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重要問題的過程極為煩瑣，雖然令人厭煩，但我期望從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將有助於闡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們在這些原因中發現人為渲染，或是出於偶然的情況，以及任何錯誤和個人情感混雜其中，對於人類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稱的誘因所影響，看來也不應感到奇怪。基督教得益於5個次要因素，那就是：信仰的熱忱、來世的憧憬、神跡的傳聞、嚴格的德行以及教會的體製。正是這些因素使得教會在羅馬帝國的發展，獲得偉大成就。正是由於第一個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撓的勇氣，決心要使被征服的敵人完全屈從。接下去的3個因素，為他們的勇氣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後一個因素，則把他們的勇氣團結在一起，指揮他們如何運用武器，一小隊訓練有素、勇猛頑強的誌願兵，借此發揮無可抗拒的威力，去奮力擊敗一大群不知“為何而戰”及“為誰而戰”的烏合之眾。在多神教各種教派中，埃及和敘利亞四處遊蕩的狂熱教徒，是唯一有組織的僧侶階層，（阿普列阿斯的《變形記》第八卷用幽默的筆調，描寫供奉敘利亞女神的祭司，他們的生活習性以及種種虛偽欺詐和奢侈萎靡的敗德惡行。）他們對神的安全和昌盛極為關切，利用民眾的迷信思想，獲得聲譽和支持。羅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絕大多數出身高貴，富有資財，把出麵管理著名神廟或參與公眾獻祭活動，當作極為風光的事務，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錢舉行祭神的賽會。（從阿裡斯提德斯的著作以及發掘的銘文中，可以知道統治亞細亞的官員狀況，他們通常經由每年一度的選舉產生。隻有最虛榮的市民才爭取這種頭銜，也隻有最有錢的富豪才負擔得起所有的花費。）等到他們按照鄉土的規定和習俗，舉行古老的宗教儀式時，則表現出十分冷淡的態度。由於他們在生活中各有正當職業，宗教的熱情和虔誠，很少受到個人利益或職業習慣的影響。他們長時間生活在各自的神廟和城市之中，始終不會受到紀律約束，也不會產生管轄的聯係。當他們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團和皇帝的管轄，隻要在和平與莊嚴的氣氛中，維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動，對行政官員而言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緒，彼此之間完全是同床異夢，各不相乾，不僅鬆散也沒有任何定準，在無須控製之下，任憑自己隨著迷信的幻想而自然浮沉，依生活和處境的偶然情況，決定崇拜的對象和虔誠的程度。隻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濫用在1000個神明的身上，那麼他們的心靈不可能對其中任何一位發生真誠和激烈的感情。當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現時，微弱而殘缺的異教信仰失去原有的力量。人類雖然以自身之力無法洞察信仰的奧秘，理性卻可以戰勝異教的愚昧。而在德爾圖良和拉克坦提烏斯儘力揭開異教的虛假和荒誕時，他們不得不借用西塞羅的辯才和琉善（譯注：琉善（120～180A.D.）是生於敘利亞的希臘作家和無神論者，對哲學抱持懷疑的態度，用對話體的作品諷刺和譴責偽善與迷信的行為，主要著作有《神的對話》《陰間的對話》等。）的機智。這些懷疑主義的作品影響所及，遠遠超出了它們的讀者的範圍。不信神的風氣，從哲學家傳到凡人，從貴族傳到平民，從主人傳到在他飯桌邊伺候、全神貫注傾聽他放縱言論的奴仆。有哲學頭腦的人在公眾場合，對於國家的正統宗教製度，表麵上裝出一副尊重的模樣，但隻要透過那層勉強的掩飾，內心的鄙視就會顯露出來。在知識和地位上受到民眾尊敬的人，他們不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發現這種狀況，不免對他們信仰的教條充滿疑慮和恐懼。