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時代開始，教皇的財富就引起他人的嫉妒，他的權力遭到反對，使得本人受到暴力的摧殘。教權和政權的長期敵對行為，增加了敵人的數量也燃起激烈的情緒。奎爾夫和吉貝林勢不兩立的黨派傾軋，給意大利帶來致命的後果，羅馬人根本不考慮真理或事實，他們分彆是主教和皇帝的臣民和對頭。兩個黨派都懇求他們的支持，輪替展示出聖彼得之鑰和日耳曼之鷹的旗幟。格列高利七世以教皇國創始者的身份受到推崇或厭惡，被驅出羅馬，在流放途中死於薩勒諾。他的36位繼承人（從利奧九世和格列高利七世開始，阿拉貢的紅衣主教、潘杜法斯·比薩努斯和伯納德·基多等人，寫出當代一係列的教皇傳記，內容翔實可信，後來全部刊入穆拉托裡的《意大利的曆史學家》一書中，我經常瀏覽運用。）直到退往阿維尼翁為止，始終與羅馬人進行力有未逮的鬥爭。教皇的年齡和地位經常受到冒犯和羞辱，叛變和謀殺玷汙著莊嚴的宗教儀式，這些任性善變的獸行雖然沒有關聯也不是預謀，卻一再重複發生，（上麵提到的這些事件，發生的年代大有可商榷的餘地，要知道本章全部參考穆拉托裡的《編年史》，這部書我經常用到，成為我最好的指導。穆拉托裡就像一位獨斷專行的主人，可以自由運用極其著名的文集《意大利的曆史學家》，一共有28卷之多，才能寫成這部《編年史》。我的圖書室搜集有關的資料，參考原作不僅是我的職責，也給我帶來莫大的樂趣。）不僅冗長乏味而且令人厭惡。我隻要列舉12世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就能夠展現出教皇和城市的情況。在複活節前的禮拜四，帕斯卡爾二世在祭壇奉行聖事時，被鼓噪的群眾打斷儀式的程序，他們提出專橫的要求。要他為他們寵愛的官員舉行堅信禮。教皇的沉默激起大家的狂怒，他虔誠地拒絕將人和神的事務混為一談，更是遭到眾人的威脅和詛咒，說他會成為引起公眾暴亂的起因和見證者。複活節慶典期間，主教和教士排出遊行隊伍，大家赤足前往殉教者的墳墓致敬，分彆在聖安吉洛橋和卡皮托神廟前麵，兩次受到暴民如雨的石塊和鏢槍的攻擊。他的追隨者連同房屋一起被夷為平地，帕斯卡爾逃脫困境和危險，就在聖彼得的產業所在地征召了一支軍隊，內戰的災禍給他最後的時日帶來很大的痛苦和損失。他的繼承人格拉修斯二世（譯注：格拉修斯二世是意大利籍教皇，曾為聖職任免問題下獄，兩次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逐出羅馬。）當選後，在教會和城市中引起更多的反感。琴喬·弗朗吉帕尼是一位勢力強大和生性好鬥的貴族，帶著軍隊怒氣衝天地闖入會場，剝去紅衣主教的衣冠加以鞭笞，將他們踐踏在腳下。他一把扼住基督代理人的咽喉，毫無憐憫和尊敬之心。他拽著格拉修斯的頭發在地上拖曳，飽以老拳並且用馬刺踢得他遍體鱗傷，然後給他戴上腳鐐手銬，將他關在野蠻的暴君家裡。人民揭竿而起解救他們的主教，敵對的家族反對弗朗吉帕尼的暴虐，琴喬在四麵楚歌之下乞求他們的寬恕，隻對插手教會事務的失敗感到後悔，不認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過不了多少時日，教皇再度在祭壇受到攻擊，就在他的朋友和仇敵從事殊死搏鬥時，他穿著僧侶的服裝遁走，這種可恥的逃命行為激起羅馬貴婦人的同情，他的追隨者不是遭到驅逐就是被從馬背打落。