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曆史的光芒似乎從10世紀的黑暗之中照射出來。我們懷著好奇和尊敬的心情，打開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圖斯的作品，這是他在心智成熟的年齡，為了教誨自己的兒子而親手動筆寫成的，他曾承諾要在這部書中展現出東部帝國在和平和戰爭的時代國內外的情勢。他根據個人以及曆朝君王的做法，在這些著作的第一部書中，詳細描繪了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和皇宮極為奢華的儀典和排場。（君士坦丁有一份光輝奪目的抄本《拜占庭教會禮儀大全》，從君士坦丁堡流傳到比尤達、法蘭克福和利普西克，經過萊克和雷斯克的編輯，出版了一個非常華麗的版本（1751 A.D.的對開本）。不論這個主題有沒有價值，編者獲得各方的讚譽，他們辛苦的工作沒有白費。）接著他在第二部書試圖精確說明歐洲和亞洲各軍區也就是各行省的情況。羅馬戰術運用的方式、部隊的紀律和陣式、陸地和海上軍事行動的準則，在這些極為實用的作品的第三部書中詳加解釋，這部分也可能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父親利奧六世所著。（墨爾修斯（1579～1639A.D.，希臘學者和編輯）在編輯利奧和君士坦丁的《戰術學》這本巨著時，博學的約翰·拉米獲得一些新的抄本，對於這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很大的幫助。然而文本還是有刪除和脫落之處，譯本有的地方語意不明而且錯誤甚多。維也納皇家圖書對一位新編輯可以提供相當有價值的史料。）第四部他談到帝國的施政方針，透露拜占庭政府在與世界上各個國家友好相處或采取敵對行動時製定策略的機密過程。還有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著作，有關法律、農業和曆史的實用體係，有助於增進臣民的福利和馬其頓君王的榮譽。稱為《巴西利克》的60卷巨著，（對於《巴西利克》這個題目，法比裡修斯、海尼修斯（1681～1741A.D.，法學家和曆史學家）和詹農就有關曆史方麵，能提出有用的意見。法布羅圖斯出版41冊的希臘文《法典》，加上拉丁文的譯本是七大卷的對開本。《巴西利克》全書有60卷，約翰·琉克拉維烏斯已經印行了一本綱要，利奧的113卷《禦法新編》可以在《民法總集》中找到。）是有關民法體係的法典總覽，是在這個輝煌王朝前麵3位統治者的手下逐漸完成。農業技術部分是古代最優秀的人員運用閒暇的時間，再三斟酌才敢動筆，其中經過精選的文章都編在君士坦丁20卷的《農藝學》之中。他指示要把曆史上重大興亡和善惡的事跡，分案分條編成53卷（這53卷書或標題中，隻有兩卷保存下來並且出版，就是《使臣的派遣》和《敗德的行為》。），使每個市民都能接受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不致重蹈覆轍。東部帝國的統治者不惜放下身段，放棄立法者的尊貴地位而屈居於卑下的教師或作家。要是他的繼承人和臣民毫不在意他那身為家長的關懷之情，我們倒是可以繼承和享用這份永恒的遺產。這份禮物經過精確的衡量和評估，就會降低本身的價值和後代的感激，即使據有這些皇家的財富，我們仍舊為貧乏和無知而深感悔恨，原作者日益頹廢的光榮也為冷漠或蔑視所抹除。《巴西利克》這部書完全在抄襲查士丁尼的法學作品，隻不過是帶有偏見和殘缺不全的希臘文譯本而已，但古代市民的理性常被頑固思想的影響力所取代，像離婚、娶妾和放款求利受到絕對的禁止，妨害到貿易的自由和私生活的幸福。