古老傳統日趨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於痛苦不安的境地，對社會帶來極大危險。懷疑的思想和錯亂的狀態，可能使少數喜愛深思的人士感到歡悅；但是，一般群眾對各種迷信活動甘之如飴，如果勉強把他們喚醒，幻境的消失就會帶來痛苦。人們對怪異和超自然事物的喜愛與對未來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懼向可見世界之外延伸的強烈意圖，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種神話體係的瓦解，立即會被另一種形式的迷信取代。若在緊要關頭，上天不曾真正顯現足以喚起人們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時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驚異和敬仰的啟示，那麼很快就會有更為新興和合適的神靈出來，占據荒廢的朱庇特和阿波羅神廟。從人們實際的情況來看，已有許多人從自以為是的偏見中解脫，念念不忘且急切希望個人的信仰有所寄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一個更無價值的目標，也可以暫時填補心靈的無限空虛，滿足尚無著落的慌亂情緒。任何人如果願意深思此一問題，則對基督教的迅速發展不會感到驚奇，可怪的是基督教為什麼沒有獲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前麵已經明確提過，羅馬對外的征戰為基督教的傳播做好了準備，加速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行動。在本書第二章，我們曾試圖說明，歐洲、亞洲和非洲最文明的行省，在何種情況下被羅馬君王統一起來，後來又如何通過法律、習俗、語言等的密切聯係，能夠團結在一起。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熱切期盼救世主，但是對神派來的先知所施展的神跡，表現非常冷漠。人們認為出版和保存《希伯來文福音書》完全沒有必要，（教會神職人員一致認為聖馬太寫過一部希伯來文的福音書，隻有希臘文的譯本留存下來。現在學者不大相信此事，不過要拒絕承認神父的證言，好像會有危險。）有關基督言行的真實史事，要等到非猶太人信徒大增以後，才在距離耶路撒冷相當遠的地方，用希臘文編寫而成。（指的是尼祿和圖密善當政時代，在亞曆山大裡亞、安條克、羅馬和以弗所幾個大城市。）這些曆史一經譯成拉丁文，除了埃及和敘利亞的農民之外，羅馬臣民全都可以領悟。後來為使那些農民皈依，傳來特彆的譯本。原來供羅馬軍團使用的公路，可以從大馬士革到科林斯，從意大利到西班牙極邊遠地區和不列顛，為基督教傳教士開辟便利的通道。那種把外國宗教傳入遙遠地區時，通常要麵對的障礙和阻撓，這些宗教征服者從未遭遇。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統治時期之前，基督的信仰已經在帝國各行省和大城市中傳播。不過有關教會奠基的情況，組成教會的信徒人數以及在不信教的群眾中所占比例等，現在不是無從查考，就是被虛幻和浮誇的言辭所掩飾。基督教在亞細亞、希臘、埃及、意大利以及帝國西部，聲望日漸增高，儘管我們獲得的資料並不完整，下麵仍將儘力加以敘述，同時對於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疆界以外獲得的成就，也不會忽略。從幼發拉底河延伸到愛奧尼亞海的富裕行省，是那位非猶太族的使徒顯示傳教熱情和信仰虔誠的主要場所。他播種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種子，得到了他的門徒的辛勤培植，在最初兩個世紀裡，這個區域建立起最大的基督教社團。就敘利亞行省而言，大馬士革、貝羅依、阿勒頗和安條克所屬教會，不僅最古老而且最有名望。先知在《啟示錄》中描述亞細亞的以弗所、士麥拿、帕加馬、提阿提拉（《啟示錄》的真實性產生爭議，因為提阿提拉教會在那時還沒有建立。埃皮法尼烏斯承認有這件事，他的解釋是聖約翰是用預言的精神寫出這段文字。）、薩爾代斯、拉奧狄凱亞和菲拉德爾菲亞等7個教會，它們因此得以揚名後世，衍生的下屬單位遍布人口眾多的地區。