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說：“你在這個地方變得太野了，我想你該離開了。”“去哪兒，委內瑞拉嗎？”我說。“不，不去委內瑞拉。去個彆的什麼地方。我知道委內瑞拉，像你這號人一到那兒就會被關進監獄的。不，去個彆的什麼地方。”我說：“那好吧。等你想好了再決定吧。”母親說：“這事我要去和格涅沙·龐迪特商量一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不管怎麼說，你必須離開這裡。你變得太野了。”母親說得沒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確實變得有點野了。我現在喝起酒來就像魚喝水似的，還搞許多其他的名堂。我是在海關學會喝酒的，在那兒我們經常以各種借口沒收酒。起先，我一聞到烈性酒就難受，但總對自己說：“我必須熬過這一關。就把它當成藥喝，捂上鼻子，閉上眼睛。”這一招果真奏效，沒多久我就成了喝酒老手，開始承受酒徒的驕傲。這之後博伊和埃羅爾向我介紹了城裡不少玩的去處。一天晚上，我記得是在我上班後不久，他們領我去了一個地方，那兒離海濱廣場不遠。我們一起上了二樓來到一個小房間裡，屋裡擠滿了人，點著一盞盞綠色的燈，光線濃厚得像果凍。房間裡哪兒都站著女人看著我們。還有一塊大牌子，上麵寫著：禁用臟話。我們在酒吧點了酒喝起來。酒很甜。埃羅爾問我：“你看中哪個娘們兒了？”我猛地明白了，覺得一陣惡心。我跑出去徑直朝家走去，既覺得有點惡心又有點害怕。我對自己說：“你必須闖過這一關。”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家俱樂部，從此就成了那兒的常客。我們經常舉行各種舞會，帶著朗姆酒和女人到馬拉加斯海灣徹夜狂歡。“你變得太野了。”母親總這麼說我。我也沒把這當回事，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喝過了頭，整整醉了兩天。清醒後，我發誓再也不抽煙喝酒了。我對母親說：“這不是我的錯，都是因為特立尼達。這兒的人除了喝酒還能乾什麼？”大約兩個月後，母親說：“下星期你得和我一起去，我們去看看格涅沙·龐迪特。”格涅沙·龐迪特早就拋棄了通靈的那套。他現在從政了，而且乾得蠻不錯。他在政府裡搞了個什麼部長之類的頭銜，我聽人說眼下他正忙著競爭大英帝國勳章呢。我們到了聖克萊爾大道他住的那所大房子，發現這位大人物的穿戴變了。不再是以前的腰帶頭巾打扮，而是一身昂貴的西服。他熱情地接待了我母親。他說：“有什麼事儘管說，隻要能辦到的我一定幫忙。”母親哭了起來。格涅沙對我說：“你想到國外學點什麼呢？”我說：“我什麼也不想學。我隻想離開這裡，就這樣。”格涅沙微笑著說道：“政府不提供這類獎學金。隻有各位部長能像你剛才說的那麼做。不行，你必須學點東西。”我說：“我從沒想過要學什麼。讓我考慮一下。”格涅沙說：“好吧，你考慮吧。”母親一麵哭一麵感謝格涅沙。我說：“我知道我想學什麼了。工程學。”說這話時我想到了叔叔巴庫。格涅沙大笑了起來，說：“你知道工程學是什麼嗎？”我說：“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我可以用心學。”母親說：“你為什麼不學法律呢？”這話讓我想起了奇塔蘭詹和他穿的那套棕色西服，於是趕緊說：“不，我不學法律。”格涅沙說：“現在隻剩下藥劑學的獎學金了。”我說：“我可不想做藥劑師。我可不想穿著白大褂向女人推銷口紅。”格涅沙微微一笑。母親說：“這孩子說話沒個分寸，您千萬不要介意，龐迪特。他就學藥劑學。”然後轉過身來對我說道：“隻要你用心，沒有學不會的東西。”格涅沙說：“考慮一下吧。要是你學藥劑學，你就可以去倫敦，就可以看到雪，看到泰晤士河，看到國會大廈啦。”我說：“那好吧。我就去學藥劑學。”母親說：“龐迪特，真不知道怎麼感謝您才好。”她一麵哭一麵數出了兩百元，遞給了格涅沙，說道：“錢不多，龐迪特。但我就有這些。是攢了很長時間才有的。”格涅沙接過錢時一臉難過的樣子。他說：“你不應該為這種事煩惱。能出多少出多少吧。”母親哭個不停，最後，連格涅沙也哭了起來。見此情景，母親趕忙擦乾眼淚說：“龐迪特，您真不知道我現在有多煩惱。什麼都要錢，沒錢就什麼都辦不成。我真不知道上哪兒去搞這麼多錢。”格涅沙不哭了，但母親又哭了起來。過了一小會兒，格涅沙退了一百元給我母親，又嗚咽起來。他說：“把這錢拿回去，給孩子買些好衣服吧。”我說：“龐迪特，您真好。”這話深深地打動了他。他說：“等你獲得了文憑和學位從英國回來，成了大人物、大藥劑師，我再過來要回你欠我的也不遲。”我告訴哈特我要走。他說：“去乾什麼？做勞工？”我說：“政府給了我一筆獎學金，讓我去學藥劑學。”他說：“是你自己爭取到的嗎？”我說：“不是我，是我媽。”埃多斯說：“這是件好事。我認識一個藥劑師，我為他清理垃圾有好幾年了。那家夥富得都什麼樣啦，錢那是滾滾地來。”消息傳到伊萊亞斯那兒，他卻是另一種反應。