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彗星、地震和瘟疫來結束這一章，過去這些災難曾給查士丁尼時代帶來驚慌和痛苦。查士丁尼在位第五年，9月裡有20多天，可以看到一顆彗星（約翰·馬拉拉和狄奧菲尼斯提到首次出現的彗星，第二次是普羅科皮烏斯，然而我強烈懷疑他們說的是同一顆。狄奧菲尼斯把太陽的暗淡無光說成是另外一年。）出現在西部的天空，尾巴的光芒射向北方。過了8年，太陽進入摩羯座，又有一顆彗星出現在人馬座附近，亮度逐漸增加，頭朝東，尾部對著西方，接連有40多天清晰可見。看到的民族驚慌失措，害怕產生不好的影響帶來戰爭和災禍，然而這些預兆全部實現了。天文學家不明了這顆閃亮星體的性質，但是也不願承認他們的無知，勉強解釋為天空中飄浮的流星。他們之中很少人能具有塞涅卡和迦勒底人那種極為簡明的概念，說它們都是運動周期更長而且運動軌道更偏的行星。（塞涅卡的《自然問題》第七卷對於彗星的理論展現出哲學思想，然而我們不要像一般大眾那樣，對於彗星所顯示的預兆過於認真，也不要將其與事件的發生聯係在一起。）時間和科學證明羅馬哲人的臆測和預言正確無誤，天文學家用望遠鏡打開了更為廣闊的新世界（天文學家可以研究牛頓和哈雷的著作和理論。我隻是從達朗貝的《法蘭西百科全書》中彗星的專題部分，獲得必要的科學知識。），在曆史和神話的狹窄空間之內，發現同一顆彗星每575年就重訪地球一次，共有7次之多。第一次（老實、虔誠而又愛做白日夢的惠斯頓（1667～1752 A.D.，神學家、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產生奇妙的幻想，認為就是同一顆彗星的尾部掃過地球，天降大雨，才帶來諾亞的洪水，時為公元前2242年。）是基督紀元前1767年，與希臘古文明之父奧基吉斯（譯注：根據傳說，奧基吉斯是第一位底比斯國王或統治者，或者是阿提卡的國王，也是古希臘文明的開創者。）是同一個時代。這次的出現可以用來解釋瓦羅保存下來的傳說，在奧基吉斯的統治之下，金星竟然改變了它的顏色、體積、形狀和運動的行徑。不論是過去還是後續的時代，都沒有發生過這種奇特的現象。（弗裡瑞特的論文是哲理和學識最美妙的結合。瓦羅引用卡斯特、那不勒斯的迪翁和庫濟庫斯的阿德拉斯圖斯等人的資料，把奧基吉斯時代所發生的現象記載在他的著作裡。後續兩個時期出現彗星的狀況，由希臘的神話學家和偽造的西比萊神諭加以保存。）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193年，金牛座第七顆星埃勒克特拉（編注：埃勒克特拉是特洛伊戰爭時期，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之女。毀滅特洛伊後，阿伽門農回到自己的王國，卻被王後殺死，埃勒克特拉救出了自己的弟弟奧瑞斯特斯，為父親之死深恨母親。）的神話故事中隱約提到，從特洛伊戰爭以後這星座減少到隻有6顆星。達爾達努斯的妻子就是上述的山林女神，無法忍受家園的毀滅，拋棄與姐姐共舞的軌道，從黃道逃到北極，披散著長發，獲得彗星的名字。第三次出現是公元前618年即將結束之際，正好是居魯士統治的前兩代，時間與西比爾預言極為可怖的彗星相吻合，普林尼也曾提到它在西方升起。第四次是基督出生前44年，比起以前幾次更為耀目而且重要。愷撒逝世以後，年輕的屋大維為了紀念維納斯和他的舅公而舉行各種競賽活動時，在羅馬以及其他的地區都看到了這顆發亮的長發星，民間傳聞說是它將獨裁官的英靈送上天堂，使得這位孝順的政治家感到極為受用，衷心表示讚許和肯定，還抱著迷信的念頭，把彗星看成他那個時代的光榮。（普林尼曾抄寫奧古斯都最原始的備忘錄等有關資料。馬伊蘭在給中國傳教士帕倫寧最能表達天賦才華的書信中，把競賽和9月的彗星從公元前44年移到公元前43年。但是我對天文學家的批評無法衷心佩服。）第五次來臨時間，前麵提到是查士丁尼統治的第五年，也是基督紀元531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與前麵那次相同，雖然相隔的時間較長，但是隨著彗星的到來，太陽變得暗淡許多。