在很早一段時期，塞浦路斯和克裡特這兩個島嶼，還有色雷斯和馬其頓這兩個行省，熱情接受新來的宗教。基督徒共和國很快在科林斯、斯巴達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來。（伊格納提烏斯和狄奧尼西烏斯的書信中，提到亞細亞和希臘有很多教會，看起來雅典教會還不算很興旺。）希臘和亞細亞古老的教會，有充分時間來發展和擴大組織，使得諾斯替派和其他異端教派都能蜂擁而起，足以說明正統基督教會的興旺狀況，因為所謂“異端”這個名稱，不外乎用來指那些人數較少的派彆而已。除了這些內部的證據之外，還可以加上非猶太人的供狀、怨言和表現出來的恐懼。琉善是一位研究人類的哲學家，他的作品用極生動的詞句描繪當代的各種情況，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統治時期，他的故鄉本都充滿伊壁鳩魯派教徒和基督徒。（基督教在本都地區的傳播狀況非常不理想。到公元3世紀中葉，新愷撒裡亞幅員遼闊的主教轄區，隻有17名信徒。）基督死後不到80年（依據古代的記錄，耶穌基督遇難是在兩位傑米尼出任執政官那年。要是照這樣算就是29年，普林尼到比提尼亞出任總督是110年。），仁慈的普林尼不禁發出感歎，試圖消滅的罪惡依然無比猖獗。在他寫給圖拉真皇帝極為詳儘的信函中，提到羅馬神廟幾乎全部荒廢，用作祭品的牲口無人購買，而從異地傳入的宗教信仰，不僅充斥各個城市，甚至已經遍布本都和比提尼亞的鄉村和原野。有些作家頌揚和歎惜基督教在東方的發展，無須對他們的說法和動機進行深入研究。因為誰也沒有留下足夠的證據，可正確判斷那些行省的信徒人數。無論如何，有一種事實總算保存下來，讓我們對這個不為人知的有趣問題多少可以略見端倪。那就是狄奧多西當政時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長達60餘年，古老而遠近聞名的安條克教會有10餘萬會眾，其中竟有3000餘人依靠公眾的捐獻為生。此後，東方最繁華榮耀之地，在於人口密集的愷撒裡亞、塞琉西亞、亞曆山大裡亞和安條克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時，發生了一次地震，使安條克居民死去25萬人，（約翰·馬拉拉對有關安條克的人口數，經過計算獲得同樣的結論。）這證明居民總人數恐怕不下於50萬人。不論基督徒數量由於宗教狂熱或教會勢力如何大大增加，都不可能超過這個大城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若我們拿受迫害的教會和得勝的教會、西方和東方、遙遠偏僻的村莊和人口眾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區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對立因素做一比較，就會發現應當采用的人口比例數是多麼截然不同。然而，我們記得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也提供了一些有用資料，上麵所列舉信徒的人數甚至超過猶太人和異教徒。要解決這個難題其實很容易，顯而易見，這位言辭鋒利的傳教士，隻是在安條克的民政組織與教會組織之間進行比較，也就是在受洗而得以進入天堂的教徒人數，和有權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數之間進行比較，前者中包括奴隸、外地人和兒童，後者卻將這些人排除在外。亞曆山大裡亞的商業非常興旺，加上鄰近巴勒斯坦，使新興宗教極易傳入。大量特拉普提派信徒首先皈依，他們是居住在馬裡烏特湖區的艾賽尼人，這個猶太教教派對摩西的宗教儀式本就不如從前那樣尊敬。艾塞尼人嚴肅的生活態度，他們的厲行齋戒和逐出教門的規定、資產的公有，對獨身的熱愛，熱衷殉教以及義無反顧的信仰，為原始教會的教規提供極其生動的景象。（巴納熱（1656～1710A.D.，荷蘭律師）對斐洛描述特拉普提教派的那篇詳儘論文，非常精確地做了一番查證，證明早在奧古斯都時代就已經組成。所以巴納熱不理會歐西比烏斯和一群現代天主教徒的觀點，認為特拉普提教派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僧侶，當然有可能他們已經改變名稱，保存原有的習俗，采用信仰有關新製定的規定，逐漸變成埃及苦行派的神父。）