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總部在柏林的另一邊，老皇宮西邊的韋爾德市場大街（Werderscher-Markt），離哈維爾湖大約25分鐘車程。馬赫需要約斯特做份筆錄，答應隨後把他送回學校。屍體裝上救護車後，湖邊的這一小群人就散開了。馬赫開著他那輛四門大眾，加入了柏林的早高峰車流。又是一個消沉暗淡的柏林清晨。潮氣打在臉上，又濕又冷，像針紮。在波茨坦大街上，車輪濺出的泥水逼得為數不多的行人貼著人行道的最裡邊行走。從車窗裡看出去，馬赫覺得自己像在一座盲人城市裡，人們在摸索著走路去上班。馬赫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似乎像某種事故：開始時一切都像往常一樣。接著就是突如其來的某件事，之後就是一個永遠改變的世界。雖然沒有什麼比一具從哈維爾湖裡撈上來的死屍更尋常的事了。差不多每兩個月一次：破產商人，失意情郎，溺水兒童；意外事故，自殺，謀殺；絕望者，沮喪者，還有瘋子。今天早上的電話是6:15響的。當時他正在安斯巴赫大街的公寓裡。沒有睡覺，而是睜眼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雨聲。幾個月以來，他的睡眠一直很差。“馬赫？哈維爾湖那邊發現一具屍體。”打電話的是克勞斯，刑警總部的夜班官員。“去看看。”馬赫說他不感興趣。“你感興趣也好，沒興趣也好，甭說這個。”“我不感興趣，因為我現在不當班。上星期我加了一星期的班。還有上上星期。”還有再上一個星期，也許應該告訴他。“今天我不去上班。找彆人吧。”電話那頭一陣沉默，接著是克勞斯的聲音。“你真走運。我看了上星期的值勤記錄。你接著睡吧。哦，”對方吃吃竊笑起來，“或者接著做彆的什麼事。”狂風夾雜著雨點打在窗戶上。發現屍體後有固定的一套程序：病理學家，攝影師和偵探必須立刻趕到現場。偵探們有個輪值表，放在刑警總部裡。“今天誰當班？”“耶格爾。”馬克斯·耶格爾。馬赫和他共用一個辦公室。馬赫想起這個同事在潘考區的那套小公寓，他的老婆和四個女兒：早餐時間是這家人相聚的唯一時刻。馬赫離了婚，因此自由得多。有時候他會在下午去看兒子。不過，如果他不出現場，那麼整個早晨和上午都將坐在家裡無所事事。“哦，彆折磨他了。我去吧。”這是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前的事。馬赫從後視鏡裡看了看悶悶不樂的乘客。約斯特縮在後座上，瞪著窗外的灰色雨天和灰色城市。汽車穿過了南北軸心大街，即將駛入菩提樹下大街。在勃蘭登堡門前，一個騎摩托的警察比著手勢攔下了車流。勃蘭登堡門那邊，在巴黎廣場的中央，一支身穿棕色製服的衝鋒隊樂隊正在吹吹打打。大眾的車窗都關著，因此隻能模糊地聽到大鼓和鑔的聲音。藝術學院大樓外有那麼幾十個人在駐足觀看。每年的這個時候，要穿越柏林的大街而不碰上這類排演，都是非常困難的事。在6天的時間裡，帝國各地的演出團體都要雲集柏林，以慶賀一年一度的“元首日”，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大眾車的雨刷隨著鼓點來回擺動，仿佛樂隊的指揮。“現在我們看到了最後的證據，”馬赫小聲地念叨著，“在軍樂麵前，德國人會變瘋的。”他回頭看了看約斯特，後者報以慘淡的一笑。