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希臘與拉丁教會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狀況(1 / 1)

道成肉身的信條原來隻限於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在公元7世紀結束之前,已經傳播到遙遠的島嶼不列顛和愛爾蘭。(羅馬長久以來對狄奧多爾抱著很大的期望,但是他以能掌握哈特菲爾德的行省宗教會議(680 A.D.)而感到滿足,在會中他接到馬丁教皇的教令和第一次拉特蘭大公會議對付一誌論者的決議。狄奧多爾是西裡西亞行省塔爾蘇斯的僧侶,被維塔利安教皇指派為不列顛的總主教,主要是看重他的學識和虔誠,然而對他的籍貫產生疑慮,覺得有些地方對他無法信任。這位西裡西亞人從羅馬被派到坎特伯雷,在一位阿非利加人的指導下加強學習。他全盤接受羅馬的教義,“道成肉身”的信條從狄奧多爾傳到現代的總主教,在說法上還是一成不變,他們有深刻的了解,但可能很少探究此一奧秘。)所有的基督徒在舉行禮拜儀式時,無論是用希臘語還是拉丁語,內心都存有這種觀念,口裡誦讀同樣的詞句。要是就人數和華麗的排場來看,獲得正教基督徒的稱呼還是太過於勉強。但在東部,非常顯著之處在於使用並不光彩的名字,稱為東正教徒或保皇分子(這種稱呼的起源似乎來自敘利亞,要到10世紀才被人弄清楚,是雅各派杜撰出來,聶斯托利派和伊斯蘭教徒很熱誠地采納,但是正統教會也毫不羞愧地接受,歐提奇烏斯的編年史也經常運用。),這些人的信仰並非以《聖經》、理性和傳統為基礎,而是建立在塵世君王的專製權力上,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現在。他們的敵人可能會斷言,說是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自認是國王的奴隸。同時他們會懷著惡意很高興地提到,馬西安皇帝和他那處女新娘激勵並改進卡爾西頓信條。處於優勢地位的派係一定會勸告大家要儘服從的本分,那些異議分子力主自由的原則免於各種約束,這也是很自然的事。處於宗教迫害的權勢之下,聶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論者淪為叛賊和逃犯。羅馬那些最古老和最能發揮作用的盟友,受到訓誨:不要將皇帝看作是基督徒的首領而應看成是仇敵。語言是使人類的種族聚合或分離的首要因素,很快就出現一種特殊而又長久的標誌,拋棄溝通的工具與和解的希望,很快可以用來區分東部的各種教派。希臘人有曆史悠久的統治權,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加上雄辯的技巧,使他們能傳播語言,毫無疑問這是人類所能創造的最完美的技藝。然而還是有一些民族,特彆是敘利亞和埃及的居民,仍舊保持故有的傳統,使用本國的方言。不過,差彆在於科普特語限於住在尼羅河畔粗魯無禮和大字不識的農夫使用,敘利亞語(當地的土著把敘利亞語尊為最古老的語言,可以分為三種地方語:(1)阿拉米安語限於埃德薩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各城市;(2)巴勒斯坦語使用於耶路撒冷、大馬士革和敘利亞其餘地區;(3)納巴錫安語是亞述山地和伊拉克農村所使用的粗俗方言。隻有一名學者抱有成見,認為敘利亞語優於阿拉伯語。)使用的範圍是從亞述的山地到紅海地區,適合詩文和辯論這些層次較高的題材。希臘語的詞句和學識傳播到亞美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他們那種蠻族的腔調,羅馬帝國的居民聽到也無法了解,但是現代歐洲的學習風氣在恢複古老的蠻族語言。敘利亞語、科普特語、亞美尼亞語和埃塞俄比亞語都用在各自的教堂,成為神聖的工具。不論是《聖經》還是最孚眾望的神父,都使用國內的譯本(我不會因為運用西蒙、瓦頓(1600~1661 A.D.,主教和聖經學者)、米爾、威特斯廷(1693~1754 A.D.,日耳曼神學教授)、阿塞曼努斯、盧多法斯和拉·克洛茲的研究成果,而使自己變得更為無知。我參考這些資料有兩點理由:其一,所有受到神父和教職人員讚許的版本中,流傳到現代時,能否保持最早的純真正直倒是讓人感到懷疑;其二,那些敘利亞文的譯本最有分量,東方教派的讚成就是最好的證據,顯示早在教會的分裂之前就已經存在。),使得神學的理論和詞彙更為豐富。經過1360年這麼長一段時期以後,聶斯托利的一篇講道詞所點燃的爭論火花,仍舊在東部的腹地燒起一場大火,相互敵對的教友依然尊奉創始者的信仰和戒律。聶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論者,處於無知、貧窮和奴役的極為悲慘境地,拒絕承認羅馬在信仰和靈性方麵的最高權力,興高采烈接受土耳其主子的宗教寬容和自由。這樣一來他們可以施加革除教門的詛咒,一邊是對聖西裡爾和以弗所的宗教會議,另一邊是對利奧教皇和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他們對於東部帝國的滅亡產生哪些重大的影響,尤其值得我們加以注意,讀者也會樂於明了形形色色的景象,包括:其一,聶斯托利派;其二,雅各派(我非常感激約瑟夫·西蒙·阿塞曼努斯所提供的專論,記載有關一性論者和聶斯托利派的狀況。這位學識淵博的馬龍派教徒,在公元1715年被教皇克萊芒十一世派到埃及和敘利亞,拜訪當地的修道院,搜尋各種手稿。他的四卷對開本巨著在羅馬出版的時間是公元1719到1728年,主要內容是一項範圍廣泛而又極具價值的計劃,但作品隻包括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他是個土著和學者,精通敘利亞的文學和語言。雖然他是羅馬的追隨者,但希望對各教派的敘述能儘量保持節製和坦誠的態度。);其三,馬龍派;其四,亞美尼亞人;其五,科普特人;其六,阿比西尼亞人。前麵三個教派通常都使用敘利亞語,後麵的民族都使用本國的方言而有所區彆。但是現代的亞美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土著,都無法與他們的祖先交談。埃及和敘利亞的基督徒拒絕阿拉伯人的宗教,但是采用他們的語言。時間的流逝有助於保留僧侶的行業,在東部跟在西部一樣,用已經廢棄的語言來讚美上帝的恩典,大多數會眾根本不知所雲。不論是在他出生還是擔任主教的行省,不幸的聶斯托利所主張的異端邪說,很快被消除得毫無痕跡可尋。東部的主教在以弗所當麵抗拒西裡爾的傲慢,他用拖延時日的讓步來撫慰他們的情緒。這些高級教士或他們的繼承人,在卡爾西頓的裁決上麵簽字的時候,難免口裡發出喃喃的怨言。一性論者獲得的實力,基於一致的熱情、利益以及逐漸產生的信心,能夠與正統教會達成和解,最後隻有在為“三章”進行辯護時,他們才無可奈何發出歎息的聲音。