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一詞是典型的英語詞彙。在理想的教育和人格培養中，除英國人外，很少有哪個國家的人像中國人這樣重視性格的培養。中國人似乎對性格過於關注，以致於認識不到在自己的整個哲學中還有任何彆的東西。這種陶鑄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對世俗的欲望不存在任何非份的妄想，不卷入任何宗教侈談的理想模式，通過文學、戲劇、諺語，一直滲透到最下層的農民之中，給他們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論根據。英文中“性格”一詞，意謂力量、勇氣、“有種”。偶或生氣、失望，也隻是看上去有些悶悶不樂；而漢語中的“性格”一詞則使我們聯想到一個老成溫厚的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安之若素，不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宋代的哲學堅信理智可以壓倒感情，控製感情，自認理智由於了解自己也了解彆人，於是即使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可以調整自己、壓倒對方，從而取得勝利。儒家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通常兒童入學第一課的教材《大學》，為“大學之道”下的定義為獲取“明德”，這個意思在英語幾乎是無法表達的，它的意思是指通過知識的習得發展培養一種領悟的本領，而對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現在是並且一直是中國人理想性格的根本，由此而生發其他各種性格特點，比如和平主義，知足常樂，穩重，耐力，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突出性格。根據儒家的觀點，性格的力量也就是理性的力量。如果一個人通過思想的錘煉，培養出這些優秀品質，我們就說他的性格得到發展了。儒家的宿命論常常也有助於獲得這些品質。與人們通常所相信的相反，宿命論是和平與自足的重要來源。一個才貌雙全的姑娘，可能會起來反對一樁不合適的婚事，但如果她和未婚夫相會時的環境能使她確信他們的結合是神的意旨，那麼她立刻會理解和領悟，並高興滿意地去做一個妻子。因為丈夫在她的眼中是“冤家”，而“冤家路窄”（如一個中國諺語所說），遲早會相遇的。如此說來，他們此後即可熱烈地相愛，激烈地爭吵，同時也總是知道神正在旁觀，是神給他們帶來這些麻煩。如果我們回頭看一下中華民族，並試著描繪其民族性，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點：⑴穩健，⑵單純，⑶酷愛自然，⑷忍耐，⑸消極避世，⑹超脫老猾，⑺多生多育，⑻勤勞，⑼節儉，⑽熱愛家庭生活，⑾和平主義，⑿知足常樂，⒀幽默滑稽，⒁因循守舊，⒂耽於聲色。總的來講，這些都是能讓任何國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偉大的品質。（我沒有將“誠實”包括在內，因為全世界的農民都是誠實的。中國商人的所謂誠實隻不過是用土辦法做生意的副產品，是占主要地位的農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產物，如果把他放到一個沿海城市，他就會大大失去那種純樸的誠實，變得與華爾街的股票買賣經紀人那樣不誠實。）以上這些特點，某些與其說是美德不如說是惡習，另一些則是中性的。這些特點既是中華民族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過分的穩健會剪去人們幻想的翅膀，使這個民族失去可能會帶來幸福的一時的狂熱；心平氣和可以變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帶來對罪惡的病態的容忍；因循守舊有時也不過是懈怠與懶惰的代名詞；多生多育對民族來講可能是美德，對個人來講卻又可能是惡習。但所有這些品質又可歸納為一個詞“老成溫厚”。這些品質都有消極性，意味著鎮靜和抗禦的力量，而不是年輕人的活力和浪漫。這些品質是以某種力量和毅力為目標而不是以進步和征服為目標的文明社會的品質。這是一種能使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獲得寧靜的文明。如果一個人安貧樂道，他就不可能理解那種富於青春活力的要求進步、要求改革的熱情。這是一種古老民族的古老文明，這個民族知道生活的意義，不奢求不可企及的東西。這種中國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國人失去了自己對事物的希望與欲念。理性使他們意識到幸福是無法獲得的青鳥（青鳥，在西方文化中為“幸福之鳥”。），於是便放棄了這種追逐——正如中國俗語所雲“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時他們便發現幸福之鳥原來已在他們自己手中，在方才對想象中的鳥影進行激烈追逐的過程中，它幾乎被扼致死了。如此，便應了一位明代學者所言，“丟一卒而勝全局”。九_九_藏_書_網這個所謂“老成溫厚”，是某種環境的產物。事實上，各國的民族性都是有機的統一體，都可在其賴以生長起來的社會和政治的土壤中得到解釋。老成溫厚以某種方式自然生長於中國的環境中，有如一種特殊的梨產於其自然的土壤一樣。有些生在美國的中國人，在另一個環境中長大，絕無一般中國人的特質。他們可以用粗魯的重鼻音和直率有力、不事雕琢的演講攪亂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炎黃子孫那種壓倒一切、獨一無二的老成溫厚。另外，中國大學中的青年們也被認為是比同齡的美國學生成熟得多，就是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一年級的中國學生也無法對足球、汽車之類產生興趣。他們有另外更具成年人特點的興趣，他們很可能已經結婚。他們要考慮妻子、家庭，掛念自己的父母，或許還要資助堂表兄妹上學。責任感使人冷靜下來。民族的文化傳統又有助於他們明智地思考生活，這是早於他們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進程的。但他們老成溫厚產生的根源不在於書本，而在於一個對青年的熱情往往一笑置之的社會，中國人對青年的熱情，對重整乾坤的新官有一種特殊的藐視。中國社會譏笑這種熱情，譏笑這種認為天下無難事的信仰中，於是他們教育年輕人在長輩交談時不要插嘴，很快，中國青年就學到了這一點，他們不是愚蠢地去支持某項規劃或社會冒險，而是學著說風涼話，指出所有可能存在的困難，這樣他就步入了成熟的社會。從歐美回國的中國青年開始辦工廠生產牙膏，稱之為“實業救國”，或者翻譯幾首美國自由詩，稱之為“介紹西洋文化”。由於他通常有一個大家庭要扶養，要幫助堂表兄妹在社會上立足，他可不能總做一個教員（如果他從事教育的話），他要設法高升，當個校長什麼的，於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員。在設法飛黃騰達的過程中，他獲得了終生難忘的人生與人性的學問。如果一個人不去作這些嘗試，人到三十，仍是一個眼睛圓圓、單純無邪、火急火燎的青年，仍醉心於進步與改革，那麼他不是一個富有靈感的白癡，就是一個稀裡糊塗的天才。讓我們列舉三個最糟糕最昭著的特點，並看看來龍去脈，遇事忍耐、消極避世和超脫老猾。我認為這些都是文化與環境影響的結果，並不一定是中國人心理構造的必然組成部分。它們的存在是由於我們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一種特定的文化與社會中井時時受其影響。自然可以認為，如果消除這些影響，那麼這些品質也會隨之削弱以至滅亡。忍耐的品質是整個民族設法適應周圍條件的結果，即過分稠密的人口和經濟上的壓力等等，使人們隻有狹小的生存空間；這種品質又特彆是家庭製度的產物，家庭製度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人們力圖消極避世，多半是由於個人自由沒有法律的保障和憲法的維護。超脫老猾是由於道家人生哲學的影響。當然這些品質都是同一環境的產物，我們為每種品質找出特定原因隻不過是為敘述的清楚起見。遇事忍耐為中國人的崇高品德，凡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然而這種品質走得太遠，以致成了中國人的惡習：中國人已經容忍了許多西方人從來不能容忍的暴政、動蕩不安和腐敗的統治，他們似乎認為這些也是自然法則的組成部分。