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固殘酷的君王有計劃地製定暴政，亞細亞基督徒無不談虎色變。但沒過幾個月，西部兩位皇帝頒布詔書，迫使馬克西明暫時中止執行迫害計劃。後來，他輕率地對李錫尼發動的內戰占據了他全部注意力。而馬克西明的失敗和死亡，很快使基督教會從最後也是最凶狠的敵人手裡解放出來。（馬克西明在逝世前幾天，頒布了內容極為廣泛的宗教寬容詔書，把基督徒受到嚴酷的虐待，歸咎於法官和總督誤解他的意圖。）在這段關於最初由戴克裡先的幾份詔書授權進行的迫害活動中，我有意略去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難和死亡的情景。事實上，從歐西比烏斯的曆史書籍、拉克坦提烏斯慷慨激昂的演說詞，以及各種最古老的案卷中，可以收集到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厭惡之極的描述。要讓各種刑架和皮鞭、鐵鉤和燒紅的鐵床，各種火與鐵的拷打、野獸和比野獸更為野蠻的劊子手、慘無人道加於人體的刑具，充斥文章的若乾篇幅，是再容易不過的事。這些淒慘的景象還可用來達成某些目的，不論是為了推遲死亡或慶祝勝利，還是指引人們去發現那些為基督獻身的聖徒遺骨。但是，我對所收集的資料，在確定可信之前，無法決定該引用哪些內容。嚴肅的教會史學家歐西比烏斯本人就間接承認，他重述了一切能為基督教增光的記載，卻略去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丟臉的材料。（歐西比烏斯是位很謹慎的曆史學家，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使他受到指責和懷疑。他曾經下過獄，使人聯想到他一定是做出了不榮譽的妥協，才毫發無損被釋放出來。他終其一生都在為受責難的往事提出辯解，就是親自參加提爾宗教會議也避免不了。）這樣一來難免使人懷疑，如此公開違反這一條曆史學基本法則的作者，恐怕對其他法則也未必嚴格遵守。歐西比烏斯的個性使這樣的懷疑更具可信度，因為和任何一個同時代的人相比，他都較能保持不輕易采信的態度，也更為熟悉宮廷裡的各種運作。當然，在某些特定的場合，當政府官員被個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當殉教者的狂熱情緒促使他們拋棄謹慎從事的準則，甚至忘記保持得體的言行，以致他們竟動手推倒祭壇，對皇帝肆意謾罵，毆打開庭審案的法官，這樣一來，所有人類能想象得到的刑具，最堅強信念所能忍受的酷刑，都會被拿來折磨那些虔誠的犧牲者。（古代有份詳實可信的記錄，記載塔拉克斯和他的同伴在宗教迫害中所遭受的苦難，敘述的內容充滿著強烈的憎恨和仇視，顯然是憤怒的官吏才會發生這種狀況。埃及行政長官埃迪修斯對待希爾羅克亞斯的行為非常難得。）然而有兩個無意中提到的情況，卻讓人得知被司法官員逮捕的基督徒，不像我們設想的那樣痛苦不堪：其一，被判在礦坑中勞動的信徒，由於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可以在那些陰暗淒涼的地點修建小教堂，自由表達虔誠的宗教信仰。其二，主教對那些自動向行政官員投案、宗教信仰過度狂熱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加以阻止和譴責。他們之中有些人被窮困和債務所迫，盲目尋求機會要借光榮的死亡終結悲慘的人生。另一些人懷著天真的希望，期待能夠經過短時間的監禁洗去一生的罪孽。還有一些人則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盼望教會給予坐監者一大筆補償金，從此可以過富裕的生活。（正統基督教與多納圖斯教派之間的爭論，有助於了解阿非利加教會的發展曆史，有的地方難免產生偏見。）等到教會戰勝一切敵人後，被囚的教徒出於自私和虛榮的考慮，極力誇張所受苦難的程度。時間或地點的隔絕使他們可以信口開河隨意編造，像是誰的傷口如何頓時自愈，誰又轉眼恢複了健康，或者有誰斷掉的肢體立即神奇地接上等。有關神聖殉教者的各種例證，可以相當方便地用來解決編造的困難和壓製彆人的改正意見。誇張的傳說隻要能為教會增添光彩，便會受到輕信會眾的喝彩，獲得掌權教士團的容忍。教會曆史會采用一些可疑的證據，以證明其所言不虛。有關流放、監禁、苦難和折磨的含糊描述，在一位高明演說家筆下，十分容易被加以誇大或淡化，因此我們不得不對一個更為清楚和不易篡改的事實做進一步探索。那就是，由於戴克裡先及其共治者和繼位者頒布的詔書而喪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傳說記載整支軍隊和全城的市民，在不分青紅皂白的迫害中，被屠殺一空。更早的一些作家僅以悲憤的心情，不著邊際地大發牢騷一番，根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用生命證實了對福音的信仰。不過，從歐西比烏斯的史書中，我們知道僅有9位主教被處死。據具體列舉的巴勒斯坦殉教名單，可斷定能加上殉教者稱號的基督徒，不會超過92人。（歐西比烏斯在結束這段敘述時，明確告訴我們，這便是整個宗教迫害的過程，以及發生在巴勒斯坦的殉教事件。但是在他的作品第八卷第五章中，提到埃及的底比斯行省發生大規模的殉教活動，與我們了解的狀況並不一樣。不過，那也隻會讓我們欽佩這位曆史學家巧妙的安排，他把最驚心動魄的暴行，選在帝國最遙遠和最偏僻的地點，然後說底比斯每天常常有10到100個人殉教。後來他提到前往埃及的旅行，講話就更加小心也不那麼武斷，隻說有許多基督徒，並沒有確定的數字。他刻意用很模糊的字眼，讓人以為他親眼見到，也可解釋為他聽到此事，對於迫害的過程可以說是打算要執行，要是解釋為已經執行懲罰，也能說得通。他已準備好安全的退路，把模棱兩可的章節交給讀者和譯者去自行判斷。他的想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各人按照自己心思選擇最合意的解釋。狄奧多盧斯·米托契塔的批評是不懷好意，但是他說得好，文人學者要是像歐西比烏斯那樣明了埃及人的個性，就會喜歡隱晦而複雜的表達風格。）對於那時期一般主教的熱誠和勇氣，我們的了解還是不夠，提到主教被處死的人數，無法做出有用的推斷。但是後麵這個數字，卻可以用來證實十分重要和極為可能的結論。根據羅馬帝國行省劃分的情況，巴勒斯坦的麵積可以算為東部帝國的十六分之一（等到巴勒斯坦分為三部分，整個帝國東部的行政區域包括48個行省。古代根本不考慮民族的問題，羅馬人的行省區劃，完全按照幅員的大小和富庶的程度。）。有些總督不論是出於真正仁慈，還是假裝出偽善的姿態，手上始終沒沾染基督徒的鮮血，我們也便有理由相信，那個過去基督教的誕生地，在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治下被處死的殉教者，至少應占全國殉教者的十六分之一，總數可能達到1500人。按這場迫害延續的10個年頭平均分配，每年實際犧牲的殉教者則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再加上西班牙這幾個行省，經過兩三年後，嚴峻的刑法不是暫時擱置，就是明令廢止。這幾個行省要是也按同樣的比例計算，那麼，在羅馬帝國境內經法院判決處以極刑的基督徒，總數將減至不足2000人。不容置疑，與以前的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裡先時代，受難基督徒的人數更多，敵人也更瘋狂。而像這樣可信而溫和的估計，可幫助我們推算出，為了達成將基督教傳播到整個帝國此一重大目標，到底有多少聖徒和殉教者犧牲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