有天晚上他跑到我家門口，大喊：“賄賂，賄賂。你們就知道賄賂。”我母親也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抱怨彆人賄賂的都是自己拿不出東西賄賂的窮光蛋。”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一切準備就緒，隻待我出發了。在此期間，特立尼達政府向英國駐紐約領事館寫了封信，讓英國領事館了解了我的情況。美國人要我保證不會使用武力推翻他們的政府，最後發給了我簽證。臨行前的那個晚上，我母親在家舉辦了一個小型聚會。聚會有點像葬禮上的守靈。來的人個個神情沮喪，都說會很想我的，但轉身就把我忘了，隻顧埋頭吃喝。勞拉在我麵頰上親了一口，並給了我一個聖克裡斯托弗的大勳章，讓我把勳章掛在脖子上。我答應她我會的，然後就把它放進了口袋。巴庫太太送了我一個六便士的硬幣，她說那個硬幣是她專門準備的。其實，它看上去同其他六便士的硬幣沒有什麼不同，我想，後來我把它給花了。泰特斯·霍伊特不計前嫌，給我送來了普及版丁尼生詩選的第二卷。埃多斯給了我一隻皮夾，還發誓說它是新的，幾乎沒有用過。博伊和埃羅爾什麼也沒給我。哈特送了我一包香煙，說：“我聽說你戒煙了，但是拿著這個吧，說不定你會改變主意的。”結果我還真的又抽上了。巴庫叔叔一晚上都在修車，就是那輛第二天要送我去機場的汽車。我幾次跑出去讓他彆忙了，可他都說化油器有點毛病要修修。第二天早上，巴庫早早起床後又修起汽車來。我們本來打算八點出發，可到了十點巴庫還沒有修完。我母親有點著急，巴庫太太也不耐煩了。可巴庫還躺在車下，邊修車邊吹著口哨，是《羅摩衍那》裡的一對兒對句。等從車下鑽出來後他還樂嗬嗬地說道：“你們等急了吧？”我們終於準備完畢。還好巴庫沒有修壞發動機，它還能點上火。我的行李被裝上了車子，我這就要永遠離開這所房子了。這時我母親說：“等一下。”她把一個盛了牛奶的銅壺放在門口。我現在也鬨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那扇門很寬，足夠過一輛汽車，那壺大約四英寸寬，就放在正中間。我記得我是蹭著門邊走的，根本沒有靠近那隻銅壺，但我還是把壺給踢翻了。母親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我說：“這是不祥的兆頭嗎？”她沒有回答。巴庫在按喇叭了。我們上了車，巴庫發動了汽車。車子沿著米格爾街開到賴特森路，又朝南碼頭開去。一路上我沒朝窗外看一眼。母親一麵哭一麵說：“我知道，我再也不會在米格爾街上看到你了。”我說：“為什麼？就因為我踢翻了那壺牛奶？”她沒有回答，隻是一個勁兒地為打翻的牛奶掉淚。直到車子開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麵望去。天氣晴朗而炎熱。稻田裡一些男女在乾活，路邊的一個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我們及時趕到了皮亞爾科。這時我真希望自己沒有得到那份獎學金。在機場的候機大廳裡我很害怕。一群肥碩的美國人在酒吧喝著不知名的飲料，那些戴著太陽眼鏡的美國女人一臉傲慢，講起話來嗓門特彆大。他們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接著廣播裡分彆用西班牙語和英語說，二〇六次航班的起飛時間推遲六個小時。我對母親說：“我們回西班牙港吧。”我知道過不了多久，我還會在候機廳裡遇到那幫美國佬，我隻希望和他們碰麵的時間越短越好。回到米格爾街，我最先看見的就是哈特。當時他正拖著腳從咖啡館裡出來往回走，胳膊下還夾著一張報紙。我朝他揮了揮手叫了起來。他隻說了一句話：“我以為你這時已經在天上了呢。”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為我走了，注定要永遠地走了，可米格爾街上的一切都還是老樣子，並沒有因為我的離開而有絲毫變化。我看了看門口那隻被打翻的銅壺，然後對母親說道：“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再也不會回到這裡來了呢？”她笑了，看上去很高興。我和母親、巴庫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後一頓飯，然後又沿著那條通向皮亞爾科的滾燙的馬路返回機場。飛機已經在等著啦。我認出了一個海關官員，他免檢了我的行李。播音員的聲音冷靜而又漠然。我擁抱了母親。我對巴庫說：“巴庫叔叔，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但我想我聽見你車子的挺杆有撞擊聲。”他的眼睛一亮。我和他們一一告彆，快步向飛機走去。我沒回頭看，隻看著前麵自己的影子，一個在柏油碎石路麵上跳動著的小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