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已經被提前征收了今後30年的賦稅，但是他們除了私下在家裡發出幾聲彆人似能聽見又聽不見的咒罵外，再無任何有力一些的反抗。與中國人的忍耐相比，基督教的所謂忍耐似乎是易怒，而中國人的忍耐有如中國景泰藍一樣舉世無雙。世界各國的旅行家們蠻可以帶一些中國人的這種忍耐回去，像景泰藍一般賞玩，因為真正的個性是無法模仿的，我們屈服於暴政和敲詐勒索猶如小魚投入大魚之口。或許我們對苦難的承受力小一些，我們的苦難就會少一些。然而這種對汙辱的承受力被賦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倫理學諄諄教誨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我並不是說這種道德不是中國人的偉大品質，耶穌說，“為溫順者祝福吧，因為他將繼承整個世界”。能否繼承整個世界我沒把握，但中國人的忍耐使我們得以繼承並管理著半個亞洲大陸卻是真的。中國人把忍耐作為一種崇高的道德，並有意識地反複向後代灌輸。諺語“小不忍則亂大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然而培養這種美德的學校卻是中國人的大家庭，這裡有一大群的妯娌媳婦，姐夫妹夫，內兄內弟，大伯小叔，父親兒子等等，他們每天在相互忍讓之中學得了這種美德。在這個大家庭裡，如果有人關起門來做什麼事就會引起彆人反感，這裡個人沒有多少回旋的餘地。他們從孩提時起，就從實際的需要和父母的教誨之中，學到處理人際關係必須互相忍讓，相互調整。這種深刻、緩慢、持久的熏陶對人們性格的影響，怎麼評價都不會過份。唐代有位宰相叫張公藝，有幸九世同堂，為世人羨慕不已。唐高宗問及他成功的秘訣，宰相喚來紙筆，揮毫寫了一百個“忍”。中國人並不認為“忍”是家庭製度的一種不幸，相反，他們一直對它表示欽佩。“百忍”這個詞現已進入道德諺語之列。大年除夕，把它寫上紅紙，貼上大門，比如“和氣生財”，“忍為家訓”等等。如果這種家族製度繼續存在，如果社會仍不充分重視個人的價值，而認為人隻有處在和諧的社會關係中才是完美的人，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忍耐必須被看作一個最崇高的道德，並一定要成長於這樣一個社會製度中，在這裡，它確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如果說在遇事忍耐上中國人是舉世無雙的，那麼在消極避世上中國人的名聲就更大了。這一點我認為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在一本英文經典《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中，布朗的母親在他臨行時囑咐他要“抬頭挺胸，坦率回答彆人的問題”，然而中國母親與兒子分彆時通常的囑咐卻是“不要管人家的閒事”。這恐怕是再明顯不過的對比了。這種不同是因為在一個人權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會中，消極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難理解的吸引力。消極避世也並非人們的自然屬性，而是我們文化有意識的產物，是在特殊環境下我們古老智慧的有意識熏陶的結果。法國文藝批評家兼曆史學家丹納（Taine）說過，美德與惡習有如紅糖與硫酸。如果不這樣絕對地看問題，我們至少也可以讚同以下這個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種美德，如果在社會上推行後確有明顯效果，這種美德就會被普遍鼓勵，並被認為是生活的一部分。中國人消極避世的習慣有如英國人出門帶雨傘，因為政治氣候對那些試圖單獨做點冒險事業的人來說，總是不大正常。換句話說，消極避世在中國有明顯的“活命價值”。中國青年與外國青年一樣，都有公眾精神。中國的那些熱血青年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青年一樣都對“參與公共事業”表示出極大的熱忱。但是大約在25～30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起來了（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學乖了”），獲得了消極避世的品德，從而大大有助於他們的老成溫厚等文化習性的養成。這種品德的獲得，有些人是得力於聰慧的天資，另一些人則因為自己曾吃過一兩次虧。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穩重，因為所有的老滑頭們都學到了消極避世的好處，在一個人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吃一次虧就夠嗆了。消極避世的“活命價值”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由於個人權利缺乏保障，人們參與公共事業——“管閒事”——就有相當的危險。我們有兩位膽子最大的記者，邵飄萍與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經審訊就被滿洲軍閥槍斃，於是其他記者自然很快就領悟了消極避世的好處，變得“聰明起來”。中國最成功的記者是那些沒有任何自己觀點的人。像中國所有的開明紳士一樣，像西方外交家們一樣，這些記者一般不對人生大事作任何評論，特彆是當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並像他們那樣，對此感到自豪。（中國一家曆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日報，《申報》，以前曾以自己的編輯方針出名，並樂此不疲，即⑴登載國外而非國內之事；⑵處理看不見摸不著的久遠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問題；⑶討論一般而非具體的問題，如“勤奮的重要”，“真理的價值”等等。）然而他們又能做什麼呢；一個人可以有參與精神，那是在個人權利有保障的條件下，他隻要注意不犯誹謗罪就行了。然而沒有這種保障的時候，我們自我保護的本能告訴我們，消極避世是我們個人自由的最好的憲法保證。換言之，消極避世並非一種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種在沒有法律保護下的不可忽視的處世態度。它是自衛的一種方式，我們培育這種品質，正如烏龜培育自己的甲殼一樣。中國有名的淡漠的凝視僅僅是一種自衛的凝視，有其深刻的文化與自律的背景。這一點可由以下事實證明：中國的強盜土匪們並不依賴法律的保護，所以他們沒有這種消極避世之好，他們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國最勇武、最有騎士精神、最有參與精神的階層。中國的騎士精神被稱為“豪俠”，並總是和《水滸》中的強盜聯係在一起。人們在過程中，對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險活動產生共鳴，產生了一種間接的經驗，從而感到很愉快，這就使諸如此類的大受歡迎，正如美國許多老處女們欣賞埃莉諾·格林（埃莉諾·格林（Elin1yn，1864～1943），英國女家。）一樣。於是，強者有參與精神，因為他們有力量參與，溫順者——他們占人口的大多數——消極避世，因為他們需要保護自己。這一點可由魏晉曆史來充分說明。當時文人們不參與國事，並因此受到人們讚賞，結果國勢衰微，北部中國繼而被北方驃悍的民族所征服。魏晉的文人崇尚飲酒和“清談”，醉心於道家的虛幻境界，煉長生不老之丹。這是自周漢以來中華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個時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頂點，導致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淪亡他族的結局。這種對消極避世的狂熱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釋？曆史明確無疑地揭示了問題的答案。漢末前後，中國的文人學士們並非對世事麻木不仁。事實上，政治批評在這個時期是最激烈的。當時文人學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學生”有3000多人，他們積極參與時政的討論，對國家政策或皇親國戚們的行徑作了堅韌無畏的抨擊，甚至敢於對宦官太監乃至皇帝表示不滿。