基督教神學似乎是在亞曆山大裡亞的學校中初步具有正統、科學的形式的，當哈德良巡視埃及時，見到一個由猶太人和希臘人組成的教會，因其重要的地位，而引起了好學君王的注意。但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基督教的發展僅限於這個國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內。一直到公元2世紀末葉，德米特裡烏斯的前任僅是埃及教會的高級教士，掌握教會大權後，他親自任命3位主教，繼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數增加到20人。（大主教歐提奇烏斯支持這件事，內部的證據對於所有的異議，包括皮爾遜主教《論伊格納提烏斯申辯書》列舉的反對理由，都可以有效提出答辯。）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頑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態度勉強接受新製定的教義。甚至在奧利金時代，很難見到一個埃及人可拋棄野蠻習俗，而不再殺害動物用來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統治寶座，蠻族的熱情屈服於普遍流行的宗教的風氣，埃及的城市充滿主教，蒂巴伊斯沙漠到處是隱遁的修士。從異地和外省來的人流，不斷注入羅馬城寬廣的胸懷。任何一種奇特或醜陋的事物，任何一個罪人或嫌犯，都希望隱匿在人煙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脫法網的搜捕。在這樣一個多民族混雜的環境之中，無論是傳播真理或虛妄的導師，還是道德或罪惡社團的創建者，都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門徒和從犯。羅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記載，在無端遭到尼祿迫害時，數量已經相當龐大。這位曆史學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維在敘述元老院始而接受繼而取締巴庫斯的祭祀儀式時，所用的語氣和筆調一樣了。在酒神的信徒們使得元老院采取嚴厲的措施之後，人們同樣擔憂已有極大數量的簡直可稱為一個民族的宗教團體，介入萬分可厭的神秘活動之中。要是能夠仔細深入追究，就會發現真正的信徒沒有超過7000人。當然，如果考慮這些人將是司法單位偵辦的對象，這個數字就相當驚人了。（元老院沒有發現比酒神信徒更令人恐懼和痛恨的事，李維敘述過他們種種邪惡墮落的行為，有的可能過於誇大。）塔西佗和較早時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騙的狂熱分子未免過於誇張，到底有多少人拋棄對諸神的崇拜，措辭非常含糊不清，我們對這點也要加以澄清。羅馬教會毫無疑問在帝國中居首位而且會眾最多，一份可靠的記錄，記載了大約在公元3世紀中葉，經過38年和平時期以後，這個城市的宗教情況。那時，羅馬教會的教士包括主教1人，長老46人，執事7人，副執事7人，輔祭42人，以及讀經師、驅魔師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捐獻贍養的寡婦、殘疾和窮人共有1500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條克的狀況做比較，我們可以大致確定，羅馬的基督徒約為5萬人。關於這個偉大首都的總人數，也許很難做出準確推算，但按最低的標準估計，居民不可能少於100萬人，基督徒最多占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教會長老人數以及貧民和總人口的比率，最早是伯內特算出來，後來經過莫伊爾的檢驗。他們兩人並不知道克利索斯托的資料，但推斷出來的結果與事實很接近。）西方諸行省對基督徒的了解，似乎來自在它們中間傳播羅馬語言、思想和習俗的同一類活動。在這一更為重要的情況方麵，阿非利加和高盧，逐漸仿效首都的做法。然而，儘管產生了許多有利條件，誘使羅馬的傳教士前往訪問拉丁諸行省，但他要想真的前往還要渡過大海越過阿爾卑斯山。（阿非利加由於受到多納圖斯派的影響，是最後接受《四福音》教義的行省，這個事實就連奧古斯丁也隻有心照不宣地承認。）