那些表示異議的弟兄,態度雖然不怎麼溫馴,倒是非常誠摯,全部在刑事法的壓製下化為齏粉。早在查士丁尼統治的時代,羅馬帝國的疆域內就很難找到屬於聶斯托利派的教堂。越過帝國的邊界,他們發現了一個新世界,激起對自由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去征服。在波斯雖然受到祆教祭司的抗拒,基督教還是紮下很深的根基,東部的民族能在有益身心的陰影下麵休憩。總主教居住在首府,擁有所屬的宗教會議和教區,以及都主教、主教和教士,形成外表壯觀而且秩序井然的教階製度。他們為新入教者人數的增加而欣慰不已,這些信徒從信奉《阿維斯陀聖書》轉變為接受基督的福音,還有人要脫離塵世過寺院生活,而且他們要麵對一個手段高明而又勢力強大的敵人,更能刺激強烈的宗教狂熱情緒。敘利亞的傳教士建立波斯教會,他們的語言、紀律和教義與最早期的組織架構緊密交織。總主教由所屬的副手和主教選出後直接任命,但是他們對安條克教長非常尊敬和順從,這可從東方教會的宗教法規證實此事。(尼斯的大公會議製定不超過20種教規,從希臘教會的宗教會議搜集到其餘的70到80種。瑪魯薩斯編纂的敘利亞文版已經絕跡,阿拉伯文譯本的特色是後來發生很多添加和篡改之處。然而這些法典包括很多教會的戒律,也是非常奇特的神聖遺物,可能完成於聶斯托利派和雅各派分裂之前,因此到現在仍舊同樣受到東方所有教友的尊敬。)在埃德薩的波斯學派(審稿者狄奧多爾注意到埃德薩的波斯學派。阿塞曼尼對古代的光輝和兩個敗亡的時代(431 A.D.和489 A.D.),進行非常詳儘的討論。)之中,之後的世代用虔誠的態度吸取聶斯托利派的神學用語,莫普蘇埃斯提亞的狄奧多爾有敘利亞文譯本1萬卷,可以供他們學習之用,他們尊敬使徒的信仰和神聖的殉教者,以及一脈相傳的門人聶斯托利。等越過底格裡斯河以後,那邊的民族對於聶斯托利派的狀況和語言全不知曉。埃德薩的伊巴斯主教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課程,是教導他們要厭惡埃及人,因為西裡爾在以弗所的宗教會議,用非常不虔誠的方式混淆基督的兩種性質。大師和學者曾經兩次從敘利亞的雅典被趕走,一群傳教士隨之分散各地,很快激起宗教和複仇的狂熱。在芝諾和阿納斯塔修斯統治期間,團結合作的一性論者已經占據了東部的寶座,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激怒他們的對手,公開宣布基督的兩個位格是精神而非肉體的結合。自從最早宣講福音書的教義以來,薩珊王朝的國王用懷疑的眼光看這群外來人和叛教者,他們不僅接受本國世仇大敵的宗教,甚至還讚同他們的侵略行為。皇家的命令禁止他們與敘利亞的教士建立危害國家的通信聯係,基督教發生分裂使猜忌和傲慢的佩羅捷斯感到滿意,所以一位頗富心機的高級教士才有機會大展如簧之舌。這位教士把聶斯托利描述成波斯的朋友,可以利用他來確保國王的基督教臣民有忠誠之心,因為羅馬暴君寧可將聶斯托利派當成犧牲品和仇敵。聶斯托利派在教士和人民之中占有人數優勢,他們受到專製君王微笑優容的鼓勵,認為在麵臨刀劍加身時不惜兵戎相對,然而想到要與基督世界斷絕原本已經鬆懈的關係,有很多軟弱的同教弟兄感到驚慌,加上7700名一性論者或正統教徒的流血犧牲,確定波斯教會信仰和紀律的一致。基於理性的開明原則甚或是策略的需要,他們的教會製度與過去有很大的區彆,嚴苛的修院教規已經放寬,逐漸被遺忘,慈善機構拿捐獻的房屋來養育孤兒和棄嬰。波斯的教士不理守貞的教規,而這在希臘人和拉丁人而言是要強製推行的。波斯教士、主教甚至教長舉行公開或重複的婚禮,使得選出的人數不斷增加。打出符合自然和宗教自由的旗幟,東部帝國的各個行省有數以萬計的流亡分子前來效命,工作勤奮的臣民大量遷徙,使思想觀念狹隘的查士丁尼受到懲罰。他們把平時和戰時所需的技藝傳入波斯,對這些有貢獻的人員,有識人之明的國君予以重用和擢升。走投無路的教派對於努息萬大帝和他那凶狠的孫兒,在重整軍備的時候提供意見、金錢和部隊,他們潛伏在東部從小生長的城市,宗教狂熱的報酬是把正統教派的教堂送給他們當禮物。但等到這些城市和教堂被赫拉克利烏斯光複以後,受到公開指認的叛徒和異端分子,被迫隻有到外國盟友的疆域裡尋求庇護。雖然聶斯托利派表麵上看起來平靜,卻通常會麵臨危險的局勢,有時會麵臨毀滅的命運。他們會涉入東方專製體製常見的惡行之中,即使他們對羅馬始終帶有敵意,也無法使信仰福音書一事經常獲得赦免。一個殖民地有30萬雅各派教徒,都是阿帕梅亞和安條克的俘虜,靠著宮廷的優容,他們獲得同意可以麵對總主教建立一個敵對的祭壇。查士丁尼在他的最後一份和平條約中,對於在波斯的基督教加上若乾條件,傾向於擴大或加強給予他們的寬容。無視良知權利的皇帝,無法對異端教派表示憐憫和尊敬,而這些人抗拒神聖宗教會議的權威。但是他自我安慰,認為他們慢慢就會感覺到與帝國和羅馬教會的聯合所產生的現實利益。要是他無法讓他們生出感激之情,那麼他隻能寄希望於他們的國君會被激怒而對他們忌恨在心。大部分基督教國王的行事都基於迷信和策略,比如在之後的時代,路德信徒在巴黎被判處火刑燒死而在日耳曼卻獲得保護。基督教的教士無論在哪個時代,為了使上帝獲得靈魂,使教會獲得臣民,總會激起最積極的工作精神。他們從波斯的征服開始,帶著宗教的武器向北方、東方和南方前進,簡樸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時的敘利亞神學色彩。公元6世紀時根據一位聶斯托利派旅行家(旅行家科斯馬斯的作品由蒙福孔神父於公元1707年在巴黎出版,其中一些奇特的摘要,可以在佛提烏、泰弗諾和法比裡修斯的著述中見到。作者的意圖是要駁倒邪惡的異端,他們認為地球是球體,不像《聖經》所說是橢圓的平板。但是僧侶的胡說八道與旅行家從現地獲得的知識混雜在一起,他的航行時間是公元522年,書籍在亞曆山大裡亞出版是公元547年。博學的編輯不知道科斯馬斯信奉聶斯托利教義,被拉·克洛茲查明真相,受到阿塞曼尼的肯定。)的報告,基督教成功傳播給巴克特裡亞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蘭人、梅德人和佩薩美尼亞人。從波斯灣到裡海有數不清的蠻族教堂,他們在近代的信仰更為虔誠,表現也極為突出,由僧侶和殉教者的數量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見一斑。馬拉巴爾的胡椒海岸與大洋的索科特拉島和錫蘭島,居住著人數眾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這些偏僻地區的教士和主教從巴比倫的正統教會獲得聖職任命。在接續而來的時代裡(500~1200 A.D.),聶斯托利派的宗教熱忱能夠超越當前的範圍,希臘人和波斯人的野心與好奇卻受到限製。巴爾克和撒馬爾罕的傳教士一無所懼,追隨遊牧的韃靼人前進的腳步,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到達位於伊穆斯山山穀和塞林加河兩岸的營地。