君士坦丁的臣民在那部曆史著作中，可能十分仰慕希臘和羅馬難以匹敵的各項美德，並可能從中了解從前的人士是如何儘自己所能達成所渴求的目標的。然而帝國的高級官員或樞密大臣要是準備出版新的聖徒傳記，必然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譯者西蒙（漢克烏斯曾經敘述譯者西蒙的平生和著作。西蒙是聖徒的傳記作家，在翻譯更為古老的聖徒作為時，完全用天馬行空的意譯方式，有時根本不知所雲。他的希臘文《修辭學》再度意譯成為蘇裡烏斯的拉丁文譯本，到現在已經找不到一點原文留存的線索。）荒誕而又華麗的神話，使迷信獲得更為豐富而陰鬱的材料。教會的一年行事曆中所記載的功德和奇跡，在哲人的眼裡比不上一個辛勞的農民，他會繁衍造物主恩賜的穀物，為他的同胞提供所需的糧食。編著《農藝學》的帝王作家，卻致力傳授殺人放火的毀滅藝術，這是自色諾芬（色諾芬是一位軍事家，在他的《居魯士的教育》第一卷中，提到波斯人的兵法和戰技，雖然篇幅很少，但他認為希臘人必須要有所體認。把所有戰爭和韜略的作品彙編成一套叢書，對學者而言是很有意義的使命，靠著辛勞的工作可以發現很多新的抄本，具備高深的學識可以闡明古代的戰爭曆史，但是這位學者應該要有軍人的經曆。好可惜啊!昆塔斯·伊西利烏斯怎麼去世了呢!）時代以來，作為英雄和國王必備的本領。然而利奧和君士坦丁的《戰術學》卻摻雜那個時代等級較低的成分，缺乏原創性的天才，隻能就勝利的結果肯定其有關的規定和原則，要想運用適當的風格和方法則顯得力有不逮。他們把毫無關聯和互不兼容的東西，盲目混合在一起：像斯巴達的方陣和馬其頓的方陣，像加圖的軍團和圖拉真的軍團，以及奧古斯都的軍團和狄奧多西的軍團。甚至對於軍事基本知識的應用，至少在談到有關重要性的體認上，都讓人懷疑。他們所熟悉的一般原則受到理性的指導，然而它所具備的優點，以及麵對的困難完全在於如何實踐履行。一個士兵的紀律主要靠訓練而不是靠學習養成，指揮官的才能來自冷靜和機敏的頭腦，天生用來決定軍隊和國家的命運——前者是畢生勞累養成的習慣，後者是剎那間戰機的掌握。靠著戰術的課本要想在會戰中獲勝，就像依循評論的規則寫出史詩一樣，成功的可能性真是微不足道。至於典禮手冊，則是教會喪失純潔和城邦失去權力以後出現的可厭而無聊的活動，產生極其冗長而無用的記述而已。對於軍區或行省進行研究，也許可以獲得可信而有用的資料，通常這是政府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不必再依靠有關城市起源的神話，或者對城市居民的道德敗壞的惡毒諷刺詩句。曆史學家對於這樣的資料當然很樂意加以記錄，如很多有價值的問題，像首都和行省的人口、稅收和歲入的額度、皇家軍隊裡服役的臣民和外國人的數量，連“哲學家”利奧六世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七世都不以為意，那麼曆史學家對此毫無所悉，也不應該受到責備。君士坦丁對於公共行政方麵的著述也有類似的缺失，但仍然具有很多優點而顯得與眾不同：古代的民族有些狀況極為可疑，敘述的內容非常荒謬，但是關於蠻族的地理和習俗都有很精確的記載。在這些民族之中，隻有法蘭克人有資格觀察並記述東部城市的狀況。奧托大帝的使臣是克雷摩那的主教，10世紀中葉曾經描繪了君士坦丁堡的情景，表現出明快的風格、生動的敘述和敏銳的觀察。甚至就是勒特普朗德的偏見和熱情，也都帶有奔放和天才的標記。我靠著國外和國內極其有限的資料，深入探討拜占庭帝國的形式和實質，了解希臘人的行省和財富、民政和軍事的力量以及他們的特性和文學狀況，這段時間約有600年，從赫拉克利烏斯在位到法蘭克人或拉丁人成功的入侵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