然而由於沒有憲法保障，這個運動被宦官鎮壓下去了。二三百個學士，有的是全家，都被處死、流放，或監禁。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發生的事，史稱“黨錮”。這次鎮壓如此徹底，如此廣泛，整個運動即刻夭折，它的影響也持續了一百多年。從此就開始了對消極避世的崇拜和對酒、女人、詩、道家神秘主義的狂熱追求。有些文人學士甚至在深山築泥屋藏身，屋內無門，隻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學士則喬裝為樵夫，並謝絕親友來訪，以免被人認出。隨即又產生了竹林七賢。劉伶，一個了不起的詩人，常常數月不停地痛飲。他坐車旅行，通常攜一壺酒，一把鐵鍬，一個仆人。出發前，劉即囑咐仆人：“死，便埋我。”人們對他很崇拜，並稱之為“賢”。當時所有的文人學士都傾向於要麼過純粹的田園生活，要麼極端地耽於聲色，要麼極端地膚淺。另一位大詩人阮鹹與其侍女有不正當關係。一日正在外與朋友飲宴，忽然聽說妻子把這個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馬去追趕那位侍女，追上後將她扶上馬，帶到酒宴上朋友們麵前。就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們的欽佩。人們敬佩他們猶如小烏龜敬佩大烏龜厚實的甲殼。這裡我們似在確切指出我們政治體製的致命弱點，並探討消極避世的來源，也正是這個消極避世方能解釋“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這個狼藉的聲名。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簡單，隻要給民權以憲法保障即可，然而現在仍舊沒有人看到這點的深遠意義。沒有人渴望獲得這種保障。沒有人真心地要求這種保障。也許中國最突出的品質可以說是“超脫老猾”，這一品質最難使西方人明白，然而卻是最具有深刻含義，因為它直接指向一種與西方人不同的人生哲學。與這種人生哲學相比，西方文明的整個模式看來都極為原始和幼稚。假設在一個九月的早晨，有位年輕人試圖拖他的爺爺一道去洗海水?９9ｌｉｂ?浴，他往往會遭到老人的拒絕，於是他感到又驚又氣。但老人卻僅僅是置之一笑，這是超脫者猾者的一笑。很難講他們二人誰對誰錯。青年人的這種吵吵鬨鬨，坐立不安會有什麼結果？青年人的這種熱情、自作主張、奮鬥、打仗、激烈的民族主義會有什麼結果？為什麼這樣？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許是徒勞的，也無法強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觀點，這是年齡問題。一位超脫老猾者是有許多生活閱曆的人，他是實利主義者，麻木不仁，對進步持懷疑態度。超脫老猾的最大優點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溫和，持這種性格的老年人也往往能使許多女孩子傾倒，從而被選作丈夫。因為假如生活能教給人們什麼的話，那就該是和藹溫良。中國人總結出這條經驗，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之找到了宗教的認可，而是因為他們深切地觀察了生活，體會到了人生的沉浮。以下兩位唐代詩僧的對話，就代表了這種極端精明的哲學思想。“一日，寒山謂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視目我，毀我傷我，嫌惡恨我，詭譎欺我，則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裝聾作啞，漠然置他。冷眼觀之，看他如何結局。””這種老子精神在我們的詩文諺語中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失一卒而勝全局”，“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好漢不吃眼前虧”，“退一步海闊天空”，這種對待生活中各種問題的態度滲透在中國人的思想本質之中，人們在生活中總是反複思考，總有“三十六計”；於是棱角被磨光了，一個人即獲得了象征中國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溫厚。超脫老猾是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結晶，它的最大缺點是與理想主義和行動主義相抗衡。它擊碎了人們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類的一切努力，認為它徒勞無益，它使中國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動，它能神奇地將人們的活動限製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簡單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個偉大的超脫老猾者，他宣揚人類主要的願望是吃喝與女人，或者說是滋養與繁殖。已故黎元洪總統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脫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國政治哲學很受人歡迎的格言，也是解決所有中國的黨派之爭的良方：“有飯大家吃”，黎大總統還不知自己是一個嚴格的現實主義者。他從經濟的角度解釋了當今中國的曆史，他的機智連他自己都未覺察到。從經濟角度解釋曆史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左拉學派從生物角度解釋人生對中國人來講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釋是對知識的追求，我們的解釋則代表一種民族的自我意識，在中國，一個人無須學習如何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為他生來就如此。黎元洪總統從未能以自己的思維能力著稱於世，但是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卻本能地意識到所有的政治問題都不過是飯碗問題，不是也不應該是任何其他問題。因此，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政治提出了這樣一個我所知道的最為深刻的見解。麻木不仁與實利主義的態度是建立在對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這是隻有老年人與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態度。這種態度，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輕的種族不可能理解一樣。道家聖經《道德經》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這也許不無道理（這個老小孩在公元前6世紀曾騎水牛去向世界告彆，路過函穀關時人們請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經》以啟蒙國人）。有人說人過40就變成了一個無賴，不過我們確實是歲數越大越不要臉。20歲的年輕姑娘很少為錢而結婚；40歲的女人則很少有不為錢而嫁人的，她們或許稱之為“平安穩妥”。希臘神話中的一段故事也許不無寓意。故事讓年輕的伊卡羅斯飛得很高直至裝在身上的蠟翼遇熱融化，他也墜海而死；老父親代達洛斯則飛得很低，安全抵家。一個人隨年齡的增長，會發展一種低飛的才能。理想主義被冷靜、平庸的見解改造，被金錢觀念改造。於是，現實主義就變成了老年人的特點，理想主義則成一青年人的特點。一個人年過40而未變成無賴，那麼他不是思想軟弱者便是天才，後者是“大孩子”，如托爾斯泰，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o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家、散文作家。），以及詹姆斯·巴萊爵士（詹姆斯·巴萊爵士（Sir James Mattew Barrie，1860～1937），蘇格蘭家、劇作家。），他們都有這麼許多的孩子氣，加上對事實的體驗，使他們能夠永葆青春，我們又稱為“留芳百世”。