一聲高音鐃鈸宣告曲子結束。樂隊指揮轉過來向觀眾們鞠了一躬，在他身後，那些衝鋒隊員扛著大號小號，半走半跑地奔向他們的巴士。人群走光了之後，巡警吹了聲哨子，用戴白手套的手示意車輛可以繼續前進。根據一道野蠻的政府法令，菩提樹下大街的那些美麗椴樹在1936年以“迎接奧運”的名義都被砍光了。作為替代品，戈培爾下令在路旁樹起十米高的石柱，每根柱子上麵都聳立著一隻帝國的金鷹。整條大街看起來就像一片印第安紅人的叢葬地，上麵戳著無數根圖騰柱。馬赫在腓特烈大街路口右轉，幾分鐘後就到了韋爾德市場的刑警總部。這是一座第二帝國時代建造的六層官僚大樓，巨大，醜陋。十年以來，馬赫差不多每周要來這裡七天。像他前妻抱怨的那樣，他對這裡比自己的家還熟悉。走過黨衛隊崗哨和笨重的旋轉門，在大門裡邊，有一塊告示板，標出今天的反恐警戒等級。一共有四個等級，綠、藍、黑、紅。今天，像往年這個時候一樣，是最高的紅色警戒。馬赫向傳達室門衛出示了自己的證件，並替約斯特登記。今天比往常都要繁忙。元首日之前的一個星期都是這樣。大堂裡，女秘書抱著文件盒穿梭來往，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的篤直響。空氣裡有一股橡膠雨衣和地板上光蠟的味道。穿綠製服的民警和穿黑製服的刑警在小聲討論案件。在大堂的遠端，人群的頭頂上，有兩座胸像：萊因哈德·海德裡希，黨衛隊和帝國中央保安總局的雙重頭子，正用那冰藍色的眼睛冷酷地盯著對麵的元首塑像。馬赫拉開電梯門，把約斯特拽了進去。海德裡希手下的保安力量分為三個部分。最底層是奧波，普通警察。他們負責的是日常調解、酗酒鬥毆、夫妻吵架、交通違章、還有救人滅火這類普通案子。他們還負責高速公路、火車站和機場的安全保衛工作，給超速駕駛的司機開罰單，偶爾也負責從湖裡撈屍體什麼的。在這個結構的最頂層是“西波”（Sipo），這是Sicherheitspolizei的縮寫，意為保安警察。這個部門是由過去的國家秘密警察，也就是蓋世太保，和黨的情報保安機關——SD（保安處）合並而成的。他們的總部在西南邊的阿爾布雷希特親王大街，負責處理恐怖主義、顛覆、間諜、不同政見者、以及其他“高度危害國家安全”的案子。他們在每座工廠和學校、每家醫院和教堂、每座城市、每個村莊和每條街道都安有眼線。湖裡的屍體不會驚動他們，除非死者是恐怖分子或者叛國者。在這兩個階層中間的什麼地方，是被稱為“克裡波”（Kripo）的刑警。確切地說，是帝國中央保安總局第五部。他們負責刑事案件，從搶劫銀行到人身傷害，從強奸到跨種族通婚。調查一具湖裡的屍體——他們是誰，怎麼到那兒去的——是刑警的生意。電梯在三樓停下。門廊上淡綠色的霓虹燈名牌照著綠色的地氈，再襯上綠色的牆壁，整條走廊看起來像個很久沒清洗的魚缸。這裡也有一股地板蠟的味道，不過還夾雜著實驗室試劑和香煙的氣味。二十扇毛玻璃門沿走廊一字排開。這裡便是刑警們的辦公室。有些門半開著，裡麵傳出打字機的劈啪聲，或是電話鈴聲。“同國家社會主義敵人的無休止戰爭的神經指揮中樞”馬赫說。這是最近某期黨報《人民觀察家》上的原話。見約斯特仍然沒有反應，馬赫補充了一句：“一個笑話。”“對不起？”“算了。”他推開一扇門，扭亮電燈。他的辦公室看上去像一個黑沉沉的碗櫥，一間牢房。一扇很小的窗戶麵對刑警大樓空洞洞的內院，窗外的景色是水泥地和磚牆。一麵牆被打造成書架。