除此以外，在其餘那些幅員廣闊的地區，無法找到可信的跡象，表明這裡比起安東尼統治時期，出現過更激烈的皈依熱潮和迫害活動。（錫利坦成為第一個殉教者純粹是出於想象，他是阿普列阿斯的對頭，好像是個基督徒。）福音傳播在高盧嚴寒區域緩慢發展，與在阿非利加炙熱的沙漠地帶，那種迫不及待的接受情況極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始教會的主要組織，這個行省基督教組織發展最快的常常是在最偏僻的鄉村，而不是在重要市鎮。設置主教的做法有助於提高宗教社團的聲望和地位，而這些團體在整個公元3世紀中，受到德爾圖良宗教熱情的鼓舞，服從西普裡安才能過人的領導，由拉克坦提烏斯百般加以美化。我們轉過來看看高盧，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整個馬可·安東尼統治時期，隻能在裡昂和維埃納，見到人口不多還能聯合在一起的會眾。甚至遲至德西烏斯時代，僅在阿爾勒、納博訥、圖盧茲、利摩日、克萊蒙、圖爾和巴黎等少數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數虔誠教徒維持的教會。（我們大可相信在公元4世紀初期，像利摩日、特裡夫和科隆，都是麵積廣大的主教轄區，後來由一位主教管轄，還是在近期改組的事。）沉默適合虔誠的心靈，卻與宗教的熱情難以兼容。我們不免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狀況而慨然感歎，由於在頭3個世紀裡未能產生一個教會作家，無法將這些行省的凱爾特語改為拉丁語。在阿爾卑斯山這一邊的行省中，在學術和知識方麵處於領袖地位的高盧尚且如此，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顛等遙遠行省的福音光芒，便顯得更為微弱了。如果我們相信德爾圖良激烈的言辭，那麼，當他對塞維魯皇帝的官員呈送《護教申辯書》時（根據莫斯海姆的考證，德爾圖良寫《護教申辯書》的時間是公元198年。），這些行省便已籠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有關歐洲西部教會模糊不清和資料欠缺的源起問題，現有的記載非常草率，以致我們若要對建立的時間和情況做一番敘述，便必須用到很久以後，陰暗的修道院裡遊手好閒的僧侶，受到貪婪和迷信的支配，胡亂編寫的傳說來填補古代文獻的空白。（在15世紀，有些人不知是基於愛好還是勇氣過人，竟會問是否阿裡馬西尼的約瑟夫建立了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是否高等法院的戴奧尼休司寧願到巴黎去居住而不要留在雅典。）在這些神聖的浪漫傳說中，有關使徒聖詹姆士的事跡，由於過分誇張怪異，值得在這裡提一提。他是金納薩雷特斯（Gennesareth）湖邊過著平靜生活的漁夫，卻忽然變成勇敢的武士，在對摩爾人的戰鬥中，率領西班牙騎兵衝鋒陷陣，連最嚴肅的曆史學家都曾讚揚他的功績；康波斯特拉（postel）帶有奇跡色彩的神龕顯示他的威力；代表軍階的寶刀加上宗教法庭可怕的拷問，用褻瀆神明的借口來消滅任何持反對意見的論點。（公元9世紀產生驚人的蛻變，可以參閱馬裡亞納的著作，他在很多方麵都模仿李維。還可以參閱格迪斯經過多年的資料搜集，寫出的最真實的聖詹姆士傳奇。）基督教的發展不僅限於羅馬帝國的範圍之內。早期神職人員按照神的預言陳述事實，新興的宗教在創立者死後的100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殉教者聖查士丁說道：“地球上任何一個民族，不論是希臘人還是野蠻人，還是任何其他人種，不論這個民族叫什麼名字，在習俗上如何與眾不同，不論他們對工藝和農業多麼一無所知，不管是生活在帳篷中還是在大篷車上四處流浪，在他們之中絕對有人在祈禱，用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名義，奉獻給天父和萬物的創造主。”即使就今天的真實狀況來看，這種極難如願、過分誇大的炫耀之詞，隻能看作一位把信仰建立在理想基礎上的虔誠而任性的作家輕率發出的議論而已。但是，無論這些是神職人員的信念還是願望，都不能改變曆史的真相。後來推翻羅馬君主國家的蠻族——那些西徐亞人和日耳曼人，當時完全處在異教思想的黑暗之中，這是不容置疑之事。