然而，這就是純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5千字的《道德經》包含了對超脫老猾哲學思想的凝煉敘述，這樣精辟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意味著某種超脫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該受詛咒的充滿破壞性的懷疑主義，對人類乾預的嘲笑態度，對所有人類製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敗采取的嘲笑態度。這主要倒並不是因為缺乏毅力，而是因為缺乏信仰。這是一種與孔子的實證主義相抗衡的哲學，用來彌補儒家社會的不足，起一種安全閥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世界觀則是消極的，這兩種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煉，則產生出我們稱為中國人性格的這種不朽的東西（在對待人生的消極態度上，佛教不過是道教的一種狂熱的形式罷了）。於是，所有的中國人在成功時都是儒家，失敗時則是道家。我們中的儒家建設、奮鬥；道家旁觀、微笑。一個中國人在位時說道論德，閒居時賦詩作詞，並往往是頗為代表道家思想的詩詞。這就是為什麼差不多所有的中國文人都寫詩，為什麼他們幾乎所有的集子中，詩歌占了大部分的篇幅，並且是較散文寫得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家思想像嗎啡一樣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覺，於是便有神奇的鎮定作用。它減輕了中國人的頭痛病與心臟病。道家的浪漫主義，它的詩歌，它對自然的崇拜，在世事離亂時能為中國人分憂解愁，正如儒家的學說在和平統一時作出的貢獻一樣。這樣，當肉體在經受磨難時，道家學說給中國人的心靈以一條安全的退路，一種寬慰。僅僅道家的詩歌就可使儒家嚴格的生活模式變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義使得中國文學不至於變成隻是為帝王歌功頌德，或一般道德說教那樣的陳詞濫調。所有好的中國文學，所有有價值的、可讀性強、能使人心靈欣慰的中國文學，基本上都充滿了道家精神。道教與孔教是使中國人能夠生存下去的負正兩極，或曰陰陽兩極。中國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卻更甚於儒家思想。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偉大到可以根據揚善懲惡的基本原則製定至高的法典，但我們也可以偉大到不信任律師，不信任法庭，95％需要訴諸法律的糾紛是在法庭外麵解決的。我們偉大到可以製定相當繁縟的禮節，然而我們也偉大到可以把這些禮節看作生活這個大玩笑的組成部分：中國人舉行葬禮時的大吃大喝，鑼鼓喧天，即可證明這一點。我們偉大到可以聲討罪惡，但同時對罪惡又可以無動於衷，不感到大驚小怪。我們偉大到可以發起一係列的革命運動，但也偉大到善於和解，並回頭再重複以前所反對過的統治製度。我們偉大到可以精心製作一套完整的對官員進行彈劾的製度、行政管理製度、交通製度、圖書閱覽製度，但我們也偉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製度，不理睬這些製度，繞過這些製度，和製度開玩笑，駕馭這些製度。我們並不給大學生們講授政治學課，教他們政府應該如何工作，我們隻讓他們看看我們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在做什麼就可以了。不實際的理想主義對我們毫無用處，因為我們對空想的神學缺乏耐心。我們並不教導我們的青年成為上帝的兒子，但我們教他們做一個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們才相信中國人基本是人文主義者，基督教在中國注定要失敗，除非它改頭換麵得令人難以認出本來麵目，否則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義中確能為中國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訓諭“像鴿子一樣無害於人”，但是要“像蛇一樣機智”。因為這兩項品德——鴿子一樣的溫柔與蛇一樣的機智——正是超脫老猾者的特征。一句話，我們既認識到人類努力的必要，又承認人類努力的徒勞，這種總的心態使人傾向於發展一種消極防禦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這個原則下，中國的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彌補，所有的計劃都得以調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飯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是我們的另一個諺語，意思即英語的“不要惹事”，“彆去惹醒睡著的狗”。於是中國人就這樣地生活著，極少鬥爭，也極少反抗。這就發展了某種平靜的心靈，使得人們能夠忍氣吞聲，並與自然和諧一致。這也發展了某種防禦策略，這種防禦策略比進攻策略還可怕。你到一餐館就餐，饑腸轆轆，飯菜卻遲遲不來，你可以再喚飯店的夥計，如果他態度粗暴，你可以找飯店經理發點脾氣。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說，“來了、來了”，但是腳上卻一動不動，你簡直一點辦法也沒有，隻能做點祈禱，或者也非常文雅地罵幾聲。簡而言之，這就是中國人消極方麵的力量。這種力量，隻有領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賞，這就是超脫老猾者的力量。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人三種最惡劣的特點。這些特點使他們失去了組織活動的能力。我們看到這些特點來源於他們對生活的總的看法，這種看法既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征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顯，這種人生觀不無優點，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們既無野心又無欲望地立於世上，他們閱曆豐富，時刻準備接受生活所給予的一切，但同時又堅決主張在命中注定的環境下享受幸福體麵的生活。由於中國人是富有經驗不易動情的人，他們很嚴肅：他們不像基督徒那樣假裝生是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許多先知那樣想在地球上建立什麼烏托邦。他們知道這個世俗的生活充滿了痛苦與不幸，他們隻不過是想駕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國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熱情、參與精神、冒險意識、英雄膽略等等。他們不會對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極探險發生興趣。使他們極感興趣的是這個世俗的塵世，他們為此堅韌不拔、鍥而不舍，並且很富有責任感和冷靜頭腦。他們歡樂、幽默、大度、心平氣和，具有那種在艱苦環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無與倫比的天才（我們稱之為知足常樂的精神），正是這些精神使他們得以享受這個平凡的生活。這些品質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義與豁達大度，它們標誌著老成溫厚的文化，這是當代歐洲所缺乏的。事實上，我們縱觀當代歐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煩惱的並不是缺乏“精明的才乾”或腦力活動的能力，倒是缺少一點老成圓熟的智慧。我們有時思忖，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或許會多少戒除點兒自己烈性的青年氣質，減少自己腦力活動的能力並縮小思考的範圍，以便在科學再進步一個世紀、世界變得更小的時候，能夠學著對生活對彆人抱有寬容的態度。當然也有失去歐洲人本色的危險。他們或許會學得少一些鋒芒，多一點圓熟。