他們向不識字的牧民解說形而上的信條,對於嗜殺的武士規勸他們要仁慈和安靜。然而有一位可汗說要在他們的手裡接受洗禮的儀式,甚至還有聖職任命的儀式,當然他們為了虛榮起見,故意誇大他的權勢,約翰長老(在前往摩提爾、耶路撒冷和羅馬的漫長路程中,約翰長老的故事全都在奇異的無稽之談中消失殆儘。有些情節是借用中國西藏的喇嘛,經由葡萄牙人無知地傳給阿比西尼亞皇帝。然而很可能在11和12世紀時,克拉惕人的營地中出現過聶斯托利基督徒。)輕信之名傳遍歐洲常常被人取笑。為了遷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個可以移動的祭壇,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見教長,詢問在大齋節期間應如何戒絕肉食,不生產穀類和酒的沙漠如何舉行聖餐儀式。聶斯托利派用海陸並進的方式進入中國,在廣東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區。(譯注:唐貞觀五年即公元631年,波斯人阿羅本將聶斯托利派的經書傳入長安,唐太宗準許建寺傳教,中國稱為景教,唐武宗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景教與佛教一並被禁。)中國的官員不像羅馬的元老院議員,羅馬的議員會見祭司和占卜這類人物時會麵帶笑容,中國的官員在公開場合裝出哲學家道貌岸然的樣子,私下對流行的迷信不論哪種方式都表現出虔誠的態度。他們雖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卻對其推崇備至,基督教的傳播喚醒了這個國家的猜忌心理,經過短時期變幻無常的命運安排,外國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寵,接著麵臨迫害,終於在無知和遺忘中消滅殆儘。(從公元7到13世紀這段時期,中國有基督徒已經獲得確切的證明,中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和拉丁文的資料可以印證此事。西安府的碑銘敘述聶斯托利派教堂在華建立的興盛狀況,時間是從開始傳教的公元636年到當時的公元781年,後來受到指控說是拉·克洛茲、伏爾泰等人所偽造,他們怕受到耶穌會教士的欺騙,反而因自己的狡詐而自食惡果。)在哈裡發的統治時期,聶斯托利派的教堂從中國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島,他們的人數加上雅各派的信徒,遠超過希臘和拉丁的全體教友。他們有25位都主教組成的教階製度,但其中有幾位免除出席宗教會議的責任,因為路程非常遙遠且危險,在比較容易的條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倫的總主教或是教長,證實他們有虔誠的信仰和絕對的服從,一個不明確的稱呼還繼續用在塞琉西亞、泰西封和巴格達的皇家席次上。這些遙遠的分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枯萎,古老教長所形成的主體現在分為幾個部分:摩提爾的以利亞幾乎是直係後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繼承代表;阿米達的約瑟夫已經與羅馬教會和解;還有就是凡恩或奧米亞的西蒙,在16世紀時,波斯的索菲斯帶領4萬戶家庭發起大規模叛變。聶斯托利派的整個團體有30萬人,名義上是迦勒底人或亞述人,經常會與古代東部最博學和最有勢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根據古代的傳說,聖托馬斯在印度宣揚福音。(名聲響亮的印度傳教士聖托馬斯是使徒、摩尼教徒或是亞美尼亞商人。不過,發生這件事是早在傑羅姆時代。馬可·波羅提到,在馬阿巴城或稱墨利頗,他獲知聖托馬斯就在當地殉教。這個城市離馬德拉斯隻有1裡格,葡萄牙人在那裡建立了一所以聖托默為名的主座教堂,聖徒每年都會顯示奇跡,直到英國人成為瀆聖的鄰居以後,才不再發生顯靈之事。)公元9世紀末葉(883A.D.),他那位於馬德拉斯附近的神龕,阿爾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誠的態度前往拜訪,帶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來酬謝英國國君的宗教熱忱,其實阿爾弗雷德急著想要完成貿易和發現的重大計劃。(在12世紀時,無論是《撒克遜人編年史》的作者還是馬姆斯伯裡的威廉,都沒有能力杜撰這種特彆的事實,他們也無法解釋阿爾弗雷德的動機和采用的方式,草率的告知隻會激起我們的好奇心。馬姆斯伯裡的威廉認為著手冒險的行動極為困難,我懷疑英國使臣在埃及購買貨物的傳聞。皇家的作者無法像一次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航行那樣,能用前往印度的遠航來使他的奧羅修斯變得富有。)葡萄牙人首先打開前往印度的航路時,聖托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馬拉巴爾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們的特征和膚色所產生的差異證明他們是混血的外國種族,無論是武力、技藝還是品德都優於印度斯坦的土著。農夫栽種棕櫚樹,商人因香料貿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於馬拉巴爾的貴族。交趾的國王與紮摩林本人基於感激或畏懼,對他們的繼承特權都非常尊敬。他們承認印度的國君,然而就統治而言,基於塵世的考量,全部歸於安加馬拉的主教。他仍然堅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頭銜,真正的審判權則由1400所教堂執行,有20萬人的心靈和信仰要委托給他照顧。他們憑著宗教認為可以獲得最堅強最親切的盟友葡萄牙(1500 A.D.),但是宗教法庭檢察官很快洞悉狀況,認為聖托馬斯的基督徒犯下異端和分裂的不可饒恕的罪惡。羅馬教皇這位地球上精神和世俗的君王,並不被他們承認,他們還是像祖先那樣,堅持要成為聶斯托利派教長的教友。主教在摩提爾接受聖職,要越過危險的海洋和陸地抵達他們在馬拉巴爾海岸的教區。他們自古沿用敘利亞禮拜儀式,用虔誠的態度推崇狄奧多爾和聶斯托利的名字,將基督的兩個位格結合起來舉行禮拜。“上帝之母”的頭銜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冒犯,對於聖母瑪利亞所給予的譽榮極其吝嗇,就拉丁人的迷信看來,卻幾乎將她提高到女神的位階。