皮麵精裝書，法醫手冊，一本杜登大字典，一本大地圖集，柏林街道指南，電話簿，一大堆貼上標簽的案卷盒子：“布勞恩”，“洪特”，“斯塔克”，“紮德克”，仿佛被官僚主義再度埋葬的遇害者墓碑。另一麵牆擺著四個櫃子，其中一個頂上擱了盆吊蘭，兩年前由一個對紮維爾·馬赫懷有某種希望的中年女秘書擺上去的，由於老不澆水，早已枯死。除了窗前並排擺的兩張桌子和椅子外，這些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其中一張桌子是馬克斯·耶格爾的。馬赫把大衣掛在門旁的一根釘子上。他能不穿製服就儘量不穿，今天的借口是外麵的大雨。灰褲子，海軍發的藍毛衣。他把耶格爾的椅子推給約斯特。“坐。咖啡？”“好的，謝謝”走廊裡有台咖啡機，很稀罕的美國貨。“瞧瞧他媽的這些照片。嘿，真帶勁兒！”馬赫身後走廊上，從某間房間裡傳出菲貝斯的聲音。他是VB3——性犯罪部的探員。“她家女傭拍的。真他媽清楚，每根毛兒都看見。這丫頭應該上咱們這兒來上班。”咖啡機裡彈出一個塑料杯。某個大官的老婆，他想。還有來自總督區的某個波蘭園丁。大多數案子裡，這些小夥子都是波蘭人，年輕，英俊，多愁善感，帶點波蘭人的那種貴族氣。然後是某個落寞的官太太，丈夫在遙遠的烏拉爾前線、或者某個金發小妞兒的愛巢裡，忽視了對自己妻子的義務。看樣子，他們似乎是被某個心懷醋意、要不就是極端忠於當局的女傭給告發了。根據1935年的種族法令，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人民法院將展開聽證會。然後就是殺雞儆猴的審訊。那女人，拉文斯布呂克的兩年徒刑。她丈夫，降職和訓斥。至於那波蘭人，要在薩克森豪森關上25年，如果幸運的話。不過更有可能是後腦勺吃顆槍子兒。“操！”從那房間裡傳出另一個男人的驚歎。接著是菲貝斯得意的大笑。這個不得誌的家夥有50多歲，老婆在10年前跟一個黨衛隊滑雪教練私奔了。馬赫端著兩杯清咖啡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用腳把門踢上，把菲貝斯那猥褻的聲音擋在了外麵。“我的名字是赫爾曼·弗裡德裡希·約斯特。1945年2月3日生於德累斯頓。我是柏林澤普·迪特裡希黨衛軍學校士官生。今天早晨0530時，我離開學校開始例行晨跑。當時單獨一人。我按照通常路線，穿過綠林，前往哈維爾湖，在林德島餐館掉頭南返。在天鵝島（Senwerder）堤道以北大約300米的地方，我注意到湖岸有一個白色物體。那是一具男性屍體。我跑到半公裡外的電話亭通知警察，隨後返回屍體旁邊，直至警察趕到現場。其間附近沒有人或車走動。”“在刑警偵探紮維爾·馬赫在場的情況下，我自願寫下以上證明。”在約斯特寫報告的時候，馬赫研究著寫報告的這個人。黨衛軍學校的生活還沒有在這個孩子的臉上烙上成人的烙印，這是一張粉紅色的、甚至帶有一絲女孩兒氣質的纖弱麵龐。馬赫懷疑這孩子是否刮過胡子。“你為什麼一個人跑步？”約斯特把簽好名字的報告遞給他。“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一個人思考問題。在兵營裡，你很少有獨處的機會。”“你進入這學校多長時間了？”“三個月。”“喜歡那兒的生活嗎？”“喜歡！？”那孩子勉強擠出一絲苦笑，“我剛在哥廷根大學入學，就收到了征召令。這麼說吧，這絕對不是我最快活的一天。”“你在哥大學什麼？”“文學。”“日耳曼文學？”