我相信會發生這種變化，但變化的原因不是什麼高明的理論，而是一種善謀自存的本能。那時西方也許會學到並相信少專斷多寬容的好處，因為世界變小了，寬容就成為急需的了；那時他們會減少謀求進步的欲望，增加理解生活後的焦慮；那時將有更多的人樂於傾聽“函穀關老人”的聲音。依照中國人的觀點，和平主義並非什麼“高貴”品德，它隻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識而已。如果我們隻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沒有來世，那麼我們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氣和。根據這個觀點，西方人獨斷專行、坐立不安的精神隻不過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標誌。對東方哲學深有造詣的中國人可以看到歐洲的這種幼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臻成熟。也許很奇怪，在異常精明的道家哲學中，“寬容”一詞總是出現。我認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後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要學習寬容，人們就要學一點道家的那種感傷與憤世嫉俗。真正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腸最好的人，因為他看到了生活的虛無，又由此生發出一種普遍的憐憫和同情。和平主義也是建立在人類對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個人學一點憤世嫉俗，他就會對戰爭多一點反感，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所有有知識的聰明人都是膽小鬼。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會打仗的人，因為他們是聰明的種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學與強調和諧為人生理想的儒學所培養所左右的民族。他們不去拚命搏鬥，因為他們是最工於心計，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個普通的中國孩子就知道一個頭發斑白的歐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東西：無論國家個人，打仗總有死傷。中國持不同政見的黨派也最容易恢複理智，那種教人經常計算得失的哲學也教會他們要儘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儘快妥協和解。這個超脫老猾的哲學既教會中國人在艱難時世下要忍耐，采取消極辦法進行對抗，同時也警告他們要防止成功時的驕傲與自以為是。中國有不少勸人凡事適可而止的格言，如：“錢財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儘”。過分武斷或儘職儘責的人被稱作“鋒芒過露”，被認為是粗鄙行為和倒台的先兆。英國人認為“不打已倒之人”，是為了尊重公平比賽的原則。中國人的類似說法“不要欺人太甚”則純屬一種文化素養，我們稱之為“涵養”。對中國人來講，凡爾賽和約豈止是不公平，簡直是粗鄙和缺乏“涵養”。如果法國人在他們勝利之際有一點道家修養的話，他們就不會用凡爾賽和約騙人，因而他們現在的睡眠也就不會這樣不安穩。然而法國還很牛輕，德國也會乾出這種事情來的。法德兩國總是試圖將對方踩在自己的鐵蹄之下，這種極端的愚蠢竟沒有意識到。說也難怪，克雷孟梭何嘗讀過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沒有。所以讓他們去鬥吧，道家則隻是旁觀，隻是莞爾一笑。中國人的和平主義多半也是出於稟性和對人生的理解，中國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遠沒有西方多。作為一個民族，儘管我們不停地打內戰，可我們該打的比實際訂的要少。如果把美國人放在我們這樣的腐敗政治之下，那麼他們在過去的20年中會有30次而不是3次革命。愛爾蘭現在太平了，因為他們過去打得很凶；我們今天還在打，因為我們打得還不夠凶。中國的國內戰爭也井非真正意義上的戰爭，迄今為止所有的內戰皆無值得誇耀之處。沒人知道征兵的事情，當兵的隻是些沒有彆的辦法糊口的窮人，他們並不想打仗。那些將軍們之所以對打仗有興趣，是因為他們自己用不到去衝鋒陷陣。每次大的戰役總是銀元得勝，儘管得勝的英雄還可能在聲聲禮炮中披紅掛綠、凱旋回城。那些炮聲很像戰鬥的炮聲，很有典型意義：在人與人的爭吵中、在內戰中，都是這種喧鬨聲代表爭鬥的實質。人們在中國不可能目睹戰爭，隻能耳聞，我就聽說過兩次戰爭：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廈門，聽來都很使人滿意。通常是較占優勢的一方嚇退了劣勢的一方，一場在西方國家可能是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裡一個月就宣告結束。被打敗的將軍，根據中國人公平競賽的原則，將被給予10萬美元的旅資，派去“調查歐洲的工業情況”。因為勝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內戰中，自己可能會有用得著這位失敗者的地方。下次時局一轉，十有八九你會看到上次的征服音與被征服音像結拜兄弟一般坐在同一輛汽車裡，這就是中國的“涵養”之美。與此同時，人民卻與這些事情毫不相乾，他們永遠厭惡戰爭。在中國，好人從來不去打仗，因為“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凡是到中國旅行過的人，特彆是那些固執地到過為訪問者所罕至的中國內地的人們，無不為中國勞苦大眾低劣的生活水準所震驚。尤其使他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在這種條件下居然頗感快樂和滿足。即使像陝西那樣鬨著饑荒的省份，這種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隻在極端情況下才有例外。即使現在這樣，陝西的一些農民仍然可能笑得出來。外國人眼裡所謂中國人的苦難，其中不少無疑出於他們用扭曲了的歐洲標準來衡量中國所產生的誤解，這種標準認為沒有暖氣燒得過熱的房間、沒有收音機，一個人就無法幸福地生活。如果這種標準正確，那末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麼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國生活幸福的人也就應該比“舒適的”巴伐利亞為多。在巴伐利亞，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折疊、能夠旋轉的理發椅，更沒有什麼開關按鈕之類的東西，中國農村的開關按鈕就更少了。在先進的上海，還有可以稱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發椅，這也仍可見於倫敦的國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馬特區。就我而言，則更傾向於認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發）的人更為幸福。那種根據一個人每天撳多少機器按鈕來衡量文明程度的標準肯定是虛偽的。因此，中國人許多所謂自滿自足的神話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結果。然而事實上在相同條件下，中國人比西方人也許更容易滿足，不管哪個階層。無論是知識階層還是勞苦大眾，都有這種快樂知足的精神，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滲透的潔果。這種精神可見於歡快饒舌的北京黃包車夫身上，他們一路上總是談笑風生地逗樂，很想讓同伴遇到什麼難題，自己也好開開心；這種精神也可見於那些氣喘籲籲、汗流俠背地用山轎把你抬上牯嶺山頂的苦力身上；這種精神還可見於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纖夫身上，他們每天所能掙到的錢，除了吃兩頓簡單卻還滿意的飯菜之外便所剩無幾。根據中國人知足的理論，無憂無慮地吃一頓簡單而滿意的飯菜已是莫大榮幸。