當她的畫像首次出現在聖托馬斯門徒的麵前,他們非常氣憤地叫道:“我們是基督徒,不是偶像崇拜者!”那種極其單純的虔誠隻要有古老的十字架就能滿足。自從分開以後不知道西方世界的進步或是墮落已經有千年之久,他們的信仰和行為從公元5世紀以來保持穩定不變的狀態,懷有偏見的羅馬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會同樣感到失望。羅馬來使最關心的事情是要截斷他們與教長所有的聯係管道,有幾位主教斃命在神聖職位所設置的監獄裡,葡萄牙的武裝力量、耶穌會修士的陰謀詭計、果阿總主教亞曆克斯·德·美尼澤斯視察馬拉巴爾海岸,再加上他的宗教狂熱,一起衝擊沒有牧羊人的群眾。他主持戴佩爾的宗教會議,以完成重新統一的神聖工作,要把羅馬教會的教義和戒律用嚴苛的方式強加在他們的身上,連他們對神父的秘密懺悔都不放過,這也是教會施用酷刑最強有力的工具。他們詆毀狄奧多爾和聶斯托利生前所建立的名聲,在教皇以及總主教的統治,以及耶穌會修士在侵入安加馬拉或克朗加諾的教區以後的統治之下,馬拉巴爾受到欺淩壓榨,民不聊生,忍受了60年(1599~1663 A.D.)的奴役和偽善。荷蘭人的勇氣和勤勉動搖葡萄牙帝國的基礎時,聶斯托利派的信徒就靠著活力有效維護祖先的宗教。耶穌會修士無法保有他們濫用的權勢,4萬名基督徒組成的大軍兵鋒直指正在沒落的暴君,印度副主教暫時僭用主教的職權,直到巴比倫的教長派來新接任的主教以及敘利亞的傳教士。自從趕走葡萄牙人以後,聶斯托利派的信條能夠在馬拉巴爾海岸自由地傳布。荷蘭和英格蘭的貿易公司是擁護宗教寬容的友人;但是如果壓迫隻是帶來藐視而並非屈辱,聖托馬斯的基督徒也有理由抱怨他們歐洲兄弟的漠不關心。基督一性論者的曆史沒有聶斯托利派那樣曲折離奇而又饒有趣味,在芝諾和阿納斯塔修斯的統治之下,他們那些手段高明的領導人物使君王感到非常驚愕,竟能篡奪東部的寶座並且製服土生土長敘利亞人的教派。一性論信仰的規則是由安條克的塞維魯教長製定,需要極端的審慎才能明辨所包容的範圍。他運用“和諧論”的風格譴責聶斯托利和優迪克相對立的異端邪說,仍舊反對後者有關基督肉身真實性的論點,逼迫希臘人承認他是一個說謊者,雖然他講的話是真理。(雷諾多提到過塞維魯的東方報告,他的真實教條見約翰的書信。約翰是安條克的雅各派教長,寫給他的兄弟亞曆山大裡亞的梅納斯,時間是10世紀。)但這種相近似的概念沒有辦法減少暴怒的激情,盲目的敵手對於如此微小的差異竟然會爭辯不已,每個派彆都感到極為驚異。敘利亞的暴君逼迫臣民要相信他的信條,他的統治沾染了350位僧侶的鮮血,這些人實施反抗激怒了他,全部在阿帕梅亞城牆下被殺。(聖薩巴斯的勇氣可以用來證實讓人置疑之事,這些僧侶的武力不僅用於精神方麵,也不限於防衛。)阿納斯塔修斯的繼承人將正統教派的旗幟移向東部,塞維魯逃到埃及。他的朋友即那位口若懸河的澤納阿斯(敘利亞的海拉波裡斯主教澤納阿斯或菲洛克塞努斯,他的事跡被塞維魯寫進編年史裡,受到阿塞曼尼和拉·克洛茲的認同。澤納阿斯是極其卓越的敘利亞語文大師,也是《新約》譯本的作者或編輯。),雖能避開波斯的聶斯托利派信徒,卻被帕夫拉戈尼亞的東方正教基督徒絞殺在流亡途中。54位主教被迫下台,800位聖職人員被關進監獄。(54名被查士丁放逐的主教,狄奧尼修斯的編年史記載著他們的姓名和職稱。塞維魯被召喚到君士坦丁堡,利貝拉圖斯說是為了審判,而埃法格裡烏斯說他的舌頭被割掉。謹慎的教長並沒有留下來查問不同的狀況,帕吉認為教會的改革發生在公元518年9月。)雖然狄奧多拉隱約表示包庇之意,然而東方的羊群在失去牧羊人以後,必定逐漸陷入挨餓或被毒斃的下場。遭受宗教迫害的悲痛,瀕臨毀滅的教派能夠複蘇、團結和永存,全靠一名僧侶的不懈努力。詹姆斯·巴拉迪烏斯(詹姆斯·巴拉迪烏斯或稱占紮盧斯,他那鮮為人知的曆史為歐提奇烏斯、雷諾多和阿西曼努斯所搜集,希臘人對他幾乎毫無認識。雅各派教徒寧可從使徒聖詹姆士繼承姓名和譜係。)的名字以雅各派的稱呼永垂不朽,而這個熟悉的發音會使英國讀者聽來感到吃驚。神聖的悔過信徒在君士坦丁堡的監獄之中,接受埃德薩主教的權力,成為東部的使徒,經過他任職的主教、輔祭和教士有8萬多人,都來自同一個取用不儘的來源(監獄)。阿拉伯一位信仰虔誠的酋長提供快速的單峰駱駝,使傳教士的宗教狂熱很快蔓延開來。雅各派的教義和紀律在查士丁尼的疆域內秘密建立,每個雅各派教徒被逼得違犯法律的規定,他們憎恨羅馬的立法者。那些塞維魯的繼承人藏匿在女修道院或村莊,他們的生命已經失去法律的保護,隻有在隱士的洞穴或薩拉森人的帳篷裡才能獲得安全。然而他們堅決表示擁有不能廢棄的權利,那就是安條克教長的頭銜、位階和特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處於異教徒比較溫和的控製之下,他們居住在離梅爾丁約1個裡格的地方,那裡有一個環境優美的紮法蘭修道院,修行小室、供水渠道和農場一應齊全。再次一級也是很榮譽的位置,由長老充任,位於摩提爾,公然反抗聶斯托利派的總主教,要爭取基督教在東部最高的職位。教長和長老的位階之下,無論是哪個時代的雅各派教堂,都有150位都主教和主教,但是他們的教階製度已經取消,變得雜亂無章,教區的主要部分都限於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裡斯河的周邊地區。教長經常巡視阿勒頗和阿米達這幾個城市,那兒居住著有錢的商人和勤勞的工匠。一般群眾每日辛苦所得不敷溫飽,貧窮如同迷信一樣被強加於過度的齋戒:每年有5次大齋期,教士和民眾不僅禁食肉類和雞蛋,甚至就是酒類、食油和魚肉都不得嘗用。他們現有的數量預估大約有5萬到8萬人,是勢力龐大教會的殘餘分子,經過12個世紀的壓迫,人數已經減少。然而在這樣漫長的期間之內,一些外來移民改信一性論的教義,有位猶太人就是阿布法拉吉斯的父親(阿布法拉吉斯的父親極為著名,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作品,在阿西曼努斯的文獻裡都是最熱門的項目。拉·克洛茲諷刺西班牙人帶著偏見,反對有猶太血統的人士,說他們褻瀆他們的教堂和國家。),曾經身任東部的總主教,無論生前死後表現都極為卓越。他在生前是位文辭優美的作家,能說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是詩人、醫生和曆史學家,也是思想敏銳的哲學家和性格溫和的神學家,死後連他的敵手聶斯托利派教長都來參加葬禮。還有一群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全都忘掉了他們之間的爭論,在他的墓地為這位可敬的對手流下悲痛的眼淚。阿布法拉吉斯的德行使教派獲得尊榮,從表麵看來,聶斯托利派的同教弟兄已經甘拜下風。雅各派的迷信行為表現得更為低俗,他們的齋戒更為嚴苛(拉·克洛茲指責極為過分的斷食和禁欲,甚至就是敘利亞人阿西曼努斯都如此表示。),內部的爭論也更為猖獗,他們的法師(就我看來已經毫無意義)也更缺乏理性。