甚至就是伊比利亞、亞美尼亞和埃塞俄比亞改變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國家的權杖落入一位正統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參閱公元4世紀莫斯海姆的《教會史》，當時的局勢很混亂，也提到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改信基督教的狀況，來源可能是克裡尼的摩西所遺留的作品。）都不曾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那個時期之前，經常發生的戰爭和商業活動，對於喀裡多尼亞部落（根據德爾圖良的說法，基督教信仰傳到不列顛，竟能深入羅馬軍團所無法抵達之區。大約在一個世紀後，說芬戈爾的兒子奧西安在非常古老的年代，曾與一位外國傳教士發生爭論，而且爭執的內容使用凱爾特人的蓋耳語，仍舊保存在古詩裡。）、萊茵河、多瑙河及幼發拉底河的邊陲地區（哥特人在伽利埃努斯當政時蹂躪亞細亞地區，擄走大量俘虜，裡麵就有基督徒，有的就成為傳教士。），可能傳播過不完整的福音教義。在幼發拉底河的對岸，隻有埃德薩很早就接受基督教信仰，堅定的決心表現十分突出，（《阿布加魯斯傳奇》雖然是神話故事，但是提供了很有力的證據。在歐西比烏斯寫亞細亞的曆史以前很多年，埃德薩大部分居民都信奉基督教，他們的對手卡雷的公民采取相反做法，仍舊是異教徒，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公元6世紀。）基督教的教義正是從此地向外推展，才較為容易地傳入希臘人和敘利亞人的城市。當時這個地區還受到阿爾達希爾後裔的統治，但這些教義對波斯人的心靈並沒有產生深刻影響。他們原有的宗教體係，在訓練有素的僧侶階層努力之下，要是與希臘和羅馬變化無常的神話做一比較，其建構顯得更為技巧和牢固。（據巴爾德桑尼斯（154～222A.D.，敘利亞諾斯替派教徒和神學家）的說法，波斯在公元2世紀末葉前還有若乾基督徒，君士坦丁時代還成立一個生氣蓬勃的教會。）當前對基督教發展的研究雖不完善，所持的立場倒是很公正。我們根據有關資料，認為異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數，一方麵是出於恐懼的心理，另一方麵也由於信仰的虔誠，實在是過分誇大所得的成就。按照奧利金無可辯駁的證據，信徒人數和未皈依的龐大人群相比起來，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由於沒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資料，根本不可能肯定，甚至也難以猜測早期基督徒的確實人數。不過，即使以安條克和羅馬為例做出最高的估計，很難想象在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國已有二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投身到十字架旗幟之下。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熱情和團結的習慣，看起來像是人數大為增多，也是有助於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使他們的實際力量顯得更加突出和強大。文明社會的基本結構，是顯赫的少數人擁有財富、地位和知識，廣大的人民都淪於寒微、無知和貧窮之中。基督教是麵對整個人類的宗教，相對於上層社會而言，必然會從下層社會得到更多的信徒。像這樣的一個無關緊要的自然情況，竟然慢慢變成十分可憎的汙蔑借口。基督教的敵人一直大肆渲染，教會的辯護者看來也不曾全力否認，那就是新興的基督教派，完全由人群中的殘渣所組成，都是一些農民和工匠、兒童和婦女、乞丐和奴隸，其中經由最後這類人的推薦，可能才把傳教士引進富有和高貴的家庭中去。那些毫無名氣的教師（這是異教徒惡意的貶詞）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私下卻全都滔滔不絕宣揚教義。他們小心翼翼避免和哲學家發生危險的衝突，儘可能混在粗魯無知的群眾之中，向那些因為年齡、性彆或所受教育的緣故而最易接受外來影響的心靈，灌輸迷信的恐懼思想。像這種出於惡意的描繪，雖說有的地方頗為相似，但是從對歪曲情節的陰暗渲染來看，顯然出自敵人之手。