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雲：“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儘屬奢靡。”知足與“和藹”、“和氣”等詞語相類似，新年都被寫上紅紙，貼上大門。知足是勸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儘”這種人類智慧的一部分，類似明代某位學者所謂“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傳：知足不辱。另一個說法是“知足者常樂”。在文學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對鄉村生活和樂天派的讚美，在所有的詩歌和私人書信中都能找到這種情緒。我隨意翻閱了一些明代學者的書信集，看到陸深寫給友人的信，其中寫道：“晚將有佳月，彆具畫肪，載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製隱居寇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這種情緒，被現代中國文人們吸收進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之後，使他們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找到幸福。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因為諸神明顯地對此感到嫉妒，於是“幸福”就成了生活當中最捉摸不定的問題。然而在文化與進步的領域內，幸福仍是人類智慧首先應該關心和解決的問題。中國人出於自己對生活的一般常識，竭力尋求這種幸福，他們像功利主義那樣，對幸福總比進步更感興趣。羅素夫人曾經明智地指出，“謀求幸福的權利”過去是並且現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懷，並置於興趣之外的權利，他們總是專注於那些次一等的權利，比如選舉、通過皇家費用預算、宣戰和彼捕後接受審判的權利。中國人從沒想到過被捕後接受審判是一種權利，但他們卻總是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謀求幸福的權利，無論是貧窮還是失寵都無法把這個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西方人尋求幸福的態度是積極的，中國人的態度卻像大儒主義那樣消極，幸福最終總被降低到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事實上，我們並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麼。因此，第歐根尼的故事儘管總是引起人們哄堂大笑，卻也著實使人們感到某種嫉妒。比如他宣稱自己是幸福的人，因為他不想要任何東西；他看到一個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現代的人們總是不斷地為許多問題所困擾，其中大部分與他們的個人生活大有關聯。他們一方麵深深地嫉妒第歐根尼的苦行主義，另一方麵卻又舍不得錯過一場精采的戲文或電影。這就是所謂“坐臥不安”的現代精神。中國人並沒有像第歐根尼走得那麼遠，中國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會走得很遠。知足的哲學思想，給了他們追求幸福的消極方法。與第氏不同，中國人隻要求那些可以帶來幸福的東西，如果無法得到，他們也不會死乞白賴地去爭取。中國人至少要求兩件乾淨的襯衫，因為儘管故事書中第氏精神的芬芳對人畢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與第氏為伍，效其所為，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窮得隻配有一件襯衫，他也不在乎。與第氏不同，中國人希望看一場好戲並儘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沒有條件看，也並不十分難過。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圍有一些高大的古樹，但如果院子裡隻有一株棗樹，他也感到同樣高興。他希望有許多孩子，有一個妻子親自動手做他愛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請一個高級廚師和一個穿著紅褲子的漂亮女仆，這個女仆要能在他讀書或作畫時為他焚香侍候。他還需要一些好朋友，一個能理解他的女人，這個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則歌伎也行。如果他生來就沒有這種“豔福”，他也不會懊惱。他需要吃飽，好在大米稀飯和醃蘿卜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希望有一壇好酒，常常自己釀造米酒，或者花幾個銅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閒，這在中國不難得到，如果他——“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他便會快活得像一隻小鳥。如果他沒有一個可供玩樂的花園，他便希望有一間坐落在山裡的僻靜小屋，門前有一條小溪自山上潺潺而下。這間小屋也可倚傍著一個河穀，下午他可以漫步河岸之上，欣賞鸕鶿為漁夫捉魚的生動情景。但如果他沒有這種運氣，隻能呆在城市裡，他也不難過。因為無論如何他還可以在籠中養上一隻鳥，栽種幾盆花，還可以賞月——月亮總是會出來的。大詩人蘇東坡就寫過一篇十分優美的散文來描寫月亮，這就是《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存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下定決心從生活中獲取儘可能多的東西，並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萬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遺憾：這就是中國人知足常樂這種天才的奧秘。幽默是一種心理狀態。進而言之是一種觀點，一種對人生的看法。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隻要才能與理智橫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會盛開，因為所謂幽默隻是才能對自我進行的鞭撻而已。曆史上的任何時期，人類一旦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無能與渺小、愚蠢與矛盾，就會有幽默者產生。比如中國的莊子，波斯的奧瑪·開陽（奧瑪·開陽（Omat Khayyam，約1025～1123），波斯待人及天文學家。），希臘的阿裡斯托芬（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s，約公元前448～前385），雅典詩人和喜劇作家。）。沒有阿裡斯托芬，雅典人精神上當貧乏得多；沒有莊子，中國人聰明才智的遺產也會遜色不少。然而由於有了莊子及其著作，中國所有的政治家和土匪強盜都成了幽默大家，因為在他們的思想裡直接或間接地滲透著莊子的人生觀。老子在莊子之前已經發出過尖細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則他就不會笑得那麼調皮。反正有關他的婚姻狀況、有無後裔等等，史籍中無從查考。老子最後的幾聲咳嗽和大笑被莊子接了過去。莊子較為年輕，音色也比老子豐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聽到他的笑聲。我們一旦有機會總是忍俊不禁。不過我時常感到我們的玩笑開過了頭，笑得有點兒不是時候。外國人對中國與中國人的無知給人以根深的印象，尤為奇怪的是他們竟會問出這樣的問題：“中國人有幽默感嗎？”這個問題無異於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沙漠裡有沙子嗎？”真奇怪，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竟如此不甚了了。