“難道還有彆的什麼文學嗎？”約斯特再次露出苦笑。“我希望服完這三年的役就回去上課。我想當教師。或者作家。不是黨衛軍軍官。”馬赫看了看這份報告，“既然你不喜歡軍事，那你為什麼加入黨衛軍呢？”他已經能猜到答案了。“我父親。他是‘阿道夫·希特勒衛隊’的創建人之一。”馬赫知道這支部隊，一開始是澤普·迪特裡希創建的元首私人衛隊，後來成為赫赫有名的黨衛軍第一裝甲師，在西線和蘇聯戰功累累。“我是獨子。他希望我繼承他的事業。”“你一定不喜歡這點。”約斯特開始畏縮。“我混的還可以。而且有人私下告訴我，我不必去前線。巴德托爾茲的黨衛軍軍官學校需要一名教員助理。”看到馬赫的疑惑神色，約斯特補充說：“他們開設了一門課程，‘美國文學的墮落’。聽起來和我以前的興趣差不多。‘墮落’。大概我會成為這方麵的專家。”馬赫哈哈大笑。然後把目光移回報告。“我想你會的。希望你能當上老師。”“我可以走了嗎？”“恩。”約斯特一臉放鬆的表情。他站了起來。馬赫握住門把手，幫他開門。“對了，你為什麼要對我撒謊？”約斯特滿臉驚愕。“什麼！？”“你說你五點半離開兵營。你是六點過五分給警察打電話的。天鵝島離你們兵營三公裡遠。你每天都跑步，所以這段路隻需要15分鐘。你沒有閒溜達，因為當天在下雨。除非你突然崴了腳，否則你應該在5點45分跑到天鵝島。你過了20分鐘才打電話報警。那麼，相差的這段時間裡你乾了些什麼？”可以看得出，約斯特滿臉震驚。“可能我離開兵營的時間要晚一些。也許我先在教練汽車道上兜了幾個來回……”“也許，也許。”馬赫警告地搖著腦袋。“這些我們都可以查出來。我先提醒你，如果我發現事實和你說的不一樣，那麼你要有所準備。你是同性戀吧。”“二級突擊隊大隊長先生！看在上帝的麵上……”馬赫把手搭在對方的肩膀上。“我關心的不是這個。不過也許你每天單獨晨跑是為了跟某個人約會。在綠林裡。20分鐘，啊？放心，這是你的私事，我不會記錄的。我感興趣的隻是那具屍體。你看見什麼了？你當時到底乾了些什麼？”約斯特拚命搖著腦袋，淚水從他淡藍色的眼睛裡流了出來。“我什麼也沒看見，我發誓！”“好吧，好吧，”馬赫放開了他，“到樓下等著。我安排車子把你送回學校。”他把門拉開。“記住，由你自己告訴我，比我親自找出事實來，結果要好得多。”約斯特猶豫了片刻，一時間馬赫以為他要開口說話了。但約斯特最後還是一句話沒說，走出了房間。馬赫給車庫打電話要了輛車。他放下聽筒，盯著另一麵牆上的空洞窗戶。雨水在牆上形成了一道水幕。他對那男孩是不是太嚴厲了？也許。但有時候真相隻能通過這種出人不意的方式問出來。馬赫隱約覺得約斯特是同性戀，本想借此嚇唬他說出真相。在第三帝國，這種“反社會行為”一般要被關進集中營，而黨衛軍成員若犯下此樁罪行，則會被送入東線的懲戒營——很少有人從那裡活著回來。馬赫看到過許多像約斯特這樣的年輕人。這類人越來越多。他們反抗父母，置疑政府，留長發，穿牛仔褲，偷聽美國的電台，在小圈子裡私下交流禁書——君特·格拉斯和格雷厄姆·格林，喬治·奧威爾和J·D·塞林格（注：美國猶太人，著名《麥田裡的守望者》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們反對戰爭——二十年來烏拉爾山以東那場無休止的、針對由美國支持的俄國遊擊隊的戰爭。馬赫突然為自己對待約斯特的審問方式感到羞愧，覺得有必要向他道歉。但是另一種念頭又占了上風，那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把那具死屍背後的迷團解開。