理論在不知不覺中消失，轉而讓位給順乎自然而又堅實穩固的君主政體。當羅馬的自由和榮譽相繼傳到那些或是對共和國一無所知或是對之隻抱有厭惡態度的行省去的時候，讚美共和國的美好傳統也逐漸消失。安東尼時代的希臘曆史學家，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在一邊說風涼話，雖然羅馬的君主忌諱使用帝王的稱號，卻握有帝王的全權。塞維魯在位時，元老院充斥著來自東方的奴隸，他們受過教育且辯才無礙，用奴化理論來解釋個人的諂媚和奉承是正當行為。這些新來的特權擁護者，他們一邊灌輸絕對服從的責任，一邊詳述過度自由將引起無可避免的災難。宮廷樂意傾聽他們的觀點，人民隻有忍耐。法學家和曆史學家一致宣揚說，帝國的權力並非來自推派的代表，而是基於元老院已經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權力。皇帝不受民法約束，對臣民的生命和財產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處理帝國如同處理私人財產。（迪翁·卡修斯這個論點可說是一針見血，法學家費儘心力編成《羅馬法典》，從另一麵來看，都是為了維護特權。）知名的民法學家，像帕皮尼安、保盧斯和烏爾比安，在塞維魯家族當政時全都飛黃騰達，羅馬的法律體係和君主製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可說已到達極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塞維魯在位期間，人們享受強勢治理下的和平與光榮，也就原諒因他而引起的殘酷和暴虐。但後代子孫身受惡法和特例所帶來的惡果，無不斥責他是使羅馬帝國衰亡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