至少從理論上講，中國人應該有幽默感，因為幽默產生於現實主義，而中國則是個異常現實的民族；幽默產生於庸見，而中國人對生活的庸見數不勝數。亞洲人的幽默，尤其是知足與悠閒的產物，而中國人的知足悠閒程度是無與倫比的。一個幽默家通常是個失敗主義者，喜歡訴說自己的挫折與窘迫，中國人則常常是清醒冷靜的失敗主義者。幽默常常對罪惡采取寬容的態度，不是去譴責罪惡，而是看著罪惡發笑，人們總認為中國人具備寬容罪惡的度量。寬容有好壞兩麵，中國人兼而有之。如果說我們剛才所討論的中華民族的特點——具有庸見、寬容、知足常樂和超脫老猾——確實存在的話，那麼在中國就不會沒有幽默。然而中國人的幽默多見於行為，少見於口頭。中國人對各種幽默有不同的稱呼，最常見的是“滑稽”，我想其意為“逗樂”，道學家們隱姓埋名的著作中常對此津津樂道，這些著作僅僅是略微鬆弛一下過於嚴肅的古典文學傳統。這樣的幽默過去在文學中並無合適位置，至少人們從沒公開承認過它在文學中的價值和作用。幽默在中國中確實俯拾皆是，但以往從未被經典作家們視為“文學”。在《詩經》、《論語》、《韓非子》裡，都有一流的幽默存在。然而用清教徒式的人生觀培養起來的孔學家們卻看不到孔夫子的生動有趣之處，他們也理解不了《詩經》中美妙溫柔的愛情詩，卻去作一些異想天開的解釋，像西方神學家們解釋《萬歌之歌》一樣。陶淵明的著作中也頗有一些微妙的幽默，以及一種平靜悠閒的滿足和精美舒適的自我克製。下麵這首描寫他那些不肖子孫的詩歌便是極好的一例：“白發被兩鬢，肌膚不複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二，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幽默也可見於杜甫和李白的詩篇。杜甫常使讀者苦笑，李白則用一種浪漫主義者的滿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們絕不把這些稱為“幽默”。對國教般的儒家學說的敬畏也限製了人們自由地抒發已見，並且視獨到見解為禁忌，然而幽默卻恰恰建立在對事物新穎獨到的見解之上。顯然在這樣一種傳統的束縛中，很難有幽默的文學產生。如果我們想編一個中國幽默的集子，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中搜尋例子，還可以到文人墨客（特彆是宋明兩代）的筆記和書信中去尋找，這些都是正統“文學”圈外的東西，其時他們會稍許放鬆一點警惕。然而中國人仍有一種自己獨特的幽默，他們總喜歡開開玩笑，這種猙獰的幽默建立在對生活的滑稽認識之上。中國人在自己的政論文中總是極端嚴肅，很少有幽默使人放鬆一下。但在另一些場合，他們對重要的變革和運動所采取的滿不在乎的態度又常常使外國人驚奇不已，比如國民黨的平均地權、三民主義、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和禁煙委員會等等。一位新近訪問上海的美國教授在幾所大學作了講演，每當他正兒八經地談到新生活運動，總引起學生的哄堂大笑，他頗感驚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鄭重地提到禁煙委員會，學生們的笑聲會更響。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種觀點，一種對生活的看法。我們對這種看法或多或少總有些許了解。生活是一場大鬨劇，個人不過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個人嚴肅地對待人生，老老實實地按閱覽室規章辦事，或者僅僅因為一塊木牌上寫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踐踏草坪，那末他總是會被人視為傻瓜，通常會受到年長一些同事的哄笑，由於笑具有傳染性，這個人很快也就變成一個幽默家了。這種鬨劇性的幽默，結果使中國人對任何事情都嚴肅不起來，無論是最為嚴肅的政治改革運動，還是一條狗的葬禮。中國人葬禮的滑稽頗具典型意義，中國中上層階級鋪張的喪葬儀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汙垢滿麵、身著各色繡花袍子的流浪兒竄來竄去，還有一個銅管樂隊在前麵高奏“前進，基督的士兵們”，這些事實常被歐洲人引為中國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實。然而，中國人的送葬禮儀恰恰是中國式幽默的絕妙象征。隻有歐洲人才會那麼認真地對待葬禮，使之顯得莊嚴肅穆。嚴肅的葬禮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議的，歐洲人的錯誤在於他們以自己先驗的成見認為葬禮必應嚴肅，葬禮有如婚禮，隻應喧嘩鋪張，沒有理由認為非嚴肅不可。肅穆的成分在浮誇的衣袍裡已有蘊含，其餘皆為形式——鬨劇。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禮與婚禮儀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頂花轎。極富鬨劇性質的葬禮儀仗是中國式幽默的象征，其實質是隻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顧其實際內容。能夠欣賞中國式幽默的人勢必也能夠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隻是一種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兩可而言過其實的術語的書記員們起草，正如有專門的商店出租葬禮儀仗用的行頭一樣，沒有一個聰明的中國人會一本正經地對待它們。如果外國記者牢記葬禮上所穿袍子的象征意義，就會少一些誤解，也就不複把中國人看作獨一無二、難以理解的民族了。這種對人生的滑稽認識以及處理形式與內容的方式，也同樣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麵。幾年前，應國民黨中央的要求，國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屬機關在上海的分部把辦事機構設在外國租界內。這條命令倘若真的貫徹下去，會給那些在上海擁有公館的部長們帶來很大不便，並會使許多人失業：南京的部長們對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開反抗，也不請求撤銷（如實陳述該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實際等等）。沒有一個職業書記員會聰明到起草出這樣一個呈文，同時又不與中央的形式相背。因為那就意味著中國官員們希望住在外國租界內，而這是不愛國的表現。他們最後想出了一個比它不知聰明多少倍的主意，他們隻是把駐滬辦事處的門牌換成貿易管理局。一塊門牌大約不過20美元，卻沒人丟掉飯碗，也沒人丟臉。這種連小孩子都會玩的把戲不僅使南京政府的部長們感到滿意，而且也取悅了發布命令的南京政府。我們的部長們的確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們的強盜們、軍閥們也都是幽默大家。有關中國內戰的幽默，上文已經談及。與此相對，我們可以舉教會學校的例子來說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幾年前，當局要求他們注冊登記，並要求他們取消聖經課，並在會議大廳懸掛孫中山像，每周星期一還要舉行一次紀念會，這使得教會學校頓時驚慌失措。中國當局不理解如此簡單易行的規定競不能遵守，另一方麵傳教士們也不知如何接受這些條件，於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傳教士甚至開始打算關閉學校。比如有一位校長，問題本不難解決，但他卻堅持自己那愚蠢的誠實，拒絕將學校章程中那句聲明傳授宗教思想為辦校目的之一的話去掉。這位洋校長要求開誠布公地聲明傳授宗教思想確為主要辦學目的。於是時至今日，這個學校還沒能注冊登記上。如此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協產生。其實這個教會學校應該做的不過是模仿南京部長們的所作所為，遵守官方的一切規定，掛一幅孫中山像，其餘事情均照中國方式辦理。不過我總不禁想到，以這種愚蠢的誠實為宗旨的學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學校。這就是中國人滑稽的人生觀。漢語中充滿了把人生看作演戲的比喻：中國官員的就職離職被說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項略有誇張的計劃會被稱為“唱高調”，我們確實把生活看作了舞台，我們喜歡的戲劇多為高級喜劇，不管是新憲法草案、民權草案、禁煙委員會，還是討論人員遣散的會議。