有些事物需要經過反複的斟酌,可能要考量一性論神學理論的嚴苛要求,還有更多是出於僧侶的職位所產生的優勢影響力。敘利亞、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的雅各派僧侶,可以從各自嚴苛的苦行及荒謬的傳說加以區彆。他們把生存或死亡都看成是上帝賜予的恩惠而對其頂禮膜拜,年邁的主教和教長都用雙手執著牧杖,他們負起統治世人的責任,卻充分顯示出修道院的習慣和偏見。(阿西曼努斯在論文第二卷的開頭,對一性論的狀況有非常出色的說明,僅這一卷就有142頁。格列高利·巴爾赫布裡斯或阿布法拉吉斯的《敘利亞編年史》,同時探討聶斯托利派的總主教和雅各派的長老。)在東部基督徒所具有的形態中,無論哪個時代的一誌論者都稱為馬龍派信徒(歐提奇烏斯證明這兩個詞是同義語,經過係統化處理以後在波科克製作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文章。他並沒有受任何偏見影響,這在10世紀的時候被用來對付馬龍派的教徒。我們可以相信一位東正教徒,他的證詞受到雅各派和拉丁人的肯定。),這個名字在不知不覺中從隱士頭上被轉移到修道院頭上,之後又被拿來稱呼一個民族。馬龍是公元5世紀的聖徒或是蠻漢,在敘利亞展現出宗教的瘋狂性格。相互敵對的城市阿帕梅亞和埃米薩爭著要供奉他的遺骸,在他的墓地興建一所宏偉的教堂。他有600個門徒在奧龍特斯河岸,把個人苦修的小室連成一片。在有關“道成肉身”的爭論中,他們在聶斯托利和優迪克的教派之間取得平衡,用非常精巧的方式平安穿過正統教義的界限。但是不幸的難題出在“一個意誌”上麵,也就是基督對兩種性質的運用,完全是窮極無聊才會產生這種誤會。赫拉克利烏斯皇帝是個改信者,被當作馬龍派信徒,被拒止在埃米薩城牆之外,他在同教弟兄的修道院找到庇護,他們的神學課程得到天賜的禮物,那就是廣大而富裕的領土。這所古老學院的名字和教義傳到希臘人和敘利亞人中間,安條克的馬卡裡烏斯教長表現出他們的宗教熱忱,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公會議中宣稱,他隻要在基督的“兩個意誌”教義上簽字,就會被砍成幾塊丟進大海。(君士坦丁是住在阿帕梅亞的敘利亞教士,他用堅定的態度和巧妙的手法支持一誌論者的傳教事業。)同樣用不那麼殘酷的迫害方式,很快就使平原地區沒有抵抗能力的臣民改變信仰,這時在利巴努斯山區,強壯的土著用勇敢的行動維持“馬爾代特”或“俠盜”(狄奧菲尼斯和錫德雷努斯都提到這些“俠盜”的豐功偉業:拉·洛克對這個名字有所解釋;帕吉確定事件的時間,甚至就是約翰·馬龍教長微不足道的身世,都調查得一清二楚,可以說明從公元686到公元707年,發生在利巴努斯山區的所有問題。)這個光榮的頭銜。約翰·馬龍是位學識淵博而又最孚眾望的僧侶,擅自僭占安條克教長的職位,派遣他的侄兒亞伯拉罕率領馬龍派信徒,對抗東部的暴君,保護他們的民政和宗教自由。正教基督徒君士坦丁的兒子用虔誠的仇恨心理說服一群士兵,他們被布置在帝國的城堡裡,就是為了對付基督和羅馬的共同敵人。一支希臘人的軍隊入侵敘利亞,聖馬龍的修道院被戰火毀滅,那些最勇敢的首長受到出賣而被謀殺,1.2萬名追隨者被運送到亞美尼亞和色雷斯遙遠的邊區。然而馬龍派這個謙卑的宗派,比起君士坦丁堡的帝國生存得更為長久,他們在土耳其主子的統治下,仍舊享有宗教自由和已經緩和的奴役生活。他們從古老的貴族中選出自己的總督,在卡諾賓修道院的教長仍舊幻想自己坐在安條克的寶座上,9個主教組成他的宗教會議,下麵有150位教士,保留結婚的自由,受到委托要照顧10萬信徒的靈魂。他們的國度從利巴努斯山區的山脊一直延伸到的黎波裡海濱,在一塊很狹隘的空間,逐漸傾斜的地勢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氣候和土壤,神聖的雲柏生長在積雪的高地上(上個世紀還留存20棵大香杉,現在隻剩下四五棵。這種樹木在《聖經》中極為有名,對於濫伐者甚至用處以破門罪來加以保護,不能用製造小十字架來作為借口。每年在樹蔭下舉行彌撒來慶祝,敘利亞人將樹枝舉起來好清除積雪。有關利巴努斯山的天候狀況,不要太相信塔西佗的話,他有的隻是很大膽的比喻。),下方是種植著葡萄、桑樹和橄欖的山穀。馬龍派在12世紀時棄絕一誌論的謬誤,與安條克和羅馬的拉丁教會修好,建立友善的交往(提爾的威廉所提出的證據被傑克·德·維特拉所仿效或證實,但是這種不合情理的聯盟,隨著法蘭克人的勢力一起煙消雲散。阿布法拉吉斯認為,馬龍派是一誌論者的教派。),出於教皇的野心和敘利亞的災難,就是過去的同盟關係通常也可以恢複。但是依據合理的推測仍然可以提出質疑,他們的聯合是否非常完美而且確實具有誠意。羅馬教士團有博學的馬龍派信徒,他們想要讓祖先所犯的異端邪說和分裂教會的罪名獲得赦免,使儘一切辦法還是白費力氣。(我在拉·洛克的著作中發現有關馬龍派曆史的描述,在提到古代的部分,他襲用奈隆的偏見,再加上羅馬其他馬龍派信徒的說法。阿西曼努斯對於羅馬的馬龍派信徒,要是反對則感到害怕,要是支持則感到羞愧。此外還可以參考尼布爾和賈布隆斯基的作品,尤其是見識高人一等的沃爾尼更為出色。)打從君士坦丁在位開始,亞美尼亞人(拉·克洛茲很簡單地敘述亞美尼亞的宗教,他參考加拉努斯的名著《亞美尼亞史》,對於亞美尼亞的狀況有良好的印象。能夠受到拉·克洛茲的讚譽,證明這位耶穌會教士的作品的確有很多的優點。)就決心要依附基督徒的宗教和帝國。他們的國家一直動亂不已,加上不懂希臘語文,使得他們的教士沒有參加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所以會在冷漠和停頓的狀況下,隨波逐流了84年之久(亞美尼亞的宗教分裂,一般認為發生在卡爾西頓大公會議後84年,經過17年才全部完成,公元522年為亞美尼亞紀元的開始。),直到哈裡卡納蘇斯的朱利安所派遣的傳教士,最後將他們空虛的信仰完全據有為止。朱利安流放到埃及時,他的對手塞維魯是安條克的教長,這位一性論者發揮辯論或影響力將朱利安擊敗。隻有亞美尼亞人是優迪克真正的門徒,這位不幸的父老竟被大部分屬靈的後代拋棄。亞美尼亞人還保留這種信仰的觀點,認為神性和永不腐朽的物質創造出成年的基督,或者是無須創造就能存在。他們的仇敵譴責亞美尼亞人崇拜一個幽靈,為了反駁這種指控,他們就嘲笑和咒罵褻瀆上帝的雅各派,說他們把肉體最卑劣的弱點,甚至營養和消化這些自然的本能,都歸到神的身上。亞美尼亞人的宗教不可能從知識或權勢獲得更多的光榮。他們的皇族隨著最初的教會分裂而滅亡,那些身為基督徒的國王是拉丁人的部從,或是土耳其蘇丹朝廷設在伊康的諸侯。他們在13世紀興起和衰落,國土隻限於西裡西亞地區,毫無希望的民族很少有機會享受奴役生活的安寧。從最早的年代到現在,亞美尼亞一直是不斷上演戰爭的舞台。索菲斯王朝的政策極為殘酷,消滅從陶裡斯到埃維蘭這片土地上的人口。數以萬計的基督徒家庭被迫遷移到波斯遙遠的行省,有的遭到滅亡的命運,少數能夠繁衍綿延下去。受到高壓的權威統治,亞美尼亞人的宗教狂熱會熾烈燃燒而且義無反顧,寧可戴上殉教者的冠冕,也不要穆罕默德的白色頭巾。