隻有這樣，才能為剛才那種欺淩弱小的行為贖罪。刑警總部的值班室占據了大樓的整個三層。馬赫三步並做兩步爬上樓梯。在入口外，一個斜挎衝鋒槍的警衛檢查了他的證件。厚重的防彈鋼門在電鈴蜂鳴聲中緩緩打開。遠處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柏林市區圖。如繁星一般的桔黃色小燈泡標出了大柏林122個警察局的位置。它的左邊是一幅更大的地圖，大德意誌帝國。紅燈泡標出所有大得足以設立警察局的城鎮。整個歐洲中部一片深紅，宛如銀河中心繁密的恒星團。這條紅色的銀河越向東越稀疏，莫斯科以東隻有零星的一些小點，宛如銀河邊緣的寥寥星光。這就是第三帝國警察機器的天象圖。克勞斯，柏林大區的夜班警察頭頭，坐在這幅星象圖下麵的一個高台上。他正在打電話，看到馬赫向他走近時舉起一隻手示意。在他下麵是報案中心，幾十位穿著白色襯衫的年輕婦女坐在玻璃隔出的辦公間後麵，戴著耳麥忙來忙去。她們從來都是生意興隆。一個從東線回來探親的裝甲師上士，在家裡吃完晚飯後拔出手槍，把妻子和三個孩子一個個地打死，最後把自己的天靈蓋轟到了天花板上。一個包打聽的鄰居報告了警察。於是，案情——嚴加控製，以免流傳到社會上——被提交到這裡，然後分發給下麵一層的偵探們。在克勞斯身後，一個穿製服的女秘書在夜間案情通報板上寫著什麼東西。通報板有四欄：嚴重犯罪，犯罪，人為事故，災禍。每欄又細分成好幾項：報案時間，情報來源，報告內容，應對措施。在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裡，其1000萬人口一晚上的犯罪活動，被濃縮到這塊幾平方米的白色塑料板上。從頭天晚上10點到現在，大柏林一共有18起命案。最嚴重的一起——IH2D4K——是潘考區的車禍，3個成人和4名兒童死於非命。這個案子將移交給民警。在克羅伊茨貝格，一家人被燒死在自家房屋裡。在韋丁有一場酒吧鬥毆。斯潘道有名婦女被毆打致死。馬赫的案子排在最後：0607時，哈維爾湖。女秘書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手裡的馬克筆放回筆筒。克勞斯放下電話，語氣有些生硬：“我已經向你道過歉了，馬赫。”“沒事兒。我想要整個柏林的失蹤人口報告。過去4時的。”克勞斯看上去放鬆了一些。他轉向那位板著臉的女秘書：“你聽到偵察員同誌需要什麼東西了。快去辦，黑爾嘉！看看上一個鐘頭有沒有什麼新報告送來！”克勞斯轉了回來，眼睛因為缺覺而通紅：“我一個小時前剛從那邊回來。你知道那個地方。敏感地區。”馬赫盯著那張柏林大地圖。絕大部分是灰色的道路蜘蛛網，但西南角有一塊巨大的喜人綠色，那裡是綠林。旁邊一條長長的藍色水麵是哈維爾湖。一個像胎兒的東西從湖岸伸入水中，一條細細的堤道將其同湖岸連接起來。天鵝島。“戈培爾家是不是還在那兒保留著一所房子？”克勞斯點點頭，“還有其他那些人。”天鵝島是柏林最高尚的住宅區之一，住在那裡的都是達官貴人。島上零星散布著幾十座房子，入口的堤道有警衛把守。隱秘，幽靜，安逸，坐享森林空氣和湖泊美景的好地方。也是最不適合發現無名屍體的地方。“當地的民警管那兒叫‘野雞地’。”馬赫笑了笑。“錦雞”是柏林街頭黑話，指的是那些黨國要人。“是啊，在那種地方出現浮屍可不太好。”黑爾嘉回來了。