基督教卑微的信仰廣布整個世界，一些因天資和財富獲得地位的人士成為信徒。阿裡斯泰德斯曾向哈德良皇帝呈獻極具說服力的《護教申辯書》，他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學家。殉教者查士丁有幸遇見一個老人，或者說是天使，改變了他的關注點，使他開始對猶太先知進行研究，但在這之前，他就曾向芝諾、亞裡士多德、畢達哥拉斯及柏拉圖等不同學派求教過有關神學的知識。亞曆山大裡亞的克萊門斯過多種希臘文著作，德爾圖良也讀過許多拉丁文書籍，朱利烏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奧利金的學識非常淵博。雖說西普裡安的風格和拉克坦提烏斯大不相同，仍可看出這兩位作家都是知名的修辭學教師，後來甚至在基督徒中推廣對哲學的研究，隻是並不見得有對宗教產生有益的效果而已。知識可以帶來虔誠之心，同樣可以產生異端邪說。原用以指責亞爾特蒙追隨者的那番說辭，完全可用來詆毀使徒繼承者的各個教派。“他們妄圖修改聖書，背棄古老的信條，根據奇異的邏輯概念來構成他們的觀點。他們忽略教會的道理，卻致力於幾何學的研究。當他們忙著對大地進行測量時，竟然會忘懷天主的旨意。他們永遠隻記得歐幾裡德，景仰的對象是亞裡士多德和狄奧弗拉斯圖斯，對於伽倫的著作更是百般讚賞。他們的錯誤來自濫用不信教者的技藝和科學，對人類的理性進行過於精細的研究，敗壞了福音教義的淳樸。（這隻是希望，除了異端，沒有人會給塞爾蘇斯發泄怨氣的機會，基督徒會不斷修改和訂正《四福音書》。）”我們不能肯定地說，出身高貴和富有的人士，完全和基督教信仰無緣。有幾個羅馬公民曾被帶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發現，比提尼亞社會各階層都有為數眾多的人背棄祖先的宗教。德爾圖良利用阿非利加前執政官的恐懼心理和人道主義思想，很明確地對他提到，要是堅持運用殘酷的株連手段，就必須將迦太基的人口消滅十分之一，而且他會在罪犯中找到許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那些出身高貴家庭的元老和貴婦，以及他最親密朋友的友人和親戚。但是德爾圖良這種過於大膽的挑戰言論，在這裡卻不如普林尼從不遭人懷疑的證詞更為可信。不過，等到40年之後，瓦萊裡安皇帝倒是真正相信這種說法，因為從他的敕令中，顯然認為已經有許多元老院議員、羅馬騎士以及有身份的貴婦，都參加了基督教的活動。教會雖然逐漸喪失內部的純潔，外部的聲勢卻仍然有增無已，以致到戴克裡先統治時期，皇宮、法院甚至軍隊中，都隱藏著大批基督徒，他們都試圖協調現世和來世生活的利益。然而，由於這些特殊的事例不是數量太少，就是時間太晚，無法消除橫加於早期基督徒卑賤和無知的誹謗。我們不應該利用較晚時候虛構的傳說來加以強辯，更可行的辦法是把遭受誹謗的情況，變成一個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誨的題材。大家隻要願意深思便會有所體會，上天從加利利漁人中挑選使徒，那麼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塵世的地位降得越低，就越有理由敬佩他們的品格和功德。我們有責任時刻銘記在心，一般而言，天國的門專為窮人敞開。受過災難和鄙視所磨煉的心靈，聽到神靈應許未來的幸福會無比振奮。相反的是，有福分的人為擁有塵世而感到滿足；有智慧的人會在懷疑和爭論之中，濫用理性和知識的優越，事實上卻一無所得。我們確實需要建立理念來自我安慰，免得為失去某些傑出人物而感到悲傷。在我們看來，這些人最有資格接受上天恩賜，像塞涅卡、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魯塔克、伽倫、身為奴隸的埃皮克泰圖斯，以及馬可·安東尼皇帝等人，他們都為自己所生存的時代增添無限光彩，提高人性尊嚴。無論在實際生活或沉思默想中，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滿榮譽，傑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學習而更為增強。他們的思想所形成的哲學，清除一般人迷信的成見，把自己的時光用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這些聖哲（這是一個令人驚異和關心的問題）都忽略或漠視基督教體係的成熟。