我總覺得這些喜劇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們的人民有時也該嚴肅一些。幽默正在毀掉中國，它的破壞作用是無以複加的。人們那種響亮的笑聲未免有點兒過分，因為那仍是超脫老猾者的笑，任何熱情與理想之花，一旦碰到這種笑聲，都會凋謝枯死。刻畫中國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則就不完整了。“保守性”一詞本不該含有貶意，它是一種自豪，建立在對生活感到滿足的基礎之上。由於人們在這個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為做和使人滿足的東西，這樣就成了內心豐富的真正標誌，是值得大加羨慕的天賦。從本質上來講，中華民族是個驕做的民族，這種驕傲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慮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曆史——最近幾百年除外。儘管有時在政治上中國人確實蒙受奇恥大辱，然而在文化上他們卻是一個碩大的人類文明中心，他們具有自我意識，做事有條不紊。在文化上代表另一種觀點的、唯一有點力量與中國匹敵的是印度佛教，然而真正的儒家總是或多或少地對佛教持譏諷態度。儒家為育孔子而感到無比驕傲，進而又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為中國人能夠理解生活的道德內涵而自豪，為自己對人性的認識而自豪，為自己已經從倫理、政治諸關係上解決了人生的問題而自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卻也不無道理。因為孔學不僅對生活的意義提出疑問作出回答，而且答案令人滿意，因為他感到已經解決了人類生存意義這個問題。這個回答有根有據、清楚明智，使人不再去思索未來，也不再想改變現狀。人們意識到自己業已獲得某種有用並且貨真價實的東西之後，自然會變得保守起來。儒家看不到並且認為不存在其他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也有組織嚴密的社會生活，倫敦的警察不通曉孔夫子扶老攜幼的教導也照樣會幫助一位者婦人過馬路，這些事實中國人聽到後總是多少感到點驚訝。一旦中國人意識到西方人也實行所有的孔門禮節、秩序、榮譽、仁愛、勇氣、廉政等道德教誨，一旦他們意識到倘若孔子在世也會讚成倫敦警察和地鐵售票員的品行，他們的那種民族自豪感就大為動搖了。確實有些東西使中國人看了很不舒服，並斥之為魯莽和粗野，比如夫婦挽臂而行，父女擁抱接吻，銀幕上有吻，舞台上有吻，火車站月台上也有吻——到處都有吻。這使他確信中國文明真是無與倫比。然而外國也還有其他一些東西，比如一般來說普通百姓也都識字，婦女也會寫信，以及普遍的清潔衛生（中國人認為這是中世紀的傳統，而非十九世紀的創造），學生尊敬老師，男孩兒們總對他們的長輩說“是，先生”等等。所有這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東西，外加優良的公路、鐵路、輪船、優質的皮靴、巴黎香水、可愛的白種孩子、X光照片、照相機、電唱機、電話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徹底擊碎了中國人那種民族自豪感。由於治外法權，儘管歐洲人的皮靴總是頻頻地踢在中國苦力身上，卻沒有法律予以製裁。民族自豪感的喪失又轉化為一種對外國人的本能恐懼，以往神聖的自豪感煙消雲散。至於外商大吵大嚷，擔心中國人會攻擊他們的租界，事實上這隻不過從反麵證明了他們的那點膽量以及他們對現代中國之肢淺認識。對於歐洲人濫用皮靴對付中國苦力的行為，中國人總感到義憤填膺，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如果外國人認為中國人會用自己質量較次的皮靴去報複去泄憤，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人如果這樣做就不複為中國人，而是基督徒了。事實上，對歐洲人的羨慕與對他們侵略性的恐懼現在是普遍現象。以上這些感情上的波瀾顯然促成了過激主義的形成，過激主義又促成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如此巨大廣泛的變化，以往從來沒人想到，隻有幾個傻瓜和天才對它發生興趣。那時想進行一場革命元異於在天上架設彩虹之橋並漫步其上。而1911年的中國革命黨人正是這樣的天才。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打敗之後，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宣傳就極為活躍。當時有左右兩派：限製君權但維持君主統治的立憲派與主張共和的革命派。左翼以孫中山為領導，右翼以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為領導，梁後來與老師分道揚鑣轉向左翼。兩派曾在日本進行過長期的筆戰，然而問題的最後解決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論辯有了什麼結果，而是由於滿洲人統治的明顯不可救藥以及中國人本質上對民族自豪感的渴望。1911年政治激進主義之後，便緊接著1916年的文學激進主義。當時胡適發起了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之後又產生了1926年的思想激進主義，結果使現在幾乎所有的小學教師的思想都有了共產主義的色彩。於是，中國被分成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兩大武裝陣營。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這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情。勤於思考的年輕一代決意要使整個政治思想製度發生一次巨大的變革，然而統治階層卻正在掀起一股保守與反動的逆流。不幸的是，這股逆流並不那麼吸引人，因為首要人物都是些軍閥和政客，他們的私人生活裡絕不存在儒家思想的行為規範。事實上，這種保守性不過是偽君子的外衣，是虐待狂的報複行為——發泄對青年人的不滿，因為懦家學說教導人們要尊敬老人、尊重權威。熠熠生輝的政治放射出一大束一大束儒家思想的光芒，也正是這種光芒曾發動西藏喇嘛教祈求佛詛保佑以反抗日本的侵略。儒家學說的陳詞濫調混雜著梵語的“阿彌陀佛”和藏語的祈禱論，造成一種極端怪誕離奇的效果，殊難引起中國青年人的興趣。這隻是從表麵上來看中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爭鬥。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和歐洲的政治動向，爭論並不解決問題。如果保守派的首腦們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為中國找到出路，中國也可能轉向共產主義。然而在中華民族的秉性中，在隻認識漢字或者乾脆目不識丁的廣大民眾之中，保守性會永遠存在。最主要的事實是中國人並不希望變革。在所有的外部變化背後，即在風俗、女子服飾、旅行習慣這些變化的背後，中國人對一位身著西裝、操一口流利英語、脾氣急躁的青年人仍然抱嗤笑態度。這位青年人看上去總是那麼幼稚，那麼羞於積極地主張進步。奇怪的是，在中國一個看上去不再幼稚的人隨即便轉向保守主義，留學生回國後穿上中式長袍，照中國方式生活，那他就成熟了，他開始喜歡老成溫厚，喜歡閒適，喜歡慣常的知足。穿上中國長袍，他的靈魂就得到了安息。中國的各種環境神奇地迷惑和吸引了許多“不尋常”的歐洲人，使之一輩子定居中國。回國的留學生快到中年之時，也會發現這種誘惑力。同時，大多數中國人仍將墨守陳規，這當然不是出於自覺的信仰而是出於一種民族的本能。我覺得中華民族的傳統勢力是如此之強，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將會永遠存在。即使發生共產主義掌權這樣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寬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傳統將會毀掉共產主義，把它改頭換麵。而共產主義那種社會的、不受製於個人感情影響的、嚴格的世界觀則很難毀掉這個傳統，情況一定會是這樣。