在聖彼得大教堂後麵的田野，他的繼承人由於連日的畏懼和疲累，獨自一人被發現時已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當他的職位受到侮辱，生命麵臨危險時，“使徒”帶著傲然不屑一顧的神色拋棄這座城市，在身不由己的自白之下泄露出神職人員的野心所產生的虛榮，那就是1個皇帝總比20個皇帝更易於容忍。有很多例子證明他所言非虛。我無法忘記在同個時代的兩位教皇所遭受的苦難，他們的名字是盧修斯二世和三世。（譯注：盧修斯二世是意大利籍教皇，即任後，羅馬市民發生叛變，宣布脫離教皇統治，建立共和國，他在鎮壓暴動中負傷而亡。盧修斯三世是意大利籍教皇，登基後羅馬建立共和政府，他被迫出走，獲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支持，大力取締異端邪說。）前者排出戰鬥隊形去仰攻卡皮托，被從神廟投出的飛石擊中，拖了幾天才過世；後者被手下的仆從打成重傷。在內戰的騷亂狀況之下，他手下的一些教士被俘，除了留下一個當作向導以外，全被毫無人性的羅馬人剜去眼睛，讓他們的頭上戴著可笑的法冠，倒騎在驢背上麵，同時逼他們立下誓言。將他們置於這樣一種人身毫無保障的可憐情況，就是要讓教會的首領得到教訓。在那樣一個混亂時代下，每一個人物的特性都在不斷變化，時而充滿希望，時而滿懷畏懼，時而倦怠，時而悔悟，有時又會獲得一段和平與服從的時期。梵蒂岡用興高采烈的歡呼聲恢複教皇的職位，先前他被威脅和暴力從這裡趕走。但是災難的根源是如此的深遠而且永不枯竭，可以讓聖彼得的小船沉沒的暴風雨，在發生的前後總有片刻的寧靜。羅馬陷入戰爭和分歧的態勢中，黨派和家族對於教堂和宮殿加強防備的力量或是發起攻擊的行動。卡利斯都二世（譯注：卡利都斯二世是法蘭西籍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達成協議，結束主教敘任權的爭執，發布諭令保護猶太人。）在給予歐洲和平以後，隻有他有決心和力量禁止在都會地區運用私人武裝部隊。在那些尊敬使徒寶座的民族當中，羅馬的騷亂引起普遍的氣憤。聖伯納德在致他的門生尤金尼烏斯三世的信函中，用機智而狂熱的尖銳筆調譴責這個叛逆民族的惡行。克萊爾沃的僧侶說道：“還有誰不知道羅馬人的虛榮和傲慢？這個為暴亂、殘酷和倔強所培育出來的民族，除非太過虛弱以至於無力反抗，否則一定會對順從教會抱著不屑的態度。當他們承諾要服從於他人的時候，內心卻在渴望進行統治；如果他們宣誓忠誠，那是要尋找叛變的機會；要是你閉門不納或是拒止他們參加會議，他們會用大聲的喧囂來發泄不滿的情緒。他們隻會搗亂作怪，沒有學會行善的本事，褻瀆上帝的行為引起天人共憤；他們善於內鬥，對鄰國存著猜忌之心，用殘酷的手段對待外鄉人；他們從不愛人也不為人所愛；他們想要彆人對他們心生敬畏之感，自己卻生活在卑賤和憂慮之中；他們不會聽命於人，更不知道如何管理眾人之事；他們對長官毫無誠信，對同儕絕不寬容，對恩主不知感恩圖報，無論是向彆人提出需求還是拒絕彆人都同樣的厚顏無恥，承諾得多而履行得少；他們隻會阿諛、誹謗、背叛和陰謀等各種伎倆。”這種陰暗的描述非常正確，基督徒寬恕的筆調（彼特拉克身為羅馬市民，因此放肆地提到，伯納德雖然是位聖徒，同樣也是凡夫俗子，他可能因憤恨而采取激烈的手段，也可能會為急躁的情緒而感到後悔。）並沒有言過其實。不過，這些特色雖然刺目而又醜陋，倒是表現出12世紀羅馬人極其鮮明的風格。（巴羅尼烏斯在《編年史》第12卷的索引找到一個借口，不僅容易也很合理。他把全部人員分為兩個主要的部分，就是羅馬的正統教徒和分裂分子，有關這個城市的問題，所有的好事都歸於前者的虔誠，所有的罪惡都安在後者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