無論他們說出的話還是有意的沉默，對於遍布羅馬帝國日益擴大的教派，都表現出鄙視和不齒。在他們中間，那些願意降低身份提到基督徒的人，也認為他們是一群頑固和蠻橫的狂熱分子，一味強求彆人俯首帖耳聽從神秘的教義，卻完全提不出真正讓有見識的學者產生共鳴的理論。（拉德納博士在《猶太教和基督教證詞》的第一冊和第二冊中，搜集小普林尼、塔西佗、伽倫、馬可·安東尼以及埃皮克泰圖斯（要說哲學家就會談到基督教，倒是很值得懷疑的事）著作裡有關這兩大宗教的資料，至於塞尼卡、老普林尼和普魯塔克根本沒有提到新教派。）原始基督徒一再為自己和宗教撰寫的護教言論，這些哲學家是否仔細讀過，值得懷疑。不過更令人惋惜的是，沒有更具才能的辯護人出來捍衛傳播宗教的大業。他們為揭露多神教的荒謬花費了過多的機智和辯才，隻是經由揭示受害教友的無辜和痛苦來激起大眾的同情。在應當明示基督教神聖起源時，卻大力宣告彌賽亞即將來臨的預言，而不曾將伴隨救世主來臨的各種神跡講個清楚。經常談論的教義或許能啟迪基督徒，或者使猶太人改教，因為這兩者承認預言的權威，帶著虔敬的心情來尋求所包容的含義和應驗的情況。不過，有些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信仰道路和預言風格，這種勸誡方式用在他們身上，便會大大減弱說服的力量和影響。查士丁和後來的護教者那種拙劣的手法，把崇高意義的希伯來神諭變成遙不可及的幻象，充斥裝模作樣的自滿和冷漠無情的寓言；對於一個思想閉塞的非猶太人來說，由於混雜一些用奧爾甫斯、赫耳墨斯和女預言家的名義（神廟裡，女預言家用來推算凶吉的古老神諭，都受到哲學家的嘲笑，要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敢偽造神跡，哲學家一定不會放過，很容易被他們查明白。因此，從殉教者查士丁到拉克坦提烏斯的神職人員，都得意揚揚地引用這種說法，證明基督和使徒的神跡經得起考驗。但是當西比萊神諭的詩句用來執行指定的任務時，像是千禧年的體係，大家在旁邊不置一辭；基督教的預言很不幸把羅馬城的毀滅定在195年，也就是羅馬建城後948年。）強加於他的、好像來自上天的真正靈感，實際上是出於虔誠的偽作，因而使得神諭的真實性也變得可疑。采取欺詐詭辯的手段來保衛上帝的啟示，總使我們想起那些不很高明的詩人，給自己筆下百戰百勝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和無用的盔甲。但是，對於萬能的上帝基於他們的感覺而非理性，親手提出的證據，異教和哲學世界竟毫不在意，我們又該如何原諒他們呢？在基督的時代、使徒的時代，以及他們第一批門徒的時代，宣講的教義都曾為無數神跡所證實：跛腳能行走、盲人看得見、生病得痊愈、死者可複生、惡魔遭驅除……自然規則往往為教會的利益暫時停止發揮作用。但是，希臘和羅馬的聖哲卻不理睬這些驚人的神跡，隻一味忙於日常的生活和學習，對於精神和物質世界的任何改變，似乎完全無所覺察。在提比略統治時期，整個世界，或至少在羅馬帝國的一個著名行省，出現過三小時違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現象，理應引起人類驚愕、好奇和虔敬。在一個注重科學和曆史的時代，竟然無人注意，就那麼放過不提。這件事發生在塞涅卡和老普林尼在世時，他們一定親身經曆過這一奇異事件，或很快便得到關於這事的信息。這兩位哲學家都曾在他們苦心經營的著作中，記錄了他們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現象，如地震、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但是他們對於自然世界被創造以來，凡人眼睛所曾親見的最偉大的奇觀，卻都略而未談。普林尼的作品中有一章專門講述一些性質奇特、曆時較久的日食，僅滿足於描述愷撒被刺後奇特的天光反應，說是在那一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太陽都顯得暗淡無光。這一晦暗的季節，顯然不能和耶穌受難時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在那個值得記憶的時刻（公元前44年3月15日），大多數詩人和曆史學家毫不例外都對此大書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