他們保持虔誠的信仰,痛恨希臘人的謬誤思想和偶像崇拜。他們與拉丁教會的短暫聯合並不是欠缺誠信的問題,否則他們的教長也不會將數以千計的主教呈獻在羅馬教皇的腳前。亞美尼亞人的教長居住在埃克米阿辛修道院,距離埃維蘭隻有3裡格。47位總主教每位有4到5位副主教,為了獲得絕對的服從,由總主教授予聖職,但是大部分高級教士都是掛名的榮譽職位,簡樸的言行使他們在宮廷覲見和供職時顯得更為尊貴。他們在舉行禮拜儀式後還要耕種田地,位階越高越要過嚴苛的苦修生活,我們的主教聽到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在他們屬靈的宗教帝國之內有8萬個城鎮或村莊,教長接受每個年齡在15歲以上人員自願繳納的少量稅款,每年的歲收大約是60萬克朗,仍不足以供應慈善事業和貢金從無間斷的需索。自從上個世紀初葉以來,亞美尼亞人在東部的貿易和商業占有舉足輕重的分量,每年的贏利極多。等他們從歐洲回歸時,商旅隊通常會在埃維蘭附近稍作停留,在祭壇上奉獻他們辛勤工作的豐碩成果。優迪克的宗教信念在巴巴利(Barbary)和波蘭的會眾中宣講。(在外旅遊的亞美尼亞人都是處於有利地位的旅行家,從君士坦丁堡到伊斯法罕的大道兩旁,都有他們教會所屬的教堂。目前的狀況可以參考奧勒裡烏斯、夏爾丹、圖內福爾的作品。最出色的人物是塔韋尼爾,他是到處漫遊的珠寶匠,雖然讀書有限,但是見多識廣。)在羅馬帝國的其餘部分,專製的君王用令人憎惡的信條來撲滅其他的教派,至少也要使他們保持沉默。埃及人的個性極為剛愎,始終反對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查士丁尼的策略就是期待他們的鬩牆,並且要抓住機會來排除異己。亞曆山大裡亞的一性論教會(雷諾多寫出有關亞曆山大裡亞教長的曆史巨著,從狄奧斯科魯斯到本傑明為止。歐提奇烏斯的《編年史》第二卷也有詳儘的敘述。)被腐朽而不斷的爭執撕裂,等到教長過世後,兩個黨派支持各自的候選人:蓋伊安是朱利安的門徒,狄奧多西(537~568 A.D.)是塞維魯的弟子。前者獲得僧侶、元老院議員、城市和行省的支持;後者則憑借聖職任命的時間在先,以及狄奧多拉皇後的重用和宦官納爾塞斯的武力,這些部隊原本可運用於更為榮譽的戰爭之中。最孚眾望的候選人被放逐到迦太基和撒丁尼亞,使得亞曆山大裡亞激起狂怒的火焰,在發生分裂170年以後,蓋伊安派的徒眾仍舊尊敬創始人的事跡和教義。雙方分彆靠著數量和紀律的實力,發生互不退讓的血腥衝突,街道上滿布市民和士兵的屍體,信仰虔誠的婦女爬上自己房屋的屋頂,把尖銳或沉重的器具投向敵人的頭頂。納爾塞斯最後的勝利要歸功於蔓延的大火,毀滅了在羅馬世界規模和人口位居第三的首府。查士丁尼的部將卻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征服一種異端邪說,狄奧多西自己也很快被免職,倒是沒有產生事故。塔尼斯的保羅是一位正統教會的僧侶(538 A.D.),被擢升到阿塔納修斯的寶座。他濫用政府的權力,任意派用或更換埃及的公爵和護民官,戴克裡先時代核定的麵包津貼被扣留,教堂無法維持都要關門,一個因宗教而分裂的民族被剝奪精神和實質的糧食。等輪到他下台時,狂熱和報複的人民將暴君革出教門,除了奴性深重的東方正教教徒以外,沒有人把他尊為一個人、一個基督徒或是一個主教。然而,像這樣的做法都是盲目的野心作祟,當保羅受到謀殺罪的起訴而被驅逐,他用700磅黃金作為賄款,乞求能恢複受到痛恨和羞辱的職位。保羅的繼承人阿波利納裡斯排出作戰隊形,進入帶有敵意的城市,看上去既能祈禱也可以立即戰鬥。他的部隊全副武裝,分布在所有的街道上,主座教堂的大門有人守備,一小隊精選的衛士配置在大廳的高壇上,用來保護首領的人身安全。等到他巍然在上,站立在寶座前麵,把武士的上衣丟在一邊,隨即出現在群眾眼中的是穿著袍服的亞曆山大裡亞教長。大眾在驚愕之餘啞口無聲,但是等到阿波利納裡斯開始誦讀聖利奧的巨著,馬上就有一大堆咒罵、譴責和石塊向他投射過去,攻擊皇帝和宗教會議那討厭的走狗。使徒的繼承人毫不客氣地發起反擊,士兵涉過血流成河的街頭,據說有20萬人倒在刀劍之下。就是把當天的殺戮延伸到阿波利納裡斯長達18年的統治中,這種數字也令人難以置信。後麵兩位接任的教長優洛吉烏斯(580 A.D.)(優洛吉斯是安條克的一名僧侶,無論是文采還是辯才都極為出名。他提出很多證據說明蓋伊安派和狄奧多西派都是信仰之敵,他們之間不應該複交和好。同樣的見解從聖西裡爾的嘴裡說出來就是正統思想,要是塞維魯也這麼講就會變成異端邪說,聖利奧持反對的主張同樣是至理名言。優洛吉斯沒有傳世的作品,佛提烏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節錄他的文章就感到非常滿意。)和約翰(609 A.D.),儘一切力量要與異端分子對話溝通,武力和辯論比起福音書的表白更能發揮作用。優洛吉烏斯的神學知識都表現在許多卷著作上,用來誇大優迪克和塞維魯的謬誤,期望將聖西裡爾語焉不清的論點,能與利奧教皇和卡爾西頓神父所製定的正教信條,取得立場和內容一致的共識。慷慨好施的約翰基於迷信、仁慈或策略,下達指示要著手進行各項慈善事業和救濟行動,曾經自己出錢維持7500名窮苦無依人員的生活。等到他接任以後,發現教會的金庫有8000磅黃金,他從古道熱腸的虔誠教徒那裡募到1萬磅,然而這位總主教能夠在他的遺囑裡誇耀,個人身後的錢財還不到三分之一個價值最低的銀幣。亞曆山大裡亞的教堂全部移交給正統教會,一性論的信仰在埃及受到查禁和取締,恢複了一項法律使這些身為異端的土著不能享受國家的榮譽和薪俸。教長更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征服埃及教會的賢明之士和領導人物。狄奧多西以使徒或狂熱信徒的精神,抗拒查士丁尼的威逼利誘。教長答複:“誘惑者為了展現塵世的王國才運用這樣的誘騙手段,但是我的靈魂對我而言遠比生命和權力更為重要。教會落在一位君王的手裡,他能夠殺害我的肉體,但是拿我的良心無可奈何。無論是放逐、籍沒還是入獄,我都在所不惜。以前那些神聖的教長阿塔納修斯、西裡爾和狄奧斯科魯斯,我會堅持追隨他們的信仰。詛咒利奧的作品和卡爾西頓的大公會議!詛咒對他們製定的信條完全接受的人!詛咒他們從現在直到永遠!我赤裸裸離開母親的子宮來到世上,必然會赤裸裸進入墳墓,願那些敬愛上帝的人,跟隨我一起獲得救贖。”在使他的教友獲得安慰以後,他搭船前往君士坦丁堡,承受皇帝無可抗拒的壓力,連續進行了6次談話。他對神學的見解無論是在皇宮還是城市,都能獲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好感。狄奧多拉發揮影響力保證他的安全,讓他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不傷顏麵地去職。他雖然沒有在寶座上逝世,但能長眠在自己的故鄉,也是一件幸事。阿波利納裡斯接獲他亡故的消息,竟然非常無禮地宴請貴族和教士,但是要重新舉行選舉的報道也使他笑顏頓失。