第六次的回歸是在公元1106年，歐洲和中國的編年史都有記載，正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狂熱時期，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可能都懷著相同的信念，預言不信神的人會遭到毀滅。第七次是公元1680年所發生的現象，正值啟蒙時代。（最近看到的彗星是在公元1680年12月，逼得貝爾主張，超自然的彗星使得古人更確定偶像崇拜。伯努利被迫承認，彗星的尾部而非頭部是上帝震怒的征兆。）貝爾的學說驅除了彌爾頓的繆斯用來修飾文學的愚昧觀點，彌爾頓認為彗星“用可怕的長發散布瘟疫和戰爭”（《失樂園》在公元1667年刊行，最著名的詩句可能暗示公元1664年剛出現過的彗星，這就使得核定出版許可的官員大吃一驚。卡西尼在羅馬當著克裡斯蒂娜皇後的麵觀察這同一顆彗星。難道查理二世會感到好奇或畏懼？）。弗拉姆斯特德和卡西尼用奇妙的技術，觀察到彗星在天空行經的軌道，伯努利、牛頓和哈雷運用數學的計算，徹底明了彗星運轉的規律。第八次將是在公元2355年，他們的計算也許會被位於西伯利亞或美洲的曠野中的未來首都的天文學家證實。一顆彗星在我們所居的地球附近掠過，可能會造成損害甚或帶來毀滅，但是火山和地震的作用卻使地球表麵一直不斷產生變化。地區的土壤性質可能顯示這片國土受到巨大衝擊的狀況，是地下火的燃燒所引起，鐵和硫的結合和催化所形成，發作的時間和效果並非人類的知識所能預測。哲學家計算出可燃物質在暗中滲出的水滴，測量到地下石窟抗拒封閉氣體的爆炸所增加的容積，才肯預報地震的發生時間。曆史的記載並沒有指出原因，而是將這種災難事件依據發生的繁疏劃分為若乾時期，並且我們注意到，在查士丁尼統治期間，地球的熱力作用表現得格外強烈。每年一再發生地震，時間非常長，君士坦丁堡有次餘震延續了40多天，範圍非常廣，震動遍及全世界的地表，至少已經涵蓋整個羅馬帝國。人們感覺到推撞或搖擺的運動，地麵產生廣闊的裂縫，龐大無比的物體被拋向天空，海洋的漲落超過正常的幅度，有一道山嶺從利巴努斯撕裂開來（結果是在阿拉杜斯和波特裡斯之間，出現一個險峻的高地和一個陡峭海角。），整個倒在浪濤之中，成為防波堤，保護腓尼基的波特裡斯新港口。（波特裡斯是提爾國王伊索巴爾所創建，佩特洛尼的村莊呈現出貧窮的境況，現在缺少一個港口。）地震使蟻丘動搖，造成致命的打擊，數以萬計的昆蟲隨之化為灰塵。然而事實使大家不得不承認，人類一直在努力毀滅自己。巨大城市的架構將整個民族限製在城牆之內，幾乎實現了卡利古拉的意願，就是羅馬人同舟一命，生死與共。據說安條克的一次地震（公元526年5月20日）使25萬人喪生，那天正好是耶穌升天節，擁入大批來客。貝裡圖斯（海尼修斯認為貝裡圖斯自古以來就是羅馬法最為重要的部分，對它的大學和光輝的曆史一直讚不絕口，也為它的沒落感到遺憾。它在查士丁尼統治的第25年，也就是公元551年7月9日被夷為平地。阿戈西阿斯等到完成意大利戰爭的記述以後，才提到這件重大的災禍。）的損失較小，但是影響深遠（公元551年7月9日）。位於腓尼基海岸的這個城市以民法的研究知名於世，這些研究會打開了財富和地位的青雲之路。貝裡圖斯的學院充滿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很多死於地震的青年，可能是國家的酷虐之鞭或棟梁之材。建築師在這些災難中成為人類的仇敵。蠻族的木屋或阿拉伯人的帳篷倒塌以後，不會傷人。秘魯人大可嘲笑西班牙征服者的愚蠢，竟然花費不計其數的財物和勞力來為自己興建墳墓。有位大公被富麗堂皇的大理石砸在頭上，全城民眾葬身在公共和私人建築物的廢墟之中，一座大城生活和製造所需的爐火，失去控製以後蔓延開來，成為烈焰衝天的火災。人們無法從對彼此的同情中得到安慰和幫助，反而痛苦地體驗到不再懼怕懲罰的惡行和激情。大膽的貪婪之徒搶劫搖搖欲墜的房屋，報複行動也抓住這一最好的時機挑選合適的對象進行，殺人的凶手和強奸的暴徒正在犯罪時被大地吞噬。