“從星期天早上起的人口失蹤報告。”克勞斯接過報告，瞟了一眼，遞給馬赫：“最新的報告還沒加進去，不過夠你忙的了。你應該讓你那胖夥計耶格爾來辦這案子。按理該他處理，記得吧？”“謝謝。我至少先把開頭的工作做了。”克勞斯搖了搖頭。“你太熱心了。又不會給你升職。薪水那麼少。”馬赫把名單卷成一筒，湊近克勞斯：“同誌，彆忘了，‘通過勞動獲得自由’”。這是集中營的口號。他轉身而去，聽見克勞斯對那女秘書發牢騷：“看見了吧？他淨開這類鬼玩笑。”馬赫回到辦公室時，耶格爾正在掛外套。“紮維！” 耶格爾張開雙臂，“值班室告訴我了。真謝謝你！”他穿著黨衛隊二級突擊大隊長的製服，黑色的束腰上衣上麵還能看出早餐的蛛絲馬跡。“哎，彆高興的太早。屍體上麵沒有一點兒線索。星期天以來柏林有上百人失蹤。核對名單就要半天。我答應兒子今天下午帶他出去玩。所以接下來的活就是你的了。”馬赫點燃一支煙，向耶格爾講述所有已知細節：丟失的腳，他對約斯特的懷疑，案發地點的特殊性。耶格爾一邊聽一邊輕聲哼著，表示聽明白了。這是個大塊頭的家夥，有差不多兩米高，大手，大腳。他有50歲了，比馬赫大10歲。兩人自從1959年起便分享一間辦公室，刑警總部的人有時開玩笑說這對搭檔是一狐一熊。“這是人口失蹤報告。”馬赫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打開從三樓拿來的紙卷。上麵是一串人名，出生日期，失蹤時間，聯係地址。耶格爾叼著一支肥大的雪茄，肥大的手指飛快地翻看著報告。“那位好醫生艾斯勒說，咱們這位先生大概是昨天晚上6點鐘死的，所以他的家人到七八點鐘才會發現人不見了。也許再等上一晚上，有可能到今天早上還沒有報告。但是還有兩種可能：一、他死前就已經失蹤一陣子了；二、以前也發生過這種情況，就是艾斯勒把死亡時間弄錯了。”“那家夥當獸醫都不夠格。”耶格爾頗為讚同。馬赫飛快地數著人名。“一百二十個人。我們這位先生大概在60歲左右。”“也有可能是50多歲。在水裡泡12小時，樣子不會好看的。”“對。所以應該把1914年以後出生的都排除在外。這樣還剩下一打左右的名字。而且沒有比這再省事的調查了：小朋友，你爺爺少了一隻腳嗎？”馬赫把名單一撕兩半，把一半遞給耶格爾。“哈維爾湖附近有哪些警察局？”“尼古拉湖分局。萬湖。克拉多夫。加托。皮切爾斯多夫。不過最後這個可能太靠北了。”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裡，馬赫給所有的分局都打了電話，詢問有沒有人上交一團衣服、或者報告失蹤人口。沒有任何新線索。失蹤名單上的人也都沒有少一隻腳。到11點半，馬赫站了起來。“無名氏先生。”耶格爾十分鐘前就掛上了電話，此時正在窗口抽煙。“可憐的老家夥，是不是？比你還形單影隻。”他啐掉舌頭上的散落雪茄煙葉。“我一會兒去值班室看看有沒有新的報告。你該走了。跟皮利好好玩玩吧！”刑警總部對麵，一家不起眼的教堂剛剛結束午禱。身披雨衣的牧師正在鎖上教堂的大門。馬赫站在總部門口盯著他。基督教在第三帝國是不受官方歡迎的。好多牧師都成了蓋世太保的告密者。那位牧師把一枚巨大的鐵鑰匙塞進衣袋，發覺街對麵的警察巢穴門口有人在注視著他，連忙垂下眼簾，低頭匆匆離開，仿佛正在做一件非法的勾當。馬赫也扣上外套，邁上醜陋肮臟的柏林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