就在他享用亞曆山大裡亞的財富時,他的對手管理著蒂巴伊斯修道院,獲得人民的自由奉獻而維持下去。教長的永久繼承權因狄奧多西的去世而獲得認可,敘利亞和埃及的一性論教會,以雅各派的名義和共同的信仰聯合起來。這樣的宗教信仰原來隻限於敘利亞一個範圍很狹窄的教派之內,但現在擴展到埃及或科普特民族的大多數人中間,他們幾乎一致反對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的裁決。自從埃及的王國滅亡以後,1000年的時間轉瞬而過,亞洲和歐洲的征服者一直騎在這樣一個民族的頭上。他們過去所擁有的古老智慧和權力,已經超越曆史的記錄。他們的民族精神被宗教狂熱和迫害的衝突重新點燃火花,於是棄絕希臘的習俗和語言,並且把它當成來自外國的異端邪說。在他們的眼裡,每個東方正教基督徒都是陌生人,雅各派信徒則都被看成是自己的市民。教士不得結婚和舉行葬禮儀式,違者視為犯下最重的罪過。當地的土著拒絕承認對皇帝的忠誠和效命,隻要離開亞曆山大裡亞一段距離,皇帝的命令就隻有在軍事武力的強製之下才會得到他們的服從。這個民族儘最大努力來恢複埃及的宗教和自由,600所修道院培養數以萬計的神聖武士,就他們來說生有何歡而死又有何懼。不過經驗能夠區分主動與被動的勇氣,狂熱的信徒接受拷問架和火刑的荼毒,不會發出一聲呻吟,等到麵對全副武裝準備接戰的敵軍,就會渾身戰栗趕快逃走。埃及人的性格怯懦,隻能將僅有的希望寄托於更換主人。科斯羅伊斯二世的軍隊減少了地區的人口數量,然而雅各派信徒在波斯人的統治之下,倒是享受了一段短暫而不算穩定的休養生息時間。赫拉克利烏斯的勝利不僅恢複了宗教迫害而且變本加厲,教長再度離開亞曆山大裡亞到沙漠避難。本傑明(625~661 A.D.)逃走時聽到激勵士氣的聲音,囑咐他要等待下去,再過10年就會獲得一個外來民族的協助,這個民族就像埃及人一樣舉行古老的割禮儀式。解救者的狀況和解救的性質以後會詳加說明,我現在必須跨越11個世紀的間隔,敘述埃及的雅各派信徒目前的慘狀。人煙稠密的大城市開羅提供住處或是庇護所,給貧窮的教長及剩餘的10名主教,阿拉伯人入侵以後還留下40所修道院。科普特民族遭遇到奴役和背教的迫害過程,使人口衰減到剩下2.5萬到3萬個家庭(這個數字來自埃及官方的資料,比起格梅利·卡雷裡提到科普特人在古代有60萬人而現代隻有1.5萬人,總要合理得多。西裡爾·盧卡是君士坦丁堡的新教教長,非常感慨地談到這些異端的數量,比起信奉正教的希臘人多出10倍都不止。)這樣極為可恥的局麵,他們都是一群不識字的乞丐,隻有更為不幸的希臘教長和數量更為稀少的會眾,對比起來才能給他們一點安慰。(科普特人的曆史、宗教和習俗,可以在下述作品中找到:雷諾多神父一部很混雜的作品,既不是譯本也不是原作;還有一位雅各派信徒彼得的《東方編年史》;亞伯拉罕·伊契倫西斯公元1651年在巴黎出版的兩本譯作;以及阿西曼努斯的作品。這些史籍的時間最晚沒有晚於13世紀,前往埃及的旅行家可以提供近代的資料。上個世紀有位開羅人約瑟夫·阿布達克努斯,在牛津出版了一本很簡要的《雅各比教派史》,隻有短短的30頁。)科普特的教長無論是愷撒的叛徒還是哈裡發的奴隸,仍然以卑躬屈膝服從努比亞和埃塞俄比亞的國王為榮。教長以誇大他們的貢獻來宣示效忠,同時厚顏無恥地斷言,他們能率領10萬名騎士以及相同數量的駱駝進入戰場,可以投鞭阻斷尼羅河的水流。(這個說法並不正確,卻能流傳到埃及和歐洲,原因是科普特人的詭計多端,阿比西尼亞人的狂妄自大,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膽小如鼠和不學無術。埃塞俄比亞的雨量會使尼羅河的水位上漲,並不會考慮到統治者的意願。河流在靠近納帕塔的地點,距離紅海隻有3天的行程,開辟一條運河來改變河道的方向的確有這種需要,但是這已經超過愷撒的能力。)教長的祈禱使得埃及甚至整個世界獲得和平與富足。狄奧多西流亡到君士坦丁堡時,向他的女保護人毛遂自薦,他要使從北回歸線到阿比西尼亞國境的努比亞的黑人民族改信基督教。(阿比西尼亞人仍舊保存著阿拉伯人的容貌和膚色,等於提供一個證據,那就是2000年的時間不足以改變一個民族的外觀。努比亞人是阿非利加的原住民,這個種族與塞涅卡爾和剛果的純種尼格魯黑人並無差彆,有著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和卷曲的頭發。古人對這種奇特的現象不怎麼在意,不像現代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反而非常重視。)信奉正教的皇帝對女皇的企圖產生懷疑,同時要一爭高下,於是派遣相互敵對的傳教士,分彆是東方正教和雅各派的信徒,讓他們同時搭船前往。但基於愛情或畏懼的動機,女皇的命令被更有效地執行。正統教會的教士為蒂巴伊斯省長扣留,這時努比亞的國王和他的宮廷很快受洗,皈依狄奧斯科魯斯的教義內容和禮拜方式。查士丁尼派出的使者到達的時間遲緩,覲見國王受到禮遇以後被打發歸國。但是當使者指控埃及人犯下異端和背叛的罪行時,黑人改信者受到教導後知道該如何答複,因此說道:“知道他是卡爾西頓大公會議派來的使者,絕不會為帶來迫害的人而放棄他的弟兄,這些都是有真正信仰的教徒。”經過很多個世代,努比亞的主教一直由亞曆山大裡亞的雅各派教長命名和授予聖職,到12世紀,還是基督教在那個地區占有優勢的地位。有一些儀式及殘留的若乾遺跡,在森納和棟古拉(經過伊迪裡西族長的證實,基督教傳入努比亞是在公元1153年,隻是名字誤植在努比亞的地理學家身上,他表示努比亞人是信奉雅各派的民族。雷諾多的作品閃耀著曆史的光芒,他認為傳入的時間還要更早。)那些落後的村莊仍舊可以見到。然而努比亞人還是噩運難逃,又重新恢複偶像崇拜,當地的水土氣候使得一夫多妻的習性根深蒂固,他們最後還是背離十字架,讓《古蘭經》獲得勝利。一個形而上的宗教對於黑種民族而言,可能顯得過分的精微和高雅,然而黑人或鸚鵡經過教導後,還是可以重複念出卡爾西頓或一性論者的信條。基督教在阿比西尼亞帝國有更根深蒂固的基礎,雖然相互的聯係經常受到乾擾,這段時間也有70到100年之久,但是就亞曆山大裡亞的母會來說,還是保留這個殖民地成為永久的門徒。隻要有7個主教就可以組成埃塞俄比亞宗教會議,等到主教人數增加到10位,能夠選出一位獨立的總主教。埃塞俄比亞有位國王出於自己的野心,就晉升他的兄弟坐上教會的寶座。預判會有這種狀況發生,所以反對增加主教的數目。主教的職位也逐漸加以限製,隻能由擁有“阿布納”(拉丁人將“阿布納”尊為教長的頭銜並不得當。阿比西尼亞人隻承認4位教長,他們的酋長頂多不過是都主教或全國的總主教。雷納多特提到的7位主教,是存在於公元1131年的狀況,但是所有的曆史學家都不知道有這回事。)頭銜的人士擔任,這些人都是阿比西尼亞教士階級的領導人物和創始人。教長以埃及僧侶來補充空出的職位,這位陌生人的外表在人民的眼中應該看上去是年高德劭的,對於國君也不會帶來危險或造成威脅。在公元6世紀(530 A.D.)