迷信的思想為當前的危險增加了無形的恐懼；若說是死亡的陰影偶爾會使人產生行善和懺悔之心，那麼一群處於恐懼中的民眾則會強烈地感受到世界末日的來臨，以更虔誠的心情、俯伏在地乞求報複的神明停息無情的憤怒。不論哪個時代，全都指責埃及和埃塞俄比亞是瘟疫的淵藪和溫床。在潮濕、炎熱和停滯的空氣裡，這種阿非利加熱病從腐爛的動物屍體中產生，特彆是遮天掩日的蝗蟲，在死後與生前一樣危害人類。在查士丁尼和繼承人所處的時代，致命的黑死病幾乎要滅絕地球上的人類，最先出現在佩魯西烏姆及其鄰近地區（542 A.D.），位於塞爾波尼亞沼澤和尼羅河東水道之間。從那裡分為兩條路線，向東經過敘利亞、波斯到印度；向西沿著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歐洲大陸。第二年春天，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襲。普羅科皮烏斯用醫生的眼光（弗蘭德博士認為，從普羅科皮烏斯對術語的知識和運用可以看出，他一定學過醫學。然而有很多詞現在帶有科學的含意，在希臘文的詞彙裡非常普通，而且經常使用。），觀察發病的進展和症狀，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奮而言毫不遜色。患者宣稱有時會出現精神錯亂的幻覺，聽到一個看不見的幽靈在大聲威脅，或感覺到它在觸摸自己，立刻成為完全絕望的犧牲者。但通常多數人在家裡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發熱，征候是那樣的輕微，從患者的脈搏和氣色無法察知即將臨頭的大禍。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體，特彆是鼠蹊、腋下和耳後的淋巴腺的腫大，等於傳出噩耗。等到橫痃或腫塊裂開，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質。要是繼續發腫就會成為膿瘡，如果還可以排除體液內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機會；如果始終堅硬而又乾燥，馬上會形成壞疽，患者一般會在第五天去世。熱病的發作通常伴隨著昏睡或囈語，隻要身體滿布黑色的膿包或疔瘡，就是即將死亡的征候；要是體質太弱無法出疹，出血後內臟會隨之腐爛。懷孕的婦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卻有一個嬰兒活著從死去媽媽的體內被接生出來，還有三個母親在失去染病的胎兒以後保住了性命。年輕人得病的機會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容易感染。不論人的地位還是職業，瘟疫一視同仁痛下毒手，幸存者當中有很多人喪失了語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證可以獲得豁免。（修昔底德肯定隻會傳染一次，但是埃法格裡烏斯的家人得過黑死病，特彆提到有人逃過第一次染病，等到第二次就熬不過去了。法比烏斯·保利努斯（Fabius Paullinus）也提到重複感染的現象。我認為醫生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疾病的性質和發作的征候也不見得完全雷同。）君士坦丁堡的醫生重視醫德，技術高超，但是這種疾病症狀複雜，來勢洶洶，使得他們無能為力。同樣的治療程序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狀變化不定，根本不能診斷病人是會死亡還是康複。葬禮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亂，那些身後沒有朋友和仆人的死者，他們的屍體暴露街頭無人掩埋，或是留在空無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員負責收攏四處零亂堆積的死屍，從陸路或水路運往離城市很遠的地點深埋起來。