埃及的宗教分裂已成定局時,敵對雙方的首腦以及他們的保護人查士丁尼和狄奧多拉,相互之間努力競爭,要在征服遙遠和獨立的行省方麵勝過對手。皇後用勤奮的工作態度再度贏得勝利,虔誠的狄奧多拉在僻遠的地區建立教會,灌輸雅各派的信仰及紀律。(狄奧多拉派遣傳教士到努比亞和埃塞俄比亞傳播福音一事,我不知道阿西曼努斯為什麼要表示懷疑的態度。很少有人注意到阿比西尼亞,一直要到公元1500年,雷諾多從科普特人的作者那兒獲得資料,才將此事宣揚出去。在盧多弗斯的內心,這部分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埃塞俄比亞人的宗教使他們在諸敵環繞的狀況下,沉睡了近1000年之久,已經忘懷整個世界,也被世界遺忘。葡萄牙人繞過非洲的南端,出現在印度和紅海以後(1525~1550 A.D.),好像是從遙遠的星球降臨地麵將他們驚醒。經過初次的交談,羅馬和亞曆山大裡亞的臣民觀察到信仰方麵的類似而非相異之處。兩個民族都期望通過與基督教同宗弟兄的聯盟,獲得更為重要的利益。埃塞俄比亞人處於孤獨和隔離的狀況,幾乎再度墮落到野蠻生活之中。他們的船隻過去曾赴錫蘭從事貿易,現在竟然不敢在阿非利加的河流中航行。阿克蘇美的遺跡被這個民族放棄,大家都分散在村莊裡。皇帝成為虛有其表的頭銜,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能居住在固定的營地就感到滿意。阿比西尼亞人知道自己非常貧窮,想出合理的計劃要輸入歐洲的才智和技藝。(現在最需要的技藝由猶太人施展,對外貿易則掌握在亞美尼亞人的手裡。歐洲的勤奮成為格列高利最讚許和羨慕的原因。)他們的使臣接受教導,要在羅馬和裡斯本提出懇求,希望獲得一群鐵匠、木匠、瓦匠、泥水匠、印刷工人、外科醫生和內科醫生,以供他們的國家使用。等到發生緊急的危險狀況,有必要給予武器和兵員,使其獲得立即和有效的援助,用來保護不好戰的民族免遭野蠻的侵略,使這個內陸國家不致受到蹂躪。這時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正派遣強大的兵力從海岸前進。450名葡萄牙人在戰場上發揮歐洲人天生的勇敢果決的精神,加上滑膛槍和火炮難以抗拒的威力,最終拯救了埃塞俄比亞。皇帝在極為驚恐的時刻,答應要讓自己和臣民恢複正統基督徒的信仰。一位拉丁教長代表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威,(約翰·貝爾穆德茲的著述於公元1569年在裡斯本出版,由普爾查斯譯成英文,再由拉·克洛茲轉譯成法文。這部作品很奇特,作者好像要對阿比西尼亞、羅馬和葡萄牙大施騙術。他自稱有教長的頭銜,這完全是毫無根據和無中生有的事。)帝國的疆域擴大了10倍,應擁有比美洲的礦脈更多的黃金,懷著貪婪和狂熱的最具野心的希望,要建立一個完全順服為基督徒所有的非洲。然而因痛苦所迫而立下的誓約,在身體複原以後就被遺棄。阿比西尼亞人仍舊堅持不屈,遵從一性論的教義,相互的爭辯使虛弱無力的信仰激起反抗的怒火。他們把拉丁人烙上阿裡烏斯派和聶斯托利派的標簽,把這一切都歸罪於他們崇拜“四”個神,這是分離基督的兩種性質而造成的。夫雷摩納是分配給耶穌會的傳教士用來舉行禮拜儀式的地點(1557 A.D.),也可以說是拿來供流放之用。這些傳教士精於文理科學和工匠技藝,他們的神學知識和端莊有禮的行為,隻是受到尊敬,卻無法達成傳教的作用。他們並沒有被上天賜予奇跡,歐洲軍隊增援的希望也最終破滅。經過40年的忍耐和努力,終於獲得更為有利的覲見,阿比西尼亞的兩位皇帝被說服,羅馬會使獻身的修士得到塵世和永恒的幸福。最早改變信仰的皇帝喪失寶座和生命,“阿布納”赦免叛軍,認為他們的行動是替天行道,大聲威脅要將叛教者革出教門,也使臣民不再受效忠宣誓的束縛。蘇斯尼烏斯憑著勇氣和運氣,用塞古伊德的名義登極稱帝,替紮登吉爾的命運和氣數報仇,用更為積極的態度來實現親戚未能達成的宗教大業。在耶穌會修士和他那些不識字的教士之間,展開無法勢均力敵的戰鬥,皇帝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宣布自己是信仰卡爾西頓信條的改宗者,認為他的教士和人民都會毫不遲疑地讚同君王的宗教。在自由選擇之後緊接著就是強製的法律,隻要相信基督有兩種性質,就要接受痛苦的死刑。阿比西尼亞人被禁止在安息日工作和嬉戲。塞古伊德麵對歐洲和非洲,公開宣布要與亞曆山大裡亞教會斷絕一切關係。耶穌會修士阿方索·門德茲是埃塞俄比亞的正統教會教長(1626 A.D.),以烏爾班八世的名義接受悔罪者的效忠,以及他發誓棄絕異端的行動。國君跪在地上說道:“我承認教皇是基督在人間的代理人,聖彼得的繼承者,也是統治全世界的君王,我發誓對他要絕對服從,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王國奉獻在他的腳下。”他的兒子、弟兄、教士、貴族甚至宮廷的婦女都要立下同樣的誓詞。他把位階和財富授予拉丁教長,傳教士在帝國最重要和最便利的位置興建教堂或城堡。耶穌會修士自己譴責他們的首領不智,犯下致命的錯誤,忘掉福音的寬大為懷和自己所下達的政策,在倉促之間運用暴力推行羅馬的禮拜儀式和葡萄牙人的宗教法庭。他譴責古老的割禮,然而這是基於健康而並非迷信的緣故,才首先於埃塞俄比亞發明,這地區就氣候而言有其必要。新的洗禮儀式和新的授予聖職典禮給當地土著帶來痛苦,就是最神聖的死者在墳墓裡也不得安寧,而最顯赫的人物被外國的教士革出教門,這使他們感到恐懼而戰栗不已。阿比西尼亞人為了保衛他們的宗教和自由,不得不激起狂熱的情緒,帶著不惜犧牲的精神揭竿而起。5次叛亂遭到撲滅,使得舉事者血流遍地,兩位主教在會戰中陣亡,整個軍團橫屍戰場或是窒息在洞穴之中。所有人員無論階級、地位和性彆,隻要是羅馬的敵人,就難逃羞辱的死亡。但是勝利的國君最後還是屈服了,那是因為這個民族以及國君的母親、兒子和最忠誠的朋友,能夠發揚堅持到底的決心。塞古伊德聽到憐憫、理性或是畏懼的聲音,他基於良知所發布的詔書很快就揭露出耶穌會修士的暴虐和軟弱。巴西裡德在他的父親過世以後將拉丁教長趕走(1632 A.D.),恢複全民的意願和埃及的信仰和修行方式。一性論者的教堂回響著凱旋的歌聲,“現在已經把埃塞俄比亞的綿羊從西方的鬣狗口裡救出來”。孤寂的王國永遠關上大門,排斥歐洲的技藝、科學和宗教狂熱。(盧多弗斯、格德斯和拉·克洛茲這三位新教的曆史學家,從耶穌會找到最主要的史料,特彆是特勒茲的《通史》,公元1660年以葡萄牙文在科英布拉出版。我們也許會對他們的坦率不諱感到驚奇,但那些罪大惡極的行為和宗教迫害的精神,在他們的眼裡是最值得炫耀的德行。盧多弗斯了解一點埃塞俄比亞語,所以比較方便,能與格列高利進行個人的談話。格列高利是位思想自由的阿比西尼亞僧侶,從羅馬受邀前往撒克遜-哥達的宮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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