最邪惡的壞人看到麵臨的危險和悲慘的景況，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難免會產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複還是會故態複萌。普羅科皮烏斯認為有些人特彆受到命運或上天的照顧，就哲學的理念來說應該反駁這種說法。難道他忘記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實上他心裡也許記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飲食很清淡，生活有節製，如同蘇格拉底所遭遇的狀況，有更為充分的道理能夠康複。（雅典的瘟疫流行期間，蘇格拉底得病能夠痊愈，跟他的自我克製有很大的關係。米德醫生注意到，供宗教使用的房屋特彆有益健康，主要在於僻靜和禁欲兩個有利的條件。）在他生病期間，市民的習慣上也顯示出公眾的驚慌，怠惰和沮喪使東部的都城出現蕭索的氣象。傳染是黑死病不可分割的特性，隻要有人接近患者，病毒就能借著共同呼吸的空氣進入肺或胃中。雖然哲學家不僅相信而且大為震驚，但是奇怪的是，最容易為想象中的恐懼所製服的人群，在遇到真正的危險時卻能坦然接受，毫不在意。（米德從修昔底德、盧克萊修、亞裡士多德、格倫和普通的經驗，證實黑死病帶有傳染性，對於法國醫生的相反意見加以駁斥，這些醫生在1720年的瘟疫流行期間曾訪問馬賽。然而這些人是對瘟疫更為文明的當代旁觀者，要知道這種疾病幾個月內，就在這座城市裡麵奪走5萬條性命，這個城市現在很繁榮而且商業很發達，居民的總數也不到9萬人。）普羅科皮烏斯的市民同胞，獲得時間短暫而且並不完整的經驗，以為即使與患者親密交談，也不會產生傳染的危險。（普羅科皮烏斯特彆強調沒有傳染危險的說法，後來為埃法格裡烏斯的經驗所推翻。）這種信念可能支撐了很多辛勞照顧病人的朋友和醫生，否則，毫無人性的審慎心理將使患者陷於孤獨和絕望之中。突厥人的宿命論產生了致命的安全感，必定使傳染病的蔓延狀況更為嚴重。對於能使歐洲獲得安全的有效預防措施，查士丁尼的政府完全不清楚，對於羅馬各行省之間頻仍的自由來往，並沒有加以限製。從波斯到法蘭西，戰爭和遷移使各民族混雜在一起，很容易受到感染。瘟疫的氣息可以埋藏在一包棉花裡曆時多年，通過貿易的不當行為，被運送到遙遠的地區。按照普羅科皮烏斯的論點，瘟疫的傳播方式是從海岸到內陸，最後才進入偏僻的島嶼和山區。那些逃過第一次瘋狂侵襲的區域，在下一年最容易受到傳染。風可能會散布這些細微的毒素，不過除非大氣的狀況適合瘟疫的留存，否則隻要進入地球的寒帶和溫帶就會自動滅絕。可能是空氣的汙染非常嚴重，查士丁尼在位第15年的瘟疫暴發，始終沒有因季節的改變有所和緩或中止。最後，初期那種凶險的局麵逐漸化解和消散，疫情交替平息和發作，直到經曆52年憂患歲月之後，人類終於恢複了健康，空氣還原到純淨和清新的性質。沒有保留任何資料和數據，可以用來計算或推測這次大災難的喪生人數。我隻知道君士坦丁堡在3個月內，每天死亡5000人，後來又增加到1萬人，東部有很多城市留下一片廢墟，意大利一些地區的作物和葡萄全在田裡腐爛。戰爭、瘟疫和饑饉這三重災禍同時打擊查士丁尼的臣民，人口的數量明顯減少，使他的統治大為失色，狀況嚴重，地球上最美好的地區有些至今還沒有完全複原。（普羅科皮烏斯運用修辭，將死亡的人數比作海洋的沙粒後，期望能夠提出更為明確的數據，讓大家知道在皇家的惡魔統治之下，全世界有“數以億計”的人被消滅。原文這種表示的方法在文法和修辭而言過於晦澀，要是逐字解釋就會產生“數百萬個百萬”的說法。阿勒曼努斯和庫辛將這段譯為“2億”，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動機何在。要是把原文的“數個”拿掉，最後提出的數字是“1億”倒是可以接受，因為與當時的人口總數相比還不會太離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